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结构主义分析《边城》的悲剧性

浅谈《边城》悲剧性意蕴《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沈从文创作的一部著名小说，小说以湘西边城的风土人情为背景，讲述了古老土家族群的生活和传统，展现了浓厚的人情味和乡土味。

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主题内涵一直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本文将从小说中的悲剧性意蕴来探讨作品的深刻内涵。

小说中的悲剧性意蕴体现在人物的命运遭遇上。

在《边城》中，主人公祝家和、周九良等人物的命运多是悲剧性的。

他们身处小镇的琐事纷扰中，同时也面对着各种命运的考验和挑战，经历了各种悲喜离合。

祝家和与贾秀莲之间的爱情遭受家族和社会的阻挠，最终以悲剧的结局收场；周九良也经历了多次际遇，最终也难以摆脱自己的命运。

这些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人的无奈和悲情，也凸显了小说主题中的悲剧色彩。

小说中的悲剧性意蕴还体现在人物的心灵世界里。

在小说中，祝家和、探春等人物的心灵世界都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

他们面对各种命运的挑战和困境，内心常常充满了挣扎和矛盾，心灵上的悲苦与命运上的悲剧相互交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通过这些悲剧性的心灵描写，展现了传统社会中人的内心挣扎和痛苦，以及对命运的无奈和抗争。

这种悲剧性的心灵世界对于小说主题的阐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小说中的悲剧性意蕴还体现在传统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上。

在小说中，土家族群的生活和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冲突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不仅呈现出悲剧性的张力和对立，也表现出了一种文化与人性的悲欢离合。

祝家和、周九良等人物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性的遭遇和命运的挑战。

作者通过这种悲剧性的文化冲突，展现了土家族群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交融中的痛苦和无奈，也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内涵。

小说中的悲剧性意蕴还体现在对人性的思考与拷问上。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描写，呈现了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和拷问。

祝家和、周九良等人物在各种命运的考验和困境中，不断对自己的信仰和选择进行反思和拷问。

分析边城的悲剧意蕴《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

接下来请欣赏店铺给大家网络收集整理的分析边城的悲剧意蕴。

边城的悲剧意蕴一沈从文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寓含式的悲剧创作之中，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把这种距离的美感留于读者去揣摩玩味。

无论是悲剧的创造者，还是悲剧的承受者都找不出具指的错，都被作者强制性地放到一种悲且美的艺术氛围之中衍生出悲剧的深层意蕴，揭示探讨人的生命价值意义之所在与人对生命强力的执着追求。

《边城》从表面看来，充溢着和平宁静的田园情趣，优美得如同一首醉人的牧歌。

在那里，绿水青山构成桃花源式的美丽自然环境，诚实、善良、仗义的品德构成一派和谐的人文环境，故事里的人物无论主次也无一不是美的。

然而，“美型的塑捏与悲愤的摆布总是紧紧融合在一起的。

”②美的事物本身就含有悲痛的成分。

“康德言美好事物，辄惆怅类羁旅之思家乡”。

③在对美的探索与塑捏中，伴随着沉郁的痛苦忧伤情绪，《边城》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悲剧审美意识。

故事以两个青年的爱情为主线，贯穿了沅水边小城茶峒里的种种人事。

在小说中，船总家的两个儿子大佬与二佬同时爱上了乡村渡口边的少女翠翠，而翠翠看中的却是二佬傩送，唯一的亲人——爷爷并不懂得她的心事，致使大佬天保产生误会，明白真相后负气出走，不幸被淹死，而傩送也因最终得不到明确的理会，怀着忧伤的心负疚坐船下了桃源，爷爷最终郁郁离开人世，孤雏翠翠开始了漫长的爱情守候——“也许那个人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透过表面牧歌的谐趣、民俗的欢歌。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幕“善”的悲剧。

在《边城》里，人人都是善良的，包括克尽职守的老船夫，包括慷慨大度的船总，包括热情仗义的杨马兵，而年轻的一代不仅秉承了上一辈人的一切美德，更添了鲜活的力量与刚直的爱恨，如傩送兄弟。

但是故事里每一个人都没有好的结局。

老船夫操心惦记翠翠的婚事因为没有结果而忧郁地死去;船总顺顺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杨马兵年轻时爱上翠翠的母亲，但遭到的是冷遇;大佬的罹难完全是因为爱情的误解;而爱情很美满的二佬却远走他乡。

《边城》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解读作者：黄金华韩硕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07期摘要：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功劳在于发掘出叙事体不变的深层结构。

从《边城》叙事文本出发，探究其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话语的内部结构，了解《边城》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关系、叙述者感知故事的方式、表达故事的方式。

关键词：结构主义；叙事学；时间；角度；话语作者简介：黄金华，女，土家族，湖北宜都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

韩硕，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7-0-02结构主义叙事学，力在揭示叙事现象背后的“叙事语法”。

1969年，结构主义叙事家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第一次提出“叙事学”这个术语，标志着叙事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

之后，法国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借鉴语言学上的术语，从顺序、时距、频率、语式和语态五个方面规定了叙事的核心话语，阐明叙事体的基本构成和技巧。

故事指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叙事指讲述这些事件的话语或文本，叙述则指产生话语或文本的叙述行为。

[1]《边城》的基本内核是故事，叙述时间上的巧妙安排使故事精美完型；叙事角度以非聚焦的全知视角为主，使得叙事者大于人物；叙事话语以第三人称为主，让叙述冷静客观。

一、叙事时间的巧妙按照热奈特的观点，“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所指’时间和‘能指’时间）”[2]。

在两者的关系中表现为时序、时距和频率。

这种双重性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

从三个基本限定来研究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关系。

首先是时序。

时序即“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3]，《边城》叙事时间的巧妙在于顺序和倒错的交合。

开篇第一。

边城没有强烈的笔触，这种基调是在开篇就被奠定下来的。

这里所谓的基调，包括而不限于缓慢的行文节奏，线性的时间框架，背景性质的地点隐含的内化逻辑，视角和在场，以及最基本的情感。

需要解释的是，这里所说的行文节奏是相对于叙事节奏所说的。

行文节奏依赖于用词，也依赖于叙述方式。

越是价值取向明确地叙述方式，其节奏就越鲜明。

这里的缓慢节奏就很典型，“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这样的明确的价值取向，摆出来的就是一种极高明的笔法。

另外，所谓地点的背景性质，分为两种层面，一种是纯粹的背景实存的介绍，而另一种则是某种地点，某种环境所暗示的某种自然而然的背景。

而该背景则对应着某种自然而然的逻辑。

这里摆渡人所处的地点所展现出来的清新质朴的环境，就根本上暗示了摆渡人的热忱和恬淡。

这也是作者暗示出来的叙述态度。

看起来，边城的开篇没有什么出色之处，但事实上，这个开篇是关乎全篇的巧妙安排。

作者首先由行省下笔，虽是从大背景下铺开，但又十分妥贴，避免了大而无当。

随后缓缓铺开，写溪，写塔，写人家。

这里的笔法很典型，从一个面（行省），缓缓拉到一条线（官路），再向前推（茶峒山溪），最后拉到一个点上（人家），而这个点就是表现的主体（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

这种不疾不徐的白描给出了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以及一种有条不紊的平淡基调。

节奏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暗线已经铺开。

接下来作者不再局限于人，而是顺着山溪往下走，这种特殊的写法表现出了这条山溪的重要意义。

翠翠和二老初见，就是在这条溪水旁；二老离家出走，也是顺着这条溪。

老船夫的一辈子，都在这条溪里，而翠翠这一辈子，也始终和心爱的人隔着这条溪。

这条山溪既是贯通，又是阻隔，是美好的见证者，也是苦难的促成者。

这条山溪在开头作为一个线性实存，引导了视点的线性推进，也是情节的线性发展的线索。

换句话说，这条山溪，就是这篇小说的重要的母题。

这里我用到了一个专业术语，然而这个概念相当重要。

所谓母题，就是指在一篇小说当中反复出现的事物。

摘要：《边城》是沈从文代表作。

本文讨论《边城》中故事结构，主要探讨了《边城》的家庭故事结构、爱情故事结构及其渲染悲剧气氛的象征物结构。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故事结构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2-0000-01沈从文的《边城》共21节，这部小说代表了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

”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

”①本文讨论《边城》的故事结构。

（一）老祖父家庭历史结构分析《边城》老船夫的家庭成员一直是两个人：茶峒渡口有一户人家，住有渡船老人和他女儿，也就是翠翠的母亲。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

”但是“军人”（翠翠的父亲）却“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服毒死掉了。

翠翠母亲“一面怀了羞惭，一面怀了怜悯”，②生下了翠翠，“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等到翠翠的母亲死去，这户人家仍旧只有两个人，船夫和翠翠，外加了一条黄狗。

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寥寥几笔就把翠翠的母亲及父亲，老船夫命运多舛的形象就跃于纸上。

整个故事十分精致，船夫的妻子哪去了呢？船夫女儿的成长是否预示翠翠的成长轮回着她母亲的历史？显然《边城》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翠翠母亲因同军人“唱歌相熟”的历史悲剧再一次发生在船夫的外孙女身上。

这个船夫“活了七十年，本来应该休息了，但天不让他休息。

”女儿同军人的死去，船夫仍旧得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

”于是故事似乎重新回到船夫的年轻时代，像照顾自己女儿一般照顾自己的外孙女，从而为后来船夫给翠翠找一个好人家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垫下伏笔。

同时，《边城》中两个人的家庭单位一直持续到船夫死后。

老船夫死后，家中只剩下翠翠一人，但是船夫的朋友杨马兵“因此同翠翠住下来，使翠翠仿佛失去一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

论《边城》的悲剧特色【摘要】边城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品，悲悯人生是《边城》的特色，也是京派小说的固有特色。

作者通过对边城古老道德的赞美，寄托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批判了腐败的社会现实，其中也隐含着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痛楚，形成独特的悲剧因素。

京派小说的悲剧分为性格的悲剧和人生的悲剧，边城集此两者于一身，在小说中形成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彼此交织，时隐时现，最后以强烈的悬念和悲剧氛围收束全书。

【Abstract】In Beijing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have pity novels is the book of lif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novel. The author of the book old moral, the praise of his ideal society, the social reality of corruption, which also implied author inner contradictions and pain, forming the unique tragic factors. The tragedy of literary novel into character tragedy and the tragedy of life, in both sets in, in the novel form a bright dark clues, mutually intertwined with strong, finally, the scenery of suspense and tragedy ShouShu atmosphere.【Key words】Iiterary novel;Beauty,love and tragedy;Human tragedy and the tragedy of double structure《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品，也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品。

浅谈《边城》悲剧性意蕴《边城》是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所著的一部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小说，被誉为中国乡土文学的经典之作。

小说以中国云南边境小镇为背景，描绘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遭遇，展现了悲壮的命运与人生的无奈。

小说通过描绘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物形象，表现了一种浓烈的悲剧性意蕴。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边城》中的悲剧性意蕴，探讨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与历史压力，最终呈现出的一种悲剧色彩。

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体现了悲剧性意蕴。

在《边城》中，作者通过多个人物形象展现了生活在独特地域环境下的人们所面临的悲剧命运。

女主角琼瑶就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性人物。

她生长在一个贫穷的边陲小镇，和男主角祥林是青梅竹马，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琼瑶最终被迫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人。

在婚后，琼瑶仍然深爱着祥林，但她却无法挣脱命运的束缚。

最终，在一场意外中，琼瑶含冤而死，她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除了琼瑶之外，小说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命运悲剧，这些人物的遭遇无不展现了作者对悲剧命运的深刻思考。

小说中的历史压力也是悲剧性意蕴的重要表现。

《边城》所描绘的是20世纪初云南西部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描绘，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性特征。

在当时，边陲地区往往受到来自中央政府和外部势力的压迫和影响，人民的生活被割裂、顿挫和祸患，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悲剧色彩。

小说中的人物在历史的动荡中挣扎生存，他们的悲惨遭遇正是历史压力的产物。

小说《边城》不仅是一部个人命运的悲剧，同时也是一部表现时代悲剧的文学作品。

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也是悲剧性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边城》所描绘的是中国云南西部边陲小镇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

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但同时也存在着悲剧的人生遭遇。

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赋予了小说深厚的悲剧氛围，使得人物的命运更加悲壮。

小说中的祥林和琼瑶就是地域文化的产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受到了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用结构主义分析《边城》的悲剧性赵颖摘要：初读《边城》，我们会被它的表层结构所迷惑，认为作者主要写了小主人公翠翠与两兄弟的感情纠葛，运用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会发现《边城》中有一系列的二元要素存在，两种爱情观念的对立；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碾坊与渡船的对立，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共同组建了《边城》这部作品的悲剧性。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二元对立；悲剧性沈从文的《边城》描写的是在湘西一个风光秀美、人情淳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祖孙两人。

年过七十却很健壮的外公；十五岁情窦初开的孙女翠翠。

这一老一小在渡船上悠然度日。

两年前的端午节，翠翠与外公去看龙舟比赛，翠翠偶然认识了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暗生情愫。

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了美丽清纯的翠翠，先傩送一步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

傩送不想取王团总的女儿，也想娶翠翠为妻。

于是兄弟俩相约以当地风俗唱歌来决定胜负。

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后，为了成全弟弟，外出做生意，遇难而死。

傩送因哥哥的死十分内疚，便抛下翠翠下桃源去了。

外公因为翠翠的婚事担忧，在雷雨之夜死去。

留下翠翠一个人孤独地守着渡船，等着傩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边城》这样一个优美又充满诗意的小说，读后却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哀伤。

那么这种哀伤来自于哪里呢？我们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来分析一下《边城》这部优美小说的悲剧在哪里。

初读《边城》，我们会被它的表层结构所迷惑，认为作者主要写了小主人公翠翠与两兄弟的感情纠葛，运用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会发现有一系列的二元要素存在，两种爱情观念的对立；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碾坊与渡船的对立，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共同组建了《边城》这部作品的悲剧性。

第一，两种爱情观念的对立。

《边城》中描写了三对爱情关系，除了我们一目了然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以外，还有翠翠父母的爱情和傩送的父母的爱情（顺顺的爱情）。

第一个爱情故事是作者主要描写的，另外两个是作者把他们藏在文本的深层结构当中的。

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意蕴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意蕴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自我修养。

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意蕴，欢迎大家分享。

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意蕴《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

“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概念。

然而看看人物命运的结局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作品中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无不使作品笼上悲剧色彩。

一、悲剧色彩的表现翠翠自幼父母双亡，内心无比孤独。

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

她“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外乡生意人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

”没有人能体会一个思春少女的感情，所以她感到“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她为这无奈的生活而痛哭。

天保和傩送为了她唱歌“决斗”，她却毫不知情，只能在梦中希望爱情的实现，现实好像和她毫不相干。

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却并不能了解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心上人的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外公因为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

翠翠害怕地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外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外孙女感动不已。

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他既爱外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

因天保的死造成外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天保喜欢翠翠，托媒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对傩送情有独钟。

最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只能孤独地离开伤心地，最后死于意外。

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着爱情，和哥哥的“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

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引言沈从文的《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这部小说通过描绘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

本论文将深入探讨《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从主题与象征、人物塑造、情节展开、悲剧冲突、叙述手法、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剖析。

主题与象征《边城》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对湘西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和人性的探索。

小说通过描写湘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展现了湘西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

同时，沈从文也通过象征手法，将自然与人物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例如，小说中的渡船象征着湘西人民的命运，而船上的翠翠则代表着湘西女性的柔美与坚韧。

人物塑造沈从文在《边城》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

其中，翠翠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她美丽、善良、天真无邪，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船总顺顺则代表着湘西地区的权威和力量，他的形象既具有压迫性，又具有包容性，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性。

而小说中的男主角，二老，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他既有对翠翠的爱慕之情，又有对家族荣誉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

情节展开《边城》的情节展开以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为主线，通过描写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展现了湘西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命运。

小说的情节发展缓慢而自然，通过细节的描写和人物之间的互动，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世界。

同时，沈从文也通过一些隐喻和暗示的手法，为小说的情节发展提供了线索和暗示。

悲剧冲突《边城》的悲剧冲突主要来自于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社会现实的压迫。

二老与翠翠之间的爱情纠葛是小说的核心冲突，而顺顺对家族荣誉的追求则加剧了这一冲突的复杂性。

同时，湘西地区的社会现实也给这个故事带来了悲剧色彩。

例如，船总顺顺对二老的期望和对翠翠的歧视，以及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家族制度的束缚，都使这个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

叙述手法沈从文的叙述手法独特而富有诗意。

浅析《边城》中的悲剧美作者：黄金玉来源：《文学教育》 2016年第17期黄金玉内容摘要：《边城》这部小说是沈从文先生利用田园牧歌形式描述的边陲小城爱情故事，但是在故事的表达和叙述中，沈先生利用细腻的文字将翠翠的爱情故事进行了完美的演绎，虽然辞藻并不“风花雪月”，但是在近乎“素描”的写作手法中却将笔者对人性的思考、爱情的执着、命运的感叹等进行了深层次的描写，字里行间更是透漏出令人动容的悲切更是让文章的开放式结尾充满了悲剧式的色彩。

关键词：边城悲剧美矛盾《边城》是一个悲剧小说，但是在悲剧中却隐含这一种另类的悲剧美，这部小说不仅仅是沈先生抒情式小说的代表作，更是寄托着沈先生对“爱情”与“美”的理解，悲剧美更多的表现是人性美和人生美。

沈先生自己在谈到《边城》的创作灵感时曾说“《边城》更像是一部人生，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并且符合人性的人生形式。

”沈先生利用平实的文字描述了一个瑰丽并且温馨的“世界”，这个“世界”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或许在完美世界中的不完美爱情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悲剧，那么这些悲剧是如何体现的呢？笔者从人性角度、爱情角度和生命角度来探讨沈先生对悲剧美的表现和描述。

一.人性道德视角下的悲剧美黑格尔悲剧冲突论是以哲学理论体系作为基本体系，“美是理性的感性体现”，这种理论认为悲剧不是因为个人的偶然原因造成的，个人偶然原因在悲剧描述中往往是表象原因，悲剧的实质是人类意志理念具有能动作用，是绝对理念分化出来即对立统一体，因而冲突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相对于绝对正确的“永恒正义”来说，同时都有道德上的片面性。

这种人性道德的代表性冲突或反目的性冲突才是悲剧的发生根本，但是无论悲剧结果如何，悲剧都是人类到的本性的升华体现。

《边城》中，傩送与翠翠之间的爱情破碎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傩送心中更重要的是手足亲情，傩送认为大老的死是由于翠翠，故此原文中叙述傩送和翠翠的爱情用了这样一句话：“对于老船夫的意思，俨然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

浅谈《边城》悲剧性意蕴《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由沈从文创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小说以小城镇边城为背景，围绕着巴金家族的命运展开，展现了一幅悲壮而浪漫的画面。

小说以其深邃的意蕴和悲剧性的情节成为了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边城》中的悲剧性意蕴贯穿始终，令人深思。

小说中的悲剧并非来自遥不可及的宏大事件，而是源自于人性的无奈和命运的困扰。

作者沈从文通过对人物的塑造以及情节的展开，巧妙地揭示了人性的脆弱和生活的无常，以及命运的无法逃避。

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是《边城》悲剧性意蕴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小说中，主要人物面临着悲惨的命运，如巴金家族的女主人公丽萨和她的表妹夏瑜。

两位少女在面临家族变故和爱情纠葛时，都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丽萨在爱情和亲情之间左右为难，夏瑜则在追求幸福和自由的路上饱受挣扎。

他们的命运最终都成为了悲剧性的代表，表现出人们在命运面前所经历的无奈和痛苦。

《边城》中的环境和情感的矛盾也是悲剧性意蕴的重要体现。

小说中的边城环境虽然美丽，却充满了诱惑和险恶。

人们在这个环境中经历了欲望和理想的冲突，在浓烈的爱情和对家庭的责任之间挣扎。

这种矛盾不仅产生了悲剧性的情感，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无常和无法预测。

小说通过对环境和情感的矛盾展开的描绘，传达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悲剧氛围。

小说中的家族命运也是悲剧性意蕴的重要表现形式。

小说以巴金家族为主线，揭示了家族的辉煌与衰落，以及命运的无常和无法预测。

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承受着悲惨的命运，如巴金因为一次意外而丧生，丽萨和夏瑜也都面临了家族和爱情的挣扎。

家族的命运成为了小说中悲剧性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们感受到了命运的无法逃避和家族的辉煌与沉沦。

在小说的结尾处，丽萨和夏瑜在对爱情和命运的挣扎中选择了离开边城，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小说的结局既是悲剧性的，也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和对生活的无常的反思。

作者通过小说的结尾传递了一种对命运的无法逃避和对生活的无法预测的思考，让人们感受到了命运的无常和生活的坎坷。

文学之光ENXUNZHIGUANGW Jul. 2016 July 23中国传统小说多重视故事的讲述与结构的营造，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系列“湘西小说”，对于故事情节的叙述颇具特色。

在小说《边城》中，作者通过对叙事结构的把握营造了一种诗意化的氛围。

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

”在《边城》中，沈从文运用简洁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各种各样湘西人民的生命特征，寄寓了作者对民间文化、乡下人性的探索和认识。

独特的空间化叙事手法、重复的叙事结构、时间结构顺序的重组，作家沈从文在《边城》中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诗意化的结构。

一、独特的空间化叙述结构形式在《边城》的第一章中，作家采用了空间化的叙事手法，具体表现为，从湘西边城的地域环境和风土人情中介绍小说的主人公。

小说一开头便写到：“由四川过湖南去。

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说开头便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人物。

紧接着，作家沈从文还从边城的地理环境出发，交代祖孙二人的日常生活：住在白塔边上的七十岁的老人和十五岁的翠翠掌管着小溪上的渡船。

而后，作者继续介绍茶峒城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

“凭山依水而筑”，城外河边设有码头，贯穿码头的是一条河街，河街的房子一半在陆地，一半在水中，因此，设置了吊脚楼。

于是乎，小说的另外两个主人公-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便被作者引出。

作者巧妙运用了空间化的叙述形式，在描绘边城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俗过程中，将小说人物与湘西世界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

以此奠定了小说诗意化结构的基础。

二、重复的叙事结构小说《边城》中，沈从文十分重视事件场景的重复：三次端午节赛龙舟：第一次描写翠翠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会上与爷爷走散，遇见了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傩送派人将翠翠送回家，两人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朦胧的好感；第二次，翠翠因无法忘记上个端午节与傩送的美丽相遇，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上去看赛龙舟。

《边城》的悲剧性内涵：拯救与背离——谈《边城》的结构主义创作特色摘要：沈从文在《边城》诗意情调背后蕴藏着深沉的改造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的理想以及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无法调和所导致的隐忧的悲剧感。

这种重造民族性、重塑民族文化的理想借用了神话传说中的“弃儿型”神话母题，塑造了翠翠这个“弃儿”形象，象征被拯救的“新人类”，老船夫则以神话中的“智者”形象实践着“再造”“重塑”的使命。

两者之间的和谐与冲突反映了作者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困惑，使作品呈现出悲剧色彩。

关键词：理想之梦、象征、弃儿形象、智者形象正文金介甫就曾指出“《边城》里面有些弗洛伊德的象征。

……他的小说都有双关含义，都很深刻。

”严家炎先生甚至指出《边城》是一个整体象征。

如果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就能理解作者刻意营造如水似梦，雾中看花的感觉，貌似桃花源式的田园情调以及有意淡化背景年代的深刻用意。

综观全文，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众多的隐喻和象征，也正是这些隐喻和象征赋予了那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更多的而且是更深邃的内涵。

也许只有沿着这一指向加以探究才有可能解读《边城》背后的意蕴，也才能领悟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精神宿求吧！一、翠翠——一个困顿的再生者。

翠翠的身世是悲剧性的又是传奇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神话色彩的。

翠翠的母亲是老船夫的独生女，他背着父亲与一个军人发生了暧昧关系。

军人为了忠于爱情又不违悖自己作为军人的责任而服毒自杀，翠翠的母亲为了追随这份感情生下翠翠后到溪边喝冷水自尽。

从严格意义上说翠翠就是一个私生子，一个弃儿。

这种特殊的身世不由得不让人联想到各民族神话以及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弃儿”型人物形象。

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俄狄蒲斯、阿塔兰忒到《圣经》中的摩西、耶稣；从印度的黑天、佛陀、莎贡达罗到中国的玄奘、岳飞、胡广。

这些弃儿都是带有神性的，具有一般人不具备的超常的能力。

成就功业，流传千古几乎成为他们的共同特征，同时与生俱来的悲剧性也成为他们无法逃避的必然性归宿。

翠翠的传奇身世及其悲剧性结局已经昭示出其作为“弃儿”型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

《边城》：三重悲剧交织下的凄美作者：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8年第06期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

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

”或许这便是《边城》注定是个悲剧的原发点吧！品读《边城》，能从文中品出悲剧的三重况味——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交织在湘西古镇，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凄美的《边城》。

一、深沉的社会悲剧《边城》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山清水秀、白云环绕、美不胜收的湘西，一个桃花源式的边陲小镇，一座圣洁的白色小塔守护着一方水土。

这是一个美丽而又封闭的社会，是一个思维传统的原生态社会，任何外来的、新奇的、不合传统的思想都会在这里碰壁。

因而，无论是十五年前的老船夫的独生女，背着那憨厚老实的父亲，同一个茶峒屯戍军人有染，怀上孩子，又想私奔，都是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不容，最后军人服毒自杀，女人生下翠翠后，也到溪边吃几口凉水，跟随军人而去；还是十五年后的少女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之间的情感纠葛，且不说门不当户不对，也要受到传统的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制约，结局注定是一幕悲剧。

两代人的爱情都在悲情演绎，而且是那么地悲壮，那么地惨烈。

“爱情至上”到底意义何在？难道“倩女”一定就“幽魂”吗？看了《孔雀东南飞》与《梁祝》的殉情，《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冢，我们就会明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古训。

他们对爱情都是那么执着，那么的孜孜以求，但是否一切早已注定，是否前世的冤孽要在今世报应。

在现实中总会有一些事被阴差阳错，张冠李戴，是那样的偶然，又是那样的必然。

就像那白色的小塔在一夜之间突然倒塌，虽后来修复，但不再“从前”。

爱情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湘西的社会，一个夹杂着浓厚苗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传统、封闭的社会。

沈从文先生作品悲剧意识的核心是古老的优秀传统的横遭破坏与日趋毁灭，因此，任何的新生思想、新生事物都会着上深沉的社会铬印，在变迁着的动荡中，演绎着社会的悲剧，爱情也不例外。

浅析《边城》叙事结构特征浅析《边城》叙事结构特征首先，在情节的构筑上，《边城》运用了重复叙事的结构模式。

众所周知，传统的小说是讲究叙事的，而沈从文小说的创作却往往突破原有的情节叙事模式，淡化情节，强调感情的渗透，注意凝结诗意。

加强作品的含蓄性，扩大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

表现在小说《边城》中，则尤其十分重视事件场景的重复，以此来增强小说的诗化意蕴。

简言之，事件场景的重复是沈从文《边城》中惯用的叙述模式，比如端午节赛龙舟的场景重复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描写翠翠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会上与爷爷走散，遇见了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傩送派人将翠翠送回家，两人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朦胧的好感;第二次，翠翠为了不能忘记上个端午节遇见傩送的“甜而美”的经过，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上去看赛龙舟。

天突然下了雨，为避雨，祖孙两人到船总顺顺家，没有见到傩送却遇上了大老天保，这就为日后兄弟两个去碧溪姐唱歌埋下了伏笔。

端午节场景第三次出现时，翠翠还一直“温习着两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心中很快乐”时，听闻傩送要娶有碾坊陪嫁的王团总女儿。

这对翠翠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她对傩送的爱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生长了。

于是当傩送与翠翠热情打招呼时，翠翠“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

作家通过这三个相似的端午节场景记录了翠翠与傩送感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既是作家将自己的人物安插在写意的风景画里的一种策略，又十分巧妙地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简单重复叙事手法的不足。

重复叙事结构还体现在小说中出现的三次死亡事件上。

这三次死亡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实则有深层的内在联系，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

这三次死亡事件的总根源是翠翠父母的.自杀身亡。

翠翠的母亲和一个军官恋爱，但却不能自由地结合，于是双双殉情而死。

他们最终选择死亡乃是维护生命的尊严，死亡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命方式。

沈从文把他们的死亡极度诗意化，在诗意的氛围中展示出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

论述百练：乡愁乌托邦与沈从文《边城》中的悲剧性表达材料一：福柯特别强调历史和事件中的缝隙和褶皱。

历史本来只是由一些分散的事件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历史学家为了呈现事件的连续性，通过分析可能会回避、抵制、消除某些东西，但却从未意识到他们已经把活生生的、脆弱的、颤抖的“历史”漏过去了。

当我们进一步去审视沈从文的“乡愁”以及“乡愁乌托邦”，我们同样发现了历史和事件中的缝隙和褶皱。

《边城》在沈从文回湘西前已创作了前6小节，后15小节是他回北京后续写的。

毫无疑问，回到湘西世界的行为，对他本身的创作经验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和影响。

尽管沈从文愿意以一枝诗意的笔去穷尽和表现湘西世界的所有美好，然去乡十八年，在他的真实视野下，在当时清醒的理智认识中，真正的湘西世界却是丑陋黑暗穷困堕落的。

这个创作间的断裂和创作体验上的变化是我们要正视的。

关于乡愁，关于故乡的回忆和想象，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虚构。

王德威指出，关于故乡的创作实际上存在一个两难境地，那就是“再现故乡本来的面貌，重组往日生活的情境，却总无奈地带出想象与原欲、文字与世界、回忆与'往事’间的罅隙”。

因此，在对“乡愁”的抒写中，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原原本本地再现故乡的原貌已经是不可能的，过去与现在、当下与未来相互交织，所以他们实际上在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走，既看到故乡的美好又无法忽视它当下的“失落”。

清楚了沈从文创作《边城》时在创作经验上的撕裂和矛盾的二重性后，我们就更清楚沈从文的《边城》并不单单是呈现了一个纯粹的田园视景，而是一种寓言式的悲剧性写作。

关于寓言，本雅明概括为面对现代废墟而陷于震惊的人们的一种言说方式，詹姆逊则将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概括为“民族寓言”。

在他看来，第三世界文本中总存在一个大写的异己读者，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以个人命运来投射整个社会文化的缩影和冲击。

所以在评价鲁迅的《狂人日记》时，詹姆逊认为，如果我们体会不到文本中寓言式的共振，我们就很难恰当地欣赏鲁迅文本的表达力量。

边城的双线结构“沈从文的长篇《边城》蕴含着表面和深层的两种双线结构。

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

不但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历史悲剧。

”它的表层结构，是一个处处由“偶然”支配的美丽动人而略含凄清的爱情悲剧故事。

而它的深层结构，则整体地象征着作家企图用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以及这个愿望在“堕落趋势”面前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与苦闷。

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湘西的人生具有“人与自然契合”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恐怖”，“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

这种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原始自在的人性，不可避免地有其阴暗的一面。

翠翠与傩送的悲剧正好把这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那就是边民纯朴健康人性下潜藏着的几千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信奉天命的迷信思想。

他们以为祸患都渊源于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对于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祸患，总把它们与人的言行生硬地联系起来，于是由猜疑、误会而产生隔膜，甚至最终酿成悲剧。

正是这一心理痼疾，使顺顺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

先是“船总性格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地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

再是傩送虽然面临爱情与金钱抉择时选择了爱情，却未能向着翠翠再靠近一步，并只身下了桃源。

于是，老船夫对于翠翠的美好将来的希望无形中被顺顺父子的不自觉的冷漠毁灭了，他的生存意志也随之被摧毁，终于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程。

而翠翠终于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

傩送什么时候归来?只有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战胜了心灵的痼疾，消除了由迷信导致的隔膜，什么时候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

然而要抹去这人性的阴暗面着实不易，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能否突破这一心理障碍殊难预料，这一切只能由时间来回答。

(3)象征说，关注作品的深层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