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英语口译

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斯坦福大学校长：中国要建成一流大学还需20年2010年05月03日03:03扬子晚报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在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的眼中，中国高校当前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怎么才能解答“钱学森之问”，让高校培养出杰出人才？在昨天于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20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及121位国内大学校长济济一堂。

记者专访了5位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校长，请他们为中国高校把脉、“挑刺”，多位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

专访大学校长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中国大学最缺评判性思维的培养作为世界顶尖名校，理查德·莱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中国本科教育还缺两个内容绝大多数的亚洲的学校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专识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

和一些一流的欧洲大学及美国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不行了。

这对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

美国通识教育模式可以借鉴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切？莱文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

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

因为通过对多个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

设想一个政府的领导以前学过历史，又学过道德哲学，同时还学过经济、心理学的话，那么他胜任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在近几年的一项国际评估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在全球二十一个受调查国家中排名第一，而想象力排名却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

这个结果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扼杀了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罪魁祸首当推填鸭式的中国特色教育制度－－应试教育。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发展了几千年，经历了推举制、科举制等几个阶段，如今应试教育成了主流。

应试教育不能算百害无一利，至少它使中国几亿学子的计算能力在全球屈指可数。

但是只有好的计算能力就足够了吗？不会创造，那么计算能力用在哪里呢？应试教育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却不知道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

应试教育的“一考定终身”无形中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近年来，学生中因为太过刻苦而休息不够导致经常生病的不足为奇；空有学习成绩而生活不能自理的高分低能者也不乏其人；因学习压力太大、高考失利等而精神失常或自杀者也常见报端。

“一考定终身”迫使学生们围着分数转。

由“学生”变成了“考生”，由为学习而生变成了为考试而生，难道这不是应试教育的败笔吗？其次，阻碍中国孩子出众的就是被冠以美名的“全面发展”。

这也不得不说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败笔。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真的能够全面发展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专注于某件事时，就会投入多数精力。

当真“全面发展”？那么专注的一件事所投入的精力必将被分走，如此一来，无异于南辕北辙－－发现自己的长处而不加利用加强，反而拼命去补自己的短处－－结果，如若不能成为全才，那么只能成为废才，而全才又有几个呢？人若能发现天份之后，不断加强利用，而使之不断成长，总会有达到世界前沿的一天，即使能有成为天才、伟人，也有足够能力在某领域走的更远。

如果邓稼先全面发展而致力于行医救人，袁隆平全面发展而致力于体育运动……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会因此而失去这些天才。

天才常有而全才不常有，中国因此而失去的天才太多了。

我国高校英语口译教学的不足及建议措施【摘要】为应对口译市场对实用型口译人才的需求，高校的英语专业口译教学必须面向实用化、专业化的发展。

笔者通过自身学习口译的经历从学生主体出发，探寻高校口译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现状和不足之处，并据此提出相应建议措施，为今后的口译教学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学生主体；口译教学；现状和不足；建议措施1.高校口译专业教学现状口译教学是指以培养口译能力和译员为目标的教学活动，这种教学活动强调技能性、实践性以及仿真性[1]（王斌华，2006）。

高校作为系统、周期性口译教学的主要组织者，承担着为整个口译行业输送合格人才的重要使命。

我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开设了英语翻译专业，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完整翻译教育体系已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但是，目前我国高校的口译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学时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等方面来说都很不规范，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没有统一的纲要和体系来指导口译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其次，学生缺乏实践机会、班级规模过大、不能因材施教等也构成了高校口译教学的难点。

2.以学生为主体视角下的英语口译教学不足笔者认为，学生是感受教师教学的主体，尤其是口译这门需要学生积极参与并要求较大强度的自主训练的学科，更需要从学生感受及吸收效果出发来研究口译教学中存在不足，以往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以教师的角度出发，本文将从学生接收信息的角度来研究高校口译教学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2.1学生实践机会不足，课后自主练习材料缺乏口译是一项实用性很高的课程，不仅强调扎实的基本功和专业知识，还要注重翻译实践。

然而，我国高校口译课开设的课时数普遍过少，造成了教师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

实践性内容很少涉及，多数高校并未与当地的一些口译人才需求机构建立联系，并未提供给口译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机会。

由于口译课时的限制，学生课堂练习时间不足，只能学习一些口译理论或者大概了解一些口译方法，而造成口译技巧的训练时间大大减少，学习效果不够理想。

中国大学生为什么不行最近，一些关于McKinsey报告的文章在网上流行。

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大学生英语不行，比不过印度学生。

中国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在三百万以上，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McKinsey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经济思想库。

这个报告，主要是立足于跨国公司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作为设计中国教育战略的指针。

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国际化、对外资的严重依赖，该报告给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充分注意。

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文章对该报告描述，只强调英语一个因素。

于是有人说，英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却是印度的官方语言。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样的比较，抛开了中国的国情，未免太荒谬。

其实，该报告虽然指出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是主要的问题，但英语绝不是唯一的因素。

大学所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派不上用场，恐怕才是要害。

从这个角度看，该报告所提出的警告，我在今年“南方周末”上关于“白领危机”的文章，以及在近著“谁的大学”和“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两书中，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而且作出了初步分析。

因此，我这里不妨以该报告作一个引子，对中国的大学教学进行一番评说。

国内网上流行的文章，主要是依据“金融时报”2005年10月7日的一篇社论，标题是“中国最脆弱的环节：为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大学需要很大的改进”(China‘s Weakest Link: For the Sake of Business, Universities Need Big Improvements)。

其社论的核心，不是说中国人的母语不是英文，而是强调中国的大学质量太差，特别是受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传统的影响，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过分强调对老师不加置疑的尊重。

结果，除了顶尖的一层薄薄的精英外，中层的人才奇缺。

英语程度不佳和实用技能的缺乏，成为中国学生争不过印度学生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大学没培养出创新人才钱学森提出的一个问题，它的核心内容是：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大学教育中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

有学者从西南的历史经验，回答了这个问题。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前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现在公认这个大学办得比较成功，人们从各种角度寻找原因。

找来找去，最终还是要从1949年以前，中国基本的文化制度的角度，来论述这所大学的成功。

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化制度虽然也有一定缺陷，但大体上和世界文明主流还是同步的。

这个同步的标志就是，那时中国的新闻制度，中国的出版制度和中国的大学制度，基本保持了这些制度在西方起源时代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制度都是私人力量可以介入的。

1949年以前，中国和西方接触以后，很多制度在转型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摩擦和冲撞。

但人们观察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的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和出版制度都完成的比较好。

这三种制度在中国都有比较成功的实践，比如说新闻制度，有著名的《大公报》、《申报》等，还有一些周刊也办得相当成功。

那些新闻从业者，基本上接受西方的理念，认为新闻制度存在的前提，是私人力量一定得进去，如果完全由国家垄断，新闻制度不可能成功。

国民政府时期，也有控制新闻的时候，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和特殊情况下，但从法理角度观察，从北洋到国民政府，都没有否定过私人力量可以介入新闻，这是人们判断历史事实的基本前提。

第二是出版制度。

那时的出版，大部分是由私人维持的，最有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这些巨大的出版机构，在传播中国近代文化中承担过重要责任，都是完全的私人产业。

第三就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

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出现的较晚。

研究大学制度的人，无论怎么算，也超不过100年时间，基本上就是20世纪的产物。

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候，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模仿或者选择西方这个制度的时候，那些负责的人，最早接受西方大学制度的基本理念，认为在一个国家里面光有国立大学是不行的，一定得有私立大学，而且大学制度一定是向全球开放的，早期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接受了这个理念。

口译是一种通过口头表达形式，将听到的和读到的信息准确而快速地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进而达到传递与交流信息之目的的交际行为，是人类在跨文化、跨民族交往活动中所依赖的一种基本的语言交流工具。

口译活动并不是机械地将信息的来源语符号转换为目标语符号的“翻语”活动，而是一种积极地、始终以交流价值信息为宗旨的、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译语”活动。

因此，口译不再是孤立地以词义和句子意义为转换单位的单一性语言活动，而是兼顾交际内容所涉及的话语意义、言外寓意、语体含义、民族文化含义等信息的综合性语言交流活动。

从此意义上说讲，口译已经上升为文化活动、心理活动和社交活动。

口译者处于交谈者中间，扮演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所以，口译者不仅要能敏捷而快速地转译谈话双方的信息，还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雅的个人修养。

笔者针对大学英语口译培养中存在的只注重口译技巧的练兵而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的现状提出问题与对策。

一、口译人才必备素质口译人才除了具备思维敏捷、理解力强、记忆力强、责任心强等“行业素质”，还应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崇高的职业道德、扎实的语言功底、过硬的业务能力、广博的知识面、灵活的应变能力、较强的跨文化意识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个人修养。

这些是高级口译人才必备的综合素质，也是培养高级口译人才的重要依据。

二、高校对口译人才培养的教学现状笔者对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文昌职业技术外国语学院，琼州学院等高校的外语专业学生和口译老师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如下：（1）无口译教材。

调查发现，海南高校目前所选用的教材85%的教材是学院专业负责组选的，15%的教材是老师自己选用的。

学生对于教材的难易程度的看法是，84.76%的学生认为一般，12.38%的学生认为教材较难，认为教材容易、较容易的占2.38%、0.48%。

对于课本所涵盖的主题是否具有实用性，82.94%的学生认为实用，17.06%的学生认为不实用。

对于口译课本是否有配套的音频、视频或学习网站，61.61%的课本没有，38.39%的课本有。

高校口译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关键词〕口译教学；问题；对策一、高校口译教学的重要性口译是一种即席双语转换活动。

口译课作为英语基本技能课程之一，要求教师通过讲授口译基本理论、口译背景知识和训练口译的基本技巧，使学生掌握口译的基本理论和专题连续传译的技能，初步学会口译记忆方法、口头概述、口译笔记及公众演讲技巧，以求学生能较准确、流畅地进行汉英对译。

因此，口译教学是高校适应社会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需要，培养具有听、说、读、写、译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高校口译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口译课程学习的好坏可以比较客观、综合地反映一名学生的英语听、说、译的综合能力，以及他们在英语语言文化学习方面的修养。

但是，目前我国高校的口译教学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口译课程设置不规范，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其次，师资队伍参差不齐，口译教学体系不够成熟完善；再次，口译教学设施欠缺简陋，口译课开设的课时数普遍过少；最后，学生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课堂教学水平。

在学习口译的过程中，多数学生的双语应用能力达不到口译训练的基本条件，在口译实践中普遍感到很吃力。

面对以上诸多问题，如何结合时代特点和社会需求开设口译课程，系统有序地培养口译人才，成为各个高校英语教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以下是笔者从自己的口译课程教学实践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和对策。

三、教学对策1.在课堂内营造真实口译场景，提高学生的口译应变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成功的外语课堂教学应在课堂内创设更多的情景，让学生有机会运用自己学到的语言材料。

”口译课与其他英语课的教学不同，学生除了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以外，更注重实践，尤其是接近真实的口译现场的实践。

例如，在课堂上模拟记者招待会翻译。

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安排两位学生分别坐在发言席和翻译席上，其中一位充当发言人，另一位扮演译员，同时还可安排几位学生充当记者提出问题，并要求口译员对问答环节进行翻译。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试着回答“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有一项国际评估组织对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中国孩子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

这是为什么？这些都引起国人深思。

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而中国孩子计算能力第一，而想象力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

两个问题有同曲异工之妙。

作为一名教师，笔者想从现行教育状况方面，探讨一下教育对想象力与创造力培养方面的缺失，不当之处，还请诸位同仁共同商榷、共同探讨。

毫无疑问，想象力与创造力，是人才必备的要素，尤其是杰出人才，更需要具备想象力与创造力。

与计算能力相比，想象力与创造力更加重要。

但是，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呢？笔者曾对学生说，去超市商场买东西，怪伤民族感情的，因为好东西都是外国品牌！中国制造成了垃圾的代名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怎样被磨灭的呢?一、“标准答案”扼杀了想象力与创造力咱们过分强调了知识的传授，过分重视了对知识掌握程度的考量，即分数多少，成绩高低。

尤其是这种考量的权威标尺——“标准答案”，限制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桎梏了学生的想象力。

“标准答案”，莫说让学生独立思考，简直连思考的权利也剥夺了！前不久，一位法国教育心理专家给上海的小学生出了一道题目：一艘船上有86头牛，34只羊，问：“这艘船的船长年纪有多大？”结果有90%的学生给出的答案是86-34=52岁，只有10%的学生认为此题荒谬，无法解答。

而在法国小学做试验时，超过90%的同学提出了疑义，甚至嘲笑老师“糊涂”。

事后，那90%的上海学生说“老师出的题总是对的，不可能不能做”“老师平时教育我们题目做了才得分，不做的话不得分”。

“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生前多次提出的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

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著名学者薛涌在他的著作《谁的大学》中这样说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走的其实就是中国职业足球过去10年所走过的路：地方政府和企业向足球大输血，以为钱可以换来水平。

结果把队员养得肥肥的，其收入动辄上百万。

”并且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20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

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10年来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而教育水平下降。

”虽然说薛涌的言辞可能过于激烈，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弊端渐现。

年轻人才缺乏、经费不足、人文教育匮乏、开放性不够、评审制度不健全、行政管理官本位等各种弊病长期腐蚀着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具体的制度问题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管学教一体化制度教学者、研究者和管理者三位一体制度，即在学校里，管理位置上的当权者既是教师，同时又是研究者。

于是，学校和研究机构就形成了“当官→当教育权威→当学术权威”的利益追逐链。

这样一来，学校和研究机就成了行政管理者尤其是当权者的天下，他们慢慢地将一切教育权力、和学术权力尽归于自己门下，并将一切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变为自己、家人和朋友可资享受的源泉。

而那些真正老老实实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底层教师和研究人员却无法得到应得到的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他们只能拿着国家规定的微薄工资去支撑他们的教学和艰辛的研究。

二、职称评审制度目前，中国的职称评审制度已经越来越成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结合的一种工具，这一制度的人情性、随意性和官僚性已经日益增强了它对学术研究和教学的破坏性。

具体表现在：1、职称评审已经成为一种拉关系、索贿赂、搞腐败的行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