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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2019法考必备考点：【共同犯罪】教唆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快来学习吧！
⼀、教唆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不是对⽴关系⽽是包容关系
1.利⽤⾏为本⾝是否具备构成要件
利⽤⾏为具备构成要件的定型时，成⽴间接正犯。
被利⽤者的⾏为是实⾏⾏为，利⽤⾏为不具备构成要件的定型时，成⽴教唆犯。
(1)如果正犯具有故意，引起者成⽴教唆犯。
(2)如果正犯没有故意，引起者具有间接正犯故意的，成⽴间接正犯。
(3)正犯没有故意时，引起者不具有间接正犯故意的，仅仅成⽴教唆犯。
2.⾝份犯要区分教唆犯和间接正犯，要同时考虑⾝份和故意两项。
(1)直接⾏为者具有特殊⾝份+犯罪故意，引起者仅成⽴教唆犯。
(2)直接⾏为者具有特殊⾝份+但没有故意，具有⾝份的引起者成⽴间接正犯。
(3)直接⾏为者具有特殊⾝份+但没有故意，没有⾝份的引起者仅成⽴教唆犯。
(4)直接⾏为者不具有特殊⾝份+不管有⽆故意，具有⾝份的引起者成⽴间接正犯。
帮助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立行为的界限
帮助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立行为的界限摘要中立的帮助行为虽为日常生活或者业务行为中的惯常现象，但也可能对正犯的实行行为起到促进效果。
绝大多数的中立帮助行为因不能使法益的侵害实质地危险化，且均符合社会共同体生活的目的，不构成犯罪。
因此，本文试图从犯罪构成的理论角度提出具体的帮助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立行为的界限，从中外学说的比较出发，提出笔者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帮助犯中立行为处罚界限
传统的帮助犯构成要件理论认为，行为人主观上有帮助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帮助行为，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结果之间存在促进的因果关系，即应肯定帮助犯的成立。
而某些日常生活中一种外表无害的“中立行为”，在客观上却可能对他人犯罪的实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其中界限的命题，即：从法规范的角度，如何区别中立的帮助行为与帮助犯，或者说哪些表面无害的中立行为可以“入罪”？
一、日常生活中立行为的概念
日常生活中，有些外观上无害，客观上对正犯行为、结果起到促进作用的行为，在德日刑法理论上被称为“外部的中立的行为”、“日常的行为”、“职业上的相当的行为”或者“中立的行为”。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将其称为“中性帮助行为”。
这些“中立行为”所以区别于一般日常生活行为在于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犯罪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而从表面上看，行为人处于“中立”的。
刑法中的帮助犯，应当如何认定帮助犯是刑法中的一种特殊犯罪形式，指的是勾结实施犯罪的人员。
帮助犯不直接参与犯罪行为，但是因为其行为的存在，协助犯罪主体完成犯罪行为，因此应当负有一定的刑事责任。
那么，帮助犯应当如何认定呢？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对于帮助犯的认定，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一、帮助犯的行为是否客观存在首先，帮助犯的行为是否客观存在是认定的第一步。
即帮助犯是否对犯罪行为做出了某种实际的、客观存在的贡献。
例如，协助犯罪主体获取作案工具、提供逃脱帮助、提供犯罪嫌疑人藏匿场所等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帮助犯的行为。
但也要注意，对于“帮助犯”而言，只有客观存在的行为是可以认定其犯罪责任的。
如果其仅有主观愿望或者默许他人犯罪而没有实际行动，那么就不能认定其为帮助犯。
二、帮助犯的主观故意其次，帮助犯的主观故意也是判定其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帮助犯必须具有主观故意，即明知或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可能促成犯罪合成，但仍舍弃法律底线，故意为之的行为。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帮助犯的主观故意与犯罪主体的因果关系是不同的。
即使帮助犯的行为没有直接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因其的犯罪倾向和作为犯罪行为的补充部分，而可以认定其主观故意的存在。
三、帮助犯的责任比例帮助犯的责任比例也是判定其犯罪责任的一个因素。
在实际的帮助犯案件中，经常会出现帮助犯的责任比例不确定的问题。
刑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帮助犯责任的程度应当比犯罪主体轻，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比如帮助犯在犯罪行为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或者其实施的行为性质与犯罪主体没有实质区别等情况，帮助犯的责任比例也可以与犯罪主体相当。
四、帮助犯的自首情况最后，帮助犯的自首情况也应当对其犯罪责任的认定产生影响。
刑法规定，帮助犯能够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侦查、审查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首对于减轻帮助犯的刑罚比重并不像对于一般犯罪主体那样明显，也不具有对帮助犯减轻判决或者免除刑罚的效果。
强奸罪中的实⾏犯和帮助犯在强奸罪犯罪过程中，有些⼈会实施强奸⾏为，有的虽然没有实施强奸⾏为，但是起到了帮助作⽤。
那么强奸罪中的实⾏犯和帮助犯如何界定，关于实⾏犯和帮助犯的法律规定有哪些呢?下⾯，为店铺⼩编整理了关于实⾏犯和帮助犯的法律知识，供⼤家学习参考。
强奸罪中实⾏犯和帮助犯的界定[案情]2011年2⽉4⽇18时许，被告⼈王X、李X林、李XX因赌博赢了钱，相约找卖淫⼩姐未果。
其间，被害⼈李X与被告⼈李XX在电话中相约碰头。
碰头后，被告⼈王X提出⼀同吃饭。
吃饭过程中，被告⼈王X、李X林问询被告⼈李XX 是否搞(奸)得被害⼈李X，被告⼈李XX表明没问题。
所以被告⼈王X、李X林在吃饭过程中积⼒对被害⼈李X劝酒，被告⼈李XX未加阻挠，致被害⼈李X醉倒。
被告⼈李XX将被害⼈李X背⾄奉节县永安镇架空步⾏街611号**宾馆8号房间，被告⼈王X、李X林随后赶到。
趁被害⼈李X酒醉⽆抵御能⼒之机，被告⼈王X进⼊房间关上门，对被害⼈李X实施奸污。
被告⼈李X林、李XX即在门外等候。
被告⼈王X奸污后，被告⼈李X林欲⾏奸污时被被告⼈李XX阻挠。
随后，三被告⼈脱离**宾馆。
当晚，被害⼈李X家族将其解救回家。
本案⼀审过程中，被告⼈李X林、李XX赔偿被害⼈丢失10000元，被害⼈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同强奸违法中实施犯与帮忙犯之界定我国刑法第26条⾄第29条的规矩标明，我国刑法对违法⼈的分类，实施以作⽤标准为主、分⼯标准为辅之原则，是作⽤标准与分⼯标准的结合。
从作⽤上看，有主犯、从犯、胁从犯之分;从分⼯上看，有实施犯、安排犯、帮忙犯、教唆犯之分。
结合本案案情分析，被告⼈王X三⼈均系⼗⼋、⼗九岁的刚成年不久的男性青年，因赌博赢了钱即相约找⼩姐玩，反映了青年⼈步⼊社会后的不成熟性和法治观念的冷漠。
当被害⼈李X与被告⼈李XX相约碰头到来时，引发了强奸违法的发⽣。
被告⼈王X直接实施强奸违法⾏为，这⼀⾏为⼜是被告⼈李X林、李XX⼀同对被害⼈劝酒致其醉后⽆抵御才能、并在李XX将其背到宾馆后发⽣的。
司法考试栏目精心整理提供“司法考试浅析：帮助犯的成立条件有哪些？〞希望可以(kěyǐ)帮到广阔考生，理解更多相关详情，请继续关注我们网站的更新!一、帮助犯的定义(dìngyì)与特征帮助犯就是在共同犯罪中，基于帮助的成心，以非实行行为加功于犯罪，使犯罪易于施行或完成的犯罪参与形态。
据此，可知(kě zhī)帮助犯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dìyī)，帮助犯只存在于共同犯罪中，非共同犯罪中的帮助型犯罪不是本文所指的帮助犯;第二，帮助(bāngzhù)犯在主观上必须出于帮助的成心，不存在过失的帮助犯;第三，帮助犯在客观上施行的是非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第四，帮助行为必须使犯罪易于施行或完成，假如对犯罪的施行或完成没有任何影响，不能成立犯罪。
二、帮助犯的构成要件(一)帮助犯成立的前提条件——正犯的存在关于帮助犯的成立，是否必须以正犯的存在作为前提?从世界范围的司法理论来看，一般是持肯定的态度。
但是在刑法理论上，因对共犯性质的理解不同，存在积极说与消极说两种观点。
积极说认为，帮助犯的成立必须有正犯的存在。
从犯即在于帮助正犯犯罪之实行，那么正犯之成立犯罪为从犯不可或缺之要件。
积极说的观点正是共犯附属性说的结论。
共犯附属性说主张：因为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本身不是实行行为，所以，教唆犯或帮助犯的成立，只有存在正犯的实行行为时，才有成立的可能;假如没有正犯的实行行伪作前奏，是不可能有帮助行为或教唆行为的。
消极说认为，只要施行了帮助行为，不管正犯是否存在，即可成立帮助犯。
也就是说帮助犯是完全可以独立于正犯的。
这种观点多为主张共犯独立性说的学者支持。
按照共犯独立性说，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本身已经具有反社会的犯罪本质，所以即使没有正犯的实行行为，仅根据共同犯罪人固有的行为，就可以成立独立的犯罪。
这种学说的理论根底来源于主观主义的犯罪论。
主观主义的犯罪论主张，犯罪既然是反社会的行为表现，那么正犯与共犯仅仅是表现方式的差异，并没有必要追问两者之间的附属关系。
教唆犯与帮助犯的概念比较教唆犯和帮助犯是刑法领域中重要的概念，它们在刑事责任和刑罚上有着不同的法律后果和规定。
下面将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入的比较和解释。
首先，教唆犯的概念。
教唆犯是指通过言行、文字、信件、通信工具、网络等方式，故意促使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
教唆犯并不亲自实施犯罪行为，但其言行或指示却能直接引导或促使他人去实施犯罪。
教唆犯与实施犯罪的人之间存在一定的从属关系，实施犯罪的人往往是受教唆犯的指使或鼓动而行动的。
与教唆犯相比，帮助犯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时给予实施者某种形式的帮助或支持，使其犯罪行为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或更容易实施。
帮助犯在犯罪行为中起到协助和辅助的作用，而不是直接实施犯罪。
帮助犯与实施犯罪的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从属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合作、共谋或利益交换的关系。
其次，教唆犯和帮助犯在刑法责任上的区别。
教唆犯在犯罪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是故意促使他人实施犯罪，其贡献程度更为重要。
根据刑法的规定，教唆犯与实施犯罪的人在刑事责任上应当承担相同的责任。
也就是说，教唆犯与实施犯罪的人将被判处相同的刑罚，比如同样的有期徒刑或者罚金。
而帮助犯在犯罪中的作用相对次要，其作用是为实施犯罪者提供协助和支持，促使犯罪行为顺利实施。
帮助犯在刑法上与实施犯罪的人的刑事责任有所不同。
按照刑法的规定，帮助犯的刑罚通常会较轻。
帮助犯可能会因为其帮助程度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这取决于其帮助行为的情节和性质。
再次，教唆犯和帮助犯在刑法上的立案和审判过程中也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于涉嫌教唆犯罪的人员，一般需要通过获取证据和线索来证明其故意的促使他人实施犯罪的行为。
对于涉嫌帮助犯罪的人员，除了证明其提供了实施犯罪行为所需的帮助和支持，还需证明其在犯罪行为中具有主观上的参与和共同意图。
最后，教唆犯和帮助犯的惩罚上的差异。
由于教唆犯在犯罪行为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刑罚往往与实施犯罪的人相同或相近。
教唆犯与实施犯罪者在犯罪行为上所具有的行为特点和破坏社会秩序的程度是相当的。
2019法考必备考点：帮助犯概述
一、帮助犯
其功能特征是帮助实行行为增加对法益的侵害。
（一）帮助犯概述
1.帮助犯的成立条件
帮助的行为;帮助的故意;按共犯从属性说，要求被帮助者实行了犯罪;帮助行为起到了物理或者心理的帮助作用。
2.帮助犯的既遂、未遂
实行犯制造了既遂结果，已经既遂，帮助行为与既遂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
如果帮助犯与既遂结果的发生没有因果性，则即使实行犯既遂，帮助犯也只能是未遂。
3.帮助犯的因果性：刑法理论存在四种观点
(1)抽象的危险说：只要帮助行为使正犯的实行更为容易，间接对法益产生了危险，而不要求帮助行为与正犯结果、正犯行为具有因果性。
(2)具体的危险说：从行为时点由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视点来看，如果帮助行为提高了正犯的成功机会，就成立既遂的帮助。
(3)正犯行为说：只要帮助行为使正犯行为可能、容易或者促进、强化了正犯行为，就可以认定帮助犯。
(4)正犯结果说(主流观点)：只有当帮助行为从物理上或者心
理上促进、强化了正犯结果时，才能为帮助犯的处罚提供正当化的根据。
Competitors are like whetstones. It sharpens us very sharply. Then we pick up the knife and cut it off.精品模板助您成功（页眉可删）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区别?导读：教唆犯是以罪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确立的，所谓教唆犯就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
帮助犯是“正犯”、“实行犯”的对称，指共同犯罪中没有直接参与犯罪的实行行为，而是向实行犯提供帮助，使其便于实施犯罪，或者促使其完成犯罪的人。
一、教唆犯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意图的犯罪分子。
教唆犯本身可以参加某种犯罪也可以不参加，并同时以自己的言行去引起他人产生犯罪意图，通过他人去实施或帮助实施犯罪。
其突出特点是故意唆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决定实施犯罪。
中国刑法理论界对教唆犯概念的表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1、教唆犯是故意地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人。
2、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
二、帮助犯帮助犯，是共同犯罪分类的一种。
苏联刑法把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
有些国家称为从犯，指帮助他人实施犯罪的人。
帮助正犯的是帮助犯。
成立帮助犯，要求有帮助的行为与帮助的故意，共犯的从属性还要求被帮助者实行了犯罪。
对于帮助犯，应按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如果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就以从犯论处;如果被胁迫实施帮助行为，并在共同犯罪中起较小作用，则应以胁从犯论处。
这种从犯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为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标、查看犯罪地点、排除犯罪障碍以及事前通谋答应事后隐匿罪犯、消灭罪迹、窝藏赃物来帮助实施犯罪等情况。
例：在甲的策划和指使下，乙望风，甲杀人。
甲是主犯，乙是从犯。
三、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区别1、教唆犯是以罪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确立的，所谓教唆犯就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
帮助犯是“正犯”、“实行犯”的对称，指共同犯罪中没有直接参与犯罪的实行行为，而是向实行犯提供帮助，使其便于实施犯罪，或者促使其完成犯罪的人。
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类型研究与入罪化思路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工具，其适用边界和解释逻辑日益受到关注。
在刑法体系中，帮助行为正犯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它涉及到刑法理论中的共犯与正犯、实行行为与帮助行为等核心概念的界定。
本文旨在探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类型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入罪化思路，以期为刑法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具体而言，本文将首先梳理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相关理论基础，明确其概念内涵和特征。
接着，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归纳出帮助行为正犯化的主要类型，如提供工具型、提供信息型、提供心理支持型等。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入罪化思路，包括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路径。
通过这一研究，本文旨在揭示帮助行为正犯化在刑法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和意义，以期为完善我国刑法体系、提高司法公正性提供有益借鉴。
二、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理论基础帮助行为正犯化，即在特定情况下，将原本仅作为犯罪帮助的行为提升为正犯行为，承担与正犯相同的刑事责任。
这一理论基础的构建，主要源于对传统共犯理论的反思与扩展，以及对复杂多变的犯罪形态的适应。
帮助行为正犯化体现了刑法对犯罪行为的全面打击。
在传统的共犯理论中，帮助犯因其对正犯行为的辅助性质，其刑事责任往往轻于正犯。
然而，在现实中，某些帮助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社会危害性不亚于正犯。
因此，将这类帮助行为提升为正犯行为，有助于全面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实现刑法的公正与公平。
帮助行为正犯化是对传统共犯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传统共犯理论以正犯为核心，将帮助犯视为从属于正犯的存在。
然而，随着犯罪形态的不断演变，越来越多的帮助行为呈现出独立性和主动性，不再仅仅是从属于正犯的行为。
因此，将这类帮助行为正犯化，有助于突破传统共犯理论的束缚，更准确地评价犯罪行为的性质和责任。
帮助行为正犯化符合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
一、网络犯罪案件分类（一）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85 条第1 款）1、本罪犯罪行为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
2、行为人只要在客观上实施了侵入行为，无论是否进一步实施其他行为，均可以构成本罪。
3、该罪采用预备行为正犯化的立法例，充分体现了刑法对关涉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重点保护。
4、如果在侵入上述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后，行为人又进一步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的，属于牵连犯，我国刑法中一般采取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
而且，在通常情况下，都应当以目的行为定罪处罚。
（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5 条第2 款）1、该罪为选择性罪名：其特点是当行为人实施了其中一种行为的时候，以该行为单独作为罪名。
当行为人同时实施了上述两种行为的时候，以该两种行为作为罪名，并不实行数罪并罚。
2、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1）本罪实际属于复行为犯：刑法规定了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
手段行为是指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目的行为是指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
2）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并非法获取数据，如果该数据同样受到刑法其他罪名的保护，典型如虚拟财产的保护，此时如何处理？在数据具有财产价值的情况下，该行为不仅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而且侵犯他人的财产法益，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竞合。
不能忽视数据的内容与属性，一刀切的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来认定。
3、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1）该罪是指在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情况下，行为人虽然没有占有他人的计算机本体，但却将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置于本人的掌控之中，并通过对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发号施令，非法控制了他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2）司法解释对本罪的行为作了扩大解释，规定，明知是他人非法控制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而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控制权加以利用的，应以本罪论处。
帮助犯的界定[摘要]共犯研究是刑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共犯尤其是帮助犯的认定与责任承担问题的界定更是牵扯到对于责任自负原则、刑法谦抑性、共犯处罚根据等重要命题的讨论，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因而这更体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文章的目的仅在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整理出关于帮助犯的认识。
[关键词]帮助犯；正犯；成立条件分析汇总帮助犯界定的各家学说，可以发现如今帮助犯的研究领域很是纷繁复杂，对于这一问题德日刑法学界已经进行了逾百年的讨论，但至今仍然不能得出较为满意的理论体系，但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却对这一问题不断提出挑战。
一、帮助犯的处罚根据首先应当明确此处所讨论的帮助犯是一种犯罪形态，而不是讨论实施了帮助行为的犯罪人。
关于共犯的处罚依据的学说错综复杂，对其分类学者也是意见不一，有二分说、三分说等。
文章将主要采取日本高桥则夫的三分说来进一步展开探讨。
所谓的三分说主要是指：责任共犯说、不法共犯说、惹起说。
{1}（一）责任共犯说正犯所侵害的是刑法分则上所保护的法益，而共犯所侵害的是正犯的法益，这是正犯与共犯在理论上的本质不同。
这一学说是有关于共犯处罚依据的最早学说，其起源并不明确，但被认为与古代宗教上的“精神杀人”相关。
总之责任共犯说认为共犯的本质是精神杀人的诱惑、堕落思想。
（二）不法共犯说具体而言不法共犯说中也分为社会完整性侵害说与行为无价值惹起说。
社会完整性侵害说是指行为人的共犯行为致使国民陷入不法状态，从而侵害了国民的法益。
行为无价值说则认为对于共犯的处罚并非由于共犯将正犯引入了刑罚与责任之中，而是因为唤起了正犯施行被社会难以容忍且被刑法评价所否定的行为的决意。
（三）惹起说根据希佩尔的看法，惹起说是从中世纪意大利法学的法谚“通过他人而犯罪者，被视为自身的犯罪”而来，然而最早明确否定责任说而倡导惹起说者，是保玛。
{2}所谓惹起说指的是：共犯只对由其行为所引发的损害后果负责，而对与其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损害结果不负法律责任。
2019法考必备考点：帮助犯的正犯化一、帮助犯的正犯化刑法分则条文对帮助犯设置独立法定刑时，并不一定都是帮助犯的正犯化，而是包括三种情形。
1.帮助犯的绝对正犯化：如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120条帮助恐怖活动罪。
在定罪条件上，扩大处罚范围：不需要遵守共犯从属性，也即被帮助的人即使不构成犯罪，帮助行为也构成犯罪，因为帮助行为自身已经是实行行为。
在量刑标准上，提升处罚程度：不需要适用总则第27条关于从犯(帮助犯)的处罚规定，而应适用分则这个条文的法定刑。
在共犯关系上，直接适用共犯原则：由于原帮助行为成为实行行为，那么教唆它的行为、帮助它的行为，就可以成立教唆犯、帮助犯。
2.帮助犯的相对正犯化：需要独立判断帮助行为是否值得科处刑罚。
在没有其他正犯的场合，这种帮助犯是否值得处罚，取决于帮助行为本身是否侵害法益及侵害的程度。
如第358条规定的协助组织卖淫罪。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该条文中的有些情形将帮助行为正犯化，有些情形并没有将帮助行为正犯化。
3.未被正犯化的帮助犯：刑法分则为其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量刑规则。
这些法条规定的行为依然是帮助行为，但不适用总则关于帮助犯(即从犯)的处罚规定。
如244条强迫劳动罪：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84条组织考试作弊罪：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87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
帮助犯中止的认定作者：闫永红来源：《今日湖北·中旬刊》2014年第06期摘要关于帮助犯中止的认定，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在本文中，笔者就在坚持主客观相结合的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对于共同犯罪中帮助犯中止形态的司法认定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帮助犯犯罪中止共同犯罪一、帮助犯的概念和特征（一）帮助犯的概念由于中外各国的立法和理论基础的不同，帮助犯的概念也是差别很大，比如德国刑法典第27条第1款规定：“对他人故意实行之违法行为故意予以帮助者，为帮助犯”。
豍而我们国家的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帮助犯，一般都把它包括在从犯的范畴内，即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所谓帮助犯，是指本身不直接实行犯罪，而为他人的犯罪提供某种帮助的人。
豎（二）帮助犯的成立要件1、前提条件是实行犯的存在在我国理论界，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相统一的学说已经成为通说。
该种学说认为，共犯对于实行犯来说既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又有一定的独立性。
实行行为是共同犯罪的前提和核心，帮助犯的帮助行为是对实行行为的加功，帮助犯要想成立必须通过实行犯的行为才能完成犯罪，所以，帮助犯的成立以实行犯的存在为前提。
2、主观上有帮助的故意理论界的通说认为，帮助犯的主观方面应是出于帮助的故意。
笔者认为，所谓帮助的故意，就是指帮助实行犯实行犯罪的故意，一方面认识到实行犯将要实施的犯罪行为以及这种犯罪行为将会造成的危害结果，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自己是对他人实施犯罪提供便利条件等帮助行为。
3、客观上有帮助的行为帮助犯在客观方面必须实施了一定的帮助行为，这里的帮助行为必须是实性行为以外的能够帮助实行犯完成犯罪的行为，在实践中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提供犯罪凶器、资金、勘查路线、望风、事后窝藏包庇等行为。
4、实行犯实施了犯罪帮助犯的成立，客观上要求，被帮助人即实行犯实施了犯罪，而且实行犯的行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帮助犯成立的结果要件。
论帮助犯的因果关系帮助犯是指在犯罪行为中，帮助实施犯罪的人。
他们可能是共犯、帮凶、同谋等。
而帮助犯和主犯一样，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么，帮助犯和犯罪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呢？下面我们从几个案例来探讨一下。
案例一：被告人吕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吕某在一次聚会上与他的朋友不打不相识。
在一阵热闹的气氛中，吕某饮酒过量后发生冲突，并用裁缝剪刀猛烈地砍伤对方，导致对方重伤。
在法庭上，吕某辩称他只是给朋友提供了刺刀，不是他亲自行凶。
但法官指出，作为帮助犯，吕某在犯罪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加重了他的罪责。
案例二：被告人张某涉嫌盗窃罪一案张某因为生活所迫，需要快速找到一笔赚钱的机会。
他和电子设备店老板王某几次商议后，计划在一天晚上偷走店里的高价电脑。
在案发当晚，张某和王某进入店内盗窃电脑后，被巡逻警察逮捕。
在审讯中，张某坦白自己是这场盗窃活动的申办者，是帮助犯的王某提供了作案工具和情报。
最终，张某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王某则被判处五年的徒刑。
案例三：被告人陈某涉嫌敲诈勒索罪一案陈某是一个敲诈勒索犯罪的帮助犯。
他搜集到一些公司的敏感信息，并将其交给实施犯罪的伙伴。
这些信息被用作敲诈某个公司的工具，同时陈某还负责催讨勒索的款项。
在一次失败的案件中，受害者报案后，警方通过调查发现了陈某的行踪。
在审讯中，陈某承认了自己参与了多起敲诈勒索案件。
最终，陈某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可以看出，在上述案例中，帮助犯与实施犯罪的主犯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他们之间互相合作，形成了一种合谋的关系。
如果没有帮助犯的存在，主犯很难独自完成这些犯罪行为。
因此，帮助犯的罪责同样不可避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远离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与犯罪分子相勾结，避免陷入不可收拾的后果。
此外，在打击犯罪行为时，我们也需要对帮助犯进行惩罚。
不能因为他们没有亲手实施犯罪就对其轻判或免责，这样会给其他犯罪分子传递犯罪较轻的信号，甚至会鼓励更多的人加入犯罪行列。
Believe what he said, but don't take it seriously.整合汇编简单易用（页眉可删）刑事案件中帮助犯可能是主犯吗？导读：刑事案件中帮助犯可能是主犯，若是该帮助犯在犯罪行为具体落实过程之中，其帮助行为起到了决定犯罪结果是否发生的重要作用，此时就会被认定为是主犯。
对于同一个案件，主犯的处罚要重于从犯。
一、刑事案件中帮助犯可能是主犯吗?刑事案件中帮助犯可能是主犯，帮助犯不一定都是从犯,教唆犯不一定都是主犯。
帮助犯、教唆犯是根据罪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决定的,而根据罪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可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
故此在刑事案件之中，并不能简单的认为帮助犯就是从犯。
二、对从犯怎么处罚1、从犯的一般刑事责任原则按照《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在从犯刑事责任原则的具体适用中应注意以下两点：(1)我国《刑法》对从犯采取必减主义。
即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不是“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对从犯予以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应综合考察共同犯罪的性质、对犯罪结果作用的大小等方面的具体情形具体确定。
2、从犯的特殊刑事责任原则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的是从犯的一般刑事责任原则。
我国刑法分则对一些必要共犯的从犯和主犯一起规定了具体的法定刑。
如《刑法》第317条第1款规定，犯组织越狱罪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此处的其他参加者，显然是指组织越狱罪中的从犯。
对于这种刑法分则规定了具体法定刑的从犯，应当直接按照分则的规定处罚。
三、对主犯的处罚《刑法》对主犯的处罚包括两种情况：1、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2、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外的其他主犯，按照该主犯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或者按照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传授犯罪方法罪和帮助犯有什么区别？什
么是帮助犯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通常是某些犯罪的惯犯将犯罪方法传授给准备实施犯罪的行为人，那么传授犯罪方法罪和帮助犯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是帮助犯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和帮助犯的区别？
帮助犯是在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时提供帮助的人，属于共同犯罪的范畴，应按实际实施的犯罪定罪量刑；而传授犯罪方法罪是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传授犯罪方法，使其能够顺利实施犯罪，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人并没有实际参与所实行的犯罪，传授者与被传授者不一定具有共同犯罪故意，但是如果传授者既传授了犯罪方法，也实际参与了犯罪，则侵犯了两个法益，应该按照传授犯罪方法罪和实施的犯罪的帮助犯数罪并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五条[传授犯罪方法罪] 传授犯罪方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二十三条[犯罪未遂]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七条[从犯]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什么是帮助犯罪？
帮助犯是从犯的一种，即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
是指共同犯罪中没有直接参与犯罪的实行行为，而是向实行犯提供帮助，使其便于实施犯罪，或者促使其完成犯罪的人。
这种从犯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为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标、查看犯罪地点、排除犯罪障碍以及事前通谋答应事后隐匿罪犯、消灭罪迹、窝藏赃物来帮助实施犯罪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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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刑法中的帮助犯的正犯化问题摘要：《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引起了我国刑法理论关于新法的探讨。
新法具有法益保护前置化，犯罪处罚扩大化以及程度的严厉化之特点。
对于帮助犯的正犯化问题，新法也予以了修改。
帮助犯的正犯化规定是我国刑法在认识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规定，其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犯罪的认定；帮助犯与正犯并非不可共存的关系，两者仅仅具备形式上的区别，如果均直接侵害了法益，其实实质上已经达到了正犯的程度；而共犯理论也仅仅解决的是违法行为分配之问题；将帮助犯提升为正犯行为，应当是合情合理，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
关键词：帮助犯；正犯；违法行为；法益保护；一、绪论《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改，应当说是我国刑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其修改了大部分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正是站在如此立法背景之下，对我国关于帮助犯的正犯化问题做一个系统的思考。
所谓帮助犯的正犯化，一般是指刑法将某些本应当属于共犯中的帮助犯行为直接独立规定为正犯行为，并且对其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而脱离于正犯行为。
关于帮助犯的正犯化，理论上存在三种分类，分别为帮助犯的绝对正犯化、帮助犯的相对正犯化与帮助犯的量刑规则三种情形[1]。
所谓帮助犯的绝对正犯化，又可称为是典型的帮助犯的正犯化，主要是指帮助犯已经被刑法独立规定为正犯，与其他正犯不存在任何区别。
帮助犯的相对正犯化，其被独立于正犯化的程度如何还有赖于其本身的规定。
也就是说帮助犯既可能被正犯化也可能未被正犯化。
帮助犯的量刑规则，是指帮助犯本身并没有被提升为正犯，只是其具有独立的法定刑，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帮助犯的相关规定。
二、刑法中帮助犯正犯化的相关规定及理论前提（一）刑法中帮助犯正犯化之规定帮助犯的正犯化规定不是《刑法修正案（九）》之后才出现的，在1997年刑法颁布之时，我国《刑法》中便规定了帮助犯的正犯化问题。
例如1997年《刑法》第107条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本条罪名经过《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原条文将本罪的资助对象限定为“境内组织或者个人”，《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这一限制。
传统的帮助犯构成要件理论认为，行为人主观上有帮助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帮助行为，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结果之间存在促进的因果关系，即应肯定帮助犯的成立. 【写作年份】2008年一、问题的提出面包店老板知道夫妻关系紧张的女邻居可能将面包用于毒杀其夫而仍向其出售面包，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五金店老板琢磨小偷模样的顾客可能将螺丝刀用于入室盗窃而向其出售螺丝刀，能否构成盗窃罪的帮助犯？日用品商店的老板估计刚在马路上与人争执的顾客可能将菜刀用于杀人仍然向其出售菜刀，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网络接入服务商明知他人申请开通网络的目的是建立黄色网站仍为其办理网络接入服务，或者提供P2P技术服务的网络平台服务商预料到会员会利用此服务侵犯他人著作权仍然提供此服务，网络服务商能否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牟利罪、侵犯著作权罪的帮助犯？银行职员知悉顾客办理资金转帐的目的是偷逃税款，能否构成偷税罪的帮助犯？出租车司机明知乘客抢劫银行的犯罪意图仍将其载至抢劫现场，是否构成抢劫罪的帮助犯？妻子知道丈夫饭后可能出去实施抢劫犯罪仍然好菜好酒伺候，能否构成抢劫罪的帮助犯？明知他人要求归还款物的目的是为犯罪做准备或作为逃亡的路费仍归还款物，是否构成相关犯罪的帮助犯或窝藏罪的正犯？这些外观上无害，客观上对正犯行为、结果起到促进作用的行为，在德国被称为“外部的中立的行为”[1] 、“日常的行为”、“职业典型的”行为、“职业上的相当性”的行为）[2] 以及“习惯的业务活动”的行为[3] 等，在日本被称为“日常的行为”[4] 、“中立的行为”[5] 等，在我国台湾地区被称为“中性帮助行为”[6] 、“日常生活的中性行为”[7] 等，在我国大陆被学者称之为“外表无害的‘中立’行为（日常生活行为）”[8] 、“日常生活行为”[9]，等等。
中立的帮助行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区分不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与可罚的帮助犯（有时可能是正犯）的问题。
[10]下面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二、理论评析（一）德国的学说德国的判例，一直以来都是着眼于行为的主观要素来划定中立行为帮助的处罚范围坚持主观说立场。
[11]具体而言，成立帮助犯仅仅只是认识到正犯行为还不够，还必须有促进犯罪行为的认识和意思，即在欠缺犯行促进意思的场合不成立帮助犯。
[12]德国判例这种着眼于行为的主观方面、根据犯行促进意思的有无判断中立行为帮助的可罚性的主观说立场，直到现在也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
[13]关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德国刑法理论上存在认为不应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进行限制的全面可罚说以及主张对其可罚性进行限制的限制说两大基本对立的立场。
[14]全面可罚说认为，只要满足传统帮助犯的成立条件（因果性或者促进关系和故意），就应肯定中立行为帮助的可罚性；因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全面肯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具有妥当性；若将中立的帮助行为从刑法第27条[15]的适用中排除恐怕会留下难以容忍的处罚空隙；[16]况且主张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理论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故应当在全面肯定可罚的前提下，从量刑和程序的角度加以合理解决。
[17]全面可罚说受到如下批判：关于中立行为帮助的可罚性问题，不从处罚的实质根据上着手，而简单地从刑事政策即得出全面可罚的结论，并没有将处罚根据理论化，也怠于从解释论的角度加以说明。
因而，全面可罚说没有得到判例和学说多数说的支持，多数说采限制说。
[18]尽管德国学说普遍认为应限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但如何限定却远未达成共识。
概观各种限制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主观说（重视行为的主观要素，如故意、意图、动机等）、客观说（重视行为的客观要素）和折衷说（主客观兼顾）。
总体而言，主观说是少数说，客观说和折衷说是多数说。
[19] 1．主观说K.hler认为，即使帮助行为对于他人基于可罚的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存在具体的表象，但只要不是意图促进犯罪，即对正犯行为没有不可避免的预见（als unvermeidlich voraussehen），就不能成立可罚的帮助；[22]仆人明知主人不擦鞋、不吃早饭就不会出门，即擦鞋和吃早饭是主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前提条件，因为不能期待仆人选择辞职而不给出门作案的主人擦亮靴子、伺候早饭，故不成立帮助犯；[23]完全以实施职业上的行为的意思进行行为的，即使同时知道自己的行为对于他人的犯罪行为会起促进作用，由于不具有帮助他人犯罪的目的和意图，故不成立帮助犯。
[24]最近的主观说认为，作为帮助犯的故意应是意图实现客观构成要件的意思，即以实现意思的有无为必要；[25]仅仅只是知道正犯的犯罪计划还不够，还必须具备通过自身的行为促进正犯犯行的意识和意思，也就是以具备促进的故意为必要；[26]作为业务行为，通常欠缺促进的故意，即只具有开展营业的意思而没有实现犯罪的故意；另外，直接的故意和未必的故意应当区别对待，出于未必的故意实施的日常行为的帮助不可罚，因为作为履行职业的权利受基本法第二条第一项保障，或者说处罚这种基于未必故意的帮助违反了基本法第十二条第一项对于职业自由的保障。
[27]主观说存在疑问。
作为帮助犯，出于未必的故意实施的，事实上属于多数情形，为了中立帮助行为这种特殊事案的处理而特意加以修正，明显不当；[28]从法律规定上看，排除未必的故意的帮助的可罚性没有根据；在充足客观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将原本是客观构成要件反映的主观要件的故意作为否定可罚性的一般根据，存在根本的疑问；不待考量客观构成要件，而首先对作为客观要件反映的主观要件进行否定，从方法论上讲也存在疑问；将行为人的主观作为从犯成立与否的决定基准，即将主观要件包括主观目的，作为帮助犯成立与否的要件，无非是心情刑法的体现；[29]未必的故意也是故意，将原本作为故意之一种的未必的故意进行特别对待没有理由，也和一般的故意概念相矛盾。
[30]此外，还有学者批评认为，“按照主观说，凡基于不确定的故意的参与行为全部从帮助犯中排除，存在问题。
例如，将铁锤借给正在与人争执的一方，即使行为人只有未必的故意，认定其从犯性也具有规范上的妥当性。
因为借铁锤的行为被犯罪所利用，在客观上存在高度的盖然性，而且行为人主观上也存在认识，所以作为帮助犯处罚不会不合理。
实际上，将这种行为作为从犯加以处罚，即对客观上存在为犯罪所利用的高度的盖然性的参与行为加以限制、禁止，也不存在过度限制自由的问题。
”[31]本文不赞成这种情形应作为帮助犯处罚的主张。
如后所述，中立帮助行为可罚与否，不应依赖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而应从客观要件上进行判断。
2．客观说与从行为的主观要素判断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主观说不同，客观说从帮助犯的客观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把握。
具体包括两种进路：一是从帮助行为这一客观要件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范围进行限定；二是从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结果之间的客观归责关系的角度进行限定。
客观说内部大致分为社会相当性说、职业相当性说、利益衡量说、违法性阻却事由说、义务违反说、客观归责论。
（1）社会相当性说众所周知，德国学者Welzel倡导的社会相当性理论认为，社会相当的行为不具有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或者说就是正当化的行为；历史形成的通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范围内的行为，即使发生了作为该行为归结的构成要件结果，该行为也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
[32]行为由于具有社会相当性而不属于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33]于是，属于社会秩序范围内的业务行为即使产生有害的结果，也仍然属于社会相当性行为。
[34]这样，中立的帮助行为，因为属于通常的历史形成的日常生活秩序的范畴，作为德国第27条帮助犯规定的解释，应得出不该当帮助犯构成要件的结论。
[35]当然，在Welzel提出社会相当性概念时，并没有中立帮助行为的问题意识，但客观上，社会相当性理论为中立的帮助行为的不可罚性提供了基础理论性的支撑。
[36]Murmann认为，成立从犯的条件是：一是行为制造了或者增加了危险；二是行为于正犯行为产生了危险创出、增加的效果；三是必须是制造（增加）了不被法所允许的危险。
[37]对照条件三，相当多的行为因为具有社会相当性，而不应被认为是制造（增加）了不被法所允许的危险的行为，即不是可罚的帮助行为。
[38] Murmann认为，产生了刑法上不能无视的人间关系侵害的行为，具有从犯的不法内容；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不法的情形，就不能肯定成立可罚的帮助；具体而言，帮助行为与前刑法的行为秩序相抵触，而且因为帮助行为产生了人间关系侵害，唯有投入刑罚才能由不法状态回复到法状态时，才认为达到了可罚的帮助的重大的程度。
[39]结论是，日常生活上的行为由于不具有抵触前刑法的行为秩序的性质，属于社会相当性行为，应否定客观上的帮助行为的不法，即不符合帮助犯的客观构成要件。
[40] （2）职业相当性说由于社会相当性说被指责为概念多义而模糊，德国学者Hassemer对社会相当性说加以精致化、特定化，提出了职业相当性说，使其适用于职业上的典型行为。
[44]职业相当性说认为，职业相当性意味着按照为通常的中立的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规则进行操作的行为，其评价并不在刑法的分析和判断之外；职业相当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刑法规范的中性化，而是刑法规范的补充、轮廓和具体化；并不与刑法的禁止规范相矛盾，只是关系到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而已。
[45]以金融服务业为例，信用经济领域的规范，并不意味着刑法的普遍规范在此领域被中性化，而是意味着职业上的准则是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形成的一种制度；[46]职业集团的特殊行为，不具有帮助的不法的意义；按照公开的职业准则进行活动的职业实践，满足社会所承认的任务和要求；职业上相当的行为，同时也不应为刑法所禁止。
[47] 本文认为，职业相当性说虽为克服社会相当说标准的不明确做出了努力，但仍存在疑问。
一是，职业相当性本身并不具有实体法上的基准，仅仅意味着诉讼上的间接事实而已；[48]只要没有实体法上的明确的基准，承认所谓例外，就流于恣意，结局只能是在可罚性的界限上陷于模糊。
[49]二是，按照职业相当性说的思考方法，意味着对职业上的行为进行特殊对待，这不妥当；[50]会导致明知他人入室盗窃的犯罪计划时五金店职员出售螺丝刀的不可罚，而家庭主妇提供螺丝刀的可罚这种明显不均衡的结论；似乎意味着职业上的身份是刑法所没有明确规定的特别的出罪的“消极身份”，极端一点说，这根本有违平等原则。
[51]三是，认为职业规范当然地符合刑法规范，职业上的行为当然地符合刑法规范的要求，这种推定也存在明显疑问；职业规范的制订未必遵循刑法规范的要求，职业规范与刑法规范相冲突也是常有的事；[52]认为职业规范优于刑法规范明显没有道理。
[53]（3）利益衡量说利益衡量说认为，应基于立法论的考量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对帮助犯的客观要件进行限制解释，从而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加以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