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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美德在古代中国，士大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代表了文化和知识的最高境界。
作为文人士大夫，他们不仅在学问上有着出类拔萃的造诣，同时还秉持着一系列传统美德。
这些美德不仅是他们个人修养的表现，更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一、忠诚孝顺的家庭观念古代文人士大夫注重家庭观念，尊老爱幼，以孝道为核心。
他们努力维护家庭的团结和谐，尊敬长辈，照顾弱势群体，尽力为家族争光。
同时，文人士大夫抱有一种忠诚的情感，对封建朝廷和皇权具有强烈的服从意识，以忠诚为己任，无私地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二、良好的品德修养作为士大夫，他们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以正直、诚实、宽容和谦虚为准则，并致力于修身养性。
他们注重礼仪，在人际交往中以礼待人，主张以德服人，以真诚待人，以宽容包容他人的不足之处。
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道德高尚是成为一个真正有德之士的基本要求，也是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和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
三、文学艺术的修养古代文人士大夫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并且是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的社会精英。
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所造诣，还研究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以提升自我修养。
古代文人士大夫通过追求艺术美，不仅培养了自身的审美情趣，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四、高尚的道义追求文人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追求道义的高尚境界。
他们秉持仁政理念，在为官治国的过程中，以公正、执法和谐为原则，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他们倡导以德治国，认为道德修养是重要的领导素质，只有道德高尚的领导者，才能引领整个社会向更加光明正义的方向发展。
五、追求人生自由和自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美德还体现在他们的自由和自立精神上。
他们崇尚自由的思想和精神，主张独立思考，追求个人独立和人生的自由发展。
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注重个人修养和自我完善，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始终关注社会整体的和谐和稳定。
总之，古代文人士大夫以其独特的理念和传统美德，在中国古代社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关于《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宋代士大夫不但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建构。
更渴望在实践层面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提出并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凸显了立功层面的价值追求。
“以天下为己任”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陶铸和砥砺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5）04-0051-07在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发展史上，宋代的士大夫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使华夏民族数千年伦理文化达致“造极”境地，而且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导民于善”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开启了士大夫内圣外王并重的人生价值追求。
王国维曾经有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汉唐、元明之所以不能与天水一朝在“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媲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汉唐、元明没有宋代那样的士大夫及其伦理精神。
宋代的士大夫所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砥砺并催逼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
一、“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宋代道德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士大夫精神和伦理道德主体性的彰显。
有宋一代，士大夫道德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试图通过自己的道德价值追求和行为实践去影响社会的道德风气，建构理想化的政治伦理秩序，开出立于内圣基础上的外王事业。
![士大夫精神[精华]](https://img.taocdn.com/s1/m/7ceb65ef0912a21615792965.png)
士大夫精神[精华]士大夫精神【概念】“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
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
《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
”《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
”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
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
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
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
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
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
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
"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
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
【杂论】士大夫精神:不为五斗米折腰，《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固穷:安守贫穷。
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
天地情怀 ,你可以分三部分论述，天，地，人,何为天，何为地，人在天地中是个什么状态。
这所涉及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
它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
它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为他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这便是士大夫的高善的品质。
还有这样几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魏晋乱世，所以黄老之术盛行的原因在此。
另有文天祥之流的忠烈之士，心忧天下，以节死国;更有秦桧这样的奸佞小人，实是儒学教育的败类。
【宋朝士大夫精神】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会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
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则是个例外。
宋朝士大夫独立精神：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已故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学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迫害者的代表，他们是穷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代言人”宋朝的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类似，他们为了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百姓利益，敢于抵制上司的错误命令。
他们既不怕丢掉官职，也不怕遭到上司报复。
他们“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独立精神不逊于现代知识分子。
黄庭坚是苏轼弟子，苏门四学士之一。
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任德州德平镇（今属山东德州）监。
宋朝如果人口不足一个县的标准，又是人口聚集区，可以收税的行政区划叫“镇”。
监镇主要负责财政、治安管理工作。
有一天他的上司德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赵挺之发来公文，要在德平镇实行市易法。
市易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其内容是商贩们以自己的财产做抵押，向国家赊购商品拿去卖，半年以后商贩再付货款，国家收取商贩们利息，半年利息10%，一年20%.。
看上去不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就变味了，出现各种套路贷。
市易务（推行市易法的机构）垄断了大量生意，连梳子、瓜果、冰块这种小生意都不放过。
市易务收购商贩们的货物价格极低，卖出去的价格却极高。
商贩如果不和市易务交易，或者敢和市易务抢生意，就会坐牢。
一方面大量商贩破产，一方面抬高了物价，结果弄得市场萧条，民怨四起。
有些官吏为了迎合皇帝，捞取政绩，不顾实际情况强制推行市易法。
赵挺之就是这种人，只为了升官发财，管他平民百姓的死活。
作为下属的黄庭坚与之相反，他想到一旦实施市易法，平民百姓就会受苦。
于是他回复赵挺之说：“德平镇小民贫，没必要推行市易法，一旦执行你的命令，百姓们就会纷纷逃亡。
”赵挺之哪管这些，连着几次命令他推行市易法，都遭到黄庭坚拒绝。
黄庭坚顶着上司压力，就是不执行市易法，最后闹得朝廷也知道了这件事，赵挺之这才作罢。
黄庭坚的坚持起了作用，朝廷下令不允许在不符合条件的地方实施市易法。
周敦颐是《爱莲说》的作者，他在宋仁宗庆历五年（1047年）年担任南安军（今属江西）司理参军（八品）。
８９“富贵于我如浮云”——从宋人笔记看北宋士人理想人格彭 波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重庆 合川 ４０１５７２）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功名利禄，富贵荣华，固为人人企羡，尤其于士人而言，学而优则仕。
自先秦以降，士人就鄙视农工商所为，一意经营仕途。
在他们看来，经由读书进而出仕乃士人摆脱贫贱，享有富貴的唯一途径；从实现“治国平天下”宏伟志向角度，出仕亦是士人必然抉择。
为获取官爵，士人无所不用其极：先秦游士四处钻营，吴起杀妻求将，苏秦朝秦暮楚；“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１］（３册卷９３４，Ｐ８７４）；唐人则不以干谒为耻，终日奔走于公卿之门，连杜甫也不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经历。
而隐居山野，心怀魏阙的士人也屡见不鲜。
对他们而言，隐居并非真正目的，只是为出仕采用的迂回手段；且从隐居中还可获得正常仕进难以比及的声誉，为将来踏上仕途创造条件。
虽然六朝已有《北山移文》的讥刺，唐代又有“终南捷径”的嘲讽，但奔马进京应不求闻达科式的人物依旧层出不穷（参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
一边士人“待贾而沽”，另一边朝廷也用利禄相诱以网罗天下才俊。
而将读书与做官联在一起的科举，更好地适应了双方需求，一产生就成为士人出仕的主要渠道：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２］（卷１５杂记，Ｐ１５９）李世民凭借科举固然达到了笼络人才的目的；可怜天下士子为功名皓首穷经，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民办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８年０３月第５卷 第１期Ｖｏｌ．５ Ｎｏ．１Ｍａｒ． ２００８ ・文学研究・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５作者简介：彭波（１９７４—），重庆江津人，文学硕士，西南大学育才学院讲师。
文章编号：０８－２０６（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８９－０６ 摘 要：北宋有些士人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清高脱俗，视富贵如浮云，并成为北宋士人心中理想典范。
浅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及其现实意义1.历史背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不乏荡气回肠的政治理想，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其一表现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宋代政治的鲜明特点和基本架构，北宋甚而有不杀大臣言事官长达三百余年[1]，尽管统治者有处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赖于军权的拥立，因此他从执政之初就明白军人对政权的威胁不容小觑，因此他转而重视文臣，以维护宋代江山的稳固。
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优待文人的政治环境对士大夫群体展现了极大的信任，无疑促长了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
其二体现为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宋代帝王为了抑制“氏族”的形成，有意识地让大量寒门学子步入仕途，家境贫寒的学子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则出将入相，甚至位至显赫。
譬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一代名臣均出身微寒。
为了能够便于分析，我们先辨明士大夫与“天下”情怀的含义。
士大夫含义颇多，有指“将帅之佐属”，有指居官之人，有指“文人士族”，亦有指“内外在官之人”等等[2]，据儒家提出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本文讨论士大夫时，取其文人士族之意。
天下情怀者，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天下。
以政治思维论，宋代士大夫从最初就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
再以行动风格论，范仲淹处发轫的“以天下为己任”可以用来形容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
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在政治领域，赵宋王朝的特殊历史处境为士阶层提供了较大的政治空间。
在文化领域中，民间对于文治的普遍要求，因而开启了儒学复兴的契机。
宋代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风格是和这两大领域中新动态相互关联的。
2.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表现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建言献策颇为积极。
纵观历史，宋代士大夫比专治强化时代下的明代官员要积极得多[1]，“上可与为善，若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3]”，开明的政治环境是滋养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的理想土壤，由于宋代君王重文抑武的统治思想，文人志士由以往的社会旁观者转而变为参与者，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热情得到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宋代士大夫自然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苏轼与古代⼠⼈儒道互补的⼈格精神（转）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的⽂化巨匠。
然⽽，才能既为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炒难。
终其⼀⽣，他在仁途上两起两落，虽曾官⾄礼部尚书，但先后不容于改⾰派和守旧派，⼏次因诗⽂获罪，“乌台诗案”甚⾄使使他差点丢了性命。
苏轼在⼀⽣中所经历的⼤喜⼤悲，绝⾮⼀般⼠⼈所能想象。
在沉浮不定、变幻⽆常的苦乐⼈⽣⾯前，苏轼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
在其诗⽂中，责任感、使命感与归隐⼭林之念相交织，反映了他豁达的⼈⽣态度。
从思想根源上说，受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势的影响，苏轼的“蜀学”也将儒家⼊世哲学与佛⽼出世精神相融合，呈现出鲜明的儒道互补的特点。
构成苏轼⼈格精神主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
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世精神始终⼗分强劲。
苏轼在其中年政论⽂章中就曾⼀再阐发《易经》中“天⾏健，君⼦以⾃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为变法摇旗呐喊。
对于王安⽯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变法的流弊⽽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顶撞，⼒⾔保存免役法之必要。
在苏轼的豪放风格的词作中，这种⼊世精神表露⽆遗。
1074年，⼊仕不久的苏轼在⾃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的宏⼤抱负：当时共客长客，似⼆陆初来俱少年。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舍其时，⾏藏在我，袖⼿何妨闲看！⾝长健，但优游卒岁，且⽃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马上寄⼦由》）词中抒发了⾃⼰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志，充满着对⾃⼰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信，并表达出⼀种对⾃主选择进退的⾃豪感。
⼀个才华横溢、英⽓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从儒家的⾼度责任感出发，对⼈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芒刺在肤肌。
平⽣五千卷，⼀字不救饥”。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另⼀⽅⾯他⼜以古代豪杰⾃⽐，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古代文人的人生境界古代文人是文化精英，他们以才情横溢、博学多才而闻名于世。
他们在追求艺术境界的同时，也对人生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他们追求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并以此作为指导，塑造了独特的人生境界。
本文将从古代文人的人生境界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豁达超脱的心态是古代文人人生境界的重要体现之一。
古代文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种种疾苦和挣扎，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沉溺悲伤或怨天尤人。
相反，他们以一种豁达的心态对待人生中的得与失，不被世俗的浮躁所困扰。
他们深知人生的无常和转变，因此以宽容和坦然面对人生的挫折和变故。
从身处纷扰的社会时局中的南宋文人苏轼，到在北方边境官场中历经挫折而不改初心的明代文人杨继盛，他们都展示了古代文人独有的超脱于世俗的人生态度。
追求自我的深沉思考是古代文人人生境界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在古代文人看来，人生不仅仅是追逐物质财富和功名利禄的过程，更是一个寻找真理和追求精神成长的过程。
他们对人性、社会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思考，并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创作来表达对世界的理解。
像宋代文学家辛弃疾和明代文人王阳明一样，他们都对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力量有着深入的思考，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选择。
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是古代文人人生境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古代文人往往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生活，他们不甘于受制于权力和物质的束缚。
他们追求心灵的宁静和内心的平和，同时也对世事的纷扰和官场的尔虞我诈保持距离。
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充满自由和艺术的气息，在山水之间谋求心灵的净化，在诗词歌赋中表达对世界的思考。
例如唐代文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和明代文人文徵明的《四时田园杂兴》都表达了他们对自然和宁静生活的向往。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古代文人人生境界的重要体现之一。
古代文人常常以自然为精神归宿，他们体悟着大自然的力量和智慧，并试图借鉴自然的律动来调节自身的情感和思绪。
他们通过与自然的亲近和沉思，领悟到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许多经典的作品。
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朱刚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对北宋士人关于颜子的论述加以考察，从中分析北宋后期士大夫心态的转变，即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外向淑世意识转为以内在精神天地为主要关怀对象。
除了新旧党争的影响外，本文认为，这也是北宋儒学向“性命”方向深化的结果。
至北宋末年，以苏辙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和以程颐为代表的理论思考，共同奠定了“独立个体内在超越”的士大夫人生观，促成了价值的内在化、个体化、地方化。
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南宋文化的一个基点。
关键词内在颜子性命之学苏辙虽然两宋时期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市民通俗文学，但以“进士-文官”为主体的士大夫所创作的精英文学依然占据主流地位，所以对创作活动影响甚巨的士大夫之心态，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每一个个别的士大夫，其从事创作时的具体心态当然各不相同，但在一定的社会现状和思想潮流的作用下，自然也会在总体上呈现出某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后者才是本文的论述对象。
比如说，刘子健先生曾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即认为北宋士大夫的特征是外向的，他们乐意从事制度上的改革，而南宋的士大夫却在本质上转向内敛，以个人的道德完善为首要的追求。
从这个基本上正确的概括，他推导出中国文化史的一次带有根本性的转向，发生在两宋之交，就是所谓“中国转向内在”，这成为他的一本著作的标题1。
英文的原著出版于70年代，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时，刘先生所针对，或者说想要纠正的流行说法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
不过，由于两种观点未必完全矛盾，后来的多数学者乐意将它们结合起来，亦即对唐宋之间的变革和两宋之际的转向同时予以认可。
笔者并不反对这种认可，本文的目的是要补充说明，刘先生所发现的“转向内在”的倾向，在北宋士大夫的心态上已经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北宋和南宋的士大夫文化有着天然的连续性，未可绝然分割。
钓台和云台王十朋《读岳阳楼记》诗云：“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柯。
暇日登临固宜乐，其如天下有忧何！”2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士大夫所倡导的忧患意识，确实具有深远的影响，它直接联系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外向”的精神，而且*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宋士大夫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