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新经济政策原因新论

取消新经济政策原因新论马龙闪【摘要】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矛盾，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新经济政策所建立起来的混合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的价值观与俄罗斯社会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高速工业化的方针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些矛盾相互交织，导致新经济政策最终被终止。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多重矛盾；斯大林；布哈林【中图分类号】D1； 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9) 02-0011-16【作者简介】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国家建设中最成功的一笔。

它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迅速扭转革命航舵，把国家引向健康发展道路的战略转移。

它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俄国条件，创造性运用商品市场关系，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创举。

列宁逝世以后，这一重大方针政策实施不过两三年光景，便矛盾重重，停滞搁浅，不久被中途取消了。

这中间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过去，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研究，但学界观点各异，争论不休。

近年，俄罗斯学术界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挖掘了大量文献资料，并以现代化的理论为切入点，将问题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本文拟吸取近年学界的研究成果，梳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对这个问题加以论析，以就教于学术界同行。

阻碍新经济政策顺利推行的，有重要的客观原因。

这主要是苏维埃国家当时所受到的经济封锁和七年战争的经济破坏；同时，在这样严重的局面下，又遇到了1922年的自然灾害。

外国的经济封锁，实际上使新经济政策的一些措施，比如租让制见效甚微。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一连七年的战争破坏，使企业破败不堪，这也影响或拖延了一些措施，比如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实施。

另外，严重旱灾波及伏尔加、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乌克兰25个产粮省份，使600万农户挣扎在饥荒和伤寒的死亡线上；政府为对抗灾荒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推行。

但是，新经济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主要还是主观上的。

这里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1)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 (2)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混合经济与布尔什维克政治体制的矛盾； (3)新经济政策所开辟的现代化方向，同俄国传统村社、传统文化观念的矛盾； (4)俄共(布)的工业化方针所造成的矛盾、危机，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现实条件的冲突，这从政治、经济上直接导致了新经济政策被取缔。

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浓厚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基础，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主流又不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思想去引领、克服并化解上述矛盾和冲突，而是以违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传统意识形态，即“左”的思想去处理、解构新经济政策，所以，造成这一政策最终遭到了被取消的命运。

一、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措施，包括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和在一定范围内放开商品流通，见效显著，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产生了明显作用。

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成就所鼓舞，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20年代中期沿着市场的方向又向前迈出了若干步子。

为了刺激生产和小商业的发展，降低了某些税率，放宽了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条件，也更多地允许人们迁出农庄。

但是，这些措施在这个时候已经显不出实质性的效果。

相反，从1926年起，一些矛盾和困难在苏联社会已经开始显现和发展起来，其根源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布尔什维克有着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传统，目前俄罗斯学者将此称作“意识形态治国论”思想。

新经济政策遇到的阻力和困难，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凸显出来。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从其建党开始，在其各个阶段发展的历史上，虽然具体特点不尽相同，但其传统的、一以贯之的、在其整个历史中凸显出来的、与新经济政策相违迕的最重要的特征，恰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思想意识，这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表征。

这种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强烈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 (2)“直接过渡”的思想，其中含有不惜任何代价建设共产主义的价值至上论思想； (3)把暴力绝对化的普遍暴力论思想， (4)坚持“阶级战争”，即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思想； (5)革命浪漫主义思想，其突出特点是充满强烈的世界革命意识，甚至被一些革命诗人称作“星际革命”。

布尔什维克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除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以外，其他一些特征都有浓厚的俄罗斯传统思想色彩，特别是民粹主义思想色彩。

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和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的思想，直接来自民粹主义。

布尔什维克也批判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但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实质的不同。

马克思从商品开始解剖资本主义，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科学分析方法，是属于科学理性的范畴；而民粹主义和俄罗斯本土传统的反商品意识，却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含有非科学、非理性的成分。

暴力冲动，普遍暴力倾向，是俄国社会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是这种社会群众意识向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传播和渗透。

至于“阶级战争”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了，这种对阶级斗争理论曲解和绝对化的后果，是为日后有关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实了的。

20年代，苏联社会具有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即“战时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是这样几类人： (1)相当部分的党政干部； (2)怀有“左”倾情绪的知识分子； (3)希望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 (4)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

当“战时共产主义”给革命带来严重危机，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全党上下和其他革命阶层尚能比较一致地接受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很快地转入了商品市场的轨道；危机一过去，商品经济打破了过去对革命的浪漫主义幻想，带来了有违“革命”常规的“纷乱”，出现一些贫富分化和其他商品经济社会常有的现象时，党内和革命者当中便对新经济政策产生了各种怀疑和不满。

这种怀疑和不满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具有极‘左’思想情绪的知识分子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

”[1]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过一部分诗人的这种情绪，他说：“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诗人，他们写道：看!在莫斯科，饥寒交迫，‘从前是整洁、美丽；现在是买卖、投机’。

这样的诗作在我们这里是很多的。

”[2]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诗人是指“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的诗人。

在该派中有一批“锻冶场”诗人，他们许多人的作品都表现出这种思想情绪。

诗人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在《车床》一诗中写道，他在革命时期曾用他诗歌的切削器，削掉了整个勃朗山的山峰，但是……他的神经颤抖起来，在一九二一年，他的切削器沙沙地发响了[3]。

另一个“锻冶场”诗人，姓格拉西莫夫的在诗中写道：“光明的力量，已经流出了莫斯科近郊的溪沟”，“我们的旗帜不扬，绛红色的颜色模糊”[4]。

在“锻冶场”诗人的笔下，新经济政策的现实甚至变成了“满身的疥癣”和“平凡”而“愚蠢”的存在。

在他们看来，这时的苏维埃社会已经变成了“为了情妇而一掷千金”的社会，这里，“恐怖包围了清廉洁白”，而“从新逃避到饥饿和痛苦”[5]。

这些诗句，很典型地反映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想情绪。

当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充满着世界革命的热情，他们把自己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将俄国革命视作世界革命的一个不可中断的阶段；而要推进并巩固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就要迅速推进工业化，而推进工业化计划，就要求增加粮食和原料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

但是，当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业并不能马上满足这种需要。

这样的矛盾，使他们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

正是在这种不满新经济政策的土壤上，产生了列宁格勒这一工业城市的新反对派。

季诺维耶夫作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头目，首先起来反对当时对农民的政策，指责它是“对富农的让步”。

他直接攻击的是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他所表达的是那部分对发展市场关系方针不满的党政机关干部的情绪。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一派归入官僚主义机关集权派集团，主要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斯大林当时权宜地维护布哈林，也主要是因为布哈林当时站在他的营垒，而不是因为布哈林坚持新经济政策。

取得了对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胜利后，斯大林又转到了不满新经济政策那部分党政干部一边，开始反对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对农民征收“贡赋”以支撑工业化。

这样，无论是以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新反对派及其所维护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世界现象”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内主流派及其所提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实际上都代表了不满新经济政策，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全线进攻”的那部分党政干部的要求，也适应了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要求用闪电般的速度进入“未来光明社会”的愿望。

这部分党政干部的力量这样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这一社会基础就是要求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和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

新经济政策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矛盾，或者说新经济政策同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措施同固守“战时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固守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各个阶层和政治集团的矛盾。

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混合经济的矛盾转向新经济政策之际，苏俄的政治体制是在国内战争中形成的战时统制、高度集权、一切靠行政命令推行的政治体制。

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转入新政策轨道以后，革除了一些战时的体制因素，取消了契卡，缩减了一些总管理局机构，也采取了不许分权的措施，但总体上说，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并未改变。

实行新经济政策，需要开放商品市场，需要按商品市场的规则行事，而管理经济也需要采取经济的方法，特别是需要按照价值规律进行指导和管理；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及个体经济的混合体，这就需要依据其不同性质采取相应的方式和原则进行管理，一味高度集权，一味按行政命令办事，一味偏袒国营企业，就必然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必然与新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和冲突。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矛盾冲突随处可见。

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各方面：1.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的桎梏，禁锢着托拉斯的经济核算和辛迪加体制，也束缚着商品货币关系和合作社的发展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国营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改组。

把中央五十多个部门的总管理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构，改组成了16个管理局，职员人数从30万缩减到9.1万[6]。

同时，其他人民委员部也进行了缩编和精简。

尽管如此，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严重官僚主义，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伴随物。

在1920年代，机关职员人数还是急剧增加了2倍多，全国庞大的官僚机构达到350万职员，被提拔起来的人基本上是一个所受教育不多的群体[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