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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机构组成与政府职能划分解决问题：中国政府的职能是如何划分的关键词：基础理论、政府机构、机构组成与职能划分学习描述：我国的政府机构组成包括一级政府及其所属的政府机构，即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我国政府机构采用的是直线职能式结构。
我国政府划分为中央（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四个层次，在试行市领导县体制的地方则为五个层次，在省与县之间增加了地级市这个层次。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署长、国务院秘书长组成。
国务院工作机构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２８个）、国务院直属机构（１７个）、国务院工作机构（4）、国务院办事机构（６个）、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１９个）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１９个）和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９个）；地方政府机构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分别由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副区长和局长、科长等组成；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由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等组成。
在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划分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经济调节职能是政府为弥补市场不足，纠正市场的失灵，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
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充分就业、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市场监管职能是指政府为确保市场经济所需的健全的市场规则和良好的市场秩序，所扮演的市场培育和市场秩序维护者角色；社会管理职能包括管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调节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保护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是指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
论中国政府收入分配职能的重新定位收入分配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三大职能之一，也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政策手段。
西方权威的公共经济学教科书把政府收入分配职能理解为把一些人的钱分配给另一些人。
这种理解实际上是把收入分配职能视为在社会阶层之间进行转移支付，即居民收入再分配。
然而，目前中国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实际上重点并不在于居民收入再分配，而在于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
这种形式的收入分配职能是适应计划经济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因此不能担当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任。
本文将对中国目前的政府收入分配职能进行理论和现实的分析，并探讨政府收入分配职能重新定位的方向。
一“国家分配论”对政府收入分配职能的定位“国家分配论”是中国财政理论界的主流学派，这个学派在收入分配职能上的观点也基本代表了中国政府职能目前的实际情况。
此学派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为建立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实现以最少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经济效益，不断满足人们需要，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进行的有计划分配与再分配”[1]。
依据这个原则，财政职能可分为分配、调节、监督三部分，其中分配职能是基础，而分配职能实际上是为“建立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服务的。
这就是说，这里所指的分配并不等于调控收入差距的再分配，而是从宏观角度对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
国民收入分配是政府收入分配职能的组成部分，对这一点，东、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异议。
但是，“国家分配论”所说的分配，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收入分配职能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1.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应定位于对居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不涉足生产要素的分配领域市场经济中政府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三大职能，其中收入分配职能只进行生产成果的分配，而资源配置职能则进行生产要素的分配。
这样，尽管政府的某些资本支出从整个国民收入的角度看也是对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但它却属于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即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两大职能是分开的。
2021国家治理体系下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与纵向配置范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在当前深刻、复杂的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不断涌现，新的治理元素不断加入，要实现“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改革任务，转变政府职能，重构地方政府职权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途径。
可以说地方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触及的深水区。
虽然在行政法学和公共管理学上对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已有较多的探讨，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理论指导下，赋予了法治在公权力配置中的新内涵。
在新形势下地方政府权力配置的考量因素和方向都呈现出新的维度，尤其需要在“政府—市场—社会”边界合理划分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与纵向配置，这将是从行政法学领域研究此命题的新切入点。
一、国家治理体系对地方政府权力配置的影响 “治理”一词属于公共管理学中的特有概念，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外延。
现代“治理”理论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银行等跨国金融公司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它是在“新公共管理主义”、“新公共服务”思潮等一系列公共行政改革运动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1]197。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 1995 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治理被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 当前西方国家的主流治理模式为合作式治理，即“一个公民社会，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只是自上而下的专家指导和政府全能，更希望由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制定政策，借此形成与政府间的相互对话，实现共识的凝聚”[1]13。
行政分权下的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作者：董娟胡国胜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08年第07期[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几经调整，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财权与事权的统一性问题以及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性问题成为困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的关键性问题。
为了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改革走向规范化，克服权力不断收放的怪圈，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重构集权与分权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改革开放；行政分权；中央与地方[中图分类号]D63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7-0027-03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已经30年了，回顾30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历程，深刻总结其经验教训，对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对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的合理配置乃至最终实现二者关系的平衡都不无裨益。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从传统体制下的行政性分权逐渐朝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解放了地方生产力”[1]，分权改革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在集权与分权二者间寻求重组与平衡。
权力配置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权力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财权、事权、产权、人事权、行政区划调整权、立法权等等，其中财权由于其自身性质成为决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各项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大变化，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变化。
经济体制改革每向前跨进一步，都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并打上受经济体制改革影响的烙印。
”[2]因此本文将以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为主线，对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以及立法权等方面权力配置上的变动来分析二者间的关系变化。
中国政府机构部门的设置是怎样的？中国行政区划分为四级：第一级：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二级：地区、盟、自治州、地级市第三级：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县级市第四级：乡、民族乡、镇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属于第一级的共有34个行政单位，即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
省级以下为地级、地级以下为县级，县以下为乡、镇。
这里只说最大的和最小的，最大的过于复杂，只说国务院的一些机构，国务院直属机构：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旅游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林业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各部委外交部包括办公厅、政策研究司、亚洲司、西亚北非司、非洲司、欧亚司、欧洲司、北美大洋洲司、拉丁美洲司、国际司、军控司、条约法律司、新闻司、礼宾司、领事司、港澳台司、翻译室、外事管理司、涉外安全事务司、干部司、离退休干部局、行政司、财务司、档案馆、机关党委、监察局、国外工作局、服务局、国防部、.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部、. 科学技术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 民政部、. 司法部、. 人事部、 .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建设部、 . 铁道部、. 交通部、. 信息产业部、 . 农业部、 . 水利部、. 商务部、 . 卫生部、.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文化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包括◎秘书行政司包括秘书处干部处文电处财务处行政处保卫处信息中心、◎国外司◎文教宣传司◎政策研究司◎国内司◎经济科技司、、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单位名称国家海洋局包括办公室(财务司)包括秘书处、预算财务处、行政财务处、综合业务处、新闻信息办公室、w 政策法规与规划司w 海域管理司w 海洋环境保护司w 科学技术司w 国际合作司w 人事司w 机关党委w 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w 审计办公室v局机关包括v 第一海洋研究所v 海监总队v 第二海洋研究所v 北海分局v 第三海洋研究所v 东海分局v 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v 南海分局v 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v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v 极地考察办公室v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v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办公室v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v 咨询中心v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v 学会办公室v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v 海洋出版社v 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v 中国海洋报社v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v 机关服务中心v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v 教育培训中心（机关党校、、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邮政局、国家文物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粮食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家测绘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各部门划分部委机关（共15个）1、中央纪委（监察部）、2、中共中央办公厅、3、中央组织部、4、中央宣传部(…、…略5、中央统战部、6、中央对外联络部、7、中央政法委员会、8、中央政策研究室、9、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10、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11、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12、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13、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14、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15、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二、全国人大、政协、高检、高法（共4个）16、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17、全国政协办公厅、18、最高人民法院、19、最高人民检查院、县、县政府、财政局经贸委（光经贸委书记副书记主任副主任就12个，房管局、人才交流中心、工商局、水务局、乡镇企业、、招商局、质监局、畜牧局、发展计、划委、农业局、劳动局、公路局、林业局、国土局、卫生局、司法局建设局文化局计生委环保局民政局农机局县政府办公室发展计划委员会计生委教体局科技局包括办公室、工业科技股、农村科技股、综合管理股，下属有县地震办公室；公安局监察局民政局财政局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建设局交通局农业局水务局林业局文化局卫生局环保局审计局统计局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县事业单位农业综合开发党史办档案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乡镇企业局广播电视局农机局畜牧局机构事务管理局文化旅游出版局行政便民服务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防空办公室县志办残联老龄办教师进修学校商业总公司供销社盐业局公路局职业介绍中心市场发展中心房管局（一）办公室（二）计划财务股（三）法规监察股（四）综合管理股（房改办）（五）房屋产权管理股（审批股）（六）市场管理股（监察大队）其服务事业单位机构（一）房地产交易中心发展服务。
我国政府架构下的权力配置模式：“统分结合”模式目前，学界仍有不少学者主张将我国政府架构下的权力配置模式界定为“分工协作”或“职能分工”模式。
但无论是“分工协作”还是“职能分工”，都是按照宪制标准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相对地位和权限配置所作的模式类型化，没有充分考虑政制标准。
如果不考虑我国“党的领导”这一政制因素，就无法定型化我国政府架构下的权力配置模式。
在定型化时，还应综合考虑民主、责任与效能三个功能要素，以明确定型化的基本路径。
（一）按照宪制和政制的双重标准，我国政府架构下的权力配置模式属于一种新型的“统分结合”模式新时代我国政府架构下的权力配置模式是一种融合了改革开放一段时期确立的国家机构“分工协作”模式（基于宪制标准）与新时代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基于政制标准）的特殊模式。
该模式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也具有实践创新性。
继承性体现在：继承了传统的“议行合一”原则的实质内涵，即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目标和使命上的“合一”。
实践创新性体现在：各国家机关之间是分工协作关系，不是分权制衡关系。
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各机关虽然职责分工不同……它们都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架构内，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实现高效运转”。
如此一来，“分工协作”与“议行合一”这对矛盾的概念，就被统合于我国政府架构下的权力配置模式之中。
当然，新时代的“议行合一”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在党的领导下，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目标一致、使命相同、协调运作。
这一时代内涵，与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党的领导”规范写入总纲部分是一脉相承的，也与1982年宪法关于党和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契合的、一致的。
（二）我国“统分结合”模式定型化的基本路径如前所述，政制与宪制互动中的“民主”“责任”“效能”是当今影响政府架构下的权力配置模式定型化的功能要素，并深刻塑造着各政府架构下的权力配置模式的运行效果。
基于此，在“统分结合”模式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应当围绕“民主”“责任”“效能”三大功能要素，探讨该模式的定型化路径，合理分配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合理配置行政与立法的权限，以便将“统分结合”模式蕴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治理效能。
论中国政府职能结构及其纵向分配李冰心（甘肃行政学院，兰州730000）提要：中国政府的职能重心是转变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二者在“服务型政府”的轨迹上高度相关。
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应设计出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规模和范围。
经济职能细化为经济发展职能和经济监管职能，社会职能细化为社会发展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
经济社会的发展职能应收归中央，经济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应下放地方，以便使经济社会的管理与服务落地生花。
各层级政府应建构职能上的伙伴关系，巩固权力流向上的领导关系，并且做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关键词：中国政府；职能结构；纵向分配中图分类号：C9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4）06－0186－04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是螺旋式发展的。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历史诉求。
其次，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机构的编制、程序、过程、管理方式、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创新，这种变革和创新以螺旋式发展的方式层层递进，最终以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推动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指向。
政府职能在政府改革中的地位相当特殊，既是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又是政府其他改革的直接前提和目的，更是政府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和主观更新。
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方面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动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创新现有的政府职能结构，科学合理地设定新形势下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我国政府职能的影响，重新审视和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至关重要。
因此，对我国政府职能结构的科学分析是我国政府改革及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我国政府职能结构分析（一）政府职能结构是一个矢量集矢量，是一个数学概念。
在数学中，对既有数值大小，又有空间方向的物理量称为矢量；对只具有数值大小，而不具有方向性的量则叫做标量。
由于矢量是有方向的量，故又被称为向量。
矢量的长度或矢量的大小就是矢量的模，矢量之间存在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反映矢量的相关性。
因此，矢量可以用方向、模数、相关性来表征，多个矢量的结合就构成矢量集。
政府职能是一个系统，横向上分为若干单元，纵向上分为若干层次。
这些单元和层次的规模、向度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政府职能结构。
规模是指大小与多少，向度是指基本的价值取向，相互关系是指横向的、纵向的、纵横交织的各种联系。
这三个指标对应的数学形式就是模数、方向和相关性。
所以说，政府职能结构是一个矢量集。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重视对政府职能结构的标量研究，如在横向上将政府职能结构分为“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教育职能、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和生态管理职能等五个部分”［1］，纵向上分为“政府的功能和政府的职责”［2］，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但是，一直以来对政府职能的矢量研究不够。
如把政府职能分为若干单元和若干层次之后，对纵向间单元和层次的基本职能并没有按不同层级细化，而是“上下对齐、职责同构”。
这种不同层级间政府职能同构的模式，是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职能模式，已然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很多问题。
因此，现如今的改革，必须重视把握单元和单元之间、层次和层次之间、单元和层次之间的各种联系。
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改善我国现有政府职能结构中不同层次之间职责同构的局限，打破现有职能结构，划清条块界限，对条块管理过程进行再设计，以推动条块关系的规范化。
（二）政府职能结构矢量模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3］数学方法常常被片面地等价于定量分析。
我们认为，数学不但可以表达量，而且可以表达质，完美的数学是质量统一的度。
唯有数学方法成功表述研究对象的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精确地做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4］。
如前所述，我们把政府职能结构看成一个矢量集。
随着工程矩阵、计量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政府职能结构的矢量模型终将被建立起来。
这一矢量模型必然超越定量分析的范畴，能够科学地表征政府职能的度，为我国政府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另一方面，政府职能矢量模型的建立，能够克服我国现如今政府职能未能细化，不同层级政府职能“等同”的弊端。
尽管改革开放，使政府职能有了大的转变，但政府职能转变中“修补型”的思维方式依然凸显。
这种思维方式，使政府职能在组织结构上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在职责结构上，也不能准确矫正“错位、越位、无为”的状态。
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任何具有积极政治态度的国家，都在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调整着政府职责。
“转变”不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替代，而是科学的定位和合理的确定。
这种科学的定位和合理的确定，要求我们必须审视现有模式下政府职能划分不优的弊端所在，在职能结构上，借助数理分析，设计出DOI:10.15891/62-1093/c.2014.06.045“不同层级间”政府的“不同层次”的职能，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领导、决策、执行、监督关系，实行纵向间政府的合理分权，使该谁做的事情，就由谁去做，谁去做，就做好，并负责到底。
（三）政府职能结构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国别性政府职能结构有三个重要指标，分别是单元和层次的规模、向度与相互关系［5］。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因而，这三个指标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国别性，政府职能结构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国别性。
下面以两组对比来说明这一观点。
一是古代政府职能与当代政府职能的对比。
在古代社会，政府的服务职能几乎为零，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则被官僚集团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论是统治职能还是管理职能，都是为奴隶主或封建主服务的，二者在奴隶主和封建主的利益上高度相关。
而在当代社会，服务型政府成了一种时尚，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只要是在文明国度里，莫不看到服务型政府的灵光。
服务型政府也有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只是统治职能变得极为隐晦，管理职能也打上了服务的标签。
由于劳动阶级的日益强大，虽然统治职能、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它们在表象上却又表现出某种分离。
二是当代美国政府职能与当代中国政府职能的对比。
虽然美国和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同，但是，由于二者具有相同的世界背景，因而，二者的政府职能结构在形式上有某些相似。
例如，二者都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模式，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又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两国政府所关注的焦点有所差异。
例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作用恰好是美国政府所缺乏的。
尚且不论政府的引导作用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有益，但是可以肯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是中国政府职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政府的合理引导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我国政府职能结构我国关于政府职能的界定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艰苦探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6］四大政府职能。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继承十六大精神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模式，更加强调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7］。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服务型政府的轨迹上更进一步，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8］为转变政府职能的标杆。
可以看出，我国关于政府职能的界定层层递进，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紧密契合。
如前所述，政府职能结构是一个矢量集，它有三个重要指标，分别是规模、向度和相关性。
由于政府职能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而，在分析我国政府职能结构的时候，应牢牢把握当下，适度展望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摸着石头过河”［9］。
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服务型政府，因而，“服务”是我国政府职能结构的向度。
虽然说政府职能包括经济职能、政治职能、社会职能、文化职能和生态环境保护职能，但是根据当下的基本国情，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无疑成为我国政府职能的重心。
科学发展既要统筹兼顾，也要突出重点。
若不统筹兼顾，就会顾此失彼；若不把握重点，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得要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转型：一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二是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型，三是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
第一次转型于20世纪50年代已经完成，第二次转型正被推向纵深，第三次转型刚刚拉开序幕。
目前，第二次转型尚未完成，第三次转型业已展开，二者相互交叉，使我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凸显。
经济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我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就会动摇，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无从实现，整个社会系统将会出现混乱与动荡。
因而，我们应沿着服务型政府这一基本方向，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这两条红线，同时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
政府职能结构不但包括横向的单元，而且包括纵向的层次。
如果不把政府职能结构的层次搞清楚，就不能科学把握我国的政府职能。
目前，学界更多的是以广义政府为研究对象，把政府职能分为政府的功能和职责两个层次，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我国的政府改革更多地以狭义政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展开的。
因而，我们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把握政府职能结构的层次问题———对政府职能结构的每一个单元进行纵向细化。
例如，把经济职能细化为经济发展职能和经济监管职能，把社会职能细化为社会发展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
经济发展职能和社会发展职能具有长期性、宏观性和战略性，经济监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具有短期性、微观性和战术性。
对政府职能如此纵向细化，不但是研究政府职能结构的需要，而且是对政府职能进行纵向分配的需要。
政府职能结构的层次划分也应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如果忽略了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层次划分就有可能出现随意性。
我们在强调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同时，并没有轻视政府的政治职能、文化职能和生态环境职能。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国家的政治职能和政府的政治职能。
国家的政治职能是指政治统治职能，由执政集团和各类国家机关联合实现。
政府的政治职能是指政府对国家政治统治的支持职能，由政府来实现。
所以，我国政府应该以很好地履行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为途径，来支持我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和执政水平的改善，如此而行，也可谓是实现了政府的政治职能。
至于政府的文化职能和生态环境职能，我们赞同将二者融入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中来考虑。
纯粹的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并无益处，唯有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相契合的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才是值得提倡的。
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价值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对整个社会系统的濡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