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土兵述论

第29卷第4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9No.42009年7月 Journal of Sou 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 ul.2009 收稿日期:2009-0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研究”(08JJD 850213)。

作者简介:王文光(1955-),男,云南省昭通市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民族史。

明代土兵述论王文光,朱映占(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650091)摘　要:明代的土兵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卫所制度的崩溃是明代土兵得以发展的历史机遇,土兵发展表现为土兵数量大、民族构成多,战斗力强。

土兵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治安、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为明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关键词:明代;卫所制度;土兵;历史贡献中图分类号:K 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 (2009)04-0163-04 土兵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上层政治集团的武装力量其存在的时间是很早的,但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规模地参加国家组织的军事行动,则是从元代伴随着土司制度而产生的。

明代一开始并没有征调土兵大规模地参加国家组织的军事行动,但由于明代所推行的卫所制度到明代中后期逐渐丧失原有的功能,卫所士兵大量逃亡,明政府便大量征调土兵参加国家组织的军事行动,于是土兵便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许多贡献。

一、明代卫所制度的崩溃与土兵的发展明朝建立后,便进行兵制改革,“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

外统之都司,内统一五军都督府。

”[1]显然,明代所推行的兵制是卫所制度。

对于卫所制度,《明史·兵志二》载:“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

……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

……其军皆世籍。

”[2]2193这样一来便使明朝的军队层层统属,形成了强有力的军队体系。

再结合相关史料来看,明代的卫所制度还有以下特点:第一,卫所的士兵皆世籍,军民严格分籍,卫所士兵称为军户,父死子续,世代为兵,不准改变军籍,不准逃亡,所有军户以勘合清册为凭,有着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

第二,驻地固定,家室与士兵同驻,不得任意流动,卫所士兵平时操练,“有事征伐,则诏总官兵佩将印领之,既旋,则上所佩将印于朝,官军各回本卫,大将军身还第,权皆出于朝廷,不敢有专擅。

自是征伐率以为常。

”[3]这说明卫所制度之下,每次调动士兵事毕之后,战士各回驻所,将回原位,办理军务的机构也撤销。

第三,卫所的军粮由各卫所士兵屯田自给。

明代初期驻守边疆的军队其军粮由内地供给,这给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明朝政府让戍边军队屯垦自给,明确规定军屯事务由卫所管理:“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

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份,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

”[4]此后,收效很大,明朝200多万军队的军粮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卫所兵制推行之初以世兵制为主,后期则以募兵制为主。

但明代中期以后,卫所兵制开始发生变化,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军屯遭破坏,卫所兵制赖以存在的制度出现变化,这是卫所兵制变化的开始。

第二,卫所内部的管理系统出现变化,原来临时派遣的总兵官,逐渐变为长期驻守,都司渐渐处于从属地位,打破了卫所兵制的统辖系统。

第三,卫所士兵被卫所官员任意役使,甚至沦为佃户,因此造成卫所士兵大量逃亡。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严禁逃亡,但卫所士兵的逃亡有增无减,史载“隆庆初(1567年),大发卒治河,军人惮久役,逃亡多。

”[2]2231正统三年(1438年)逃亡的卫所士兵竟然多达120万人[5],正163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 164中央政府就同意天全土司杨藏卜和高敬严“简土民为兵,以守边境……得马步卒千余人……诏更天全六番招讨司为武职,令戍守边界,控制西番。

”[12]弘治元年(1488年),明政府增设重安守御千户所,“命播州岁调土兵一千助戍守。

”[13]8042万历十八年(1591年),为了防御松藩诸羌,远调播州土兵协守。

有时还将土兵家属也一同征调参加驻防,如成化十二年(1476年),就将播州土兵1500人“拨守怀远、靖南、夭漂、龙场各二百人,宣化百人,安宁六百人,其家属宜徙之同居,为固守计。

”[13]8041如前所述,在卫所士兵大量逃亡的情况下,明政府便一改元代不调动土兵离开本土到远方参加军事行动的政策,大量调动土兵进行远距离作战。

由政府出面组织土兵参加规模巨大、涉及面广的战事,这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明政府的官军在数量上已不能应付处理国内外的战事,因为有明一代,北方是鞑靼、瓦喇的不断进攻,东南有倭寇的肆虐,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生存和国土的安宁,所以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之抗衡,但由于卫所制的逐渐瓦解,官军大量逃亡,战斗力量削弱,只有征调大量的土兵参战;另一方面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反抗不断,也需要军队进行招抚、弹压,同样因军力不足,只能大规模征调土兵参加远距离战斗。

土兵参加远距离作战的实例以下列的战事较为典型:嘉靖年间(1522至1566年),广西府土知府的土兵参加了征讨水西、乌撒的军事行动,由于作战勇敢被称为“普兵”[14],这是从广西到贵州作战;镇沅府土兵由云南“从征八百,又从攻石崖、者达寨外部。

”[14]这是从云南到今泰国北部作战;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政府“调酉阳(土)兵四千,命宣抚冉跃龙将之援辽。

”[13]8058第二年,冉跃龙又派其子领土兵援辽,“驻虎皮、黄山等处三载,解奉集之围。

再援沈阳。

”[13]8058这是从南方到东北参战。

总之,土兵活动的区域较为广大,南至安南,西达西藏,北抵广袤的廓尔喀蒙古地区。

抗击倭寇入侵是土兵较为突出的贡献。

14世纪以后,日本进入了南北朝分裂的时期,日本西南的封建诸侯组织了一些武士、浪人和商人,经常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武装掠夺,抢劫中国的商船,杀人放火,历史上称这些日本的武装海盗为倭寇。

明政府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征调众多土兵参加抗倭的战斗,其中以广西“狼兵”和湖广土家族土兵功勋卓著。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田州土官瓦氏带领“狼兵”到苏州,在俞大猷的指挥下抗击倭寇,“以杀贼多,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麦、大禄银币,余令军门奖赏。

”[9]8253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明政府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

”第二年,永顺宣慰彭翼南率领土兵3000人,致仕宣慰彭明辅统领土兵3000人,也参加了松江的抗倭战斗,而且还取得了很大的战功,“斩获一千九百余级,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云。

”[15]7994嘉靖三十三年(1564年),明世宗下诏调动永靖宣慰彭荩臣率领3000土兵到华东松江一带抗倭,“遇倭于石塘湾,大战,败之。

贼北走平望,诸军尾之于王江泾,大破之。

录功,以保靖(土兵)为首,敕赐荩臣银币并三品服,令统兵益击贼。

”[15]7998广大的土兵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很大功劳,对此明政府也给予了相应的奖赏。

首先是减免土兵的税粮。

税粮是国家重要的收入,历来不轻易减免,但对于有功的土兵却是例外。

如湖南保靖土兵在景泰七年(1456年)参加协剿铜鼓、五开、黎平诸蛮的战斗。

成化三年(1467年)政府又调保靖兵征都掌蛮。

因为保靖土兵多次参加南征北战,故得到明政府的优待,成化五年(1469年),明政府就免除了保靖宣慰土司成化二年的税粮853石,“以屡调征广西及荆、襄、贵州有功也。

”[15]7996又如景泰四年(1453年),总兵官陈旺上奏明代宗,认为思恩土兵大量调到桂林戍守,“离本府辽远,不便耕种,税粮暂免。

”[9]8239这一请求得到明代宗的认可。

又如思恩土知州岑瑛带“狼兵”征瑶有功,免收秋粮230余石。

其次是因土兵参战有功土司升官。

岷州土司后成文子成璋,在成化年间(1465至1487年)随政府军“征乌斯藏有功,授世袭土官百户。

”[10]14306再次是土兵因军功可以得到豁免。

施南宣抚司的土司覃禹鼎因为犯罪,藏到容美土司田明如处,按理田明如当受处罚,但“明如之先从征红苗有功,置勿问。

”[16]这就是因军功有罪得到豁免的例子。

复次是给立有军功的土司颁发受封的印信号纸。

号纸是任命书,印信是权力的象征,是一种法律文件,所以因土兵参战有军功使土司获得印信号纸的情况也就比较常见。

如正统六年(1441年),瓦寺宣慰司随征大小金川“给宣慰司印信号纸”。

三、对明代土兵的几点认识首先,明代土兵参加明政府组织的军事行动可以弥补政府官军的不足。

明朝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在北方,主要是为了防御强大的蒙古各部对明朝的侵扰,当时明朝的军队大部分都分布在北方漫长的边境上对付蒙古骑兵,因而南方卫所军队的总量就显不足,为了更好地戍守北部边疆、维护地方社会稳定,西部和中南的土兵就大量被政府征用,以之弥补165第29卷 王文光,朱映占:明代土兵述论 政府经制兵的不足。

其次,可以节约军费开支,减少社会的经济负担。

因为土兵参加战斗,与征发经制兵相比较,可以节约大量的军费开支,减轻因战争所致的巨大的军费开支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

再次,土兵参加政府组织的军事行动,南征北战,可以扩展他们的视野,增加民族间的交往,对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具有积极作用。

当然,明政府大量征调土兵参加军事行动也有以下的负面影响:第一,由于大量征调土兵,引发了土兵所在地劳动力不足,社会空虚,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和减少政府的赋税收入。

第二,土兵参加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伤亡,有时甚至是全部参战的土兵阵亡,这对于土兵所在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极大的破坏。

第三,部分土兵在征调过程中,有意不按政府的有关要求参加,导致了军事行动的失利,同时还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有时土兵的指挥者还会利用土兵反叛,制造内乱,是国家安全的一种隐患,如麓川土司就因为拥有强大的土兵军队,成为西南边疆国家安全的分离因素。

此外,由于明政府过分依赖土兵参加军事行动,各土司亦以此扩张势力,居功骄姿,为疆吏所忌,矛盾日益加深。

如崇祯三年(1630年)冬,普名声联合宁州土官起兵反抗,全滇震动,疆吏求援于吾必奎。

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吾必奎“连陷州郡”。

因此,政府在利用土兵的同时,土兵也是地方社会不安宁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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