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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I.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II. 白银的供求关系对明清社会经济的影响III.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引发的通货膨胀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IV. 白银的流通与商业发展V. 白银在外贸中的作用随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白银作为货币和商品逐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并通过案例分析阐释这些效应。
I.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但直到明朝中期后期，白银的地位才得到了真正的确认。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诸多原因，明朝实行铸币政策的同时，也开始发行银票以满足周转和交易的需要，而本身市场上的白银数量受到节节上涨的现象带动，这也加深了白银在明清社会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白银被用于贸易和商品交换，成为明清社会经济中的载体。
II. 白银的供求关系对明清社会经济的影响明朝时期因为盛行倒生育，使得农耕品的需求量过大，同时由于政府对白银的需求增加，使得白银供不应求的情况逐渐出现，白银价格因而上涨。
然而，明朝时期商品经济的扩张使得白银紧缺的情况逐渐得到缓解。
在清代，由于政府普遍采取现钞制度，白银产出获取成本降低，由此市场竞争加剧，银价逐渐下跌。
正是这种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得白银的价格总体趋于平稳。
III.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引发的通货膨胀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白银的供需关系直接影响了其价格变化，而价格波动也带来了通货膨胀。
由于铸币的制约，产生了白银缺乏，需求增加的矛盾，从而导致物价的过分繁荣，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这样的情况下，富者并不会遭到大损失，而穷人却会因为不敢购买商品而变得更加贫穷。
此外，白银的汇率让外国商品在中国更加便宜，损害了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
IV. 白银的流通与商业发展白银的发行和流通成为商业的重要推动力。
在明朝和清朝的商业活动中，白银成为人们支付价格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成为了商品的国际结算货币。
白银与中国——国际契机下的明清货币思想邱永志摘要：明清时代，是中国历史又一次发生变革的时代。
这种变革远非仅仅是一种中国内部社会变迁的变革，而是一种世界整体经济正在建立、发展的变革。
然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货币思想延续至明清时期，显然无法与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变革相适应。
这内中复杂的原因需要去探讨，但是如何从当时中国迎接国际契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明清的货币思想是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关键词：明清货币思想白银国际契机近些年来，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涌现出一大批广为人知的专家学者，如弗兰克、彭慕兰、李伯重、李中清、柯文等等。
他们不仅就明清的某些具体问题，如人口问题、地区经济、江南问题等提出了与以往经济史学界大相径庭的认识，而且有的学者从全球主义和全球经济的视野来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和地位，值得关注和思考。
刘北成认为“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1]”。
2010年6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以“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主题的史学会议，与会学者提出许多真知灼见。
陈支平认为，中国的明代时期是整个地球上“区域史”走向“世界史”的关键时期，以欧洲为核心的殖民主义势力进行着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的扩张，而东方的中国同样显现出某种走向“世界史”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我们认识明代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标志[2]。
尽管中国社会的专制集权体制并没有改变，但是许多学者对于中国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解析使我们认识到，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于上层与下层并不一致甚至脱节的社会构架之中。
黄仁宇就指出明中叶以后，国家的基层控制能力极为有限，但是整个国家蕴藏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3]。
想必这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什们能够够会与世界发生如此紧密联系的基础原因，毕竟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专制王朝颁发禁海令或者限制对外贸易的时间远比开放的时间长，但其中的原因绝非就这么简单。
对于明清社会背景的重新论述，笔者以为这是必要的。
白银危机与中国币制改革【摘要】：白银在我国货币史上曾一度独领风骚。
自从明朝中后期成为我国经济交往和贸易生活的主要货币后,白银便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外交延伸上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虽然我国不产白银,但由于当时我国以白银为最主要货币,再加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对外贸易中的出超地位,使得世界其它国家的白银大量地流入我国。
因此,我国是当时世界白银市场的边际购买者,国际市场的银价由我国白银货币的购买力所决定。
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中国政治经济的日渐衰弱,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进口国变成了白银外流国,中国由国际白银市场的边际购买者成为需求者,我国白银货币的价格也由世界白银商品的价格所决定。
受此影响,我国的货币体制、金融机制乃至民族经济都发生重大变化。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在南京宣告成立。
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所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便是如何整顿混乱繁杂的货币体制。
当时在国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除了有中国自制的银元外,还有墨西哥、日本等国银币,以及前清所铸各种龙洋,种类繁多,成色杂乱。
1914年北洋政府开始着手币制改革,并公布国币条例,确定白银本位为我国货币制度。
银本位的确立,虽然使中国近代币制暂时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由于我国曾沿用数百年的银两制度依然存在,因此,两、元并用的货币混乱状况没有改变。
19世纪末,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实行金本位制度,在1926年印度也放弃银本位制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以银为货币的国家。
由于我国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货币本位不同,在偿还外债、对外贸易等货币交易中,常因白银折合成金镑而蒙受巨额损失,再加上两、元并用的货币体制不利于经济贸易交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基本上处于歧视性的不平等地位。
因此,国内强烈要求“废两改元”、统一币制。
为解决币制混乱给中国金融贸易所造成的困境,国民政府在1933年3月正式下令施行“废两改元”,并于1933年4月6日起通令全国执行,从而结束了使银、两并用的货币制度,银本位币制得以最终确立。
Voi.39 No.6Dec.2020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Xi+n Ung. of Ash. & Tcch.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39卷第6期2020年12月【经济与管理】DOI:10. 15986/j. 1008 - 7192. 2020. 06. 007“白银货币化”抑或“货币白银化'----明清时期货币变动再探讨张帅奇(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摘要:明清时代货币变动的重要特征是明中期以降的白银社会化崛起&明初政府以行政手段构建宝钞为主、铜 钱为辅的社会货币体系崩溃后，非合法化货币白银逐步获得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双重认可,促使白银货币化日益加速。
但明中后期所形成的“银钱并行”或“银钱兼权”格局,很大程度上是白银作为国家财政收支体系与民间 社会交易的一种统计标准，同时承认铜钱作为社会经济中辅助性货币角色，二者共同构成国家财赋“计量白银化”标准&关键词:白银货币化;货币白银化;明清时期;货币变动;计量白银化中图分类号:F8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7192(2020)06 - 0050 - 09一、弓I 言明清经济领域货币形态演变的重要特征之一 是明中晚期以降的白银社会化崛起，促使明清时代货币问题研究衍生出“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之说，但关于“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的内涵因主体研究方向与阐释内容迥异而呈现出不 同的学术特征①。
“白银货币化”是白银作为一种社 会角色由商品向货币转化的长时段历史过程，“货币白银化”是白银在多元并行流通的货币中由次要货币演变成社会主要货币[1]&明代白银货币化是自明初至成、弘年间自下而上的民间促动趋势转变为成、弘以降自上而下国家法令推行的社会化过程，也是市场萌发与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历史进程,启动了晚明社会变迁，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2]& #货币白银化”所指的是白银由非法货币甚至国家禁止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向作为货币发展的过程，也即由不合法的货币地位向合法货币直至主币地位的演变过程但是绝对不能单纯地把货币用银作为财政变革的标志，金代铸银币并广泛使用以及明代“银之用益广”的所谓白银货币化,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明清货币变革在财政意义上的关键之点是将银两作为国家财 政收支的统一统计单位，即变革的主要标志不是“白银货币化”，而是“统计银两化”⑷& 一部分经济史学研究主体对于“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概念厘定大致类同，但二者之间社会化属性表达却有显著不同甚至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即白银化是货币形态特征表达，而货币化则是隶属社会经济系统的一定范畴内的复杂子系统&本文试以明清时期货币变动问题为研究对象，梳理“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相关概念厘定与学术研究现状，把握 “计量白银化”于国家财政收支中的发展脉络，揭示出白银与钱钞行用格局和国家社会系统的互动联系&二、“白银货币化”与明中晚期货币变动明代的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货币白 银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演变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 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白银从单纯贵金属储值 商品逐 成经济流 中的一种社会 货币，开始于明朝中晚期，而是存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动态收稿日期:2020-06-0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武当山庙会(JRZ2012018)作者简介:张帅奇(1995 -),男,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 E-mail ： ***************第6期张帅奇:“白银货币化”抑或“货币白银化”51演变过程。
刍析白银货币化对明朝社会的影响摘要：明代晚期适为中国社会由古代及近代转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开始接轨的时期。
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乃为此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化最直接之表现，同时这一变化又加速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对此过程作以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明代社会结构变化与白银货币化之关联，而且亦有益于对白货币化之影响作整体性认识和把握。
关键词：明朝；货币制度；白银；白银货币化在明朝，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明朝政权日益需要大量的硬通货币注入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白银便成了明政府的首选货币。
而后的许多年间，白银货币化就成了明朝货币政策不断调整、不断修正的重心。
相比较其他朝代，明朝货币制度体现出了一种随意性。
一、大明宝钞的日益衰落明太祖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之前，曾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开始铸造铜币，“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
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
洪武元年（1368）“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
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
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
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
”然而，铜币面值太小，不利于大额商品交易。
朱元璋又颁行了名为“大明宝钞”的明代纸币。
洪武八年（1375）“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
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
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
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
中图钱贯，十串为贯。
”“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
”大明宝钞发行后，“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明代货币体系进入了“大明宝钞时代”。
但是由于明代财政体制的不完善，使得这种纸币的发行既没有实价货币做准备，又没有对发行量做科学的统计和预算，造成了其发行不久就失去了信用大幅贬值的恶果。
白银货币化：唐宋以来白银货币职能的发展史料实证【史料呈现】史料1 贵金属白银在唐代仍然主要是被用作器饰、宝藏，银块则多铸成一定的形式，如饼、铤状，银铤是最通行的形式①。
中唐以后货币经济的发展，使铜钱流通的范围及地城扩大了，同时，绢帛的货币作用则趋于衰退。
这时，流通中的货币一直感到不足，在大额的交易中缺少适当的流通手段，在这种情形下，唐末、五代时，贵金属白银开始有正式进入流通的趋势②。
文献中不乏有关白银使用的记载，包括贿赂、谢礼、旅费、地方进献以及皇帝赏赐臣下、供应军费等用途。
但白银在民间实际使用时，则多是先变卖成铜钱而后支付，并且，在整个唐代，均未取得法定付手段的地位③。
——摘编自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史料2 到唐末及五代，白银的流通使用，其地位已经超过西汉的黄金，而与铜钱并行。
大额支付，都用白银。
甚至出现假银锭，如“铁胆银”④。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曾公布伪造黄金罪律，企图维持黄金的通货地位。
但在有宋一代，黄金的数量大为减少，已成为贵重物品，多用于贮藏价值或转移财富，白银则成为公私通用的货币，并已取得部分的法偿货币资格。
赋税也多折银征收，军队开支及官俸多数用银支付。
南宋的会子，也常用银收兑⑤。
可以说，到了宋，白银已经普遍行用，不受区域限制而通行全国。
在铜钱与纸钞都贬值的情况下，白银的货币作用更大⑥。
——摘编自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史料3 在明初，白银就已在财政体制领域和民间交易场合中显现一定程度的存在，但在明廷禁金银法令和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的阻隔下，白银呈现“上下难通”而又“上下俱通”的现象⑦。
此后，货币白银化演进呈现两条基本路径：一是赋役财政领域不断以扩大折银的方式来解决实物征收和亲身劳役所带来的高额运行成本；二是在民间交易市场上，白银开始突破地域、领域和人群在更广范围内逐渐被接纳⑧。
贡赋体制改革用银的推广与基层社会广泛用银趋势不断走向深度的“合流”，这种局面最终为士太夫阶层所认可，他们以“母子”关系来比喻银钱的关系，中国的“白银时代”蔚然落地⑨。
An Expansion and Returning of the Monetary History——A Review for The Landing of"Silver
Age"by Qiu Yongzhi
作者： 罗冬阳[1]
作者机构： [1]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长春130024
出版物刊名：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202-207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5期
主题词： 明代;货币史;白银;国家;信用
摘要：《"白银时代"的落地》是近年中国货币史和经济史领域的上乘之作.该著聚焦明代白银与货币问题,超越了传统货币史研究领域,将研究对象嵌入经济社会构造的变迁中加以观察,拓展了货币史的空间,推进了赋役和财政制度、市场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研究.同时,该著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反省意识,不仅仅将货币视为一般的等价物,不再局限于货币的基本职能,而且注重具体历史时空内货币制度和流通格局所反映的经济社会不同层级及其相互之间的信用关系,为验证并发展货币信用理论提供了颇具潜力的货币史实证路径.。
白银与中国——国际契机下的明清货币思想邱永志摘要：明清时代，是中国历史又一次发生变革的时代。
这种变革远非仅仅是一种中国内部社会变迁的变革，而是一种世界整体经济正在建立、发展的变革。
然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货币思想延续至明清时期，显然无法与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变革相适应。
这内中复杂的原因需要去探讨，但是如何从当时中国迎接国际契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明清的货币思想是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关键词：明清货币思想白银国际契机近些年来，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涌现出一大批广为人知的专家学者，如弗兰克、彭慕兰、李伯重、李中清、柯文等等。
他们不仅就明清的某些具体问题，如人口问题、地区经济、江南问题等提出了与以往经济史学界大相径庭的认识，而且有的学者从全球主义和全球经济的视野来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和地位，值得关注和思考。
刘北成认为“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1]”。
2010年6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以“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主题的史学会议，与会学者提出许多真知灼见。
陈支平认为，中国的明代时期是整个地球上“区域史”走向“世界史”的关键时期，以欧洲为核心的殖民主义势力进行着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的扩张，而东方的中国同样显现出某种走向“世界史”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我们认识明代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标志[2]。
尽管中国社会的专制集权体制并没有改变，但是许多学者对于中国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解析使我们认识到，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于上层与下层并不一致甚至脱节的社会构架之中。
黄仁宇就指出明中叶以后，国家的基层控制能力极为有限，但是整个国家蕴藏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3]。
想必这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什们能够够会与世界发生如此紧密联系的基础原因，毕竟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专制王朝颁发禁海令或者限制对外贸易的时间远比开放的时间长，但其中的原因绝非就这么简单。
对于明清社会背景的重新论述，笔者以为这是必要的。
因为以往学界对于中国经济思想的认识往往仅限于中国社会本身。
经济思想史学者赵靖就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便是它是中国所固有的，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土生土长所形成的，……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并没受外国经济思想的多少影响[4]。
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讲，这固然是不错的。
但是如何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学界往往参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理论的标准来看待。
然而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明清时代的社会究竟是利是弊，终未可知。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学界神话被打破之后[5]，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史学的方法论问题，便日益紧迫。
一、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解构中国“经济”一词的出现是较早的，东晋元帝时期的就有：“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6]的记载。
隋唐时代更有“经世济民、经国济民”的说法。
明代还有关于经济的专门著述，如李琦的《经济类编》。
清代，士大夫更以经济之学来作为他们反对学术虚夸、浮躁的旗帜。
确实，中国古代的“经济”，其含义和现代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经济”的含义一般而言就是指经世济民或经世致用的现实之学。
然而，现在我所谈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指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传入之后得以形成的一门旨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问题观点、理论和学说的学科[7]。
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如果就总体的特征而言可以分为“富国之学”和“发展之学”[8]两大体系。
在中国的历史上，经济思想家所阐述的问题大都围绕历史上的富国问题来进行思考的。
土地问题、货币问题、商业问题、人口问题、赋役问题等等，其出发点大凡是为了专制帝国政权的建设需要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之学”的经济思想一定程度上是近代西方经济、文化影响的产物。
但是中国古代绝非没有追求发展的经济思想。
以货币思想为例，就笔者接触而言，上古单旗的子母相权理论的提出便是货币理论史上重大发展。
货币思想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商品流通领域和商品交换领域的过程，并且不断受到这个过程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思想。
如何把握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特点，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一是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有着自身专有的经济范畴，而这些专有的经济范畴则体现在颇具特色的货币话语体系。
子母理论、轻重理论、虚实理论、称提理论[9]等见诸文载。
二是货币价值论的缺失，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对于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都有所表述，然而对于货币价值的论述或是不够成熟，或是零碎幼稚。
西汉贾山曾经视货币为“亡用器也”[10]，晁错说货币为什么会产生价值是“上用之物”的缘故[11]。
唐杜佑曾指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
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
[12]”但他对于货币“一物”为什么能够主“万物”却不可知。
即使到了明代的邱浚，他在论述纸币的时候便可以看出他对货币价值的无知，他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 呜呼! 世间之物, 虽生于天地, 然皆必资以人力, 而后能成其用。
其体有大小精粗, 其功力有浅深, 其价有多少。
直而至于千钱, 其体非大则精, 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 乃以方尺之楮, 直三五钱者而售之, 可不可乎? !”[13]清代前期的许多货币思想家反对金银的使用，也可看出传统经济思想家对于货币价值的懵懂。
三是中国的货币思想呈现着复杂的发展状况。
1、古老的货币思想不断得到继承和推崇，如“子母相权“理论自西周诞生以来一直被延续下来，并在南宋得到推崇。
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大都以前朝的货币流通经验来论述本朝的货币政策得失也是这种延续的体现。
2、货币思想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
宋代的纸币思想、明中叶以后的白银思想便是例子。
3、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与国家经济政策密不可分。
叶世昌曾把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特点总结为“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以自然经济结构为模式”，“以国家调节经济为理想”，“以解决财政为重点”，可谓鞭辟入里。
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延续至明清时期，其思想的内在特点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但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却迎来了一种新的货币，那就是白银。
如何理解明清时期的白银意义和白银思想，这与白银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有莫大的关联。
二、国际契机与明清的白银思想。
“国际契机”一词可以见之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西方经济势力渗入以前即存在一个有着自身运转特点的“小国际贸易圈”，他称之为“朝贡贸易圈”。
中国是这个经济圈的中心，而这种贸易圈的实质就是贸易与商业，白银的流通这个圈内的不断发展的确保因素，而近代西方势力的参与是以他们必须适应这个“贸易圈”内特点为前提。
与此同时，依附理论的代表学者弗兰克也以他的“白银资本”为切入点，指出我们必须从全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15、16世纪的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流通[14]。
可以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中国确实因为参与世界的贸易与分工，而得到一种潜在的“国际契机”，然而中国社会终究在现代社会的进程当中停滞，确实令人叹息。
但这显然不是我这里要探讨的重点。
其实中国学者很早便关注了白银的问题，梁方仲于1939年便发表长篇论文《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对明代输入白银的数量、外贸规模等问题作了具有意义的研究。
全汉升在留学期间便注意到了明清之际的白银问题，并估算了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意义。
自弗兰克《白银资本》问世之后，许多学者开始重视白银作为一种“世界货币”[15]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但是对于明清时代而言，白银的问题应该得到具体的审视。
黄仁宇指出在明代白银虽然运用逐渐广泛起来，但是白银并没有作为国家承认的货币而使用，白银在赋税的征收当中虽然是被折纳，但是赋税的单位依然还是以石来计算[16]。
到了清代，情况才有所改变。
白银的意义，尽管我们现在看来仿佛取得了共识，但是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家，对于白银的认识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顺利。
明代前期，经济思想家多集中于探讨纸币的作用，如叶之奇、刘定之在探讨纸币的兑现理论和方案。
明中叶货币金属主义的代表邱浚，虽主张实行上中下三币制度，但也只是重视铜钱的作用，对白银的使用也是多加限制，他指出“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交易[17]”。
而且整个明朝中叶几乎都是围绕重钱轻银的思想而展开。
明世宗嘉靖期间，谭纶提出了用银致贫的论点，指出银贵导致国家财政的困难。
作为山西巡抚的靳学颜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困难在于“银两不足”。
他主张回归用钱的时代，并指出白银的使用利于豪右势力的崛起[18]，正式开始否定白银的作用。
到了明清易代之际，这种思想则更为明显。
中国的经济思想家纷纷不约而同的指责白银的使用，甚至出现了废除使用白银的主张。
例如顾炎武，他在周游山东和山西的时候亲身体会到了“银荒”对于百姓的困扰，即使丰年也要卖妻弃子[19]，他看到了白银与赋税的密切关系，使得老百姓在交纳赋税的过程中异常困难，因而他主张用钱而不使用白银。
而黄宗羲更是坚定的废金银使用的代表者，他指出“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 故田土之价, 不当异时之什一”, 又“当今之世, 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 即劝农沛泽无益也, 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20]”。
王夫之也认为“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论矣”。
他认为其一，银是一种“亡足贵”的东西。
其二, 用银作货币, 如禁民采, 利之所趋,“则刑杀日繁, 而终不可止”；如不禁民私采,“则贪惰之民皆舍其穑事”, 而游民聚众深山“, 则争杀兴而乱必起”。
其三,用银便利于官吏贪赃枉法和盗贼抢劫[21]。
”清代前期的经济思想家如唐甄、高珩也都由此主张，甚至还有人还一度提出了重新使用纸币的思想等等。
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货币思想家缘何者提出重钱轻银或是直接反对使用白银的主张？我想这是个需要深究的问题，白银被卷入赋税体制或许是个有利的解释[22]。
但是中国特有的权力经济特点和货币思想、文化特点造就了明清中国白银使用的诸多问题。
白银被窖藏、白银的来源、银价与其他货币的比价不断变化等等因素都是需要注意的方面。
三、国际契机下的明清货币思想的再认识。
客观的来讲，中国明清时代的货币思想家所提出的货币主张，都没有离开传统货币思想的范畴。
中国明清社会依然以农立国的现实或许使我们对于明清白银思想的任何指责都显得不切实际。
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与国家关于财政的方针策略的紧密联系在这些思想中是得以体现的。
然而，至少我们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待明清时期的货币思想是可以实现的，毕竟我们是后人在研究以前的历史。
自明中叶以来，中国出现的白银问题（15世纪）一直和接下来的五个世纪的中国命运息息相关。
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明中叶的中国历史逐渐被纳入世界的某种体系之内，尽管这种体系的描述和分析是一场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