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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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意识作用影响及认同策略论文6篇第1篇:浅谈动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外的动画电影相继进入我国电影市场,给我国传统的电影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面对这一窘境,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实现动画电影行业的创新与发展,进一步推动动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一、动画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现状1.缺乏明确的受众定位。
笔者通过长期的研究与实践认为,一部电影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受众,因此,实现明确的受众定位非常重要。
以《功夫熊猫》这部美国电影为例,其在上映的第一周就成为了票房周末冠军,与此同时,在进入我国市场后,该部电影也深受我国观众的喜爱,取得骄人的成绩。
与美国相比,我国动画电影在受众的定位上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的定位,在制作动画的过程中,将成人和小孩全部纳入受众范围内,导致影片上映后,成人觉得幼稚,儿童觉得太过深奥,看过之后,不知道讲述了什么内容。
2.忽视了对本土文化的挖掘。
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深入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深受我们喜爱的外国动画电影大多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包装的。
无论是《功夫熊猫》还是《花木兰》都充分借鉴了我国传统文化资源。
而我国在这方面则还不成熟,忽视了对本土文化的关注,在动画制作上,一味的模仿外国电影,忽视了动画电影的内涵,导致难以走出国门,没有实现创新。
3.动画技术水平偏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动画电影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人物造型比较粗糙,人物的神态和动作难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不仅如此,动画电影画面质感较差,缺乏必要的立体感。
笔者通过调查与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动画电影的部分内容太过平面,忽视了动画制作中色彩的应用,略显僵硬,对画面的内容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难以给受众以震撼的效果。
4.缺乏动画制作的创新意识。
不论是哪一个行业,只有树立了创新意识,才能够实现进步,实现发展,动画电影也不例外。
从题材上来看,我国动画电影主题不突出,缺乏特色,难以给受众呈现梅干。
从语言上来说,语句过于冗杂,与时代发展不相契合。
许多人都了解什么是文化传播,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知道的不多。
跨文化传播其实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创始人是美国人类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它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森算公司表示跨文化传播,指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也涉及到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
跨文化传播是探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事实上,跨文化传播的核心要点是对带有不同观点、信仰和价值观的人际间的互相作用的意义分析,是对这些人由于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产生的相应差异的分析。
跨文化传播可以说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它在借鉴和汲取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诸多适应于自身的研究方法。
在霍尔研究的时期,跨文化传播与文化人类学密切联系,因此形成了早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社会科学传统。
但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变,传播学研究也从定性方法转入定量方法的研究。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量化方法和统计分析已经成为探究传播的主要方法。
跨文化传播其实代表的是一种过程:文化形式穿越时间与空间而移动,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中,这些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与环境产生互动、彼此影响,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并改变了文化环境。
国际化跨文化传播的倾向所造成的潜在的文化效果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得出了造成全球性媒介文化倾向的几个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打破时空限制,以低成本穿越国界、传送声音及动态影响到全世界各地”的能力大幅增加,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则是全球媒介产业(以及媒介产业的全球性市场)的兴起,提供了全球化的组织架构和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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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身份认同变得愈发重要,因为它不仅是我们个人身份的核心,也是我们与他人和社会联系的纽带。
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冲突和身份危机。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如何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成为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
文化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所属文化群体的认知和接受,它包括语言、宗教、价值观、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许多人在面对新旧文化的碰撞时,感到迷茫和困惑。
他们不知道该坚守传统,还是拥抱现代。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身份认同成为了个人价值观和自我认知的重要部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越来越频繁。
这种交流和融合不仅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文化产品,也带来了文化冲突和身份危机。
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常常导致误解和冲突。
因此,如何维护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成为了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课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保护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创新和发展的问题。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它承载着我们的历史和记忆,是我们身份认同的基础。
但是,文化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身份认同需要在与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个人和社会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的问题。
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有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合作。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高。
因此,文化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个人和民族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身份认同成为了个人和社会的重要议题。
它不仅是我们个人身份的核心,也是我们与他人和社会联系的纽带。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既要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也要开放地接纳其他文化。
跨文化身份认同理论研究作者:李丹洁来源:《学园》2015年第10期【摘要】本文在梳理跨文化身份认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内在含义、文化身份认同与跨文化适应研究的关系、文化身份的基本特点与结构,旨在探讨跨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
跨文化身份认同研究是跨文化适应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跨文化文化身份认同理论研究【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0-0027-02一文化身份认同的内涵作为一个概念,文化认同中的认同,译自英文identity。
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含义:一是认同,二是身份。
identity译作身份的时候就是彰显差异的意思,而译作认同是突出同一的含义,身份/认同是强调一个整体概念。
identity包含着关联人或物的同一和区分人或物的差异,而且同一和差异都属于概念范畴。
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意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的过程”。
Thedorson,A.G.(1969)认为,认同(identity)是一个人将其他个人与群体的社会角色同化并内化为他或她个人的行为与自我的概念,是包含了兴趣、价值、标准、角色期望等的社会心理学过程。
“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概念是通过艾里克森区分了自我同一性和集体同一性发展出来的。
自我认同指个体自觉意识到个体身份的过程;社会认同则指个体通过意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社会群体,并认识到作为该社会群体的成员的情感、意义和期望的社会分类的过程。
这两种认同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并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自尊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
Barth(2002)提出另外一个身份概念——文化身份认同(cultural identity),指人们参照一个文化传统为自己身份做的一个自我定位。
Hamers and Blanc认为,文化身份认同是复杂文化结构整合进入个体人格并与之相结合,即构成个体的文化身份。
解读跨文化沟通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自觉性跨文化沟通是指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和理解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和文化自觉性是两个重要的概念。
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感,而文化自觉性则是对自身文化背景的了解和认知。
本文将探讨跨文化沟通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自觉性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加强这两方面的能力。
一、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身份认同在跨文化沟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身份认同能够帮助个体保持自尊心和自信心。
当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有强烈的认同感时,他们在跨文化交流中会更加自信,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起联系和互动。
其次,身份认同也有助于增进理解和尊重。
通过了解自己所属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观,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并以更加包容和尊重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的差异。
最后,身份认同还能够促进文化交流和合作。
当个体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认同感时,他们会更有动力去传播和分享自己的文化,从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
二、文化自觉性的重要性文化自觉性是指个体对自身文化背景的自我认知和了解。
在跨文化沟通中,拥有一定的文化自觉性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或冲突。
首先,文化自觉性能够帮助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偏见和刻板印象。
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个体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文化背景而形成某种偏见或固定观念。
而拥有文化自觉性的个体能够及时意识到这些偏见,并主动进行自我调整,避免给他人带来误解或伤害。
其次,文化自觉性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通过了解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并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的观念和想法。
最后,文化自觉性还能够提高个体的文化敏感性。
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进行交流时,个体能够敏锐地感知和理解对方的文化信号和暗示,从而更好地适应和应对跨文化交流的挑战。
三、加强身份认同与文化自觉性的能力为了加强身份认同与文化自觉性的能力,在跨文化沟通中,个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 提高文化知识水平。
信息时代的跨文化交际与身份认同第一章介绍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跨文化交际和身份认同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对于人们来说,如何在这个时代中进行跨文化交际以及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已经变得尤为重要。
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认真探讨。
第二章跨文化交际的必要性跨文化交际并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方式,更是一种必要性,尤其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全球化意味着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交际变得尤为重要。
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需要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以免出现意外的冲突和误解。
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倾听和沟通,以建立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关系。
第三章跨文化交际的特点跨文化交际具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需要我们在交际中予以注意。
首先是语言障碍,语言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尤其对于那些不具备多语言能力的人来说,语言障碍会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问题。
其次,文化差异,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跨文化交际中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理解这些文化差异,以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和冲突。
此外,跨文化交际中还需要我们学会尊重和关注他人,理解他人的文化背景和情感需求,才能建立良好的跨文化交往关系。
第四章身份认同的建立身份认同是涉及到个人认知和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信息时代,人们的身份认同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它不仅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文化、教育、工作和社交等多个因素的影响。
身份认同建立的过程需要我们经历自我探索、文化接受和社会反馈等多个阶段,其中包括选择、确认和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
第五章身份认同和跨文化交际的关系跨文化交际和身份认同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跨文化交际可以促进个体对外部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反过来,个体的身份认同也会影响其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和态度。
此外,跨文化交际对身份认同建立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帮助个人发现自身文化特点、认知他人文化价值和保持自我认同。
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与表现中华文化是一种古老而又充满智慧的文化,以文化开放、包容、包容的特性而蜚声海内外。
随着全球交流的加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华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向世界展示。
弘扬传统文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华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不仅仅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文化的欣赏,更是一种为人类文明的积极贡献。
而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和表现的多样性,更是展示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
1. 传统的文化遗产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和表现的主要基础。
诸如“四书五经”、“孝道”、“中庸之道”等经典文化,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核心。
很多国家在学习中华文化方面向这些经典文化注目。
例如,隆重庆祝传统节日春节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趋势。
当下,中国的传统节日不仅成为世界性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通过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形式。
例如,在世界各大城市,春节龙舞、舞狮、大型花灯等中华文化表现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与各种文化的交流。
2. 红色文化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参与的革命事业,激励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动力,形成了强大的红色文化。
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八路军·新四军文化。
它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皖南事变、平型关战役、太原保卫战等战役的胜利,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先进性加入文化研究”,走向国际,以“瑰宝”在世界上得到了高度的赞誉。
道德与文化、审美与民俗等方面的东方价值,并与西方文化融合,这是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文化贡献。
3. 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和表现,使得中外文化的交流更加密集。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华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向世界展示。
汉字、书法、唐诗宋词、风水、中国戏曲等,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喜爱的文化元素。
设计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在设计领域中,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设计师在创建产品、品牌或服务时,需要考虑用户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以确保其设计能够与目标受众产生共鸣并取得成功。
身份认同指的是一个人或群体对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是构成个人独特性的核心要素之一。
在设计中,身份认同可以通过视觉元素、语言风格和产品功能等方面来表达。
设计师需要了解目标受众的身份特征,以便能够为他们创造有价值和意义的设计。
例如,一个设计师在创建一个儿童玩具品牌时,应该考虑到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兴趣爱好,从而设计出适合他们的产品。
文化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对某一特定文化或文化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文化认同可以包括语言、价值观、信仰、习俗和审美观念等方面。
在设计中,文化认同可以帮助设计师了解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以便创造出能够与他们产生共鸣的设计作品。
例如,一个设计师在为一个国家的旅游宣传海报进行设计时,应该考虑到该国家的文化特色和标志性建筑物,并将这些元素融入到设计中,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相互作用在设计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个成功的设计作品不仅能够符合用户的身份认同,还要能够与他们的文化认同相契合。
设计师需要通过研究和洞察用户的背景和需求,与他们建立情感连接,并将这种连接转化为创造性的设计解决方案。
例如,一个面向亚洲市场的汽车品牌可能会采用红色作为主要颜色,因为在亚洲文化中,红色通常象征着喜庆和好运。
在全球化的今天,设计师面临的挑战是在跨文化环境中创造出具有普遍吸引力的设计。
设计师需要在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的基础上,找到共性和共通之处,以设计出能够穿越文化界限并产生共鸣的作品。
例如,一家跨国公司的标志设计应该能够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并具有普遍的可识别性。
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也在品牌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品牌应该能够与目标受众产生情感连接,并通过设计表达出来。
一个成功的品牌不仅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共鸣,还能够被他们认同和忠诚于品牌。
数字时代下的文化传播在数字时代下,文化传播已经变得极为容易,几乎能够覆盖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文化的真正传播却变得更加复杂。
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是前所未有的。
下面我们将从数字媒体的角度来讨论数字时代下的文化传播。
一、新媒体带来新的传播方式数字时代下,新媒体的兴起给文化传播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可以说新媒体已经成为了数字媒体渠道中的一种主流形式,它凭借着其对用户的高度依赖,一度主导了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
这一点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各种在线音乐会、线上会议等的出现,让人们在疫情期间能够仍然保持着繁盛的文化交流。
二、数字时代下的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虽然数字媒体的出现为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数字媒体虽然可以方便地传递文化信息,但若要真正让文化传承,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点赞”、“分享”上。
故,文化传播需要在数字时代下更好地结合科技和互联网的力量,挖掘数字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深层次内容,达到学术、实践、传承多方面的目的。
三、数字媒体怎么样提高文化传播的价值?1. 让文化内容更直观、更有趣数字媒体不仅要传递文化信息,还要从内容、形式、风格等多个维度去打造更好的作品,比如文化短视频、综艺、音乐、戏剧等,在不断保持趣味性的同时,又能传递更多的文化内容信息。
2. 加强文化产业的整合数字媒体在推广传统文化和推动文化产业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将数字媒体与文化产业有机地融合,定位更精准,运作更高效,不断推高文化产业的整体水平。
3. 开展文化普及宣传活动数字媒体平台可充当“文化大使”,开展文化普及宣传活动,如“文化进校园”“文化IP多元化开发”等,让文化传承不仅是少数名流的专属事业,而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的文化活动。
四、结语数字时代下的文化传承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它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科技的研发,保证文化内容可以更好地传递;二是文化教育,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进而愿意去了解、传承和发展文化。
数字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与创新目录一、数字媒体与跨文化传播概述 (2)1. 数字媒体定义及其发展 (3)2. 跨文化传播概念与特点 (4)3. 数字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5)二、数字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6)1. 数字媒体平台的选择与应用 (8)1.1 社交媒体平台应用 (9)1.2 短视频平台应用 (11)1.3 直播与在线互动媒体应用 (12)2. 数字媒体技术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案例 (14)2.1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15)2.2 增强现实技术应用 (17)2.3 大数据分析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18)三、数字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创新实践 (19)1. 数字媒体与跨文化交流方式的创新 (21)1.1 语言障碍的突破与创新尝试 (22)1.2 非语言符号的传播与创新实践 (24)1.3 增强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策略 (25)2. 数字媒体在跨文化融合中的创新应用 (26)一、数字媒体与跨文化传播概述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媒体已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渠道,其具有互动性、多样性、全球性和实时性等特点,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消费习惯和交流方式。
而跨文化传播则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接触、沟通和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和活动。
在数字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变得更加频繁和紧密。
数字媒体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广泛的平台和工具,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更方便地分享信息、交流观点和建立联系;另一方面,数字媒体的特性也为跨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数字媒体的互动性和多样性使得跨文化传播更加生动和有趣,通过社交媒体、博客、视频等平台,人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不同文化的魅力,增进对其他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数字媒体的全球性和实时性也使得跨文化传播更加迅速和直接。
通过网络直播、即时通讯等方式,人们可以实时了解其他文化的动态和变化,促进了文化交流的及时性和深入性。
数字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可能导致误解和冲突;网络暴力、虚假信息等问题也可能对跨文化传播产生负面影响。
第22卷 第4期2009年8月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22 No.4August 2009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3但海剑,石义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收稿日期:2009204218作者简介:但海剑(1972-),男,湖北省鄂州市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研究;石义彬(1955-)男,湖北省随州市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播理论以及跨文化传播研究。
3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时代的全球媒介传播与文化身份认同”(2006JDXM184)摘要:总结了身份认同研究中的主体性发展和文化身份认同的组成要素,指出由于同一和差异力量的不均衡,在东西方跨文化传播中,其二元对立思维带来了传播实践中的霸权和认同危机。
数字技术虽然带给个体更多的自由,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利益集团的控制。
文化身份认同的建设须建立在文化间性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文化身份认同;跨文化传播;数字时代;文化间性中图分类号:G 20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3/j.issn.167126477.2009.04.030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身份认同决定了传播主体的立足点并影响其传播实际,对之讨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技术不仅改变着传播实践,也影响着传播理论建设。
对于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不仅要认清文化身份认同作为元问题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还需进一步认识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改变。
一、身份认同研究中的主体性发展及其组成要素文化身份认同形成和演变的历程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巫术信仰和仪式的孕育阶段。
随着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伴随着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影响力的依然存在,民族国家开始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首要单元。
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剧,民族国家和家庭的地位式微,文化遗产、传统伦理价值、社会理想、人生观和世界观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弱化,种族、性别、族群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单元得以强调,大众媒介开始成为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
在哲学意义上,身份认同问题可以追溯到一个“我是谁”的元问题,这个恒久问题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到现代都有着追问的意义。
进一步说,讨论自我和主体性的问题是身份认同问题的核心,尽管问题的答案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多种维度。
启蒙时代,既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念,将思想和身份视为同样实体性的存在,认为自主的主体能在其一生中都对自我的身份确定不移;也有洛克否定身份是与先验自我同样的实体性的存在的思想,认为个人的身份有赖于记忆而得以延续[1]。
现代哲学中,主体是固有的实体,自我是其内核。
在自主的、先验的、普适的自我基础上形成的个体身份是抽象和固定的。
在社会学意义上,主体性是个体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中确立的。
“他者”成为认识自我的重要参照。
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主体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同的主体由于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会形成不同的认知、观念和行为方式。
后现代哲学中,主体性则被完全消解,身份认同变得混乱。
理清身份认同问题,可从其组成要素或来源着手讨论。
这包括:自然条件、生理心理机制和社会文化机制。
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汤因比的“挑战—回应说”大致可以说明自然条件对文明的影响,它对于塑造身份认同有着明显作用。
例如我们在讨论固定印象时,以地域特征来区分的身份认同,如“南方人”之类的固定印象。
生理机制如身体特征、血缘等,性别指向可以归于此类。
心理机制则指个体的心理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中人格的形成,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经历吸收成长和调整变化后而趋于稳定。
社会文化机制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最主要来源,包含了诸多宏观层面上的因素,如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大众媒介等。
这些来源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勾连,相互影响。
由此,上述身份认同的变化发展可归宥于这三大来源的讨论范围之中。
本文重点讨论的是社会文化机制层面。
二、同一与差异力量作用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的不均衡发展在跨文化传播中,同一性和差异作为两种基本力量,对文化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始终的推动作用。
同一保证了文化特质的“共享性”,形成可以与他文化相互区别的文化身份认同。
差异性则是文化交流的原动力。
在差异性的前提下,文化间才有了相互交流的必要和意义。
辩证来看,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对于具体的文化实体,这两种力量有着侧重点,从长期来看则存在着起伏和消长。
文化身份问题在文化实体内部的建构如果说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最后的目的是要在与异文化交流中保持一个存在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对内强调的多是文化的同一,对外则强调差异性。
尽管文化精神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核心对跨文化传播活动有着引领作用,我们无法将跨文化传播活动从社会实践中剥离出来,单纯讨论其在精神层面中的同异和融合。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传播活动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停止过。
但由于前现代时期社会生产力的相对低下,跨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无法同现代相比。
各文化间传播活动的深入很容易让人推理出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同一力量要超过差异力量,产生“天下大同”的梦想。
但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历史不会“终结”,文化冲突接连不断,文化身份问题凸显。
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文化实体来说,推广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是经常的诉求,因此造成的客观现实是文化间的差异广泛存在。
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还由于现时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影响着跨文化传播的具体活动,从而造成利益诉求带来的分割和相互排斥。
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总是有着存在的空间。
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的百年,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西方占优势和引领地位,在文化认同中起着范本的作用。
文化本无优劣,西方文化的强势与其强调“科学”与“理性”的内核分不开,而这又与其时的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影响至今。
从时空的角度来看,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为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提供一个必需的结果,就是用时间的手段来打破空间。
当我们进入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时,这一时代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成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
这种时空关系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2]。
这成就了大众媒介在当今时代的核心地位,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格局,出现了新的“文化帝国主义”。
如媒介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偏狭的传播机制:跨国传媒公司的高度垄断和集中造成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以及文化同质性构成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3]。
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就把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视为同等重要的问题,要求改变国际信息流通不平等、不均衡和不对称现象,但收效甚微。
这样的抗争可以理解成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身份认同之时,发现其社会基础已被动摇,难以建立可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价值诉求。
究其原因,上述问题的存在是由于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盛行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带来了认同的危机。
这种危机不仅存在于不发达国家地区,同样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
以20世纪后期欧洲对日本(技术东方主义)的恐慌为例,日本的崛起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内核,如效率等基础上,辅之以日本文化中的“忍者”精神。
但它成为潜藏在西方潜意识中的危险形象,因为它破坏了西方和东方、现代和前现代单一的稳定关系[4]。
《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也分析过铭刻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和制度中,将“东方”展示为认识客体和权利客体的过程。
在现代性的建设中,技术一直是西方现代性・941・ 第4期但海剑等: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技术被看作是通向未来的钥匙,西方担心失去自己的文化主导而极力维护自己的技术霸权。
尽管存在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在客观上提供了“去中心”的更大可能性,这势必会挑战所有处于中心地位的权威,从而带来文化身份认同的新变化。
三、数字技术的特点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如果说大众媒介时代已经给西方带来了身份认同上的危机,那么数字时代中,这些危机是将得以消除还是会被加深,对之讨论还需结合数字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
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本文认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个体对群体的挑战,导致群体主义的瓦解和威权控制的变形。
数字技术的重要特征是改变了人们使用信息的传播方式。
信息在储存、提取、复制等方面与传统“原子时代”已很不相同,时空的偏向不再是传播的主要限制。
理论上,个体在传播权上获得了较之以往要大得多的传播空间。
可以经过判断获得更的多信息,并重组成自己的信息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群体的依附。
但同时必须看到,数字时代的控制不会消失。
数字技术在个体使用层面上可以迅速推广并广泛使用。
但对于核心技术的管理、维护、升级等方面却大多依赖于集团的力量。
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个体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可以形成市场,从而促使利益集团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
但这势必又会加重个体对利益集团的依赖和被利益集团控制的存在。
利益集团的控制已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直接和粗暴,而转向制造个体的部分“需求”,迎合受众,使其获得“满足感”。
威权控制变得间接而温情。
其次,个体原子化的混乱造成经济利益纠结下的社会联合,重现资本的控制。
个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对群体依附“消失”后产生的“自由快感”,会造成身份认同的混乱。
但同时,人的社会性决定了身份认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在自由和依附的张力之下,利益为主导的市场成为广泛被接受的主导力量。
大众媒介时代的“注意力经济”模式使得个体无需直接付出资源,就能参与到媒介生产流程之中。
形成新的媒介逻辑,即信息的实质常常服从于展示方法,服从于它在传播过程中的增值。
消费主义变得更加流行,在其遮蔽下,利益集团最终还是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控制权。
数字时代,由于传播方式的改变和多元传播渠道造成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传播局面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领唱”转换成由下而上的“合奏”。
从思想上来看,普适性的价值观虽不再处于统治地位,但不至于被颠覆。
自由、平等、个人尊严等精神呈个体化,“理性”作为基本精神不会被湮灭。
强调和包容个体发出声音的权利,是凸显主体精神的前提之一。
从传播实践来看,从个人电脑到手提电脑、手机的广泛使用,移动技术打乱了很多交流模式。
激化的、去中心化过程改变了交流的些许本质。
例如所谓的“读图时代”中,语言表现形式可能不再首先是文字上的,而是偏向视觉。
这些变化同样体现在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中。
如前所述,西方是现代文化交流中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