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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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浅论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浅论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权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

新修订的保险法更强调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并已于2009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保险法》亮点很多,譬如明确了合同成立时间和生效时间、强化了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增设了保险合同不可抗辩规则、理赔达成协议10天内支付赔款、消除被保财产转让时理赔争议等等。

保险法主要在于规范保险法律关系,保险合同作为保险法律关系的基础应当作出更明确的界定。

新保险法对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解除相对于之前也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但是笔者认为,新《保险法》对于保险合同的解除的规定尚不充分,特别是对于人身保险合同,比如在理论界和实务中均存在较大争议的继承人是否享有解除权、如何行事?再比如被保险人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应当享有合同解除权?本文旨在通过阐述解除权的概念,最全面的范文参考写作网站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保险法》关于解除权的相关规定,依据《保险法》的立法精神和本意,透过实务案例,分析论述人身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否完善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解除权一、我国《合同法》和《保险法》关于解除权的规定合同是发生在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合同的解除是指在合同成立以后,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合同解除的种类包括协议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

[ 1]我国《合同法》第93条、94条对此做出了相应规定,同时在第95条对解除权的行使规定了除斥期间。

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均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由双方合意决定,没有详细讨论的必要。

论保险人保险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摘要]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指当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里立时,保险人所享有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保险人法定解除权行使条件包括: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对保险标的的安全保障义务; 危险增加通知的义务; 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 保险合同经过复效期;以及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等。

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阻却因素包括:弃权、禁止反言、超过除斥期间等。

[关键词]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新修订的保险法已经于2009年10月1日生效,新保险法中关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规定更加缜密,所以对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问题研究成为新保险法实施后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对新保险法条件下的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做一概括,供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的参考。

一、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内涵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合同解除权,是在合同解除权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合同解除权,它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和特征。

(一)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理论渊源——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权,是指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所享有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订约双方必须严格依据合同享受权利、承担义务。

但在经济生活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常常导致合同得不到正常的履行,当事人的期待利益不能实现。

合同解除权为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定的补救措施,通过该权利,使当事人“摆脱”不能实现期待利益的合同。

1.契约自由原则的确立。

早在古罗马法中,就已经有了契约自由的思想。

但是,契约自由作为私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而被确立下来,发生在18-19世纪。

18-19世纪,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取得和巩固政权,推翻了封建身份等级制度。

自然法思想、天赋人权理论的主流思想观念,对法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保险合同中止与终止篇一:保险合同的变更、解除与终止保险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解除保险合同的解除(一)解除的含义与条件.保险合同的解除仍未是在保险合同期限尚未届满前,合同一方普通法当事人依照法律或约定行使解除权,提前终止合同效力的法律行为.(二)解除的形式.保险合同的解除,一般分为法定和意定解除两种形式.1.法定解除.这是指当法律规定的事项出现之前,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可依法对保险合同行使.法定如此一来解除的事项通常在法律中被直接新规定出来.但是,不同的主体有不尽相同的法定政策性解除事项:对投保人而言:(1)在保险责任开始前在,可以对保险合同行使解除权.(2)在保险业务责任开始后,法律对投保人的解除权做出了两种不同的规定:一是在合同约定可以于保险开始后解除合同的,投保人可要求解除合同,同时对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卸职之日止的保险费不得要求返还,只能对剩余部分可其要求予以退还;一是在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投保人不得要求解除合同.(3)保险合同订立后,因保险人破产且无偿付能力,投保人可以毁约.对保险人而言,法律的要求则相对严格,即保险人必须在发生法律规定的解除事项时方有权解除合同,在我国,这些法定解除其他事项主要有:(1)投保人,受益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背庄学原则.(2)投保人,被保险人并无履行合同义务.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会,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的责任,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3)在保险合同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在保险合同效期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义务将保险标的的棘手程度增加的情况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在考虑其能力的情况下解除合同.(4)在分期支付保险费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当未有另外约定时,投保人超过规定的期限60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导致保险合同中止.保险合同被中止后的合同条款两年内,双方当事人未就合同达成协议,保险人有权定金. 应当注意的是,当可行使解除权的原因发生后,并不自然规律发生解除的效力,而是必须由解除权人行使后,合同的效力米洛韦区消灭.2.意定解除.意定中止又称协议补发注销终止,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依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发生约定情况时可随时未登记保险合同.意定解除要求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解除的条件,一旦缔约的条件成就,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双方有权行使解除权,使合同的效力归于消灭.篇二:保险合同中止与复效的问题思考保险合同中止与复效的问题思考摘要保险单保险合同的复效制度是保险法中重要的、特有的制度。

法定解除权若干问题探析对于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的关系,在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条件与法定的解除条件相异时,可以排除与之相异的法定解除权的适用,但合同自由原则并不具有超越民事强行法和其他基本原则的效力,且默示方式不能排除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对法定解除权规范性质的认定,原则上应按“有疑义,从任意”方向解释,《合同法》总则关于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规定不能适用于《保险法》､《海商法》等民事特别法,《合同法》分则所规定的特别法定解除权,是对普通法定解除权的补充,两者可以同时并存｡本文认为,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原则上应认可委托合同的当事人以特约的方式抛弃法定任意解除权的效力｡但又基于合同正义与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于有悖于委任的本质或公序良俗的抛弃法定的任意解除权之特约,则应否认其效力｡当然,为了避免对有关规定理解上的分歧,在完善我国合同立法时,宜将《合同法》第410条修改为: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放弃此种权利的除外,除非此种约定有悖于委任的本质或者公序良俗｡注释:①有学者认为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是可以并存的｡一方面,约定解除权可以对法定解除权作具体的补充｡比如对不可抗力作出解释,规定何种具体事件属于不可抗力,等等;另一方面,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也可以改变法定解除权｡例如,当事人可以约定,即使一方违约,另一方也不得行使解除权;或者规定不管违约是否严重,只要违反某一项义务,均可导致合同解除｡从合同自由原则出发,这些约定均应是有效的｡(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7页)本文认为,尽管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可以并存,但合同对不可抗力作出的解释并非属于约定解除权对法定解除权的补充,而是合同对免责条款及“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这一法定解除事由中“不可抗力”所作的具体界定;当事人约定的解除事由改变了法定解除事由的,即约定的解除事由与法定的解除事由相异的,依合同自由原则,适用当事人的约定,而这并非是约定解除权可以与法定解除权并存的例证｡②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70年台上字第1944号判决认为:“委任契约之成立,系以相互之信用关系为基础,如其信用动摇,即可由一方之意思,将受任人解除,而不问有无相反之约定｡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之委任契约,纵有不得撤销之特约,亦不排除‘民法’第549条第一项之适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仿效德国民法,将解除权与终止权加以区分｡对于委托合同而言,在台湾地区民法为终止权｡本文为比较研究之方便,称之为解除权｡③所谓民事特别法未作规定的,适用民事普通法的规定,是指民事特别法对其应调整的某一事项未作规定,才适用民事普通法对该事项所作的规定｡(梁慧星著:《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比如,关于婚姻可撤销的原因,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明定为胁迫与欺诈等,但不包括错误｡尽管有学者以各国立法莫不规定错误亦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为由,认为似难谓排除其“民法”总则第88条规定的适用,不过因婚姻的特质,应予变通适用｡(史尚宽著:《亲属法论》,台北: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28页)然我国台湾地区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婚姻撤销的原因系限制的,亦即必须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民法总则有关法律行为撤销之规定,不可适用于婚姻之撤销｡(林菊枝著:《亲属法新论》,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72~73页;戴炎辉､戴东雄著:《中国亲属法》,台北:台湾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32页)即所谓既然亲属法对婚姻可撤销的原因作出了规定,尽管其不包括错误,那么自然就不能再适用总则中关于法律行为可撤销的规定｡就保险合同､海上运输保险合同而言,既然我国《保险法》､《海商法》对其法定解除事由作出了明确规定,尽管其与《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不一致,自然应适用《保险法》､《海商法》的规定,而不能适用《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参考文献][1]王启军.合同解除权问题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2]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合同､遗嘱和婚姻行为的一般规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M]. 解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郑玉波.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上)[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5]史尚宽.民法总论[M].台北:台湾正大印书馆,1980.[6]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李永军.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8]周玉华.保险合同索赔理赔[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9]杨飞翔.保险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学院,2004.[10]王子晏.保险合同解除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11]吕巧珍.委托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限制[J].法学,2006,(9).[12]江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3]刘兆莲.任意解除权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6.[14]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史尚宽.债法各论[M].台北: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0.[16]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7]孙碧涛.保险合同解除若干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18]汪鹏南.海上保险合同法详论[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19]汪淮江.海上保险法律与实务[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20]张新慧.对航次租船合同下解除权的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6.[21]陈亚芹.从平衡保险双方利益的角度看中国海上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7,(17).[22](日)我妻荣.债权各论(中二)[M].东京:岩波书店,1962 .[23](日)广中俊雄.债权各论讲义[M].东京:有斐阁,1994.[24](日)星野英一.民法概论IV(合同)[M].东京:良书普及会,1986.。

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的完善作者：王超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1年第11期摘要：对于投保人的法定解除权应坚持以解除合同为例外的立法模式。

合同的解除不利于社会资源的积累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法律一般对合同解除的事由加以限制，这也就是现代合同法上维持合同效力的原则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以解除合同为例外的立法模式。

关键词：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280-01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是救济当事人之间对价失衡的最极端手段，解除权的行使直接导致合同效力消灭，只有在严重破坏当事人之间对价平衡和当事人之间诚信基础的情况发生，法律才允许当事人行使这一形成权，从保险合同的约束中解脱出来。

保险是受同类危险威胁的人为满足其成员损害补偿的需要，而组成的双务性且具有独立的法律上请求权的共同团体。

一、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存在的不足（一）投保人任意法定解除权存在的缺陷首先，投保人法定解除权的实效性较差。

实践中投保人很少行使法定解除权。

因为解除的后果在摆脱了保险合同种种束缚的同时也同时失去了风险保障，除非风险不存在了，否则投保人解除权的行使是与其利益不符的，所以说投保人法定解除权的宽泛赋予，对于保护投保人的宣誓意义大过于其实际效用。

其次，投保人任意解除权有时是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侵害。

立法者出于投保者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的传统观点，赋予其法定保险合同解除权是用来对抗保险人的，使其解除保险合同时保险人无权阻挠，给予其对于合同存续与否相当的决定权，也是保护被保险人权益的一种手段。

（二）保险人行使法定解除权的苛刻限制近几年，我国司法实践在审理保险案件时出现了一种倾向：尽量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这种倾向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后果：骗保事件大量发生，有数字统计显示，在北京汽车保险市场上，骗赔率竞在 20％以上。

衡某为其轿车投保，保险合同记载车辆使用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

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立法反思作者：王冶英任以顺来源：《理论探索》2012年第03期〔摘要〕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与附和性特征决定了保险法必须赋予双方当事人不平等的合同解除权，但由于过分加大了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难度，从而使保险人行使该权利存在现实困惑。

具体而言，保险法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增设了保险人“曾经询问”、投保人“没有告知”、投保人“主观过错”等七道关卡，使保险人对该权利的行使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为此，应通过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故意”、“重大过失”、“足以影响”进行规范，将不可抗辩条款局限于人身保险合同并增加除外适用规定，增设人身保险合同复效投保人补充告知义务并重计合同解除期限，延长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期限，以期进一步完善有关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立法，将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落到实处。

〔关键词〕保险人，投保人，保险合同，合同解除权〔中图分类号〕D9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3-0133-04一、问题的提出一般而言，在保险合同成立以及生效后双方协商解除之情形是极少发生的，因而保险合同解除之重心在于法定解除，其中法定解除的原因又是重中之重。

按照保险法第15条及第16条规定，投保人欲解除保险合同一般无需任何理由，而保险人行使对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则受到诸多限制。

保险法确立的保险人法定合同解除权，是指当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保险人享有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的范畴，保险人只需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于投保人，无需对方认可即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在实践中，保险人单方解除合同多见于投保人违背最大诚信原则、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风险控制难度以及道德风险加大的情形。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保险人滥用合同解除权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1995年制定保险法时即已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合同解除权作出了“不平等”的规定。

2009年修订保险法时则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作出了更加严格而全方位的限制。

保险法解除保险合同篇一：论保险法的合同解除论保险法的合同解除合同的解除，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

合同解除是合同之债终止的事由之一。

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它也是一种法律制度。

一、关于保险合同的解除概述合同解除权，即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所享有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后果来看，合同解除权依解除权人单方的意志即可发生效力。

因此，可以说，合同解除权为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供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即当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某种意外的情况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行使合同解除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从而避免或减少利益损失。

但是，也应该看到，合同解除权是一种破坏性较大的权利，因为解除权人一旦行使合同解除权，则合同即应归于消亡，对方当事人想要履行合同也不可能，这必然降低履约效益，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负面影响。

也正因如此，法律对解除合同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作出严格限制。

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为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我国保险法赋予了投保人极为广泛的合同解除权，投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使这种权利。

在保险合同成立生效之后，投保人可以随时提出解除合同。

只有在法律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时才不能解除。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及运输工具航程保险合同，保险责任一经开始，合同当事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

这是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解除权的唯一限制。

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是指在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保险人所享有的单方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

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引起案件诉讼的焦点问题之一。

纵观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程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发纠纷乃至诉诸公堂已屡见不鲜。

从维护保险业的正常发展和维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分析，它又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处理的好坏与否将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诚信。

保险法论文范文3篇保险法修订论文2021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为“2021年保险法”，将2021年修正的保险法简称为“2021年保险法”），这是我国保险法第二次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是中国第一部保险基本法,它颁布于1995年，在立法模式上是采用“保险业法”与“保险合同法”合一的模式，既调整保险市场主体与保险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关系，也调整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

第一次修改是在2021年,针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对保险业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保险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内容重点在“保险业法”部分。

此次是中国第二次修改保险法,不仅着重修改了2021年修正基本未涉及的“保险合同法”部分，而且对“保险业法”部分也作了重大修改。

此次修改所所涉的内容、修改的幅度远远大于上次。

经过笔者初步比对，此次修订的2021年保险法与2021年保险法比起来，删除了5条（不包括删除的款），增加了34条（不包括增加的款），经过重大修改的有41条。

此次修改，从总的方面来讲，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宏观上，保险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现了法律之间各居其位、各施其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体系更加和谐。

此次修订删除了2021年保险法的第八条“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该条内容显然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重复。

这样规定，与其说是立法资源的浪费，不如说是立法领域的重复建设，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全可以调整保险公司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关系。

此次修订，将此条予以删除，使保险法回归原位，不再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纠缠不清。

对保险合同章与保险公司章的部分修订，使保险法与合同法、公司法之间的关系更趋于和谐一致。

将人身保险合同移置财产保险合同之前，纠正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此次调整，终于让“人权”回归本位，体现了“以人为本”，大而广之地说，保障了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