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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史学的比较探究两种史学的异同摘要：对于史学的研究可有多种不同的方法，笔者在这里选择了历史上的孔子和修昔底德各代表的东西方史学思想，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他们之间的异同，对于史学研究有所收益。
关键词：中西史学；比较探究；史学异同本文主要通过对孔子与修昔底德的史学进行比较，来探索中西史学的差异。
在史学原则与方法上，他们都崇尚史料的求真与批判，但在价值取向和发展道路上虽同途但却殊归。
在历史思想上，两人都注重人本主义，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内核。
在史学作用上，两人都承认史学的借鉴作用，但是在借鉴的动机与内涵上又存在差异。
在中国古代的“史”只是记事载录，史家或史官的职能也仅限于根据所发生的事情而将之记载下来。
为本朝统治者提供龟鉴，这种实用主义的史学目的论反映在史学实践上，就是“历代史家都推崇直书和实录，主张如实记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
”孔子在这方面继承了前人。
孔子是以慎重征信的态度来编辑《春秋》的。
他主张“无征不信”（《礼记、大学》），为编修《春秋》而搜索“百二十种国宝书”之说未必可信，但至少说明他从广泛的史料中比较筛选，尽量地去伪存真。
孔子的求真表现在重视证据方面，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吾能徵之矣。
”（《论语、为政》）他强调“盖有不知而做之者，我无是也。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论语、述而》）为了做到多闻多见，他还重视实地考察。
他说：“吾欲观夏道，是故杞不足徽也，吾得夏时焉。
吾欲观殷道，是故宋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
”（《礼记、礼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体现了孔子的求真态度和怀疑精神。
西方史学注重求真的原则，他们认为历史证据就是这些事实的目击者所做出的事实记录。
修昔底德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采取了十分严肃的态度，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方法。
在导论中他写到：“不要偶尔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身看见的就是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件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
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古时候的中国史学主
要以编撰史书为主要形式，比如《史记》就是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史书。
而在唐宋时期，史学逐渐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时期形成了自
己的研究方法和体系。
到了明清时期，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
为了官方重要的考试科目，被纳入到科举考试的范围内。
近代史学的发展始于19世纪末，受到了西方历史学的影响，形
成了对中国历史的科学研究方法和体系。
20世纪初，这种影响达到了
高峰，以胡适、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反对了旧的史学观念，提
倡拥抱西方现代文化。
此后，中国史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方
法也逐渐向科学化方向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史学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史学发扬光大的同时也遭到压抑和曲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恢复了学术自由，也与国际接轨，如今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
史学研究中心之一。
现代中国史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了古代、中世纪、现代和当代四个
时期，主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
除了传统的文
献研究和历史事实考证外，现代中国史学还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数字化、计算机可视化等技术手段，不断推进
着史学研究的进程。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范式中国史学史研究是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它探讨了中国史学从形成到现代化的路径与范式。
从总体上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路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史学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当代史学的多元化与前沿研究。
古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在古代，史学的发展主要围绕着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注释展开。
从《尚书》到《史记》，古代史学家们通过编纂史书来记录和传承历史。
这一阶段的史学研究范式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注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强调历史的正统性和价值观的传承。
现代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在近代，中国史学受到了西方历史学的影响，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
这一阶段的史学研究范式以西方历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借鉴，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
历史学家们开始使用更加系统的方法，如考古学、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等，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从政治史扩展到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个领域。
现代史学的兴起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维方式。
当代史学的多元化与前沿研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在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领域更加多元化，涵盖了更广泛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除了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性别史、环境史和全球史等。
这一阶段的史学研究范式强调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倡导深入挖掘历史中的细节和微观现象。
同时，当代史学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如历史虚拟化和数字化研究等。
历史学家们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范式经历了古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史学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当代史学的多元化与前沿研究。
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价值，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未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将继续推进，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和方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走向提供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范式中国史学史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范式的探讨和总结。
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一直是重要的学科之一，而中国史学史则是对这一学科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总结。
本文将从中国史学史的路径和范式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中国史学史的路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路径可以追溯到古代。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如《尚书》、《史记》等，这些文献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古代史学主要以编纂史书为主，如司马迁的《史记》，这些史书记录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历史学家开始注重历史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的探讨。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代的王守仁和清代的顾炎武等人。
王守仁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观点，认为通过观察事物的变化可以认识到事物的本质。
顾炎武则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历史研究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史开始与西方的历史学接轨。
中国的历史学家开始学习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如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比较等，这为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
二、中国史学史的范式中国史学史的范式主要包括传统史学范式和现代史学范式两个方面。
传统史学范式是指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
这一范式主要以史书编纂为主，注重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史料的整理。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宋代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后世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现代史学范式是指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
这一范式主要受到西方历史学的影响，注重历史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的探讨。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认为历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历史研究要以社会经济为基础进行分析。
除了传统史学范式和现代史学范式外，中国史学史还有其他的范式。
如历史比较范式，这一范式主要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比较，来探讨历史的共性和差异。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二十世纪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历史学经历了西方现代史学与本土传统史学的交融、创新与复兴。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不仅逐渐融入了国际学术主流，还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现代史学的引入，中国传统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晚清时期，内外忧患不断。
然而，这并未阻止中国历史学界的探索步伐。
一批具有新视野的史学家，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始借鉴西方现代史学方法，反思中国传统史学，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中国历史学在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这段时间，历史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历史分期、农民战争与历史发展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争鸣。
这期间，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学术界的活跃为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提供了历史学的支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在新时期焕发出更为璀璨的光彩。
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在众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大事件的研究成为历史学的热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同时，对于古代史、近代史和世界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内涵。
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现代史学的交融，以及在此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创新和突破。
历史学在这个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既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也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学术体系。
展望未来，中国历史学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史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学术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史学家们的努力，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交流将更加频繁，研究领域将更加广泛，研究方法将更加多样。
中国历史学将在全球史学舞台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的智力贡献。
中国史学史知识点整理1. 史学的起源与发展史学是指关于历史的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学科，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秦汉时期的编年史和史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研究历史的学科，包括史学理论、史料学、历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
2. 古代中国的编史传统中国古代编史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周代的史书《尚书》和《春秋》，但最早的正式编年史是东周的《春秋左传》和《春秋公羊传》。
秦朝统一后，开始编写大事记和国别志，形成了一部分的官方编年史。
到了汉朝，史学进入了繁荣时期，编写了《史记》、《汉书》等经典史书。
3. 唐宋以后的史学发展唐代以后，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史学家，如韩愈、司马光等，他们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大创新。
宋代出现了史料学的理论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刘知几的《史通》，清代的黄宗羲、钱大昕更是为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现代史学20世纪初，欧美各国开始了西方史学的发展，并逐渐对中国的史学研究产生影响。
其中，邹韬奋、吕思清等人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和史学研究所，推动了史学的现代化进程。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的教育和研究逐渐完善，形成了中国史学的新格局。
今天，中国的史学在国际上也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5. 变法运动与史学发展1901年，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了变法主张，意在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其中涉及到了史学的改革。
他们认为古代官方编史受制于朝廷，不能体现历史的全貌，应该重视地方志、家谱等非官方资料。
6. 史家与文人古代的史学家大多是文人，他们不仅要求史书的客观和史实的真实性，还要注重史书的文学价值。
这种文史结合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十分明显，使得史学融合了文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史学传统。
7. 史诗与史传中国古代史书按照内容形式不同，可以分为史诗和史传两大类，分别以《诗经》、《离骚》、《国语》、《战国策》等为代表的史诗和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为代表的史传。
论题兰克史学和它的世界影响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探讨兰克史学及其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的深远影响。
兰克史学，源于19世纪的德国，由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创立并发展，它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实证性，对后世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首先将对兰克史学的基本理念、研究方法及其核心观点进行概述，然后分析兰克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包括对其他历史学派别的影响，以及在当代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兰克史学的价值，以及它在推动世界历史研究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兰克史学的基本观点与特点兰克史学，以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为代表，是一种深受19世纪欧洲学术环境影响的史学流派。
兰克史学的基本观点与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兰克史学坚持严格的史料批判。
兰克认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对原始史料的细致审查和批判性使用。
他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摒弃主观偏见，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对待史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种对史料的重视和批判精神，使得兰克史学在历史学领域中独树一帜。
兰克史学注重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兰克认为，历史是一个连续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与其他事件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
因此，他在研究历史时，注重从整体和长远的视角出发，探讨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脉络。
兰克史学还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兰克认为，历史研究应该遵循科学的方法论，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对待历史，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
他主张通过严谨的史料分析和逻辑推理，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从而使历史研究成为一种具有科学性的学科。
兰克史学的这些基本观点与特点，在当时的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推动了历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也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兰克史学的世界影响也不容忽视，它对于世界各地的历史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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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于沛今天, 我们已经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 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 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史学的衰败, 并被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代替, 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 引起积极的回响, 中外史学的撞击、交流和融汇, 始终贯穿其间, 成为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因之一。
本文拟就这一过程的各主要阶段的基本内容, 及这些内容所反映出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一20 世纪初, 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 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发起“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的《中国史叙论》 ( 1901 年) 和《新史学》 ( 1902 。
年) 等著作振聋发聩, 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 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任务。
中国史学开始脱离 2000 余年来的传统, 揭开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近代新史学思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同时应着重指出的是, 反映了当时西方史学进步潮流内核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史学理论较之西方一般历史学著作引入中国稍晚, 而且在 20 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理论。
这是 19 世纪后半期西方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 在我国引起的直接反响。
这批译成中文的著作大抵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西方学者的著1 4 5 ?历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作, 如马君武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 ( 1903 年) ①、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 ( 1903 ) 年) 、吴建常从日文本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 ( 即《社会学原理》等。
正确认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侯云灏 [郑州大学学报]时间：2004年10月15日作者：侯云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来源：郑州大学学报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
不同时期，传入的内容各有不同，传播的途径、宗旨和目的及其表现出的总体特征也各不相同。
关于西学对中学的影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较大的分歧。
梁启超认为：“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过分夸大了西学对中国的影响。
但是，如果对西学视而不见，漠视其影响，显然也不符合事实。
如何恰当评价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惟一正确的办法就是，结合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史学的客观实际，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概括。
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史学，包括世界史、区域史、国别史、编年史等各类史书，内容涉及各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史、立宪史、兴亡史、革命史、独立史、文明史以及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基本上属于西方早期文明史学的范围。
从传播途径上说，主要以通过日本作为中介传入的为主。
如日本学者冈本监辅著《万国史记》、小川银次郎等著《西洋史要》、本多浅次郎著《西洋历史教科书》、箕作元八、峰岸米造著《欧罗巴通史》、浮田和民著《史学原论》等。
也有直接翻译过来，如英国人李思伦白(John Lambert Rees )著《万国通史》(Histo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美国人迈尔著《迈尔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等，总共约二百多种。
从整体上看，此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史地内容杂糅，类似于史地志的书较多；二是以唤起民族觉醒、挽救民族危亡为主旨的改革史、兴亡史和文明史居多；三是多通过日本这一中介传播过来，这是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西方的著作，在经过日本人的翻译改造之后，失去了西方史学原来固有的语境，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日本的痕迹，再传入中国，有的完全走了样，日本人自己的著作就更是如此。
例如，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本持地六三郎著、赵必振译《东亚将来大势论》(原名《支那问题》，又名《日本国民之觉悟》)一书说：“夫支那之将来，即支那亦难以自知，然以今日社会上、政治上腐蚀朽败之现状，而欲望其改弦更张，诚非易言。
分裂之势必不能免，其结果也亦未知鹿死谁手。
”“分割者一时之势，终必归于统一，所悲者，继而统一之人，非亚细亚人种而斯拉夫之人种。
”意思是说，将来灭亡中国的并不是亚洲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斯拉夫人种、是欧洲人。
在20世纪初，这种带有日本利益色彩的观点，比比皆是。
而国人沈兆ｈｕī@①在《新学书目提要》中评论道：“支那之分割，吾知日本且与泰西列强得分羹染指之惠，岂真有爱情于支那乎?吾得而断之曰：‘支那者，支那人之支那。
支那之亡，支那人自亡之；支那之兴，支那人自兴之。
’将来之东亚，其果如持氏所言乎?”(沈兆ｈｕī@①《新学书目提要》中《历史类》，上海通雅书局印行，光绪29年版)对于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论述，保持了应有的警觉。
这是我们在研究20世纪初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时，所应特别注意的。
日本学者的改造，已经使西方史学变了形。
研究中必须重视西方史学的传播背景，要进行不同层次的还原，把西方史学真正放在西方社会历史和史学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原原本本地加以把握，不应断章取义。
民国时期是西方史学大量涌入、广泛影响中国的时期，诸史学流派众流竞进、眼花缭乱。
从历史观来说，有英国早期文明史观、德国民族主义史观、美国新史学，还有文化形态史观、生机史观、生物史观、经济史观、唯物史观、实证史学等。
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众多史学流派大都昙花一现，惟有实证史学和唯物史观对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凡“舶来品”都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谁本土化得好，与中国固有传统结合得好，谁就会获得生长的土壤和生命力。
否则，就只能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
我们以实证史学为例来加以说明。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考据学传统，到乾嘉年间达到了鼎盛，形成了乾嘉史学。
与西方实证史学相比，中国的考据史学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考据史学主要是在文献考证的范围内，没有考古资料尤其是田野考古资料的支持，历史考证的范围和领域狭窄，问题碎化，缺乏自觉的、系统的理论总结。
再加上考证学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各有不同，因此，虽然说中国的考据学传统悠久、著述很多，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历史考据学。
中国的历史考证学在受到西方实证史学的强劲影响、经过一段时期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之后，形成了新历史考证学派，在历史学特别是上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这无论是从梁启超早期的史学思想，还是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的史学著作中，均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实证史学的呢?不同的时期，我们对兰克史学又是怎样理解的呢?这种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如何?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把兰克史学理解为“为历史而历史”，否认理解，否认历史有意义。
众所周知、反复征引的兰克那句名言：“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
本书并不企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罢了。
”(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这被许多史学家当成了治史的座右铭。
然而，用这段话来概括兰克的全部史学思想，显然是片面的。
兰克虽以强调对事实的考证和批判而著名，但“他对事实的重视与他对历史演变的历史主义认识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像黑格尔一样，兰克认为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的史学是同一的，它们都是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超验的真相或精神。
只是不能像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样对这一真相作逻辑的概括，而是要通过每一件具体的历史事实来体现。
但是，在历史中，这一“绝对”的东西是存在的，黑格尔认为这种绝对的存在是“精神”，“而兰克则认为是上帝的干预”(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08—210页)。
由于上帝创造了万物，上帝便存在于万物之中。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沟通，而所有的历史时代联接起来，便体现了上帝的意志。
历史于是就有了意义，每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成了其中有意义的一环。
这样说来，兰克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对历史的理解，更没有否认过历史的意义。
他虽强调历史主义，主张要重视事实、重视文献批判，但从来也没有类似“为历史而历史”、“史学就是史料学”、“取消主观，把史学变成纯客观的企业”、史学研究“要远离政治”之类的提法。
真实的兰克绝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兰克”。
但是，真实的兰克又有多少人知道呢?事实上，真实的兰克对我们已经不再重要(当然，不是说我们从事研究的可以不知道真实的兰克)，重要的是不同时期，史学界对西方实证史学的不同解读，是我们根据现实需要所塑造出来的“兰克”。
(Georg G.Iggers,“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History and Theory,2(1962),17—40)比如，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就是从批判封建旧史学的目的出发，以西方实证史学为模式，进行改造而成的。
他所理解的西方实证史学，就是一种“为历史而治历史”的史学，是在求真征实的基础上，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反对旧史学“因文见道”的传统。
这种诠释，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出发，为了迎合中国史学当时的实际需要，去解读西方实证史学，所反映的也只能是实证史学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
这种解读，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就是在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历史和学术发展实际的一种创新，是史学乃至其它学科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
20世纪西方史学影响中国的第三个时期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苏联史学的传播和影响遂成为五六十年代西方史学影响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
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例，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以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为架构的章节体通史，历史是社会生产发展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民族理论、国家学说等诸多理论观点等，均来源于此。
这些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但把它们绝对化，则长期阻滞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不断深入，西方史学再次涌入，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期传入的西方史学包括年鉴学派、文化形态史观、心态史学、计量史学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跨学科史学。
历史研究的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如文化研究特别是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现代化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一系列涉及中西对比问题的逻辑展开，均存在一个前提：西方中心论。
在西方强势发展的对比之下，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劣势已经掩饰不住，致使国人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动摇。
拿西方的镜子照中国，比来比去，还是不像人家的模样。
于是，出现了“史学危机”的呼声。
综观近20多年来，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史学的发展自身，在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方面呈现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一、深信历史学是一种科学，并且进行了以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尝试，结果并没有成功。
二、心态史学、比较史学、文化形态史观和各种文化史学的强势影响，表明历史学的科学性受到怀疑，人们在思考：以前我们所深信不疑的历史科学是科学吗?只见阶级斗争不见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解释?“史学危机”的出现，既表明了史学发展所暴露出的问题，同时又表明人们对史学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三、文化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表明历史学正在超越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开辟新领域、拓展新视野，进行新的尝试。
历史学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至少说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把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是不可能的；第二，说历史学是一种纯人文学科，否认其科学性，甚至否认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否认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行不通的；第三，历史学在经过曲折的徘徊和探索之后，表现出历史学寻找自己、寻找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向学科自身特性回归的新趋势；第四，重视社会变革和社会形态研究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表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等。
这表明中国史学既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又开始了新的有益的探索。
从百年来西方史学影响中国史学的进程来看，在如何恰当地评价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基本认识：要重视西方史学自身的生长背景，把它放在西方社会历史和思想进程中来理解，要进行不同层次的“还原”，忠实地把握其思想本质；在认清了一种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之后，要自觉地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中国固有的传统相结合，获得生长的土壤和生命力；不应照搬照抄，生吞活剥，食洋不化；必须从深层次上来反省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消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要自觉地朝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体系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