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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策学备纂》之《赋考》、《赋学》考释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古代文学指导教师：***20080501摘要《策学备纂》是清代光绪年间吴颖炎等学者编定的一部百科全书式工具书。
全书分三十－－Ｉ＂］缀述旧时掌故、史料，包罗宏富，征引详博，有较好的文献价值和实用价值。
《赋考》和《赋学》分别载于《策学备纂》“选学’’和“艺文＂，是学界较少关注的两种赋学资料。
本论文以清光绪十九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策学备纂》所载《赋考》、《赋学》为依据，对二书进行研究。
《赋考》辑录《文选》所载赋篇的考释条目，出自清梁章钜的《文选旁证》。
《赋考》考证分两大类：围绕赋篇进行的相关考证和具体字词考证。
前者有“《文选》所载赋篇与其它典籍所载的文字异同考＂、“赋篇注者考＂等，后者则集辨字、注音、释词、解句于一体。
《赋考》注释态度严谨，大量采用清代《文选》学成果并表现出集注形式，是继李善注释后在清代对《文选》的又一次补注，有其重要价值。
但此版本《赋考》在编排上存在问题，本论文尝试还原其本来面貌。
《赋学》是对历代赋学资料的汇编，辑录赋学理论及赋坛掌故，并全文载录清王芑孙的《读赋卮言》。
所录条目皆首列标题、注明出处、条理清晰、行文简洁。
《赋学》特别重视对唐以后赋论资料的辑录，所辑内容也多半围绕献赋、试赋，这与《策学备纂》服务策论考试的性质不无关系。
作为一部赋学资料，《赋学》体现了赋有讽喻、赋需清新、赋尚宏丽的赋学思想。
此外，本文对其编者生平进行详细考证，简单勾勒出沈祖燕的履历轮廓。
本论文附录《赋考》所引文献一览表以及《赋学》校点，以资参考。
关键词：《策学备纂》；《赋考》；《赋学》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ｅｘｕｅｂｅｉｚｕａｎｉｓａ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ｏｏｋ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ＷｕＹｉｎｙａｎｗｈｏｉｓ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ｉｖ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ｍｐｅｒｏｒ．ＴｈｅＣｅｘｕｅｂｅｉｚｕａ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３２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ｈｉｃｈｃ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ｓ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ｌｌ，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ｑｕｉｔｅｗｅｌｌ．ＴｈｅＦｕｋ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ｘｕｅａｒ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ｋｎｏｗｎｂｙＴｈｅＸｕａｎｘ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ＹｉｗｅｎｏｆＣｅｘｕｅｂｅｉｚｕａｎ，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２ｋｉｎｄｓｏｆｉｎｄｉｔ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ｂｅｆｅｗ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ｂｙ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Ｃｅｘｕｅｂｅｉｚｕａ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Ｄｉａｎｓｈｉｚｈａｉｂｙ１９ｍ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ｍｐｅｒｏｒ，ｗｈｉｃｈ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ｎｇ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ｔｈｅｅ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ｅｘａｍ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ｔｅ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ｕｋａｏａｒｅａｌｌ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ｎｘｕａｎｐ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ｂｙ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ｕｏｆ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Ｆｕｋａｏｄｉｖｉｄｅｓｉｎｔｏ２ｗａｙｓ：ｔｈｅ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ｂｏｕｔＯ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ｂｏｕｔ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Ｆｕｋａｏｉｓｖｅｒｙｐｒｅｃｉｓｅｎｅｓｓｉ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ａｌａｒｇｅｐｒｏｇｅｎｉｅｓｏｆ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ｗｈｉｃｈｃｉｔ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ｉｓｈａｎ．ＳｏＴｈｅＦｕｋａｏｉｓｑｕｉｔｅ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ｄｕ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Ｗｅｎｘｕａ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ｉｓｈａｎｉｎ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Ｂｕｔｔｈｉｓｖｅｒｓｉｏｎｈ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ｙｐｅｓｅｔ，ＳＯ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ｔｒｉｅｓｔｏｒｅｖｅｒｔｔｈｅｓｔｙｌｅｏｆｉｔｏｗｎ．ＴｈｅＦｕｘｕｅｉｓ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ｄａｔａｏｆＯｄｅ，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２１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Ｏｄ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８５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ｏｆＯｄｅ·ｆｉｅｌｄ，ｉｔａｌｓｏ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ｅｄｕｆｕｚｈｉｙａｎｂｙＷａｎｇＱｉｓｕｎ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ｌｌｔｈｅｅｎｔ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ｈａｖｅｎａｍｅｄｔｈｅｔｉｔｌｅｓ，ｇａｖｅｃｌｅａ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ｌｅａｒｉｎ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Ｆｕｘｕｅｉｓｖｅｒ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ｏｆＯｄ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ａｆｔｅｒ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ｃｉｒｃｕｍｆｕｓｅＸｉａｎｆｕａｎｄＳｈｉｆｕ，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ＴｈｅＣｅｘｕｅｂｅｉｚｕａｎｈａｓｔｏ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ｄａｔａｏｆＯｄ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Ｆｕｘｕｅｈａ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Ｏｄ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ｗｈｉｃｈ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ｏｆＯｄｅ，ｒｅｇａｉ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Ｏｄｅａｎｄ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ｃ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ｈａ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ｗｈｏｅｄｉｔｏｒｔｈｅＦｕｋａｏ，ｂｒｉｅｆｎｅｓｓｄｒａｗｔｈ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ｖｉｔａｅ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ＳｈｅｎＺｕｙａ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Ｃｅｘｕｅｂｅｉｚｕａｎ；ＴｈｅＦｕｋａｏ；ＴｈｅＦｕｘｕｅｌｌ湖北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
扬雄是中国两汉时期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的著作中尤以《赋论》和《辞赋》最为著名。
扬雄的《赋论》是一部论述文学创作理论和方法的著作，而《辞赋》则是一部由各种不同体裁的文章组成的文集。
扬雄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和影响被认为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扬雄《赋论》和《辞赋》的变化成因进行深入的考论，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扬雄的《赋论》和《辞赋》的变化成因可以从作者个人经历和思想变化的角度来考察。
扬雄出身于一个学术世家，他的家族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扬雄在政治上也经历了风波，这些经历都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扬雄的思想变化也可以通过他的著作中的变化来进行观察，比如他在《赋论》和《辞赋》中对于文学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的变化，都可以反映出他在思想上的变化。
扬雄《赋论》和《辞赋》的变化成因可以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文化繁荣。
扬雄生活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受到了时代的影响。
在《赋论》和《辞赋》中可以看到扬雄对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状况的观察和反思，这些都反映出了他对时代的认识和思考。
扬雄《赋论》和《辞赋》的变化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个人经历和思想变化、社会和历史的影响以及文学传统和风格的影响。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影响了扬雄的文学创作，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作出了贡献。
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扬雄《赋论》和《辞赋》的意义，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
《文选》赋序论争与两汉赋序辨析
《文选》赋序论争与两汉赋序辨析，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学术起
源辩论之一。
最开始的是樊大成的“文选论”，他认为《文选·典》
不是漢代经典作品，而是秦汉时期的著作。
从现存经典来看，《文选·典》是在两汉之间创作的，赋予了它对“文选论”的反证后，樊
大成被迫改变他的理论，认为《文选·典》是漢代文学之父。
北宋张思之等也提出了赋序观点，他们认为《文选·典》是秦汉
之前的文学作品，不属于漢代流派。
后来有许多学者参与了此论争，
证明《文选·典》是漢代的一部经典，该论争的最终辩论者是谢朓，
他完成了漢赋序藏书概念的形成，把《文选·典》重新定位为漢代文
学主流。
从现存漢代史料来看，《文选·典》作为漢代学习文集的核心内容，在漢代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学习。
当时，学者深入研究《文选·典》的赋序，提出了许多新的解读观点。
在两汉赋序的比较研究中，可以
看到学者之间有意地转变观念，把赋文拆分为更加细化的语句，从而
形成更为妙精的四言八语。
当今，学者们还在探索《文选》赋序论争与两汉赋序辨析中未经
探讨的议题，尽管存在争议，但已有大量学者通过赋序辨析，充分说
明了《文选》中赋文内容丰富、结构清晰、内容和形式精巧的特点，
同时也让两汉赋序受到关注。
综上所述，两汉赋序是漫长历史发展过
程中内心表达内涵的文学精髓，并为更丰富的赋作形式提供了参照。
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扬雄是东汉末年的一位知名辞赋家，他的辞赋创作被称为“扬雄赋”。
扬雄赋的形式独特，描写细腻，语言优美，给人以深刻的艺术享受。
扬雄的辞赋创作变化有着一定的原因。
扬雄赋的创作变化与历史背景有关。
扬雄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处于混乱状态。
这种混乱使得人们精神压力巨大，追求精神寄托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需求。
扬雄赋的作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他通过辞赋来表达自己对时代变迁的感慨，借助文学来寻求内心的宁静和心灵的追求。
扬雄赋的创作变化是在历史背景的推动下产生的。
扬雄赋的创作变化与扬雄个人的经历有关。
扬雄是出身于世家的知识分子，他的家族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由于东汉末年的动荡局势，扬雄家族的地位和声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扬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经历了家族的衰落和自身的贫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辞赋创作。
他通过对逆境的思考和感悟，将自己的个人经历融入到辞赋中，使作品更富于思考和感人之处。
扬雄赋的创作变化还与他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和借鉴有关。
扬雄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广泛涉猎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古代辞章赋。
他从古人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吸收他们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思想，然后加以创新和改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辞赋风格。
正因为如此，扬雄的辞赋作品才能更好地满足当时读者的欣赏需求。
扬雄赋的创作变化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历史背景的推动、个人经历的影响以及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借鉴，都使得扬雄的辞赋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他的作品不仅以优美的语言和细腻的描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在思想内涵和时代精神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扬雄赋的创作变化成因的考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扬雄的辞赋创作，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欣赏和理解他的作品。
2019年第5期（总第277期）No.2,2019Total No.277THE NORTHERN FORUM赋论形态考察——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赋序为中心褚旭黄志立［摘要］赋序是赋学批评范式中的重要构成形态，在彰显批评意识、阐明赋学理论方面可谓卓然别裁。
因其伴随赋体的发展而产生，遂具有强烈的时代色泽：起初，赋序粘附在赋篇当中，发挥首引与补充之功用；当脱离赋文的依凭而独立成体时，赋序便逐渐由兴盛走向衰落，同时也失去本体所具有的性能。
为进一步探讨赋序的演进态势与批评特征，体现赋序在赋学批评理论中的重要价值，拟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赋序为考察对象，就赋序的类型特征、结构形态、功能价值、兴盛衰落等内容加以慎实辨析，以期深入考量赋序作为批评形态的风貌。
［关键词］赋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赋序批评形态［作者简介］褚旭，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广州50275）；黄志立，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博士后（广州510277）［中图分类号］12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0）05-0086-10从赋序的视角省察赋学批评理论，不仅是其随赋体而生成为历时最长的批评形态，而且是具有独特功能与价值的综合展现。
赋学批评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因此，从作为批评形态的赋序入手来探索赋学批评理论的风貌，就兼有基础性与现实性的研究意义。
一、赋序类型与特征不同的赋篇有不同的赋序，序文与正文互相选择，彼此融合，共同构成完整的赋篇。
对赋序的类别与特征进行考察，并非将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中所引序文皆据此书，中华书局1958年版，不再一一出注）中的赋序简单罗列，而是针对其形态中的独立性与多元性展开论述，并将赋序类型分为自序与他86序、明序与暗序、外序与内序加以研讨。
（一）自序与他序自序，指赋前由作者独立撰写而成的序文。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一)【内容提要】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
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
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范仲淹/赋论/律赋/形式分析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辞赋作家。
李调元《雨村赋话》卷五评云：“宋初人之律赋最伙者，田、王、文、范、欧阳五公。
黄州一往清泚，而谏议较琢磨，文正游行自得，而潞公尤谨严，欧公佳处乃似笺表中语，乃免陈无己‘以古为俳’之诮。
故论宋朝律赋，当以表圣、宽夫为正则，元之、希文次之，永叔以降，皆横骛别趋而偭唐人之规矩者也。
”1]认为范仲淹与田锡、王禹偁、文彦博、欧阳修等是宋初律赋作品最丰富的五位作家。
查《四部丛刊》本《范文正公集》，卷一收《明堂赋》、《秋香亭赋》、《灵乌赋》等3篇；卷二十收《老人星赋》、《老子犹龙赋》、《蒙以养正赋》、《礼仪为器赋》、《今乐犹古乐赋》、《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金在熔赋》、《临川羡鱼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10篇。
又查《范文正公别集》，卷二收《尧舜率天下以仁赋》、《君以民为体赋》、《六官赋》、《铸剑戟为农器赋》、《任官惟贤材赋》、《从谏如流赋》、《圣人大宝曰位赋》、《贤不家食赋》、《穷神知化赋》、《干为金赋》、《王者无外赋》等11篇；卷三收《易兼三材赋》、《淡交若水赋》、《养老乞言赋》、《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体仁足以长人赋》、《阳礼教让赋》、《天骥呈才赋》、《稼穑惟宝赋》、《天道益谦赋》、《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政在顺民心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12篇。
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扬雄的《赋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对赋体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后世的辞赋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赋论》中，扬雄明确了“赋”不同于“诗”的概念，强调了“赋”的表现形式与“诗”不同，并提出了“两仪辞赋”的理念。
但是，《赋论》出现的时代背景与扬雄个人的生平经历，对他对于赋体文学的看法和辞赋创作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前秦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衰败，形势动荡不安。
在这个时期，许多文人开始关注于“己身文学”与情感交流，便开始写作“辞赋”，即以内心感情为主题，表现“情、思、行动”等内容。
这些辞赋作品都显得情感深刻、充满力量，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这些辞赋作品大多数极为简短，缺乏提炼和艺术表达，不能充分地展现文学创作的真正价值。
扬雄的《赋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当时的扬雄已经成为一位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大师，他对于当时的辞赋创作充满了关注和兴趣。
在《赋论》中，扬雄提出了“诗赋同源，然形异”和“意赋之两端，形态相电”的理念，强调了“赋”的表现形式及其特色，并可以用“诗”来作类比，表明自己的立场。
“两仪辞赋”的理念则更是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之所需。
当时社会不景气，人们困苦潦倒，扬雄认为赋体形式应该超越“情、思、行动”等简单表现，而注重对于命运的思考，探究人生的意义。
扬雄提出的这些理念对于辞赋创作的变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扬雄《赋论》发表后，辞赋作家们逐渐开始关注文学的表现形式、艺术的真正意义，力求将辞赋从“简短，杂乱”中脱颖而出，展现更高的文学价值。
同时，扬雄“两仪辞赋”的思想也被广泛接受，辞赋作家们开始将目光放得更远，思考命运与人生，借此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加深了文学的内涵质量。
但是，《赋论》提出的理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扬雄对于辞赋创作又出现了变化。
在其后写作的《送樊川文》，扬雄将辞赋的表现形式再次细化，突破了旧工艺，开创了新形式。
历代赋论整理研究
“赋论”是指对赋这种文学形式的评论和研究，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是对历代赋论的整理研究：
1. 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赋论主要散见于《左传》、《国语》、《论语》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对赋这种文学形式提出了初步的认识和评价，认为赋是宣扬教化、赞美功德的重要手段。
2. 汉代：汉代是赋这种文学形式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赋论发展的一个高峰。
汉代赋论主要包括司马相如的《赋论》、扬雄的《赋论》、王充的《论赋》等著作，这些著作对赋的起源、特点、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3.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论主要继承了汉代赋论的思想，同时也有所发展和创新。
这一时期的赋论著作包括曹植的《赋论》、陆机的《文赋》等，这些著作对赋的创作技巧、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4. 唐代：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同时也是赋论发展的一个高峰。
唐代赋论著作包括杜甫的《壮游》、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这些著作对赋的表现手法、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5. 宋代：宋代是文论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是赋论发展的一个高峰。
宋代赋论著作包括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赤壁赋》等，这些著作对赋的表现手法、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以上是历代赋论整理研究的一个简要概述，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扬雄是西汉时期的辞赋家，被誉为“扬辞之祖”。
他的辞赋作品，以《离骚》、《九思》、《五言》等最为著名，对后世的辞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赋论》一文中，扬雄对辞赋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规范和要求，这与他的辞赋作品在形式上的创新和内容上的个性化有所出入。
那么，扬雄的《赋论》与他的辞赋创作变化成因是什么呢？对于扬雄来说，辞赋的创作与时代背景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
西汉时期是一个政治动荡、社会经济繁荣的时期，文化艺术方面也呈现出多样化和繁荣化的特点。
这种时代背景对于辞赋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扬雄的辞赋作品饱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个人情怀的表达，他通过辞赋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反映了时代的独特氛围和社会需求。
《赋论》一文中，扬雄对辞赋形式和内容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这显示了他对辞赋创作的规范性追求和对社会时代需求的反思。
他试图通过《赋论》为辞赋的创作指明了一条创新的道路，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
扬雄的《赋论》与他个人辞赋创作变化成因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前人辞赋创作的借鉴和吸收。
在《赋论》一文中，扬雄详细讨论了辞赋的起源和发展，并广泛引用了大量的前人辞赋作品。
他深刻研究了骚、赋、颂、雅等不同类型的辞赋，吸取了各种辞赋创作的精华和经验，从而在自己的辞赋创作中融入了更多的元素和技巧。
通过对前人辞赋的借鉴和吸收，扬雄使自己的辞赋作品更加丰富多样，同时也使其辞赋创作的规范和要求更加严谨完善。
扬雄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的又一个因素是他对辞赋形式和内容的审美追求和创新尝试。
扬雄在《赋论》中提出了“法象”的概念，即辞赋应该追求形象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他认为辞赋的形象应该与辞赋所写的主题相符合，能够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和思考的启示。
在他的辞赋作品中，他注重运用具体的形象来描绘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使辞赋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他还推崇“直”，即辞赋应该直接而真实地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思想，避免虚华和做作。
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扬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辞赋创作家和评论家，他的《赋论》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赋论》中，扬雄对辞赋的创作技巧和审美要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创作观点和理论。
在这个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与其辞赋创作变化的成因相关的因素。
扬雄的辞赋创作变化可以归因于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变迁。
扬雄所处的时代是汉朝末年，这是一个政治混乱、战乱频发的时期。
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的局势，使得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辞赋艺术也发生了变化。
扬雄在《赋论》中强调了在辞赋创作中要注意反映现实社会的特点，用辞雅简，直观表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体现了扬雄对时代背景的关注和对辞赋创作变化的认识。
扬雄的辞赋创作变化还与他个人的经历和成长密切相关。
扬雄曾经在担任宰相期间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挫折和困境，而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辞赋创作中，扬雄逐渐从政治宏大的题材转向了关注个体的内心感受，他更加强调了自我表达和情感表达的重要性。
这种转变可以看作是扬雄对个人经历的反思和批判，也是他在辞赋创作中追求情感真实性和个人表达的一种体现。
扬雄辞赋创作变化的成因还可以从文化和学术环境的变化角度来考察。
在《赋论》中，扬雄对辞赋的定义和创作规范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诸多独特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标准。
这些理论成果反映了扬雄与当时的学术界和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扬雄所处的汉代是一个学问盛行、文化繁荣的时代，各类文艺创作和文化交流活动非常活跃。
扬雄在这样的学术文化环境中，通过与同辈学者和文人的交流和切磋，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和审美品味，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辞赋创作风格和观点。
扬雄的辞赋创作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历史的变迁、个人经历和学术文化的变化等因素，都对扬雄辞赋创作的风格和理论观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扬雄通过在《赋论》中的论述，不仅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也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和思考。
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随着历史的演进，文学也随着社会的改变而发生着变化。
扬雄是汉代文学家，他的《师说》和赋作品都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师说》是扬雄论文学创作之道的一篇重要文章，而扬雄的辞赋创作在文学史上也是一笔不可忽略的贡献。
本文将从扬雄的《师说》和辞赋创作的角度来探究这种变化的原因。
一、扬雄的《师说》及文学创作意义扬雄的《师说》是一篇论文学创作的文章，它强调文学创作必须从师而学，才能使创作更加准确、精炼。
扬雄在文学创作中的师承观念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孔子家语》，“孔子说：‘无师恒不如师。
’”（《孔子家语》）扬雄在《师说》中更进一步，认为文学创作需要从师而学，只有通过严格的学习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
扬雄主张的师承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着深厚的传承。
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独学而无友，则学几之不足也”（《琵琶行》），意味着文学创作需要与人交流，借助他人智慧，才能得到完善。
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更是提出“破除防卫心，向外界学习”的口号，也是呼吁文学家要与社会沟通交流，向外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二、扬雄的辞赋创作及影响扬雄是汉代著名的辞赋作家，他的辞赋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和影响。
扬雄在辞赋创作中突破了旧有的文学形式，创作出了“字多词少”的新型辞赋。
他强调辞赋须具备真情实感，而非死板的形式。
他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注重细节、真实、准确，这让他的辞赋作品更富有生命力。
扬雄的辞赋创作，为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
唐代孟郊在创作时曾说：“雄在辞，蕺山人在兴。
”（《送萧后至新安》），正是因为受到扬雄辞赋的影响，孟郊的诗歌作品也有了强烈的个性和风格。
三、扬雄文学变化的成因扬雄的文学变化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因素：一是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另一是个人思想和性格的影响。
1.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影响汉武帝时期，国家重视文字，广泛开展文字、音律等的研究和推广。
扬雄也积极参与其中，研究汉字，发扬文字独创的光彩。
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扬雄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辞章的杰出代表之一，其辞章作品影响深远。
扬雄不仅在辞章创作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在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解读。
他创作的《赋论》对于后来文学界的影响也很大。
下面将从扬雄的《赋论》和辞赋创作的变化等方面来进行考论。
扬雄的《赋论》在辞章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对辞赋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将辞赋的核心观念指向“性灵”和“音韵”，主张辞赋应该追求意境高远，诗情画意，行文流畅，以自然为师，以美为标准。
这一观点为后来诗文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对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扬雄对辞赋的创作方式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对辞赋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他强调辞赋首要追求内涵，要有才思敏捷，擅长运用比喻、象征、借古喻今等修辞手法，注重表现个人感情和思想。
扬雄还在辞章的选择和应用方面提出要求，认为辞章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要同时具备文学修养和社会造诣。
这种变化使得辞赋创作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刻画，对后来辞章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扬雄在《赋论》中提出了“辞章不可追高”和“诗赋是戏子之言”等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辞赋的创作理念。
他认为辞章创作不能过于追求高雅，要符合人们的实际生活和情感需要，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这一观点打破了以往辞章创作追求高大上的局限，使得辞章能够更好地与读者沟通，更加贴近生活，展示人们的真实情感和思想。
扬雄的《赋论》对辞赋创作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理论观点与辞章的实践相结合，使得辞章创作在东汉末年有了新的突破。
在扬雄的影响下，辞赋的创作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更加注重个性化和表现个人情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辞章作品。
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扬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文论家，他的《扬雄赋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扬雄对赋和辞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扬雄赋论和辞赋创作变化成因两个方面展开讨论，探究扬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探讨扬雄赋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扬雄在《扬雄赋论》中对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提出了许多关于赋的创作原则和技巧。
他认为，赋要注重意境的营造，要运用夸张、对比等手法，使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
他还提出了“法天地者谓赋，法山川者谓辞”的观点，强调赋和辞的创作应该以天地、山川为对象，以表现自然景物之美为宗旨。
扬雄还强调了赋的语言技巧，要求赋的语言要质朴自然，富有音乐美。
这些观点对于后世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文学家在创作中都积极借鉴了扬雄的理论，使得赋这一文学体裁得到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发展。
扬雄赋论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理论观点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使得赋和辞这两种文学体裁得到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发展。
扬雄的《扬雄赋论》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传承。
【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正是一个这样的论题，是对扬雄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总结，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的传承和发扬。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论题的研究中有所收获，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扬雄的文学理论，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传承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将会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23 年第 6 期第 63 卷（总 306 期）No.6 2023Vol.63 General No.306赋学文献考辨方法论 *踪凡摘要：目前尚有二三百种赋学文献深藏于海内外各类藏书机构，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查询与利用。
研究者可以通过书目检索，实地查询，版本源流梳理，文献真伪鉴别，作者、年代考证等方式展开初步研究。
对于已经亡佚的辞赋作品和赋论、赋注文献，可以利用类书、字书、韵书、古注等钩稽其佚文，但需要仔细考辨，去伪存真。
关键词： 赋学文献； 研究方法； 考辨DOI ：10.13471/ki.jsysusse.2023.06.007所谓赋学文献，是指“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编集（含编选、载录、摘引）、评论、注释的文献”①。
现存各类赋学文献大约有一千余种，是一笔极为宝贵的文学遗产，其中专门性赋学文献（只涉及赋体）最为重要，大约有五六百种。
而目前经过点校整理、方便一般读者查阅利用的赋学文献，只有《文选·赋》《事类赋注》《历代赋汇》《雨村赋话》等二十余种，占比不及百分之三。
大型专体文献影印丛书《赋话广聚》（1999）、《历代赋学文献辑刊》（2017）的出版，为赋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前者收录古今赋论24种（含别裁文献），后者收录历代专门性赋学文献214种，有力促进了赋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断代文献丛书《清代诗文集汇编》（2010）、《晚清四部丛刊》（2010—2013）亦收录清代赋学文献近百种（以小型别集为主）。
但迄今为止，仍有二三百种赋学文献深藏于海内外各类藏书机构，期待有志者前往查询、利用和研究。
一、赋学文献的书目检索除了已经得到点校或影印的二百余种文献，其他赋学文献皆需要通过一定的检索手段进行查询，方可获得相关信息。
比较传统的检索手段，例如《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纸质文献，仍然可以用来查询。
不过，网络查询比纸质文献查询更为快速、便捷，也更能反映古籍编目的最新进展。
赋论历史考辨摘要：文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一，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学批评，因赋创作的特有体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
“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为赋之体，“不歌而诵谓之赋”为赋之用。
然深入古代赋论的历史与体系，其间隆替、交叉等复杂现象又非前引之句可以概括，所以欲明赋学体用，必先对赋的理论批评历史轨迹进行梳理。
关键词：赋；历史；理论；批评自汉到清，我国的赋学理论史历时两千年，与赋的创作相始终。
目前为数不多的有关赋论史著，基本采用一般文学史或批评史“朝代划分”方法，但缺乏对赋“体”理论自变规律的把握。
与其它文体批评如诗歌评论、散文评论、词曲评论相比，赋论历史发展有一显著的不同之处，即产生早而成熟晚。
赋论史与赋创作史既有密切的关联，但也存在某种不平衡性。
学界一般将赋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段，此划分方法打破了单纯的朝代划分模式，发掘了赋艺的自身轨迹。
然则赋论史应以唐代的古律之辩为界线划分为汉到隋和唐到清两个阶段。
一、以“赋用论”为核心的汉到隋阶段我国赋论发端于赋作为一代文学兴起的西汉武帝时期，并以两司马对赋的评价为开山。
《西京杂记》卷二载：“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其乃得之与内，不可得而传”[1]。
此“赋迹”“赋心”之说，是由创作论着眼而刊进于赋学的艺术批评的。
由于这段谈论赋艺的话在汉代似无传响，略可对应的亦仅如杨雄关于赋的“闳”“丽”之说和谓“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话所至邪”的评语，故学界或以为后世假托之词[2]。
尽管相如赋论真伪尚存疑惑，然其经纬官商诸语与汉大赋之结构与韵律，是基本相符的。
所以从文献的可靠度来说，司马迁因记史而论赋与汉晋赋论的开启意义尤为重要。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3]。
《司马相如列传》载：“《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3]585。
很显然，司马迁对屈原骚辞与相如大赋的评价，基本传承《诗》之美刺，是以文学的作用为批评中心的。
继此，汉代赋论虽亦涉及赋体渊源、赋体特征、赋的经验法则方方面面，然推崇“赋用”，则一以贯之。
所或异者，只是因时而变“赋用”思想的涵盖面和侧重点不同罢了。
如汉宣帝出盛世帝王兼容心态，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即于赋的政治作用之外兼及于鉴赏作用。
同样，杨雄出于儒家经学观处衰落之世的自拯心情，在慕相如“丽辞”而作“四赋”后，提出对汉赋“讽谏”作用的反思。
他在《法言•君子》篇认为“文丽用寡，长卿也”，主张“事辞称则经”。
而王充批评西汉赋家“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王符、蔡邕批评汉末赋颂琐屑之徒“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均主至用之说而掀起的具有明确针对性的反赋思潮。
魏晋南北朝赋论传承汉世，又向三方面作理论拓展。
1.由“赋用”思想派生出“征实之论这一思想由建安时期曹植与杨修的论辩启端。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认为“辞赋小道”，不足以揄扬大业。
杨修作《答临淄侯笺》：今之赋颂，古诗之流。
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
……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
岂与文章相妨害哉[4]！两人对辞赋的态度截然不同，然采取经世致用之评价标准却殊为一致。
晋人正是针对汉赋的创作状况和贯彻致用思想，引起了驳正汉赋“虚浮”，强调辞赋“征实”的批评风尚。
如左思《三都赋序》在批评汉赋“四大家”（相如、杨雄、班固、张衡）京殿游猎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后自谓作赋之义云：余既思慕《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
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有颂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
匪本匪实，览者奚信？[5]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
……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状，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6]。
一出于创作体验反省汉赋之虚夸，一出于理论思考批评汉以来大赋“四过”，前者重“宜本其实”，言必有征；后者防“背大体而害政教”，因致用而求实，立意甚明。
至于南北朝文风对峙，或如南朝萧绎《金楼子•立言》一则强调文章“情灵摇荡”，一则反对文风“浮动”，裴子野《雕虫论》出自经学观反对赋家“淫文破典”；或如北朝魏收融合南朝绮靡、北朝气骨，以为“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其征实致用，堪称同构。
2.由“赋艺”探讨派生出“体物”之论魏晋时代，陆机《文赋》所倡“赋体物而浏亮”说，与当世玄学文化思潮关系深密，但论其渊源，又不可忽略汉世对“赋艺”自身的思考。
署名司马相如的《答盛览问作赋》有“赋迹”“赋心”说、汉宣帝论赋有“小者辩丽可喜”说，杨雄“丽则”“丽辞”说内涵对“丽”的肯定与推崇，已初见诗赋创作风格之异趣。
魏晋文家论赋，较汉人趋于自觉。
如魏文帝曹丕谓“诗赋欲丽”、“赋者言事类之因附也”，已明显淡化了汉人因《诗》论赋的“讽谏”意识。
所以曹丕在比较屈原与相如辞赋时仅谓“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也是关注赋体的铺衍特色。
其实，赋的博丽决定于对“物”态的慕现，正是出于赋与自然物关系的考虑，魏晋赋论家重体物之态，明物之理，始蔚成风气。
成公绥《天地赋序》有：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7]。
其说均不在排斥赋的政教意义的同时，强调其分赋物理的作用，这也与魏晋征实赋风应契。
所不同者，魏晋赋家论体物，重点并不在敷演物态的铺叙和结构，而在赋体物性能之本身，所以陆机谈赋之“体物”，特别强调“无取乎冗长”。
至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认为“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是结合诗源赋体探讨赋艺；而论京殿苑猎之大赋，赞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说“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之小赋，亦美曰“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则是兼括大小，明体物之理。
3.由“诗源”思想派生出的“古、今”之辩古代赋学批评基本以“诗源”为津筏，褒抑藏否，盖发与此。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有“赋也者，受命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是从“诗”源而论赋体之自身发展。
但是，这种注重文学发展的观点因凭依于《诗》源思想，故仍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评赋标准相等，必然内含《诗》之崇高对“赋”的掩压，前引诸家从赋用意义上的抑赋之词，表现的正是以屈原赋更接近于诗人“讽谏”的复古心态。
于是晋人持进化观评赋者，势必以赋与《诗》相抗，葛洪《抱朴子•均世》以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秽博富也”，即为代表性的观点。
因这种古、今贵贱的批评观，南北朝时也就出现了如萧纲《与湘东王书》“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的古今相格论和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的折衷古今之论争辩。
这也开启了唐以后赋论复古与趋新的矛盾。
魏晋南北朝赋论虽然仍以“赋用”为主，但由于大量的文学批评家如曹丕、挚虞、陆机、葛洪、刘勰、萧统、颜之推等介入赋学批评，且多专论，涉及面已十分广泛，为古代赋学研究展开了斑斓绚丽的世界。
继齐、梁、周、陈，隋朝结束南北纷争，文学批评因惩于“齐梁体格”、“忘国之音”，赋论亦向极端“致用”观发展。
所谓“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赋作为华美不实之文遭到抑弃，也为我国前期赋论标上了一个衰飒暗淡的终结音符。
二、以“赋体论”为核心的唐到清阶段1.唐代赋学赋至唐始分古体、律体，清林联桂《见星庐赋话》谓：“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律也，犹今人以八股为时文，以传记为古文之意也”[8]。
考古、律之分，其因有二：一为诗赋艺术之历史发展：徐师曾《文体辨明序说》有“唐兴，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号为律诗；……至于律赋，其变愈下。
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取士限韵’之制”[9]33，其源在齐、梁声律之学；二为文化制度之现实规范：孙梅《四六丛话序》载“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明其与科举考试之关系。
缘于唐人之赋“大抵律多而古少”，赋学批评亦因创作变化而确立“古赋”“律赋”之名，开启了唐以后赋论史的“古”“律”之辩与“赋体”之争。
唐初始肇律赋，乃承“齐梁体格”，李调元认为“古变为律，兆于吴均、沈约诸人。
庾子山信衍为长篇，益加工整，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及《小园赋》，皆律赋之所自出”，颇重由骈入律现象。
这也决定了初唐赋学思想一方面传承齐梁文风，创制重声律形式的宫体诗、骈律赋，一方面又出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理论上倡导文学教化功用，以诋斥浮华文风。
如王勃为唐初骈、律作手，其《春思赋》等“皆李谔所谓风云月露、争一字之巧者”，然观其对辞赋之态度，则全然继承李谔、王通以政治、历史批评代替文学批评之观念，认为“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10]。
与之相比，唐初史学家的赋论虽较宽容，但因出于“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史学意识，同样持有反“齐梁体”到怀疑赋学作用的批评观。
魏征以为“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
李百药论齐、梁“淫声”乃“亡国之音”、刘知己上溯两汉辞赋“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思路尽同。
尽管如此，唐初骈律仍日见其甚，自武后好文，朝廷宰臣、江左文士许敬宗大力倡导“齐梁体格”，渐开科举试赋之风，而赋学的古律之辩始围绕“取士”成为理论主题。
据科举考赋情况，唐先后有“特科”“常科”“制科”试赋，且以常科之“进士科”最盛，历唐之世虽曾有德宗建中三年（782）、文宗大和七年（833）两度诏罢诗赋，但稍停即复。
由于律赋与科举的联姻，一批经学家、古文家又将反辞赋浮华的历史眼光转移到经义取士与诗赋取士这一现实问题，从而形成经义派与诗赋派的论争。
从经义派来看，矢的为“诗赋取士”。
开元十七年洋州刺史赵匡《选举议》谓“进士者时共羡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
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浇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