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
土地是国之根本，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成长壮大的生命线，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承载着农民太多的希冀。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土地政策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变化着，从苏区的“耕地农有”到抗战的“减租减息”，土改时期的“耕者有其田”到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直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党在制定和执行农村土地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坚持以解决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为其核心内容，紧紧抓住所有权与经营权问题，适应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迫切要求。
纵观100年来农村土地政策变迁，解决土地问题，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发展农村生产力始终是党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核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土地政策（1921-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核心是通过土地革命，解放农民最终解放了全中国。
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的演进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
大革命时期，以“减租减息”和“限制田租”为主要特征的土地政策。
在大革命初期，由于农民阶级长期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状态，封建地主阶级兼并和占有大量的土地，广大农民生活艰苦，有着对生存的期盼。
中国共产党于成立之初便深刻认识到要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中提出了将没收的军阀官僚的土地分予贫苦的农民。
“二大”宣言中提出废除重税，规定城乡的土地税则，并对田租率加以限制，1923年“三大”更加保障农民的利益，并加以政策保护。
【百年百人百事】文.泽一时代的潮汐《暴风骤雨》这部长篇小说塑造了不佃46年5月4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发布了把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五四指示”,于是一场轰轰烈煉的土地改革运动就 衽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开展起来了。
第二年，时任松江省委《松江农民报》编辑的周立波被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着，开展了同样轰轰烈烈的创作。
1948 年,革命经典小说《显风鼻雨》终于问世。
历史的回声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少数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绝大部分的耕地，而贫农、 雇农和中农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这时地主阶级开始残酷剥削农民，并与官僚等势力勾结,所以时常有农民被镇压、欺辱甚至被活活打 死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以及劳动人民迫切需求下，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内战时期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1946年冬天，周立波随军来到东北参与土改斗争”就是这段宝贵的日子让他融入当地农民中间,听他们聊天，话题从斗争地主到 家庭琐事，从风土人情到个人遭遇……周立波和农民一起战斗和工作了半年之久，所见 所感激励了他的创作。
从那时起，元宝镇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小屯，而是被赋予了非凡 意义的“元茂屯””不久之后，周立波来到了当时省委土改的重点地区一周家岗，那里的阶级斗争更 为复杂和尖锐”周家岗的生活以及他之后访 问村屯的经历为他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素材，于是周立波补充、修改了小说的第一部,又花 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第二部”就这样，贫苦农民和恶霸韩老六的斗争故事就此展开”少丰满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出色的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一个感情丰富的革命战士的土改队长萧祥；自私胆小却无比热爱共产党,随着斗争的发展不断克服缺点的赶车老农老孙头;在反抗中第一个觉醒，与地主阶级 势不两立，并为了革命牺牲的赵玉林；在旧社会受尽苦痛和磨难，积极参加到土改斗争的风暴中的郭全海……周立波笔下的农民都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农民典型， 是在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暴风骤雨中，经受了斗争的锻炼而成长起来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式农民英雄的先锋”故事中的这样一批人,起到了拓荒的作用”现代文艺理论家陈涌曾评价《暴风骤 雨》：“正如对于群众生活一样， 作者对于群众语言也是热爱、敏感的” ”周立波把在元宝镇和当地百姓工作半年多的切身感受融入 在字里行间,人物惟妙惟肖吸收了群众语言的长处，语言富有地方色彩”周立波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时说，他是“想借着东北土地改革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 20多年来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雄伟而艰苦的斗争和当代农民的苦乐与悲喜,以教育和鼓舞广大的革命群众””《暴风骤雨》对于党在整个土改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十分重视，反映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也是相当鲜明的，同时还具有饱满的革命激情”《暴风骤雨》用平实的文字告诉了我们“不革命就会一直受压迫””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上描绘出了土地改革运动的真实面貌，而比这些更深入人心的是农民阶级觉悟受到了启发,精神面貌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化身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在共产党领导下冲破封建罗网，朝着解放大道迅速奔跑”®（编辑，军）-新青年-15。
土改叙事下文学与政治的殊途同归作者：宗家英来源：《读天下》2017年第12期摘要：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亘古以来人们身萦耳绕的永恒话题。
这个貌似简单明了、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历史的长河里大起大落，沉浮无主，迷惑过政治家的眼睛，堵塞过盲从人的耳朵，也深深地刺伤过圣洁文人的心灵。
曾经的谈虎色变使得桀骜不驯的作家销声匿迹，迫不得已的作家磨圆棱角，溜须拍马之人阿谀奉承，文学一度失去自我。
文学与政治到底应该以何种关系昭示于人？部分土改叙事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绘制了蓝图。
关键词：文学与政治；土改叙事；殊途同归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明显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变革运动，其本身包含的政治性不言而喻。
四十年代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八十年代张炜的《古船》便是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土地改革的两部文学作品，二者展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心灵世界，许多学者把这种具有逆向思维的文化现象称为对历史的颠覆。
这种逆向思维是“每个历史节点的创新或每次文学史的“重写”，是一种“翻鏊子”现象。
回到作者写作的历史语境，不难发现，两部土改作品都是作者对当时历史的补充、续写。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两种情感氛围？这便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政治自觉环境下引发文学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暴风骤雨》成书于一九四八年，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的进行时期，作家身居深山，视野必然有所局限，再加上经过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此时的文学政治化已经确立且已经根深蒂固。
高度敏感的政治政策方针，还有作者本人对政治性方针的内化，作品不免具有官方意识形态。
不容置疑的政治性，使得文学作品出现了闪耀着完美党性光芒的救世主萧队长。
单从文学性说，这样超现实的完美人物形象可能会造成文学作品的片面性。
但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党干部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并且可能性极大。
那个年代，人们以政治为信仰，以上级大政方针为指明灯，无论是作者，还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人物，其本身都带有一种无意识的政治化，是在一种刻意追随之后的顺其自然，是惯性的，无意识的。
新中国成立前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作者：初春华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1年第02期【摘要】纪实文学《十里店》对解放前土改运动的记述可以说是当时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
我们可以从十里店的土改中获得一些共性的东西，无论是各个阶层的心理波动和不同反应，还是土改运动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等。
【关键词】解放前；土改；十里店加拿大人伊莎白·柯鲁克和英国人大卫·柯鲁克曾于1947年11月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了十里店（今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的土改运动，并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随后出版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这两本书讲述的是一些普通民众的事情，并且都是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来讲述的，这对于研究那一段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书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运动以及十里店农民在土改中的不同反应和心理变化都进行了详细、深刻的描述，里面所提到的土改运动的成绩和遇到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实际上可以说是当时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我们把十里店及其附近村庄看成一个小溪，那么，整个解放区就是一条大河，这小溪就是大河的一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里店是一个缩影，她的这十年历史代表了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1]一、《十里店》中对土改运动的论述在伊莎白·柯鲁克和大卫·柯鲁克看来，土地改革“是一場激发农民破除久已养成的卑怯心理和改变附庸地位的斗争，奋起反抗长期压迫他们的人的斗争。
”[2]由这一界定可以看出，作者对土改除了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进行客观叙述外，还关注它所引发的心理反应，这使我们可以更为完整而准确地把握土改以及由它带来的种种变化。
（一）《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中的论述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落后的村庄是如何成为革命堡垒的。
这里的“革命”一词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村民协助八路军进行的抗日斗争，二是村里为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而进行的土地革命。
关于土地革命的故事《土地革命的火种》遥远的上世纪初，中国大地上的广袤土地上，农民群众沉重的耕作在一再压榨下，一直以来备受摧残。
他们的土地被地主富农剥夺，他们的生活被压迫者摧残，他们的未来一片茫茫不定。
一位叫李大山的农民，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家境贫困，生活艰辛，他一直与家人艰难度日。
面对不公正的现状，他内心深处的却是愤怒和无奈。
他思索着，为何他们一天比一天的辛苦，而那些地主富农却像寻常人家一样过得舒舒服服？为什么他们的汗水，就能让那些地主富农百姓吃海呢？机会终于来临了。
一场意想不到的相遇，改变了李大山的命运。
一个来自外地的“火种子”传教士，在一次戏剧性的相遇后，给了李大山这个内心充满愤怒的农民一个新的启示。
他教给李大山一些新的知识，通过他的教导，李大山逐渐认识到，为什么农民一天比一天穷困潦倒。
在“火种子”传教士的教化下，李大山开始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需要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在此之后，李大山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他将这份火种的力量，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他发动了一次农民的抗争，号召更多的农民一起，反抗地主富农的剥夺。
起初，他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但他毫不动摇，继续宣传着这份火种的力量，坚定地感染每一个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农民被李大山的理念所感染，他们也开始加入到这场“土地革命”中来。
他们摆脱了原本对于命运的被动态度，站出来，奋起反抗，不再让那些地主富农轻易摧残自己。
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这场土地革命引起了当地地主富农的强烈反抗和镇压。
他们动用一切手段，想要扑灭这股革命的火种。
李大山和他的同伴们，在这场斗争中屡遭阻挠和打压。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动摇，他们坚持，因为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看到了未来的光明。
这股火种的力量，终于在一次次的农民抗争中，燃烧得愈发旺盛。
在城乡的农民，纷纷响应这场革命，他们投身为了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为了自己的命运，为了子孙后代的未来。
终于，这场土地革命的火种，点燃了整个中国大地。
黑土地上的土地改革——《暴风骤雨》读书笔记《暴风骤雨》的书名是作者周立波从毛主席的一段话中摘录的，“在很短的事件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本书以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为背景，运用东北方言的形式，叙述了东北松花江省哈尔滨东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元茂屯土改的经过，塑造了淳朴善良的广大农民与欺压乡里、草菅人命的地主恶霸以及为虎作伥的恶势力的斗争。
既有势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农民英雄，也有被“糖衣炮弹”，物质利益迷惑，意志动摇的一些人，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的展现在人们面前。
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翻身做主人，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正如老王太太对她大小子所说“你只管放心，不用惦念家。
房子、地有了，牲口也分到了。
啥啥都齐全，你新媳妇有家里照顾，不用挂心，咱们翻身了，南边的穷人还没有翻身，光咱们好了，忘了人还在火坑里，那是不行，你去好好地干吧，孩子。
”历史发生在1946年到 1948 年间。
随着中共中央东北局从各军政机关抽调一万多名干部，奔赴东北平原和山地的各个村屯，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
正是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使千千万赤贫的农民走上了革命到底的义无反顾之路。
正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全面革命化，成为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成为中国革命必胜的保证。
“庄家人翻身啦”一句，离开了旋律调性，它是呼喊，是叫嚷，是霹雳电闪，它唤醒了阶级，带着拼却一身热血的决绝。
周立波在里面描写的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夫妇还有老孙头，形象都很鲜明，而且也写出了正面人物的成长历程，可以说真实再现了当年东北的土改风云。
东北方言的大量使用也很不错，幽默含蓄,富有地方气息,风土味道,其中人物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甚为精湛,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令人拍案叫绝。
故事开始在1946年7月下旬的元茂屯，以萧祥为首的工作队，到元茂屯去开展土改工作，虽然开始并不顺利，但是大家集思广益，积极开展工作，动员广大贫苦农民起来打到“大肚子”，经历众多艰难终于取得成功。
•学习参考•农树变革第_树_江苏盐城市响水中学骆新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农村政策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和调整，分 别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革 命和战争的年代产生英雄，建设和改革的年代诞生明星。
农村的变 革让一些本来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夜成名，载入史册。
这些“明星”分别是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黑龙江省双城市希勤村、河南省遂平 县嶝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它们是农村变革的 先行者，它们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土改第一村一元宝村《暴风骤雨》这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作家周立波在 这部堪称经典的革命文学作品里讲述了东北地区一个名叫元茂屯的 村子的土改故事。
元茂屯的原型，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 村。
这个默默无闻的东北村落，因为小说《暴风骤雨》，扬名中国。
让我们重温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吧！土地改革包括解放前的 土地改革和解放后的土地改革。
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就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东北、华北等解放区（约有1.6亿人口）实行了土 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又颁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广大新解放区（约有3亿人口）实行土地改革。
小说中的土改故事发生在解放前。
1946年9月，作家周立波响 应党的号召，深入东北土改第一线，参加并领导了元宝村的土改。
元 宝村，因村旁一座小山外形酷似元宝而得名，当地其实并无元宝，不 仅没有元宝，土地改革以前，还是穷得出了名的“光腚屯”。
那时村里 的土地都集中在以韩向阳为首的恶霸地主手中，广大村民只能租种彳嗲极土鉍//2017.1他们的土地。
到了收获季节，收成的大半要交给地主，村民生活异常 艰难;遇到荒年，他们甚至要卖儿卖女。
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来到这 里以后，放手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
正如一首当时在解放区广 为流传的民歌所唱的那样:“晴天霹雳一声响，布棚下面创辉煌。
打 土豪，烧地契，喜笑颜开分田地。
共产党使咱翻了身，咱要报答共产 党的恩;去支前，去参战，人人争到打蒋第一线。
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全文西南地区土改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解放战争胜利后，对农村进行的一场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
这场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消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
西南地区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农业区域，土改对该地区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土改前，西南地区的农村经济处于落后状态，封建地主阶级严重剥削农民，农民生活困苦。
土地被少数地主垄断，大部分农民只能靠打零工或租佃土地为生，生活贫困。
土改运动在西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参与。
党组织深入农村，组织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参与土地的重新分配。
土改通过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将土地归还给农民，消除了地主的剥削，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的生产能力。
土改还在西南地区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土改后，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他们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发展农业生产。
农民之间的土地交流和合作也得到了促进，农村经济逐渐实现了规模化和社会化。
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土改还对西南地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土改使农民从封建地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主人翁意识。
农民开始参与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管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农村社会的发展也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和市场。
总的来说，西南地区的土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通过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摆脱了封建地主的剥削，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这一经验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西南地区的土改经验为我们今后的农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黔西南地区土地改革汇报人：日期:•背景介绍•土地改革的实施•土地改革的影响目•结论•参考文献录01背景介绍在清朝和民国时期，该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
黔西南地区的民众以农耕为主，但土地资源贫瘠，生产技术落后，加之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农民生活困苦。
黔西南地区位于贵州省南部，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地区。
黔西南地区的历史背景0102土地改革前的土地状况地主利用其权势和财富，垄断土地资源，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前，黔西南地区的土地大部分为地主所占有，农民只有少量的土地或没有土地。
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土地的平均分配，打破封建地主的垄断地位。
土地改革的意义在于消除封建剥削制度，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同时，土地改革也有助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基础。
土地改革的目的和意义02土地改革的实施没收地主土地，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方式土地分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土地。
按照人口或家庭规模进行土地分配，确保每个家庭获得适量的土地。
030201宣传教育没收土地土地测量和划分签订合同01020304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农民对土地改革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对没收来的土地进行测量和划分，根据人口或家庭规模进行分配。
农民与当地政府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部分地主对土地改革持反对态度，试图阻挠土地没收和分配。
地主反抗部分农民对土地改革的期望过高，对分配的土地质量和数量不满。
农民不满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土地测量和划分可能存在不准确的情况。
技术条件限制土地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03土地改革的影响提升农民地位土地改革使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宗派斗争”激流下的新德治——西南一个山村土改时期的故事应星*摘要：如果说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是一部将权力伸展在每个人身体上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1949年后力图把德治的原则烙在人的身体上，它不仅仅要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而且要达到塑造新人的根本目的。
土地改革就是中国乡村实行新德治的开端。
本文用口述史资料研究了西南一个村庄土改时期的一场“宗派斗争”风波，以此重新理解中国乡村所要建立的社会伦理新秩序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效果。
关键词：身体新德治土改口述史一本文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
所谓“社会主义新传统”，是因应于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而生的。
粗略而言，中国近代社会以虽破旧、未立新为基本表征的总体性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由于现代化启动的迟缓，面临列强环伺、挨打受欺的局面；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造成社会整合困难、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由于传统道统失序，带来人心难以安顿的问题。
因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新传统也就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独立自主地开展富国强兵之宏业；建立具有高度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的“总体性社会”体制；重建道统、铸造新人。
以往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大多强调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前两方面，但其实这种新传统最关键的特征在于重建中国社会道统的努力。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道统来说，是以亲情为原则、以血缘共同体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从西方现代社会来说，在政治上，它是非常表面化、不直接涉及人心的政治，以个体的自我保存为基础和出发点，而在人心上，则另由宗教来担当，使得在陌生人中建立友爱共同体得以可能。
中国道统的重建即是在中国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已经被打破、西方的宗教又难以在中国社会普遍生根的背景下开始的。
我把这种新的道统称之为“新德治”。
[1]简略说来，中国当代社会建立新德治的努力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重新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既不以西方的个体为基本单位，也不是以传统的血缘家族为基础，而是试图在去自我、去家庭、去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的一个共同体；其二，彻底颠覆传统的社会地位结构，将原来在政治上最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塑造为国家政治的主体；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新德治不仅在德的内容上与传统德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在治理的技术上也与传统德治有着重要的不同：传统的德治首先是针对士大夫的，是靠君子的自我修行；而新德治要普及所有的人民，它贯穿了一整套“塑造新人”的治理技术。
本文不是对新德治的理念的研究，而是对新德治在土改时期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其效果的研究。
本文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土改时期国家是如何在乡村社会去“塑造新人”的？对新人的这种塑造与现代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是什么关系？这种塑造与原来的乡土传统会发生什么样的遭遇？在新德治的政治架构中，农民具有什么样的心态反应、精神气质和行动策略？本文是根据我对中国西南一个普通的汉族山村的田野调查写成的。
我把这个村落取名为“柳坪”村。
[2]本文所用的材料来自对该村所作的口述史研究。
1997—1998年，我在柳坪村访问了近30位65岁以上的老人，整理了近100小时的录音磁带，还专门访问了1950年代初柳坪村所在的区公所的区委书记。
二公元1951年，当新生的革命政权正在整个华夏大地展开它轰轰烈烈的历史的时候，中国西南地区平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柳坪也开始进入了绵长的多事之秋。
平县位于长江上游地区、重庆市以东359公里处，幅员广阔，连山带江，道兼水陆，县城临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长江由西向东中分县境，境内航段长达68公里，南、北各两条可行船的支流，水系密集深切。
县境为盆中丘陵向盆边山地的过渡地带，山体构造复杂，岭壑纵横，海拔高低悬殊达1714米，其土地构成特点可谓“七山一水两分田”。
平县历史悠久，人口密集。
明末的战乱曾造成平县人口锐减。
但自从清代康、雍、乾时期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移民迁来平县后，平县的人口又迅速膨胀起来，到1950年已经达到了66万人。
人多地少的矛盾从清中后期越来越突出。
平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区，工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水平都很低，农民的生活一直相当贫困。
村里主产玉米、红苕、高粱、马铃薯、小麦和水稻。
柳坪村位于平县县城西北50公里处，属中低山丘陵。
村落由许多分散的坝或山间平地等小聚落组成。
村落的中心区域位于从明同坝到曹家冲、杨柳湾一线。
以北，是山高坡陡、人稀物穷的牛家沟；以东紧靠长江的一条支流——梅溪河，俗称大河，与白杨村隔河相望；以南是地势较为平坦的明月坝，与山阳村相接，村民到河对岸的山阳场镇及去县城都得经过设在山阳村的渡口；以西是一个名为走牛梁的山梁。
曹家冲是全村的政治中心，也是赵姓人的聚居地；明同坝和明月坝是全村土地肥沃、富户集中的自然村，主要是李姓人的聚居地；全村另一大姓严姓则散居在明同坝以北的广阔地带。
在历史上，明同坝以北(含明同坝)被称为“上保”；以南被称为“下保”。
全村山梁高度从100到600米不等。
在曹家冲的山梁上有一个寺庙，名为山神公，是村民拜土地神的地方，也是全村聚居议事的处所，后来成为村里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学校。
柳坪村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平县驯鹿乡第八保。
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不久，废保建村。
第八保因多杨柳树，故被命名为柳坪村。
参见柳坪村示意图。
柳坪村示意图由于长江上游的宗族大多是清代以后重建的，因此宗族的规模和影响相对都比较小，家庭结构也偏小。
[3]柳坪的情况正是如此。
保里三大姓——严姓、赵姓和李姓均系清代移民的后裔。
严姓系湖北大冶移民，康熙年间迁来；赵姓系江西移民，1733年迁来平县，又过了若干年迁来柳坪；李姓也是清代从外省迁来的。
因为现在的村落是清初才形成的，所以，宗族势力很弱，各姓均没有建宗祠，也没有族田。
村里的宗族矛盾是并不突出的。
学者们在关中、华北的研究发现土地的租佃率是非常低的，[4]而即使是租佃率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和华南，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也不是发生在地主和佃农之间。
[5]那么，长江上游地区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初，清政府为了在这一地区招徕垦荒，一度放弃维护“原主产权”的政策，从而使地权分散，许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加上人口不断膨胀，耕地不足而析产分居，这就使小农经济成为这一区域的主体，阶级分化也不明显。
从驯鹿乡第八保(柳坪)来说，全保到1950年时共有260户，1330人，田产白米3878石，地产白米1942石，每户平均5.1人，人均占有出产4.334石米的田地。
保里土地分配并不悬殊，最大的地主、有“严土地”之称的严太元收租也不过三十多石米。
地主、富农人均占有的土地产量仅是贫农、中农人均占有的土地产量的3.76倍。
[6]显然，土地占有这样平均的情况使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并不严重。
而且，许多村民在访谈中都说，许多富户人家受过不少教育，为人较讲“天良”。
比如，严太元就因此有“严菩萨”这么一个外号。
中国的“良心”概念之所以也被称作是“天良”，是因为“良心”、“良知”不仅是道德之知，而且是天赋之知。
如孟子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7]但这种天赋并非人皆有之。
所谓良心或良知首先是士绅阶层成就圣贤人格的体现。
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8]“天良”不仅使严太元这样的传统读书人自身以圣贤人格为追求，而且也塑造了一个和睦有序的社会氛围。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国家的礼治秩序正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的修身而在普通农家那里发挥示范作用，从而在村落范围内形成了某种意义上以个人关系和社会责任为基础的道义共同体。
[9]当然，农民的道德良心与乡绅的道德良心并不完全是同源的。
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农民的生存伦理是植根于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
在生存根基薄弱的情况下，安全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故此，他们会尽可能地回避各种风险和冲突，以防止任何“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
[10]但无论是从乡绅的追寻先贤来说，还是从农民的回避冲突来说，都表明村庄内部矛盾并不突出，暴力冲突更是罕见。
[11]然而，我们在作土改口述史研究时却发现，就在柳坪这个宗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不突出的村庄里，1951年初却着实闹了一场异常激烈、致人死地的“宗派斗争”。
这场斗争的风浪是如何突如其来的呢？第八保解放前的最后一任保长是赵伯举，但赵伯举为人较为本朴，不善言辞，而且当保长的时间也很短。
保里在解放前政治上更活跃的人物是前任保长孙玉林。
孙玉林是下保人，而且是保里的小姓。
他在外乡虽然也有一小块地，他在本保的土地却是向保里的富户李焕景佃的。
尽管孙玉林又把地租给其他村民去种，但他毕竟只是个二地主，在经济上是没有多少地位的。
小姓，无地，却又爱抛头露面、吆三喝四，这就使孙玉林成了保里的富户们推出的理想的保甲人选。
按现在通行的看法，保长一般并非地方上的实权人物，他们往往只是地方豪强的代表，作为地方士绅与国家权力间的缓冲人物。
[12]不过，处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中，既可能是两面受气，也可能是左右逢源——其间的差别则要看保长的周旋能力。
尤其是随着20世纪国家政权不断向下延伸，赢利型经纪模式替代了村庄原有的保护型经纪模式，有更多的土豪、无赖窃取了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
他们充任公职常常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
[13]保长虽然没有多少正式的薪俸，但他通过征粮款、拉壮丁等关节上的运作有许多私下捞取油水的机会。
何况，当保长还可能有经济之外的好处，比如说对那些好色之徒而言，这个职位就能为他们欺男霸女提供一些方便。
在第八保前后几任保长中，算孙玉林这个保长当得最为滋润了，可谓是财色双收。
后来他又被乡里看上，当上了驯鹿乡乡队副(相当于今天的乡武装部长)。
乡队副这个职务要干的一件主要差事是负责在全乡抓壮丁，这使孙玉林势必要得罪许多人。
但孙玉林在这件事上并非平均使力。
第八保的上保与下保之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上保历来是全保的政治中心，而下保则因其平坝较多、地势有利而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孙玉林本来是上保的地主李焕景的客户，但他本人却是下保人，而且因为李焕景的家境一天天在败落，所以，孙玉林就渐渐不大把李焕景和上保放在眼里，在征粮、征兵上都比较偏袒下保，而对上保逼得比较紧。
由于孙玉林在乡里颇得乡长的赏识，李焕景虽然心里恼火，但一时对他也没有办法。
1949年12月16日，共产党接管了县政权。
1950年，共产党对民国时期全县36个乡镇及其基层乡村的保甲建制暂时都没有变动，只是将县与乡镇之间职权较虚的3个指导区改建为具有实权的5个区，新政权的政策主要依靠区公所来贯彻和推动。
驯鹿乡所属的区为山阳区，区公所驻地在山阳场镇上。
共产党在山阳建立起区公所后，原驯鹿乡乡长立即作为地下党认定的恶霸地主被抓了起来。
乡队副孙玉林本不算什么地主，他本人也并无太大恶绩，只是喜欢在本保干些男女苟合的勾当，间或还做强占民女之事，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将他作为立即镇压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