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问题

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一、前言明末兴盛的对外贸易，以及因之流入的大量白银，对中国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例如明政府在16世纪中期后税收的货币化、政府支出的大幅成长、东南沿海经济之更繁荣等。

另一方面，西欧和中国的贸易，对推动西方朝向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到底有多少白银在明季流入中国，并没有完整的记录。

虽然过去许多学者做了估计，国内一些从事明季中国海外贸易主题研究的学者，在其着作中也引用了一些白银输入量的估计数据来佐证当时贸易的盛况，但欠缺全面而有系统地计算与推演，并从未与中国自产白银进行数量上的对比，因此无法得知海外流入白银占当时整体白银流通量的比重，更难推估出对当时经济等层面的影响。

本论文首先尽可能搜集国内外学者有关明季流入中国的白银之研究成果，再以归纳与平均的方式，估计出最可能的数量。

另外，笔者也估计了中国自产的白银数量，以资对照。

研究发现，明亡前的百年期间，国外流入白银是中国自产白银的近10倍，不难理解这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16—18世纪，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约占全球的80％。

16世纪时，秘鲁的银产量占全世界银产量的61．1％、墨西哥占12．1％，合计73．2％；17世纪时，秘鲁占63％、墨西哥占24．1％，合计占87．1％；18世纪时，秘鲁占32．5％、墨西哥占57％，合计89．5％①。

西属美洲生产的白银有很多最后都输进了中国。

西属美洲的白银经由三条路径运往中国，这三条路径依其重要性依次为： (1)西属美洲→菲律宾马尼拉→中国(1570年代以后)；(2)西属美洲→西班牙塞维尔→葡萄牙→中国(1570年代以后)； (3)西属美洲→西班牙塞维尔→荷兰、英国→中国(17世纪初以后)②。

明后期，世界另一个白银的重要产地为日本(约占世界银产的15％)，日本生产的白银，绝大部份都输进中国。

1540年以后，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贸易。

1543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日本，1550年后，葡萄牙人每年定期前往日本贸易③，大约在1570-1600这段期间，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中、日贸易。

为之制定了严厉的刑罚。

但金银的流通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甚至明朝政府官方制定的部分税收还要直接征收金银或者以实物折征金银。

史载“太祖洪武间令各处官田粮折收纱、绢、金、银、绵、苎布及夏税农丝折绢俱解京库收支”24。

又载洪武十八年“令各处鱼课，皆折收金银钱钞”25，洪武十九年三月“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

同年五月，“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纱、定输京师”26。

洪武三十年，曾定“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27。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白银等贵金属仍在一定范围内充当税收，那么所谓“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的禁令，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具文，无法贯彻执行。

白银作为民间真正使用的可靠货币，正渐渐地在商品流通交易的渠道中崭露头角。

到了后世永宣年间，明朝政府为了保证宝钞的正常流通，又一次次颁布禁银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广泛用银的社会现实。

洪武末年，“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28。

成祖即位之后，为了阻止宝钞贬值，一方面采取货币回笼政策，如税粮课程赃罚均折收宝钞等，一方面重申“禁用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29。

至仁宗时，又下令增门摊课程，以通钞法，同时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货物。

民间交易所使用的白银,最初是以首饰形式出现的。

据宣德三年十二月徽州的一件契约文件记载：“三大房议定每年共备籼谷一百七十五秤，其谷不拘贵贱，每二十五秤作花银首饰一两”30。

明初虽禁金银流通，成祖却规定，“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31，这无意中为白银在民间的流通交易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宣宗朝也屡次颁布禁银令。

宣德初，定“凡以金银交易者及匿货增直者罚钞”。

后来，“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

乃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一万贯”32。

但在税课方面，仍在使用白银。

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渊谓：“近虽禁使银，而商税课仍征银，巡拦网户，陪纳甚艰”33。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惊！明朝贪官严世蕃和严嵩竟然囤藏白银二亿两！导语：明朝巨贪严嵩被削官还乡，严世蕃被斩首，严氏家产被籍没。

抄家时，官府调派了十艘大船来运严家囤藏的白银，结果“载以十巨艘，犹弗胜”，大明朝巨贪严嵩被削官还乡，严世蕃被斩首，严氏家产被籍没。

抄家时，官府调派了十艘大船来运严家囤藏的白银，结果“载以十巨艘，犹弗胜”，大船还有些吃力，这要是叫来十六匹驴子搬运，绝对会活活累死四匹以上。

明朝太监的天量财富清代有个历史学家，叫做赵翼，著有一部《廿二史札记》。

在这部历史札记中，赵翼提出了一个定律：“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

”翻译成今人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意思。

在谈到明代的官场腐败时，赵翼列出了一个“贪官财富榜”，说这些贪官“其富亦骇人听闻”。

上榜的有八个人，其中五人是太监，这也符合“贿随权集”的定律，因为明代是继汉唐之后第三个宦官擅权的朝代。

以时间为序，这五个财产惊人的太监分别是：正统朝的权监王振，权倾朝野，百官拜会他，送的礼至少是一百两白银，送到一千两的人，可以获得美酒招待。

王振死后被抄家，结果搜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

弘治朝的李广，被抄家时也搜出“黄白米各千百石”。

当时的孝宗皇帝还不知道“黄白米”是什么，惊奇地问：李广一个人要吃这么多米吗？左右告诉他：黄白米只是隐语，黄米是指黄金，白米是指白银。

到了正德朝的刘瑾，贪污指数已是王振的十倍，百官拜见，至少要送一千生活常识分享。

刍析白银货币化对明朝社会的影响摘要：明代晚期适为中国社会由古代及近代转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开始接轨的时期。

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乃为此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化最直接之表现，同时这一变化又加速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对此过程作以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明代社会结构变化与白银货币化之关联，而且亦有益于对白货币化之影响作整体性认识和把握。

关键词：明朝；货币制度；白银；白银货币化在明朝，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明朝政权日益需要大量的硬通货币注入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白银便成了明政府的首选货币。

而后的许多年间，白银货币化就成了明朝货币政策不断调整、不断修正的重心。

相比较其他朝代，明朝货币制度体现出了一种随意性。

一、大明宝钞的日益衰落明太祖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之前，曾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开始铸造铜币，“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

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

洪武元年（1368）“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

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

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

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

”然而，铜币面值太小，不利于大额商品交易。

朱元璋又颁行了名为“大明宝钞”的明代纸币。

洪武八年（1375）“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

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

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

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

中图钱贯，十串为贯。

”“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

”大明宝钞发行后，“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明代货币体系进入了“大明宝钞时代”。

但是由于明代财政体制的不完善，使得这种纸币的发行既没有实价货币做准备，又没有对发行量做科学的统计和预算，造成了其发行不久就失去了信用大幅贬值的恶果。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万明：原刊《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内容提要】晚明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变迁；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进程中。

明初，白银并非合法货币，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且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

事实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

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之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

China was faced with great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en the world economy was going towards oneness. Silver as currency produced great demands and thus foreign silver came into China. China went to the world in an active way, to the contrary. China's demands of silver led to the mining of Japan and Americas. It may be said that China devoted its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imary establishment of world economy, which was not created by the West but by all countries.【日期】2004-02-18【关键词】白银/货币化/明代/世界/新视角silver/currency/the Ming dynasty/world/new perspective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二百七十六年间，白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

摘要明代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段历史时期恰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开端、中国经济开始与全球经济接轨的开端。

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反映，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这种变化。

本文第一章笔者回顾了明代货币体系的变迁及明朝政府相应的政策调整。

自明朝开国以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和控制国内经济，相继发行了洪武通宝铜钱和大明宝钞纸币，并严禁金银等贵金属在市场上作为交易品流通。

其后的几位皇帝基本延续了这一政策，但铜钱面值小又不便携带，宝钞发行不久就因发行量无限扩大而急剧贬值。

虽然官方三令五申严禁金银交易，但从民间的反映来看，白银已经成为可以信赖的商品中介物，使用规模也在逐渐扩大。

至正统时，政府的货币政策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调整的程度。

政府颁布“米麦折银之令”，即农民交纳赋税时不再缴纳粮食实物，而是将其兑换成白银之后再行缴税。

这正是明代中期赋役税收上出现的新变化，后世称之为“金花银”。

银禁一开，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白银的流通量也急剧上升，折银之项也由粮食税普及到其他税收项目，如以银代役等等。

官员俸禄，军队军饷也开始支付白银，社会上白银的使用程度空前提高，国家财政审计核算皆以白银为基准。

延至万历初，张居正主持财政改革，推行一条鞭法，这又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将繁杂的各税种合而为一，统一征收白银。

白银成为唯一具有充分货币职能的货币。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推动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种种外部及内部的因素，考察唐宋元以来白银作为商品和一般等价物的使用历史，以说明白银这种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天然优越性在明代之前已经为统治者和百姓所熟知，但由于当时白银总量的稀少而没有成为大规模普及的货币。

之所以白银货币化能在明代如火如荼的展开，而不是在更早的时代，是由于明代时期国内流通的白银总量远远超过了前代。

在分析了国内白银生产和海外白银流入的数额之后，发现海外流入的白银（主要是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构成了中国国内白银流通的最主要部分，即海外巨额白银的流入从根本上推动了明代的白银货币化。

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银为何大量流入中国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

大卫.休谟[1] 著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根据这一理论，在以贵金属为本位货币的时代，理论上并无一国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

[1]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中国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白银。

[2]弗兰克[3]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他用贸易和套汇来说明他的这一理论。

关于国际贸易，他认为，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

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

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

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

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

[3]货币不仅可以用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而且是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由此产生套汇机会。

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

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储存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

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1品。

浅论明代白银货币化摘要在中国货币演变史上，货币形态经历了从复杂到简单、从多到少的演变态势。

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即银本位的确立。

然而，白银货币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程，是在官府与民间，白银与纸币和铜钱的博弈中造就的。

白银货币化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唐宋元时期白银的使用提供了社会基础，明朝白银产量的大幅提高和外银内流使得白银供给较为充足，明朝混乱的货币制度使得白银这种硬通货的吸引力提高，政治势力的角力等等。

白银货币化是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反过来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国家赋税制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史实介绍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分析其原因以及社会影响，以反映中国货币制度演变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明朝货币政策白银货币化一、导论(一) 选题原因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是这一时期结构变化的重要反映，并推动社会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期，大明宝钞因严重贬值退出流通领域，白银以体积小价值高、易于分割熔铸、便于携带等天然属性，于天顺以后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隆庆元年，明穆宗颁布诏令: “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

”这以法律形式确定其货币地位，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

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

当白银努力冲破政府的禁令，逐步取代官方发行的纸币和铜钱的同时，世界经济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世界市场开始出现。

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白银成为世界货币。

以白银为标志，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联系在一起。

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因此，白银货币化除了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国家财政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之外，还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交流。

总之，白银货币化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史实，从而对白银货币化的研究具有深刻意义。

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原因及影响作者：秦子淇来源：《青年与社会》2019年第01期摘要：在中国货币的演变历史中，出现了不同的通货类型。

其中，白银大致兴起于宋元明清时期，在明中叶开始被广泛使用。

在此之前，白银的货币职能和适用范围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从总体来看，明朝的法定货币经历了从铜钱到纸币（宝钞）再到白银的转变过程，但如果单纯地将明代的货币制度演变仅仅看作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趋势或通货自然的演变结果都是有失偏颇的。

笔者认为，明代货币最终向白银化的转变主要归于缺乏基本经济常识的“洪武型”经济政策的僵化特性和大航海时代东亚贸易圈世界货币的发展需要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出超地位使大量白银内流等方面。

关键词：货币白银化一、明代货币制度演变不同阶段简述（一）通货混用阶段（1361-1375）。

明朝建国前，1361年，朱元璋曾铸造铜钱，1368年元月，朱元璋称帝，铸“洪武通宝”，直至1375年，铜钱一直作为明朝的法定通货。

但当时明朝政府并没有禁绝其他通货的流通，如宋代、唐代时期的铜钱或是蒙元时期的旧钞，甚至是类似布帛、粮食谷物等实物都可以在市场流通，货币市场相对混乱。

（二）纸币推行使用阶段（1375-1435）。

1375年，明朝政府发行“洪武宝钞”，自此禁绝金银交易，官方规定了纸币，银两及铜钱之间的汇率，并在1394年，铜钱也被禁用，“大明宝钞”成为了官方唯一的合法货币，官员薪俸和国家税赋都有体现。

但这种纸币的发行并没有准备金，造成后期纸币大幅度贬值，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白银在这种大环境下成为一种在地下流通的非官方货币。

（三）钞钱银兼用阶段（1436-1522）。

由于“洪武型”经济政策的弊端，纸钞无法作为唯一法定货币，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开放了银禁，修正了国家货币政策，自此货币白银化呈现稳定发展趋势。

（四）白银货币职能确立阶段（1522后）。

嘉靖四年，明世宗进行税制改革，纸钞自此不再流通，白银确立了其唯一法定货币地位，明代的货币白银化完成。

明代的物价和白银购买力明代的白银以锭为主，就是俗称的元宝，大元宝是五十两一锭，普通小元宝是五两一锭。

白银性软，使用时，拿钢剪或凿子凿下一块，用戥子来秤。

如《金瓶梅》第十四回中，李瓶儿往西门庆家转移财产，开出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取寻人情，上下使用”，这里就是五十两一锭的大元宝。

第七十一回中，何千户要买夏提刑的住宅，所费一千二百两银子用二十四锭大元宝来付，也是这种五十两的元宝。

但实际上，银子的成色并不都相同。

比如第一回中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大家兑钱请客，交来的三分、五分散碎银子中，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黄的，说明成色很差。

《金瓶梅》的武松打虎一节，知县给的赏钱是五十两银子，而在《水浒传》的相关章节中，武松得到的赏钱是一千贯。

且不说一千贯钞票值多少银子，从币制上就能印证出二者写作年代的不同，实际上与专家的考证暗合，即《水浒传》是元末明初，而《金瓶梅》全用白银，明显是明朝中后期。

我们看看当时的银价、米价。

因为大米从明代到现代都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虽然时代不同、技术不同、产量不同，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没有改变，最能反映每一时代的物价指数，而米价的变动也最能影响其他产品的价格。

明洪武年间，以宝钞一贯折米一石，到永乐元年（1403年）改为十贯折米一石，洪熙元年（1425年）加为二十五贯一石米，五十年间米价涨了二十五倍。

而洪武九年钞一贯或银一两折米一石，到三十年白银一两可折米四石；钞票却要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

到宣德八年（1433年），民间已不用钞，专用金银，白银一两值钞百贯，等于洪武九年的一百倍。

英宗即位后（1436年），取消用银禁令，宝钞的购买力更是逐年下跌，到景泰三年（1452年），五百贯钞仅值银一两。

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五千贯钞折银一两，宝钞实际上已没有任何意义。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一《银价米价》条中载：“明时京师钱价，纹银一两率易黄钱六百，崇祯末，贵至二千四百。

顺治新钱初行时，以七文作一分，一千文作纹银一两四钱，后不能行，改为一厘，渐减至每百五分。

米，以供京师漕粮四百万石外，全国各行省所属各府州县之田赋全部由征粮变为征银69。

举凡国家税收、军饷官俸、京库岁需，民间贸易借贷等无不用银。

白银成为唯一具有充分货币职能的货币。

赋税的征收全面货币化，一条鞭法的实行大幅削减了以往征税时的繁复税种与漫长过程，体现了货币税的优越性。

史载：“往时夏税秋粮，及丁银、兵银、役银、贴役银，种种名色不一，或分时而征，或分额而征，上不胜其头绪之碎琐，下不胜其追呼之杂沓。

自嘉靖四十年，侍御庞公尚鹏按浙，改作一条鞭法，最称简便直捷”70。

又载：“工科右给事中曲迁乔议行条鞭之法，以差银必兼丁地，定地必较肥瘠，觅役必厚工食。

我国家因田以制赋，按丁以审差。

即古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之意。

但法久弊滋，于是不得已立为条鞭之法。

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

虽非祖宗之旧制，亦革弊之良法也”71。

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

货币财政制度本身是在已相当发展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而一切税课、力役折银缴纳，又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同时大大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多的农民得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从事工商业，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

凡此种种，都使白银本位货币的地位更加巩固。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至此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

69《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2页7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苏松》71《神宗实录》卷220，万历十八年二月戊子第二章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动因一、唐宋元时期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与流通状况作为贵金属，白银的珍贵性很早就为人所了解了。

但是，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由于数量的稀少，白银的使用范围非常狭窄。

唐中叶以后，伴随着白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产量的提高，白银的使用获得了重要突破。

从中唐时期的考古成果上来看，白银在民间也有了普遍使用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