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之一)

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作者：杨杰来源：《知识文库》2020年第05期明初，为了消灭故元蒙古贵族和边疆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收降、治理边地少数民族，缓和民族矛盾，顺利实现统一全国，巩固明王朝统治。

洪武皇帝在前朝的民族政策基础之上不断加以完善、发展，进而渐渐形成一整套民族政策。

自洪武皇帝始，这一系列民族政策渐成祖制，其后继之君皆循制而行，对这一民族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增补、改进，终成一纲领性的治国方略。

对明王朝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皆有深刻影响。

1 对蒙古族的民族政策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地域、生产力以及文化发展的差异，各民族之间在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矛盾，而元明之际可以说是最为特殊的时期。

元朝疆域辽阔，版图为历代之最，管辖多个少数民族，但元朝却实行四等人制度，上层贵族多方压迫下层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民族矛盾不断加深。

明初，北元并未接受明朝招抚，频频反击，边疆地区尚未安定，而且在内陆地区还生活着大量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所以明王朝采取何种政策来缓解矛盾，稳定社会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对待故元的态度上，朱元璋曾言“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可见朱元璋并未否定元朝的正统性，而是积极肯定元蒙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并为其找到天命论的依据，元失天下是因纲纪废弛，朝政荒废，实乃天弃。

明代元，实乃天命，并劝告故元臣民，应顺从天命奉明朝为正统。

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

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

”明太祖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建立明王朝。

明建国伊始，元顺帝统治集团虽已败退草原，但其“名号尚存”，“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亡耳。

”手中还掌握着较强的政治、军事实力。

为巩固统治，太祖先后八次北伐，打击遁入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边疆的危机，同时又加强了对北方长城沿线的管理，维护了中央集权，为促进明初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明与蒙古的关系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

蒙古贵族的侵扰,儿乎与明朝相始终。

明初,主要是对北元的征讨，明中期以后，由于国力衰退，军备废弛，明朝廷处于全面防御态势。

与此同时,在北方，明廷还建立了一整套防御体系，并以封王、通贡、互市等手段，牵制蒙古诸部。

北征蒙古建文三年(1401),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戦範，蒙古分裂为三部分。

永乐初，蒙古三部不断发生战争，尤以戦靶为盛。

永乐元年(1403),阿鲁台杀鬼力赤，与本雅失里称雄Wo永乐六年、七年成祖连续派人去鞭 ffl,但本雅失里无意通好，并杀了使臣郭骥。

七年七月，成祖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 率精骑十万北征Wo III于丘福孤军轻进，明军在胪胸河(今克鲁伦河)遭到鞍靶骑兵的包围袭击，丘福及诸将被执遇害，“一军皆没”①。

永乐八年二月，成祖亲率五十万众出塞北征。

明军大败本雅失里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上，“本雅失里弃辎重孳畜，以七骑遁”②。

明军旋回师东击阿鲁台部于飞云壑(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部)，阿鲁台部大败，于是年冬遣使贡马，表示内附。

之后，成祖乂于永乐十四年(1416)、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进行了四次亲征，除十四年是打击瓦刺势力以外，其余皆是征讨戦靶部。

明朝前期对蒙古的北征，虽然未能达到统一漠北的L1的,但对巩固明朝统治、稳定北部边媼有一定积极意义。

明兵攻下大都后，各地还有割据势力的存在。

面对这种割据势力，朱元璋建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全国的统一事业。

洪武年间延续二十年之久对蒙古的征伐，可以说正是朱元璋为了消除北元对明朝统治的威胁，实现这一事业的重要内容。

到永乐年间，形势已有很大变化。

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对来降的蒙古贵族、官员和头领，分别封以官职;对其首领封王，如永乐七年(1409),成祖封瓦刺部的三个首领马哈木为顺宇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学罗为安乐王。

永乐十一年(1413) 乂封鞅靶部首领阿鲁台为和宇王。

自从弘治十七年（1504）之后，直到嘉靖十一年（1532）春天蒙古族重新要求通贡，蒙古和明朝之间的朝贡关系中断了将近30年。

嘉靖十一年（1532）初，“北虏自延绥求通贡市”。

关于这次要求通贡的人物，明史说是小王子；（注：《明史》卷327《鞑靼传》。

）谈迁说是吉囊。

（注：参见《国榷》卷55，世宗嘉靖十一年三月癸亥条。

）根据今人对明代蒙古历史的研究，应该是小王子博迪阿拉克汗在河套内通过延绥镇向明廷提出了通贡的请求。

（注：参见乌兰：《关于达延汗史实方面几个有争论的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道润梯布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卷6，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100页。

）小王子的通贡请求一如以往，上报的途径也符合明朝的要求，如果明廷能够认识到朝贡体制的价值，理应对小王子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反应。

但是兵部廷议后却说：“小王子进贡虽有成化、弘治年间事例，但其情多诈，难以轻信，宜命总制镇巡官察其真伪”，将责任轻飘飘地推给了边防官将。

事情没有结果，小王子“以不得请为憾，遂拥众十余万人寇”。

（注：《明世宗实录》卷136，嘉靖十一年三月癸亥条。

）世宗为此大怒，命兵部议征剿，兵部遂议上“平戎十一事”报请嘉靖帝批准。

其实前方官将对应否通贡心里是最清楚的，他们的虑事也很周全，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尚书唐龙建议：“彼夷欲假贡市以缓我之兵，我力既未可与战，不若因其欲而姑与之，亦以缓彼之兵。

彼得所欲，引众而退，则实我仓廪，训我士卒，修我战具，徐观其变而图之。

顺则全柔来之道，逆则兴挞伐之师，是亦用奇之法。

若以为彼侵暴边障，义当致讨，则宜大集兵粮，恭行天罚，惟圣明裁断。

”唐龙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他所说的“不若因其欲而姑与之”，其实是建议准许蒙古族入贡，同时为了预防万一，又提出：既要与蒙古族进行通贡互市，加强经济交流；又不忘加强边防，勤修战备以防敌变。

明朝的羁縻政策、内政腐坏以及蒙古叛乱、壬辰倭乱促成努尔哈赤做大万历十一年（1583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兵追剿，建州女真部落，发生了古勒寨之战。

其中已经归顺明朝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昌安与他的儿子塔克世被明军误杀。

这件小事对于明朝来说，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但是此二人如此突然的去世，却对另一个人的关系就很大了。

作为觉昌安的孙子、塔克世的儿子，努尔哈赤一下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受到了巨大心灵创伤。

努尔哈赤曾问明朝：“祖、父无罪，为何杀之？”明朝方面坦率答复：你祖、父之死，实系误杀，所以归还遗体，并给你“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

同时也让努尔哈赤袭任建州左卫都指挥官职。

努尔哈赤只好把仇恨埋在心底，依靠祖、父遗留甲13副，兵卒不足百人，马三十匹。

努尔哈赤就是带着这样的一支小部队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戎马生涯。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那么明朝为什么放任努尔哈赤的发展，不采取措施呢？明朝的羁縻之策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主要把女真各部分成“海西女真”、“野人建州”、“建州女真”三大系统，其下管理着若干大小不等的部落，管理权基本都是各部落自治，由女真人自己管理自己，明朝只是分而治之，让他们不形成强大势力与明朝对抗就行。

努尔哈赤在女真各部进行吞并，他的前提是归顺明朝，为的是明朝更好管理此地区，所以明朝对于努尔哈赤在女真各部落挑起的战争与吞并不干涉。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朝还特意加授努尔哈赤正二品的“龙虎将军”，明代女真部落领袖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位，以支持他对女真各部落的打击。

万历二十年（1592年）发生壬辰倭乱按照明朝以往惯例，明朝绝不允许出现一直独大的女真部落。

但是此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统治日本的丰臣秀吉发起侵略李朝进而征服明朝的战争，在历时7年的战争中，双方两败俱伤，丰臣秀吉在李朝投入自己的嫡系部队，结果在日本国内未参战的德川家康家族篡夺丰臣秀吉的天下。

《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篇一一、引言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错综复杂，时而和平，时而战争。

本篇论文将就明蒙双边政策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以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策略进行深入研究。

二、明蒙双边政策研究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始于元朝的覆灭。

在明朝建立之初，由于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明蒙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

一方面，明朝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来稳定北方边境，因此采取了以安抚为主，军事防御为辅的政策。

这种政策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然而，随着明朝国力的增强和蒙古各部的分裂，明蒙关系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明朝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控制蒙古各部。

例如，明朝通过封爵蒙古各部首领为王公，以示恩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蒙古各部的行动。

此外，明朝还通过贸易手段来加强与蒙古的经济联系，以此巩固双方的关系。

然而，这种政策并非一成不变。

在明朝中后期，由于蒙古各部的强大和明朝国力的衰退，明蒙关系再次出现紧张。

此时，明朝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如加强军事防御、打击蒙古的侵略等。

三、明朝对蒙古的防御策略明朝为了防御蒙古的侵略，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和措施。

首先，明朝在北方边境修建了长城，以阻止蒙古骑兵的南下。

此外，明朝还设立了九边重镇，配备了重兵，以应对可能的入侵。

除了军事防御外，明朝还采取了外交手段来巩固边防。

例如，明朝通过与蒙古各部建立友好关系，以减少边境冲突。

此外，明朝还通过贸易手段来加强与蒙古的经济联系，以此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

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阻止蒙古的侵略。

在明朝中后期，蒙古的势力再次强大起来，对明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此，明朝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来应对。

四、结论明蒙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策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明朝与蒙古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双方的利益冲突上，也体现在双方的相互依赖上。

《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篇一一、引言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历经了数个世纪的变迁，构成了中国历史中重要的篇章。

明蒙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明朝的内外政策、边疆治理以及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为明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明蒙双边政策明朝与蒙古的关系，经历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

在明朝初期，由于元朝残余势力的存在，明蒙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和冲突。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明朝逐渐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试图与蒙古建立友好的关系。

在双边政策方面，明朝采取了“抚绥”和“防御”并重的策略。

一方面，通过贸易、文化交流等方式，加强与蒙古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通过设立边防、修建长城等措施，防范蒙古的侵略。

这种政策在明朝中后期得到了更为明显的体现，通过给予蒙古各部首领以官职、封赏等手段，使得蒙古部分地区在政治上依附于明朝。

三、明朝对蒙古的防御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设立边防：明朝在边境地区设立了众多的卫所和边防军，负责守卫边境安全。

这些卫所和边防军在明朝的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修建长城：为了加强边境防御，明朝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长城。

长城的修建不仅增强了边境的防御能力，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3. 军事策略：明朝在军事上采取了攻守兼备的策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

在遭遇蒙古大规模入侵时，明朝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有效地抵御了蒙古的进攻。

四、明蒙关系的影响明蒙关系对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通过与蒙古的交流和贸易，明朝得以获取了丰富的资源和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明朝对蒙古的防御政策也使得国家在边疆治理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此外，明蒙关系还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清朝时期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等。

五、结论综上所述，明蒙关系是明代历史中重要的篇章。

通过研究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明朝的内外政策、边疆治理以及国家安全。

《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篇一一、引言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关系，是中华历史上一道复杂的风景线。

二者间的互动关系既包含着冲突与对抗，也充满了合作与交流。

本篇论文将就明蒙双边政策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以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策略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揭示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历史影响。

二、明蒙双边政策明朝与蒙古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复杂性。

明朝建立之初，面对蒙古的威胁，采取了“以战止战”的策略，但同时也尝试通过外交手段，如封爵蒙古首领、互市贸易等，来维护双方的关系。

首先，明朝在初期对蒙古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

通过封爵蒙古各部的首领为王公，使其相互制衡，减少内部冲突。

此外，明朝还通过边境贸易与蒙古进行互市，以此来加强经济联系，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

这种双边政策，在明朝前期起到了稳定边境、减少冲突的作用。

然而，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弱和蒙古各部的统一，明蒙关系开始出现变化。

明朝的封爵政策逐渐失效，蒙古的威胁开始增强。

此时，明朝开始调整其双边政策，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应对蒙古的威胁。

三、明朝对蒙古的防御策略面对蒙古的威胁，明朝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御策略。

首先，明朝加强了边境的防御工事，如修建长城、设立边关等。

这些防御工事在抵御蒙古的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明朝还通过移民实边的方式来增强边境的防御力量。

大量的汉族人口被迁移到边境地区，不仅增强了边境的军事力量，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发展。

此外，明朝还采取了一些外交手段来应对蒙古的威胁。

如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共同应对蒙古的威胁。

同时，明朝也试图通过谈判和妥协来缓解与蒙古的冲突。

四、结论明蒙关系是中华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双边政策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格局。

而明朝对蒙古的防御策略，则体现了其应对外部威胁的智慧和勇气。

总的来说，明蒙关系的发展历程是复杂多变的。

在面对蒙古的威胁时，明朝采取了多种手段来应对，既包括军事手段，也包括外交手段。

《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篇一一、引言明朝与蒙古的关系，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方之间时而友好交流，时而因争夺地盘和资源而发生冲突。

这一复杂的双边关系不仅关乎两个民族、两个政权的命运，更是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深入探讨明蒙关系的演变与影响。

二、明蒙双边政策的演变明朝建立之初，为了稳固政权和拓展疆土，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

其中，与蒙古的关系尤为重要。

明朝初期，实行了“抚绥为主，武力为辅”的政策，通过联姻、互市等手段与蒙古各部建立友好关系。

然而，随着明朝国力的逐渐恢复和蒙古各部的崛起，明蒙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在明朝中叶，由于蒙古各部的强大实力和内部纷争，明朝对蒙古的政策开始趋向防御。

这一时期，明蒙之间虽有交流和合作，但冲突也时有发生。

明朝通过加强边防、设立卫所等措施，来应对蒙古的威胁。

到了明朝晚期，随着女真族的崛起和内忧外患的加剧，明朝对蒙古的政策再次发生变化。

为了应对内外压力，明朝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试图与蒙古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的明蒙关系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明朝对蒙古的防御策略明朝为了防御蒙古的威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加强边防建设，设立卫所、修筑长城等措施，以增强防御能力。

其次，通过互市、联姻等手段与蒙古建立友好关系，以减少冲突的发生。

此外，还派遣军队进行巡逻和征讨，以维护边境安全。

在明朝中后期，随着蒙古各部的崛起和内部纷争的加剧，明朝的防御策略也发生了变化。

明朝开始更加注重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发展，以应对蒙古的威胁。

同时，也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和交流，以共同应对蒙古的威胁。

四、明蒙关系的影响明蒙关系的发展历程对两个民族、两个政权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明蒙关系的演变和冲突使得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得以加强，促进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

《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篇一一、引言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便牵动着中原与北方草原的稳定与发展。

在长达数个世纪的互动中，明蒙两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军事冲突，不仅影响了各自的发展历程，也深刻影响了中华乃至世界的格局。

本文旨在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探讨这一时期内两方关系的演变与影响。

二、明蒙双边政策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历经了从敌对到和解，再到互市贸易的复杂过程。

明朝建立之初，面对蒙古各部的威胁，采取了防御性的策略。

然而，随着明朝的稳定和强盛，其对外政策也逐渐开放，开始与蒙古进行贸易往来。

在双边政策上，明朝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即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制衡的目的。

同时，明朝也积极推行互市贸易政策，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稳定与蒙古的关系。

此外，明朝还通过封爵蒙古首领、进行文化交流等方式，加强与蒙古的友好关系。

三、明朝对蒙古的防御在明朝与蒙古的关系中，防御始终是重要的方面。

明朝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防御蒙古的入侵。

首先，明朝在北方边境设立了九边重镇，以抵御蒙古的进攻。

这些重镇不仅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设有完备的防御工事。

此外，明朝还采取了修建长城、加强边境巡逻等措施。

长城的修建不仅增强了边境的防御能力，也成为了中原与北方草原的象征。

同时，通过加强边境巡逻，明朝能够及时发现并应对蒙古的入侵。

四、明蒙关系的影响明蒙关系的发展对双方及整个中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上，明蒙之间的交流与冲突促进了双方的共同发展。

经济上，互市贸易政策的推行推动了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

在文化上，双方通过交流互鉴，促进了各自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然而，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

五、结论明蒙关系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与影响。

在双边政策上，明朝采取了多种策略来维护与蒙古的关系。

在防御方面，明朝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抵御蒙古的入侵。

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双方及整个中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篇一一、引言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明朝与蒙古的互动，不仅关乎两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兴衰，更涉及到民族关系、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内容。

本篇论文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通过深入分析明朝与蒙古的交往历程，揭示双方关系的历史脉络及其影响。

二、明蒙双边政策明朝与蒙古的关系，经历了从敌对到和谈，再到防御的复杂过程。

明朝初年，由于元朝残余势力的影响，明蒙关系一度紧张。

但随着明朝的稳定，明蒙之间的双边政策也逐渐形成。

首先，明朝实行了“以夷制夷”的政策，即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扶植亲明势力，打击敌对势力。

这一政策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得明朝在北方边境的安保压力得到了缓解。

其次，明朝采取了贸易互通、互市的政策。

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贸易往来使得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

特别是对于蒙古而言，与明朝的贸易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然而，随着蒙古各部势力的崛起，明朝也面临了极大的威胁。

此时，明朝调整了其双边政策，采取了一定的军事手段来遏制蒙古的扩张。

三、明朝对蒙古的防御面对蒙古的威胁，明朝在北方边境建立了严密的防御体系。

首先，设立了九边重镇，加强了边境的军事力量。

同时，明朝还修建了长城，以阻挡蒙古的进攻。

此外，明朝还实行了“卫所制”，通过在边境地区设立卫所，将当地的军民编入其中，形成了一种有效的防御体系。

在防御的同时，明朝也注重边境地区的民生发展。

通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措施，改善了边境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使得边境地区的居民能够安居乐业。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对明朝的威胁。

四、结论通过对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防御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明朝与蒙古的关系经历了从敌对到和谈，再到防御的过程。

这一过程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而明朝通过实施“以夷制夷”、“贸易互通”等政策，以及建立严密的防御体系等措施，成功维护了其北方边境的安全。

《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篇一一、引言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错综复杂，时而和平，时而战争。

本篇论文将就明蒙双边政策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以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策略进行深入探讨。

二、明蒙双边政策研究1. 政策背景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受制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

明朝建立之初，面对北方的蒙古势力，实行了因势利导、和亲征战并举的策略。

其中，明蒙之间的双边政策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些政策主要包括边境贸易政策、战争与和平的调整等。

2. 边境贸易政策明朝在面对蒙古时，边境贸易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手段。

在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下，以商业往来稳定与蒙古的关系，进而为边境的安定奠定基础。

在商贸活动中，双方的互市商品多为马匹、丝绸、茶叶等，这些商品不仅满足了双方的经济需求，也加深了两地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了解。

3. 战争与和平的调整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时而战争时而和平。

明朝的政策也是基于实际需要和自身利益而灵活调整。

例如，当蒙古部落势力过大，对明朝构成威胁时，明朝则采取武力征讨的方式；而当双方实力相当或者和平对双方都有利时，则采取和平共处的策略。

三、明朝对蒙古的防御策略1. 长城防线为了防御北方的蒙古势力，明朝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

长城不仅是一道物理防线，更是明朝军事力量的象征。

通过长城的修建和维护，明朝得以在北方边境形成一道坚实的防线。

2. 边防军队除了长城防线外，明朝还设有专门的边防军队，以应对突发的军事行动和可能的侵略。

这些军队的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具备强大的战斗力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在战争中，这些军队是保卫明朝安全的重要力量。

3. 军事与外交相结合除了军事手段外，明朝还注重通过外交手段稳定与蒙古的关系。

例如，通过和亲政策、遣使通好等方式，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信任，为边境的安定提供有力保障。

这种军事与外交相结合的策略，使明朝在面对蒙古时更具主动性和灵活性。

漫谈：朝贡体系中蒙古贡马对明蒙交流之影响导读：在以冷兵器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中国古代，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蒙古族盛产马匹,明代蒙古族通过朝贡体制中向明廷的贡马活动，与明王朝建立了一种双边交流,在这种交流活动中，蒙古获得生活用品,明廷获得战略物资。

明蒙之间的朝贡活动持续长达二百年，马匹作为蒙古朝贡的主要物品，其对当时明蒙关系的影响极为深远。

本文笔者将以中蒙古贡马带大家聊聊其明蒙交流的影响有哪些。

明英宗时期蒙古贡马的规模正统时期,蒙古贡马为整个明英宗时期甚至为有明以来的最高潮。

这一时期无论是贡马频率、贡马人数或是贡马数量,均达到有明以来贡马规模之最。

尽管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之变”,但蒙古贡马活动并未受较大影响,贡马数量依旧浩大。

一、正统时期蒙古贡马数量正统十四年间,有明确记载蒙古贡马数量的史料。

里面明确记载贡马数量,正统时期蒙古贡马的规模极为壮观。

据《明英宗实录》中记载：正统三年十月,瓦刺顺宁王脱欢派遣贡使阿都赤等“来朝,贡马一千五百八十三匹。

”此为《明英宗实录》中第一条明确记载蒙古贡马数量的史料,瓦刺贡马达1583匹之多,数量颇为惊人。

贡使阿都赤见证了明蒙间贡马之盛世,，次年十月,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脱脱不花再派“阿都赤等千余人来朝,贡马三千七百二十匹五。

”此次蒙古贡马相较于去年增加一倍还多,达到3725匹,刷新了蒙古各部贡马数量的记录。

正统五年十一月,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脱脱不花又派遣贡使卯失剌等“男妇六百四十四人来朝,贡马一千六百七十四匹。

”或许脱脱不花认为此次贡马相较之前“少”了许多,故本月甲子,再遣“使臣卯失剌等续马九十匹。

”正统六年十月,脱脱不花再遣己出使明廷数次的阿都赤“贡马二千五百三十七匹”,蒙古持续着高数量的贡马规模。

之前数次朝贡瓦剌与脱脱不花均分开贡马,而正统七年十一月,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迤北瓦剌脱脱不花王及也先太师使臣卯失剌等二千三百二人来朝,贡马二千五百三十七匹,宴赐如例。

明朝的草原政策与蒙古虏掠明朝时期，草原政策是重中之重。

草原上的民族和族群繁多，其中蒙古族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支。

蒙古族一直以来都是草原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的族群，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在在与中国大明王朝关系中，却是一个多次战斗的对象。

为了维护明朝在草原上的政治和安全，明朝采取了一系列草原政策。

这些政策不仅保障了汉朝的利益，也为草原上的蒙古族带去了福利。

而在这个过程中，蒙古虏掠问题也成为了草原政策中的关键问题。

草原上的政策明朝的草原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政策，二是贸易政策。

土地政策是明朝面对草原局势而制定的政策之一。

这个政策广泛的采用了土地和部族的制度，使得土地和族群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

明朝还向土地和族群开展了一系列的宽容和信任的政策，确保了这个区域的相对稳定。

贸易政策是草原上的另一个重要政策。

明朝在与草原上的部族进行贸易合作时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方式。

同时，还采用了一些措施来防止蒙古的贸易与贸易盗窃。

这包括了加强了政治疆界的防御，边境地区的行政管控，以及对那些贸易盗窃的蒙古人进行了严格的审判。

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草原地区的和平和贸易状况，并且使得与各部族间相互了解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蒙古虏掠问题然而，再这些维护着草原上和谐的政策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蒙古虏掠问题。

在明朝时期，蒙古人大幅上涨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入侵。

因此，中央政府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政策来保护边境并制止蒙古人虏掠。

而兵力的分散和分配、边界的固定以及对贸易通道的维护等，也都是政府倡导的方式。

与此同时，政府也利用各种手段来避免在蒙古人中散播恐惧和贫困。

明朝加强和蒙古人的贸易，有计划地向他们进行财政援助，以及与他们进行文化交流。

所有这些政策都是为了让和平得以持续存在，同时使得中华民族和蒙古族之间有更多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结语总的来说，明朝的草原政策比较成功。

这个时期这种政策成功地在安抚了蒙古人的同时，引领了姑息与宽容的草原民族之间建立了更为丰富的关系。

明朝对左翼蒙古拒贡政策原因探析金星【摘要】隆庆和议后,明朝与漠南右翼蒙古实现了正常的贡市关系,但与漠南左翼蒙古仍处于敌对状态,采取了拒绝与其进行正常贡市贸易的经济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明蒙双方长期对立,隔阂较深,以及明朝对蒙古实行大民族主义政策造成的,二者不具备贡市贸易的历史条件及契机,主要责任在明朝.【期刊名称】《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卷),期】2016(000)001【总页数】5页(P65-69)【关键词】隆庆和议;明蒙形势;时代环境;明朝;大民族主义政策;左翼蒙古;拒贡政策【作者】金星【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隆庆五年(1571年)，以俺答汗为首的漠南右翼蒙古接受明朝封贡后，明朝宣大、延绥一线的战争压力明显减弱，以蒙古大汗为首的漠南左翼蒙古诸部没有与明朝达成贡市关系，常年犯边，致使明朝蓟辽方面的防御压力骤增。

明朝没有与左翼蒙古诸部达成贡市协议的原因，学界观点各不相同。

如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战争和平与贸易关系》中认为土蛮汗不至的原因是土蛮是蒙古大汗，他不能做政治上的让步；于默颖博士论文《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中认为明朝无法接受土蛮以战挟贡的做法，明朝实行扶此抑彼的对蒙古采取分化政策；赵文博士论文《明后期对蒙古对策探究》认为明朝对蒙古大汗防范心理较强，蒙古大汗拒绝向明朝俯首称臣，且明朝对蒙古分化政策，认为西虏封贡，东虏无援易治。

本文试图借助史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对此作进一步探析，恳请专家给予指正。

为首的左翼蒙古排除在贡市体系之外隆庆和议之初，明朝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有将左翼蒙古纳入协议体系的想法。

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王崇古上奏朝廷：“盖老把都，俺荅亲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亲弟侄，而兀慎、摆腰、永卲卜、哆罗土蛮等酋又多其本统亲枝也。

俺荅于诸虏为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内附，然后可假以王封，官诸酋长比三卫示羁縻焉。

作者： 费克光;许敏
出版物刊名： 世界民族
页码： 38-45页
主题词： 蒙古人;蒙古社会;白莲教;明朝;蒙古地区;游牧民;汉人;明世宗;嘉靖;马市
摘要： <正> 16世纪,蒙古社会在杰出的俺答汗(1507～1582年)的领导下,经历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

一般说来,这种变化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蒙古人每年定期对中原进行破坏性抢劫,这种情况延续至1550年。

其次,从16世纪40年代中期至1570年,大批汉人徙居蒙古地区。

最后,从1571年开始为和平及明朝与北方游牧民之间开放互市的时代。

通观俺答的一生,他起先试图通过对中国北方的虏掠,为其民众争得经济保障和抢夺基本口粮、日用品以缓解他们的贫困。

其后,以中国农业定居者的保护人自居。

当这些失败后,他成为明朝的封臣。

明后期对蒙古策略探究明朝自万历年间开始一直到末期,与北边蒙古的关系主要是针对漠南蒙古左、右翼各部来展开。

随着形势的变化,明朝政府不时对蒙古右翼的策略进行战略性微调,但总体还是延续了降庆时期的基本做法;而对蒙古左翼的策略,在万历朝及以后的时间里,却经历了种种变化,尤其是万历时期制定的一些策略,直接对天启朝和崇祯朝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金势力兴起后,明朝在后金的强大攻势而前屡屡被动,特别是得知后金进一步采取对蒙古进行拉拢和绥服的策略之后,深感失去蒙古的可怕后果,不得不反复调整对蒙古左翼的策略,试图借助蒙古的力量来牵制后金并与之抗衡。

但结局是蒙古诸部陆续归附后金,并作为后金攻明的主要辅佐力量,与后金一道推翻了明朝在中原近三百年的统治。

系统深入地研究这一时期明朝对蒙古的策略,有助于我们了解明廷对蒙古策略的摇摆性和不一致性,映证出明朝皇帝的不作为以及明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到后金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作为一股新生政治力量的主要代表,在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高超智慧。

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就是进一步探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到末期与蒙古关系中的政策性因素对明蒙双方产生的重要影响。

本文第一章《嘉隆时期明朝对蒙古策略综述》主要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借助史料专门探讨蒙古达延汗以后蒙古左、右翼的迁徙分布情况,重点分析了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右翼与明朝的对抗以及“俺答求贡”始末,把“俺答求贡”这段历史史实作了进一步的梳理。

同时围绕“隆庆和议”,把明蒙之间从多年的战争对抗演变为相互间经济贸易往来的过程进行了集中论述。

认为该和议的达成,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也进一步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成为明蒙关系史上最大的亮点。

同时阐明,由于明朝在对待蒙古左翼问题上显得有些气量不够,采取了“拒贡”政策,这样的做法虽然为明朝后期对蒙古策略的调整留出了很大空间,但同时也埋下了祸根,使明朝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本文第二章《万历年间明朝对蒙古策略的转变》主要探讨明朝对蒙古右翼策略的战略性微调以及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改变对蒙古左翼的“拒贡”政策,用比较详实的史料考证了明神宗的“逆革顺赏”策略,强调此举进一步左右了明朝后期对蒙古的策略,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明代后期蒙汉通商及其社会阻碍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不仅是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份，也是商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份。

本文从商业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对明代后期隆庆、万历年间的蒙汉通商作一历史考察，揭露通商贸易的进展状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阻碍。

自古以来，蒙古族与汉族就有着悠长的贸易往来历史。

仅以明代为例，永乐年间蒙古族地域领袖阿鲁台就与明代政府开始了“朝贡贸易”，“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①]。

这种“朝贡贸易”是官方间的贸易，要紧出于蒙古封建主的请求。

他们希望通过朝贡取得加倍的回赐，取得绸缎等高级消费晶。

显然，这种“朝贡贸易”与人民间互通有无的通商贸易是性质不同的商业活动，与游牧和农业两种经济之间的互换活动不可同日而语。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彼此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进展程度”[②]。

明初的“朝贡贸易”是与那时蒙古地域的社会经济进展相适应的贸易方式。

一明中期开始，蒙古地域的社会经济取得了进展。

成化十六年(1480)，《明史》中称为小王子的达延汗排除蒙古社会内部的封建割据和混战局面。

嘉靖时，“小王子最强盛，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③]。

“年来收养残秽．兼之卤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令小王子、吉囊、俺答诸部落，可三四十万，视昔之奔命穷荒，不见马矢者，盛耶？衰耶”[④]。

蒙古地域畜牧生产的进展和人口的增加，一方面能够把更多的畜产品作为商品而用于互换，另一方面显现了“部落众多，食用不足”[⑤]的社会经济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蒙古地域必然要萌生出对外互换商品的强烈要求，以便用自己的畜产品来换取汉族地域生产的粮食及其他生活消费品。

而当这种要求不能取得知足时，蒙古地域的统治者就发动战争，企图打开与汉族地域进行贸易的大门。

明史上称为“庚戌之变”的重大事件，确实是这种战争的典型表现。

在上述这段时期中，尽管蒙汉统治者之间常常发生武装冲突，民族间的战争时停时续，但在民间却已自发地显现了贸易活动，史称“私市”。

俺答封贡有什么影响？俺答封贡是明朝哪个皇帝实施的本文导读：俺答积极求贡亦有其政治上的意图，曹永年《明经世文编》卷216《接报夷情疏》记载，认为俺答求贡的政治意图之一在于借取明朝的封爵提高自己的声威，以与小王子抗衡，所谓“将假朝廷官爵，与其侄争雄”。

也就是借助明朝封赐的官职，提高在诸部的影响力，与小王子卜赤抗衡。

随着俺答汗势力日渐强盛，与蒙古诸部因政治利益而矛盾重重。

谷应泰记载，此后俺答的势力逐步强盛，有骑兵十余万之众，在鞑靼诸部中称雄，当时俺答与小王子、吉囊诸部，有时结合有时分裂。

俺答汗只有通过与明朝的通贡，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才能与小王子、吉囊诸部争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明穆宗较少有民族偏见，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华夷为一家”，因而在历史机遇出现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这一点可以从明穆宗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时的敕书中感受到，其敕曰：“朕惟天地以好生为德，自古圣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遍复，视华夷为一家，恒欲其并生并存于宇内也……迨朕缵承丕绪，于兹五年，钦天宪祖，爱养生灵，胡越一体，并包兼育……朕代天覆帱万国，无分彼此，照临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无或尔遗。

”意思为无论华夏或者夷狄，都为天子的子民，符合古代“王者无外”的理论。

这种“华夷一家”、“胡越一体”的思想，在封建时代的帝王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可见穆宗与其父相比，在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对待蒙古的态度和政策上，明穆宗对嘉靖时期拒绝贡市而导致边患频仍的错误政策有深刻的反思，因而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执行了一条对蒙和好的政策。

当有人坚决反对通贡、互市的决策时，他能用行政手段将其从朝廷中排除出去，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山西道御史叶梦熊曾经说：“把汉那吉投向朝廷，边臣不宜容纳，朝廷也不宜对其授以官爵，这将会与鞑靼部首领结下仇恨。

”并且援引宋朝时期郭药师、张事的事例。

明穆宗看了他的奏疏之后，对他的言论大加斥责，下令将叶梦熊降二级、并且调外任。

议和成功之后，吏部侍郎张四维在给其舅王崇古写信时曾谈到：“如今与蒙古议和的事情之所以取得成功，虽然得益于诸位辅臣的努力，但是皇帝的正确决断也是重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