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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倡廉斗争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打击腐败问题，并推动廉洁治国。
这场反腐倡廉斗争持续进行，不断取得重大成果，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回顾中国反腐倡廉斗争的历史，并探讨其现实意义。
一、中国反腐倡廉斗争的历史回顾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的反腐倡廉斗争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
首先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反腐工作的力度，并在1997年成立了中央纪委，成为中国反腐倡廉斗争的重要组织机构。
接下来，在第十六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价值观，强调了廉洁自律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将反腐工作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反腐败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明确提出要继续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二、中国反腐倡廉斗争的现实意义中国反腐倡廉斗争取得的成就与现实意义不可忽视。
首先，反腐倡廉斗争有效地清除了党内一些腐败分子，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因腐败问题而落马。
这无疑给了民众公正的信心，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其次，反腐倡廉斗争对于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具有积极的作用。
腐败现象常常伴随着权力寻租和不公平分配，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通过反腐倡廉斗争，不仅能够清除腐败分子，还能够打破利益固化的体制，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让更多人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此外，反腐倡廉斗争对于改进党风政风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倡导廉洁自律，可以有效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
廉洁从政，作风正派，不仅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党的形象和形势的需要。
通过反腐倡廉斗争，可以进一步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最后，反腐倡廉斗争的现实意义还在于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腐败问题的存在容易导致社会的道德滑坡和人心向背的失衡。
中国反腐败历程与成果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打击腐败问题，通过一系列的反腐败措施和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中国反腐败历程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本文将从反腐败斗争的背景、主要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果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的反腐败历程。
第一部分：反腐败斗争的背景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始于改革开放的初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腐败问题。
腐败现象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成了巨大威胁，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还削弱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
因此，反腐败斗争成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第二部分：反腐败斗争的主要举措中国反腐败斗争依托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加强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的反腐败工作。
首先，中国建立和完善了党内法规制度。
中共党章的修订强调了党内准则和制度的重要性，明确规定了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从源头上杜绝腐败问题的发生。
其次，中国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教育。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法纪意识和廉洁自律能力，对于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加强反腐败教育，提高全民的反腐意识，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再次，中国深化了国家机关的体制改革。
通过推行“三严三实”要求，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
另外，还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实现了反腐败工作的有效运行。
此外，中国还倡导了国际反腐败合作。
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签署了反腐败协定和引渡条约，分享了反腐败经验和信息，共同打击跨国腐败。
第三部分：反腐败斗争的成果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
通过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地整肃了党内腐败问题，严惩了许多贪腐分子。
首先，反腐败斗争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
一系列的措施使得贪腐分子无处可逃，追逃追赃工作频繁展开，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
近代中国的反腐败与廉政建设在近代中国，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面对党和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中国领导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推进。
本文将探讨近代中国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的历史背景、取得的成就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一、历史背景近代中国的腐败问题根深蒂固。
在旧中国，官员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现象司空见惯。
这不仅侵蚀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实行了一系列的反贪反腐政策，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腐败问题再次突出，并对国家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
二、取得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与廉政建设工作。
1998年，中国成立了中央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构，致力于反腐败工作。
此后，一系列反腐败措施相继实施，包括成立反腐败协调小组、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等。
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自2012年以来，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审查立案中管干部超过2300人，其中包括多名中央委员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和军队高级将领。
这些案件揭示了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毫不手软的态度，为廉政建设扫清了障碍。
三、加强廉政建设的措施为了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继续加大反腐败惩治力度。
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以及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完善反腐败工作机制，确保监督执纪的有效性。
其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中国党内廉政建设的制度框架逐渐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问责制得到有效强化。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通过制定党八项规定等措施，进一步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加强党内监督，净化党风政风。
再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立以党委主体、全面覆盖、权责一致的监督体制，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推动国家治理向现代化迈进。
四、未来展望近年来，中国在反腐败与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然而，腐败问题仍然存在。
未来，中国将继续发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这需要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深化制度改革，加大对腐败问题的打击力度。
反腐倡廉国内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的反腐倡廉斗争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反腐打击贪污腐败的行为。
然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反腐败力度，不断推出一系列措施和政策，使得反腐倡廉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文将回顾国内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并探讨当前反腐倡廉斗争的现状。
一、历史反腐倡廉斗争的演变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反腐倡廉的传统和文化。
在古代，道德伦理和法律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周礼》中规定官员贪污受贿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而在清朝时期，康熙、乾隆等帝王就致力于反腐倡廉，他们积极打击贪污腐败现象，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有效遏制了社会腐败的蔓延。
然而，中国在近代历史中曾遭遇了战乱、内争外侵等一系列动荡局面，使得反腐倡廉斗争形势严峻。
特别是在国共内战胜利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落后和腐败问题的积累，腐败现象严重，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因此，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打击贪污腐败现象。
二、当代反腐倡廉斗争的现状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反腐败力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1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开展了反腐斗争，将反腐斗争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五年规划，形成了从严治党的决心。
在国内反腐败斗争中，中国政府依靠多种手段和措施，推动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方面，严厉打击贪污腐败行为，高层政治家、高级官员、军队将领、企业家等一系列贪腐人员相继被查处和追责。
另一方面，持续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反腐倡廉斗争的取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政策措施不断完善。
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反腐倡廉政策，加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力度。
例如，制定了《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央巡视制度》，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管理，有效遏制了不正之风。
2. 打击力度加大。
中国政府对贪腐行为零容忍，持续加大打击力度，通过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等多种手段，追缴赃款赃物，严惩贪官，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
新中国反腐的历史轨迹和实践经验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反腐斗争。
1949年成立的“政府行政管理委员会”即对国营企业进行了严厉的反腐工作。
最著名的例
子是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官僚资本
主义，清除那些在国有企业内搞特权、贪污受贿的干部。
此后，各个
时期对反腐败工作的重视程度也不同。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
这一时期，反腐斗争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落后的法制建设、国有企
业内部的腐败现象以及与市场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的其他问题。
为应对
这些挑战，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反腐败政策和法律。
其中包括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等。
21世纪初叶以来，中国政府对反腐斗争的重视程度又大幅提升。
2003年，国务院成立了反腐败协调小组，以加强全国反腐工作的统筹
协调。
201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文件，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问责制度。
此外，中国还成立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领导小组，并签署了一系
列反腐败合作协定，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
总的来说，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反腐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果。
然而，
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如何规范反腐的程序和程序公正等。
未来，中国政府仍需不断努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推进反腐斗争。
中国古代反贪腐斗争的发展历程自古以来，贪污腐化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问题。
无论在什么时代，贪赃枉法的人总是会出现。
中国古代也不例外。
中国历史上，有着很多反贪腐的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不仅体现了人们对贪腐现象的反感和抵制，更折射了中国古代反贪腐斗争的发展历程。
一、古代对于腐败现象的重视中国古代对于贪污腐化现象一直非常重视。
远古时代的部落社会，处罚腐败现象的方式主要是民间对于贪腐者的口诛笔伐和流言蜚语。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于腐败现象的反应也逐渐演变。
秦汉时期，规定“一得无制则伤国”，对于官员贪污、侵占财产和违法收受赃款等，下放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以法律制度来保障人民的利益，抓住贪官污吏的把柄，严厉追究责任，对于制约腐败现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古代反贪腐斗争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反贪腐斗争的代表人物。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戚继光”、“陆游”、“明史忠臣”、“严嵩”等。
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反贪腐斗争的某一侧面。
1.戚继光戚继光是明代营口人，因为他筑长城有功，被封为“平西指挥使”，一度镇守晋州。
后来，他担任军官时，有部分户人破产，他命令兵丁捐助，连月不得半调，很多官兵家中垮台。
且多祸常含其口，经常坏去时运。
由于他的为人清正，为民造福，敢于和贪官污吏斗争而享有很高声望。
2.陆游陆游是宋代的一个著名文学家，他却和文人官僚一样，斥候腐败。
当时，绍兴府在百姓向上级反映县官们狼狈为奸的情况下，陆游硬着头皮代表百姓上疏，弹劾郊盟县丞朱祥冑等“贪污损公、虐待百姓”，取得了当年的官场之声。
3.严嵩严嵩是明朝中兴大臣之一，他曾经担任过几次皇帝的重要管理职务。
为了保卫天险，他审慎防备，使云南安定，史称“边王”。
但是，在中晚明时期，以他为首的严党掌权，险恶之徒挟权贪鄙，稍有异见、便将人逮捕拷问，言路紧缩，文人说得话反而格外清新。
三、中国古代反贪腐斗争的不足之处中国古代反贪腐斗争也存在不足之处，最大的问题是金钱和权力的慢慢的堵塞。
反腐倡廉国内反腐败的历史回顾与展望反腐倡廉：国内反腐败的历史回顾与展望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
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努力下，国内反腐败工作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
本文将对国内反腐败的历史进行回顾，并展望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历史回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这是由于长期的战乱和社会不稳定导致的。
19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腐败行为进行严正打击。
1954年，第一个大规模清查运动拉开了反腐败的序幕。
在这场运动中，许多贪污受贿者及黑帮分子都受到了审判，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腐败现象。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贪污腐败案件。
这些案件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引发了公众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并对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8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了反腐败斗争的第一次高潮。
各级政府和党组织加强了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一些重要的腐败分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二、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为了更加全面地打击腐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
首先是颁布了一系列反腐败法律法规，明确了贪污受贿等行为的界定和惩戒措施。
这些法律的出台为打击腐败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持。
其次，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
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抵制腐败的能力和意识。
此外，政府还加大了对廉政建设的力度，加强了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推动廉洁文化的形成。
此外，中国政府还大力加强了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反腐败合作机制，共同追逃和追赃，互相交流反腐败经验。
这种合作为国内反腐败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三、未来的展望腐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没有捷径可循。
在未来，中国仍然需要坚持下去，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推进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
首先，中国应该注重依法治国，加强反腐败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确保法治在反腐败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继续加强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
新中国反腐历史大盘点作者：孟红来源：《晚晴》2013年第01期一个国家，腐败不除，无以立国；一个政党，腐败不除，无以立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铲除腐败这一毒瘤的脚步，并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大力倡导公仆意识和廉政作为，在反腐倡廉的道路上留下一项项第一。
第一次反腐告诫 1949年3月5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向全会人员做了重要报告，《报告》号召全党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一次轰轰烈烈惩治腐败的斗争鉴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贪污犯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
第一个被处死刑的高级干部贪污犯 1951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举行了公审刘、张二犯的大会，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第一部惩治贪污的法律 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这一共有十八项条款的惩治贪污法律文件，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保障了当时“三反”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
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准则 199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这一准则共分三章十八条，第一次详尽地规范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
这个准则的出台，标志着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程与经验一、通报2010年反腐倡廉情况腐败的新特点 1、“三多”凸现腐败新特点（1）落马高官多（2）受贿案多，案值大（3）窝案、串案多 2、“集体腐败”特别明显 3、“带病提拔”凸现深层次缺陷 4、“高智商”和“高科技”腐败 5、权、钱、色“三位一体” 6、案发后“丑态百出当前职务犯罪的十大特点：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金融腐败——出现三种新动向；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账；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
廉政法规1、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3、党政领导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办法4、党政主官国企高管经济责任审计规定5、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6、对“裸官”加强管理暂行规定7、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意见8、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意见9、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 10、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党政纪处分规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修订：明确责任追究七种情形主要包括: 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不力;对上级交办事项不贯彻落实;对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隐瞒不报、压案不查;对班子成员和下属疏于监督管理致使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或者用人失察失误;对下属人员违法行为放任、包庇、纵容，以及其他违反规定行为。
二、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程和经验（一）反腐倡廉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三）腐败现象的危害性：一是政治上：加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破坏党群关系，影响局势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倡廉历史进程回顾一党的百年反腐败历史回顾建国以后，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胜利考验，但也有一些人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新的腐败现象随之发生。
为巩固人民政权，党继续把拒腐防变摆在重要位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
1950年开始，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三反和五反运动、整党运动等，刘青山、张子善两位高级领导干部，因严重贪污等被公审处决。
在这一时期，党风政风社风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净化，但也存在目标理想化、反腐运动化等一些问题。
竞技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多个阶段。
本文将回顾竞技武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与发展，探讨各阶段的重要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与展望未来发展机遇。
新中国成立后，竞技武术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在这一时期，国家开始重视武术的发展，将其纳入国家比赛体系，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武术比赛。
随后，竞技武术逐渐从民间走向专业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
这一阶段，竞技武术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传播，为今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竞技武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突破期。
这一时期，武术散打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比赛项目，多次获得世界级荣誉。
同时，竞技武术在国内外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为中国武术赢得了声誉。
竞技武术与影视作品的结合也使其文化内涵得到了更广泛的认知和传播。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竞技武术步入了创新与挑战期。
这一阶段，竞技武术在赛事体系、裁判规则、评分标准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为武术进入奥运大家庭打下了基础。
同时，竞技武术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如训练模式、后备人才等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竞技武术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概谈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反腐中国古代历史上，反腐问题一直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社会问题。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不同朝代都曾出现过各种形式的腐败现象，但同时也涌现出了众多反腐英雄和反腐措施。
本文将从不同朝代的角度，概括性地讨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反腐现象，以及相关的故事与措施。
1. 反腐斗争的早期尝试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反腐斗争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纣王时期。
传说当时的纣王丧失德政，导致朝廷腐败丛生，社会秩序混乱。
于是，周天子派遣了姜尚和姜太公等忠臣，来帮助消除腐败现象。
姜太公制定了一系列反腐措施，如设立监察机构，严厉惩罚贪污盗窃行为，力图恢复朝廷的廉洁形象。
2. 隋唐时期的反腐实践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腐斗争也在不同朝代中继续持续。
在隋唐时期，反腐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对贪官污吏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措施。
他设立了反腐机构，并推行了一系列整顿政风的政策。
他还亲自下江南巡视，严惩腐败分子，倡导廉洁政府。
3. 宋代的反腐措施和反腐英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也是反腐斗争出现一些新变化的时期。
宋代政府在反腐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设立廉吏机构、加强监察体制等。
同时，也涌现出一些以廉洁清正著称的反腐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
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勇猛善战，也坚决反对腐败现象，为社会风气的净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4. 明代之后的反腐斗争随着历史的发展，明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新的反腐斗争形式。
明朝皇帝朱元璋重视反腐问题，实行“肃贪治罪”的方针。
他提倡公正廉洁的政府，严厉打击贪污盗窃行为。
而后的清朝时期，也将反腐斗争作为国家政策进行了推行，加强了官员的监察以及惩治腐败的力度。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反腐斗争经历了不同朝代的起伏与变革。
从纣王时期开始，反腐斗争就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
虽然腐败问题时常存在，但历史上也涌现了许多反腐英雄和相应的措施。
这些早期的尝试和经验为后世的反腐斗争奠定了基础，为今天的反腐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概谈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反腐一、监察制度，维持国家纲纪之根本我国古代反腐，主要靠监察机构。
它的任务就是维持国家的纲纪，也就是维持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大经大法。
纠弹官邪，保持官僚队伍的素质。
监察制度形成于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初具规模，中央设立了御史台。
在汉代监察活动中，以监察地方长吏与豪强势力为重点。
监察机关通过对官吏的监督，加强了国家机器的效能，有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因而职权不断扩大。
到唐朝时，监察制度化，形成了“一台三院”的体制。
“一台”为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有权弹劾百官、参决大狱、监督府库支出等。
御史台下设有“三院”：台院、殿院、察院，既分立，又互相配合。
台院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殿院负责肃整朝廷礼仪；察院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地巡察地方。
到了明清时代，御史台则转变为都察院。
由于明朝不设宰相，六部提高地位，为了加强对六部的监督，还专门设置了六科给事中，来监察六部。
在国家体系中，监察机关处于权力制衡机制的位置，以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行。
监察机关又是以弹劾“官邪”作为重要的执掌，以确保官僚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
由于监察机关对国家的稳定起着一定作用，因此，历代皇帝都很重视。
比如，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说过，“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
”这说明，中央最高的军政长官也要接受御史台的监督。
再比如，中央监察官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地位。
朝会百官时，丞相、御史中丞和监督京城七郡的司隶校尉，各有自己的座位，号称“三独座”。
历代监察官品级虽不高，但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权力却十分显赫。
权力是从哪来的呢？是来源于皇权，附着于皇权，以至于“御史出巡，地动山摇”。
无所不纠，让地方官都很害怕。
不过，也正因为这权力是皇帝给的，所以，监察官能否发挥效用，和皇帝是否开明有很大关系。
二、唐贞观时期和明初“打虎”最猛我国古代反腐机构是如何“打虎拍蝇”的呢？百姓可以举报，监察官也可以就地考察。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总论中国古代廉政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发展道路一、腐败与历代王朝灭亡二、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三、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建设四、中国古代官吏的廉政教育及其影响五、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第一章先秦时期腐败的产生及其时代特点第一节先秦时期的历史特点第二节夏商周三代贪腐的主要表现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的贿赂之风第二章先秦时期防治腐败的措施第一节运用法制防治腐败第二节反贪防腐监察制度的萌芽第三节官吏的选拔任用和实绩考核第四节预防腐败的警示教育第三章先秦时期的反腐倡廉思想第一节关于腐败危害的认识第二节先秦时期廉政思想成就第四章秦汉时期的腐败及其表现特征第一节秦汉时期的历史特点第二节秦朝腐败的表现和历代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思考第三节汉朝腐败的主要表现第五章秦汉时期反腐败的制度建设第一节察举制度与清官廉吏的拣选第二节任官回避制度与任官环境的净化第三节官吏考核与对失职渎职的预防第四节秦汉时期对官吏的法律监督第五节官吏违法的惩处制度与对腐败的警示第六节自言、直诉和言变事制度与舆情沟通第七节奏谳制度、乞鞫制度与司法腐败的防治第六章秦汉时期思想舆论导向与反腐败思想的发展第一节表彰廉吏第二节贾谊对浮靡世风危害的认识第三节刘向的德治主张第四节董仲舒等人的治吏倡廉思想第七章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与腐败产生的社会因素第一节滋生腐败的温床第二节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地主豪强第三节与皇室分庭抗礼的世家大族第四节少数民族政权中的部落贵族第八章魏晋南北朝时期腐败丛生与政治动荡第一节三国西晋的吏治与政权的兴衰第二节东晋南朝的腐朽统治第三节十六国北朝的吏治整顿第四节刘友案与暨艳案第九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反腐败法制第一节曹魏律中有关反腐败的规定第二节晋律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反腐败方面的作用第三节北魏律中惩治腐败的内容第十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体制独立性的发展第一节御史台地位的突出与组织的强化第二节中央监察体系归于一统第三节具备监察职能的官员第四节特任监察官员第十一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反贪防腐思想第一节诸葛亮的德政与明法第二节孝文帝的班禄酬廉策第三节苏绰的治国六条诏书第十二章隋唐时期腐败反腐败的历史条件和反腐政策第一节吏治不振和政纲不立第二节深厚的制度积累和发达的法律观念第三节门阀士族势力的衰落和寒门庶族地位的上升第四节隋及初唐遏制腐败的基本政策第五节初唐至盛唐的政策与反腐态势第六节盛唐至中、晚唐的政策调整与吏治第十三章隋唐时期反腐败的法规与实际第一节构筑完备的法律体系第二节反腐律文与赃罪六条第三节惩处腐败官吏的若干法理原则第四节惩腐法规的实施与修正第十四章隋唐时期配套和支持反腐败的相关制度第一节解决行政成本问题第二节官僚队伍及其考选第十五章隋唐时期监察体系与有关制度第一节日常行政监督第二节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第三节使者巡察之制第四节其他有关制度第十六章隋唐时期的反腐败思想第一节隋文帝崇尚节俭第二节王通的“王道”观第三节唐太宗的为君之道第四节韩愈和柳宗元的反腐败思想第十七章宋朝政治的基本线索和反腐败历程第一节中央集权的重建和宋朝的“祖宗家法”第二节北宋初年严惩官员贪渎和经济犯罪的措施第三节真宗、仁宗时期的循默之风和吏治恶化第四节北宋中期的改革运动和整顿吏治的努力第五节北宋后期的党争和吏治腐败第六节宋高宗、秦桧时期的政治腐败第七节宋孝宗革新吏治的努力第八节南宋后期法制的式微第十八章宋朝法律中有关反腐败的条文规定第一节赃罪立法第二节渎职罪立法第三节行政处罚方式第四节刑事处罚方式第十九章宋朝监察制度的高度强化第一节“台谏合一”和中央监察系统的完善第二节御史台司法职能的强化第三节地方监察系统的发展第四节互察机制的日益繁密第五节宋朝监察制度的利弊得失第二十章宋朝官员选任管理制度下的防腐机制第一节科举选士制度的高度发达第二节官员任用制度的新发展第三节官员考核制度第四节宋朝的官员回避制度第二十一章宋朝养廉防贪和高薪养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节宋朝官员的待遇问题第二节“重禄法”和宋朝吏治第三节从公使钱和职田制度的弊端看宋朝高薪养廉实践的失败第二十二章宋朝财政管理制度下的防腐机制第一节复杂严密的财政管理体制第二节审计制度的重要发展第三节地方财政危机及其对吏治的影响第二十三章两宋时期的反腐败思想第一节对于腐败危害性的认识第二节强调以法治理第三节注重道德教化第二十四章宋朝反腐败历程中的经验教训第一节宋朝制度建设和反腐工作的基本原则第二节复杂严密的制衡机制及其利弊得失第三节立法与执法工作的严重脱节第四节对宋朝“养廉防贪”的几点评价第五节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对政坛风气和吏治的影响第二十五章辽金元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第一节辽金元朝的兴亡第二节辽金元朝的阶级结构第三节贵族专政的特点第四节民族差别与等级制度第二十六章辽金元时期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一节官僚贵族巧取豪夺、骄奢淫逸第二节官僚贵族擅权枉法第三节贪污纳贿、营私舞弊之风盛行第四节军事与司法领域的腐败第五节经济领域犯罪现象严重第二十七章辽金元朝反腐败的法律建设与制度建设第一节封建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第二节辽金元朝防治腐败的实践与法规第三节辽金元朝的监察制度第四节官吏选拔及考核制度的改进第二十八章元代官僚知识分子的反腐败思想第一节改革用人制度，严格考选和管理第二节完善法制，加强监察制度第三节限制贵族权力，取消民族等级第四节重视教育教化的作用第二十九章辽金元腐败问题的历史启示第一节贵族政治助长腐败第二节监察制度名实不副无助于反腐第三节执法不严、任情用法纵容腐败第三十章明清时代走势与腐败诸种表现第一节政治与社会的演进第二节腐败诸种形态概览第三节明清时期腐败的历史特征第三十一章明清时期惩治腐败的律法准绳第一节明清律例对腐败的威慑第二节监察法规与职官考绩第三十二章明清时期遏制腐败的监察机制第一节科道双轨与台省合一第二节地方监察机构第三十三章明清时期倡廉树清的政治文化导向第一节理学、礼制与教化第二节清官、名宦与养廉第三十四章明清时期的反腐败思想第一节权力层对腐败危害的认识第二节基层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与挞伐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9浅析我国腐败现象的历史及制度问题姓名：郭圆斐学号：0930*******专业：社会学腐败问题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决定将每年12月9日确定为国际反腐败日，今年的主题是“别让腐败扼杀发展”，旨在强调腐败问题已经成为阻碍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指出,每一个人都应为反腐败作出贡献。
他呼吁大家参加联合国的反腐败运动,鼓励人们保证不行贿、不受贿。
以这种方式生活,世界就会更清白。
腐败在这里，专指那些行使国家管理公共职能的人类群体，忽视国家法律的存在，为了个人以及小集团的私利，滥用职权，贪赃枉法，思想和道德水准极度的腐化堕落，致国家以及民众的利益于不顾，严重地败坏了社会的风气。
就如人们所看到的，腐败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给经济以及社会带来的问题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若腐败问题不得以很好的解决，那么社会的秩序、法律的权威、政权的合法性都将被颠覆。
不仅如此，腐败还会助长犯罪或恐怖主义的气焰。
俯观当代中国，腐败依旧猖狂，反腐形势仍不容乐观，造成今日如此现状的原因复杂，在这篇论文中，我想着重就历史原因与当今制度问题联合影响下的中国当代腐败问题做一个浅析。
我国腐败问题背景以下内容摘自环球网论坛：“（2008年）12月2日CCTV新闻1+1，首次公开承认公款吃喝、出国、公车开支每年九千亿。
这个数字是由央视特邀观察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提供的，主持人柴静似乎吃惊的样子，重问道：‘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
占这个行政开支的30%。
’柴静马上问：‘财政部不是公布29个亿吗？’王锡锌答：“统计口径不一样吧，财政部可能指的是中央财政支出。
’”文章写于08年末，找出08年的GDP一算，若是9000亿这个数字基本属实的话，那么我国一年“三公”的费用占了当年GDP的近３％。
中国腐败治理的历史梳理国家人文历史微信账号2014-07-31今天，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抱怨腐败现象的猖獗和反腐败的措施如何不利，在“加大力度”的话语下一个接一个“大案要案”的调查与揭露，除了给老百姓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及更加确定了人们脑中对于“权力”的各种想象之外，似乎也并没有起到所宣称的“震慑”腐败的作用。
没错，腐败是一个困扰全球的难题，在著名的反腐败国际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发布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中，如果大家有兴趣把这个数据从1996年至今所有国家的得分情况作一个时间跨度的对比的话，可以发现比较清廉的国家依然还是那么几个。
透明国际的反腐败工作开展了那么多年，众多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可以很确定地说，全球腐败的状况没有什么明显改善。
难怪腐败研究的专家斯文森（Jakob Svensson）认为腐败研究中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反腐败机构，人们为反腐败开出了那么多的药方，为什么成功的反腐败案例却如凤毛麟角（公认的成功案例只有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遍访各种腐败治理研究的文献，药方无非是两条：一条是国家中心主义的。
即要想成功的反腐败，一定需要一个有坚定反腐败决心的政治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一个或几个强而有力的反腐败机构（如香港的廉政公署），一套专业化且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制度或者律法等等，总之，只要国家行动起来，腐败治理就有希望；另一条则是社会中心主义的。
反腐败决不仅仅是国家的事儿，公众参与才是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下去的主要动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手握国家权力的人——公职人员——就是公共部门腐败的主体，没有公众参与的推动，国家反腐败的决心从何而来；没有公众参与的支持，反腐败部门的权力如何得到加强；没有公众参与的力量，反腐败改革如何得以长期维续。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史，可以发现公众参与一直都存在，而且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追踪今天中国反腐败制度的形成过程的话，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中，就已经出现了公众参与的最初形式；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反腐败斗争的公众参与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三是“文革”结束后，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反腐败制度的恢复和重建阶段，公众参与式微，主要以写“人民来信”的方式检举和控告腐败行为；四是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崛起的过程中，“网络反腐”赋予了反腐败斗争中公众参与的新形式。
而在这四个时期的反腐败斗争中，公众参与的途径与地位都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我们就以此为线索来大致回顾一下这一历程。
不仅仅是“检举”：苏区反腐中的公众参与1931年11月成立的工农检察部，可以说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第一个相对完整的反腐败机构。
其有一套自上而下的与各级政府相配套的组织体系：中央政府设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省、县、区三级设工农检察部，城市设工农检察科。
工农检察部决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部门，其涉及当时最重要的利益，土地分配问题。
因此，这一部门的负责人人选在整个苏维埃政权中是极为关键的，第一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为何叔衡（1876~1935），其是湖南宁乡人，曾与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省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因此，在选举各部部长时，由毛泽东力挺何叔衡为工农监察委员会部长。
何叔衡在工农检察部内身兼数职，同时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庭主审。
从当时的历史资料中可以发现，在围绕着工农检察部的工作所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中，公众参与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检举控告。
工农检察部专门成立了接受群众检举和控告的部门——工农检察部控告局，检举控告在当时也是发现腐败案件线索的主要渠道。
如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案，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案，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案等，都是先由群众揭发发现线索的。
谢步升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上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该案也是中央苏区工农检察机关查办的第一个贪污大案，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记得了，这起案件其实是由邓小平查办的。
除了常规化的检举控告部门外，还有临时性检举委员会，具有检举、揭发和上报检察机关的权力。
二是群众参与的主动监督组织，包括普通群众组成的突击队，和共青团领导下青年群众组成的轻骑队。
其中，“突击队不脱产，在空暇时间或休息日执行任务，而且人员不固定，每次突击行动可以改变人员组成。
突击队在得到工农检察机关的许可和指示，不妨碍机关工作的前提下，有权公开地突然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国家企业和合作社，以发现和揭露该机关或企业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行为。
”轻骑队由清一色共产主义青年团组成，其任务是：监督、检查苏维埃各机关、企业及合作组织内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
许多大案要案都是由反腐败轻骑队检举揭发的，在1934年初开始的苏区这场惩腐肃贪运动中，有40%的大贪污犯、大官僚腐败分子都是由轻骑队协助查获的。
这种利用群众组织直接监督官僚系统的做法，在1949年之后依然沿袭下来了，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发动群众：1949年后至“文革”前的公众参与1949年之初，我们党面临着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处于所谓的“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初期阶段。
所谓国家建设，这一术语在政治学中指的就是通过不断制定各项制度的方式来完善国家的职能。
而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各项制度极其欠缺，官僚系统获得了统治社会的权力，但却没有足够有效的制度来约束他们。
因此，在建立新中国的前夕，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担心干部队伍中将出现腐败问题，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各种诱导干部腐败的因素——“糖衣炮弹”：“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一时期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以各种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政治运动”形式而展开的，如果单纯从参与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公众参与程度可以说是最高的。
但是高强度的社会动员造成了参与的过度和无序，“搞运动”的反腐方式使得中国人至今都对公众参与心有余悸。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同时，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的行政监察部门分别相应地建立起来，但是这一时期的反腐败机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反腐败主要是以发动群众搞运动的方式开展的。
其中“三反”、“五反”运动最为人们所熟知。
这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简称。
毛泽东对“三反”运动的开展方式做了如下批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在这一发动群众的思想指导下，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到反腐败运动中去，以至于在今天看来非常合理的“私欲”都面临着被纯洁化的危机：“穿棉袍想穿大衣，穿上大衣想穿皮大衣，穿上羊毛皮大衣还想穿更好的皮大衣。
”（三反运动中某群众的自我检讨）新中国初期，共产党在从一个以乡村为基础的革命政权，在向一个掌控全国的执政党的过渡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如何控制整个干部系统，建立起一个有高度凝聚力的干部群体以实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这一时期发动一系列反腐败运动的初衷，其实是通过加强对干部队伍的监督、管理、约束和教育，以塑造出一个能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目标而服务的公职人员系统，但是这一任务在“文革”期间被中断了，纪检监察机构在“文革”期间被全部取缔了。
但无论目的为何，这种高度动员的公众参与，决不是理想的反腐败模式。
参与一定要是有序和制度化的，否则这种反腐败只能以牺牲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代价。
“人民来信”：市场化改革时期公众参与的式微“文革”期间，党的各级组织都受到冲击，党的监察委员会被取消，所有的权力被革命委员会所接管，一直到1978年才决定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构。
直到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决定恢复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有中央纪委委员100名。
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第一副书记王鹤寿。
在恢复成立的初期，纪委的主要精力放在“两案”审理上。
所谓“两案”指的是审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关联案件：“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从25日开始，中央纪委就陆续收到群众来信。
截至1979年1月11日，中央纪委收到写给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等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和中央纪委的控诉信、申诉信或者建议信就有6000多件，有些信甚至长达几百页，真是积案如山，积信如山。
”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日益深入，与之相关的贪污腐化和走私倒卖等经济犯罪行为开始逐渐猖獗，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提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成为党委领导这场斗争的坚强有力的办事机构。
”在地方层面，1983年成立了“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下设检查处和秘书处，由省纪委代管，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于1987年被撤销，其职能移交政法委。
1993年，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与政府的行政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一套工作机构，对外两块牌子，履行两种职能。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腐败案件层出不穷，对于反腐败的需求日益加剧，纪检监察机构的权力和职能也随之不断扩大，机构也不断膨胀，每年查处的腐败案件高达数万件。
然而，这一时期反腐败的主要策略依然是“加大力度”，力度取向的反腐策略核心内容为两条：一条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以“严打”、“清理”、“专项治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只治标不治本的“运动式治理”（campaign-style enforcement），但这时候的运动只是在官僚系统内部进行动员，不再大搞建国初期的大规模群众动员了；二是不断加强以纪检监察机构为核心的反腐败机构（包括反贪局和审计局）查办案件的能力，纪检监察机构的主要制度建设和核心力量都在围绕着加强办案能力而展开，类似陈希同、慕绥新、陈良宇等一个接一个高层腐败案件的浮现，无不表明纪检监察机构在这方面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
然而，无论是新型的官僚系统内部的“运动式治理”，还是纪检监察机构对查办案件能力的加强，始终强调的是“国家自己治理自己”的逻辑，外部监督的渠道和能力始终没有任何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