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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他的思想是早期的宋明理学思想之一，后来发展的宋明理学或多或少都有周敦颐思想的身影在里面，因此周敦颐被称为“濂溪先生”，故他的思想也被后人称为濂学思想。
周敦颐的濂学思想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说他的思想为后来的理学推广起到了奠基作用，后来的程朱理学也是基于周敦颐的思想不断的升华与改进。
作为宋明理学的起源者，本文就以周敦颐濂学思想为基础，从周敦颐的思想内容以及在面对当代高校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时运用周敦颐的濂学思想应该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启示。
1.周敦颐濂学思想的“诚”在当代高校教育中应当排在首位宋明理学上承孔孟儒学，周敦颐作为理学的鼻祖，在孔孟儒学的熏陶上不断地完善与创新，周敦颐也被后世理学家称为孔孟千年之后第一个传人。
宋明理学以孔孟儒学为主干，同时结合了佛家与道家思想作为补充的过程。
从周敦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受《周易》与《中庸》的思想。
周敦颐可以说是作为孔孟儒学与宋明理学转折人物。
他上承孔孟学统和《易》《庸》之学，下启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家学术的新形态，被誉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周敦颐的思想学说直接影响到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濂学、洛学、关学、闵学四大脉系构成了两宋思想发展的主线，影响远播东亚世界近一千年之久[1]。
《太极图说》中，周敦颐将世界万物与人归纳与二气所生，而将太极进一步演化为人极。
在周敦颐看来人极就是人性与道德，周敦颐将人性与道德与太极阴阳五行的运动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周敦颐的思想中接受并继承了孔孟儒学的观点。
周敦颐把人性道德与万事万物相结合，首先就是将其上升到一个正直真诚的高度，他坚信人性是善良的，这也正符合孟子提出来的“性本善”的观点。
周敦颐将“诚”作为自己人生的思想，在他所著的《通书》中对“诚”就有明确的记载：“诚者，圣人之本。
大哉干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
干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爱莲说》与廉政教育2019年09月26日08:09:0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众所周知，周敦颐任南康知军期间，在星子开凿爱莲池，并写下传世名篇《爱莲说》。
《爱莲说》是周敦颐濂溪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深刻的廉政内涵受到广泛传承，学习《爱莲说》对于推进当代反腐倡廉教育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读《爱莲说》，品味文章内涵《爱莲说》全文119字，文字精练，文词优美，意蕴深刻，读后令人心净神爽，回味无穷。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
”在浩浩无垠的大千世界里，百花齐放，斗艳争奇，各惹人爱。
爱什么花？这就要看各人的品性和志趣。
周敦颐用衬托的手法，先写“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为正面写莲花作了铺垫。
接着，别开蹊径，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予独爱莲”这一独特见解，然后引入正题。
为什么周敦颐独爱莲呢？因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这里明写莲，暗喻人。
实写莲花的生态品性，暗喻君子不为世俗所染；实写莲花经清水濯洗，洁净如玉，毫无媚态，暗喻君子不邀宠、不媚世，卓然于天地间。
这是一种什么花呢？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她那“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形象。
下文紧扣题旨，承接上文，仍以菊和牡丹陪衬，作出比较。
对三种花分别品评，提示其象征意义。
“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菊象征隐逸，在封建社会里，不少有骨气的文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以菊自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牡丹象征富贵，诗人刘禹锡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就形象地反映了世人喜爱牡丹已发展到如醉如狂的地步。
“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结尾作者以深沉笔调感叹品德高尚的君子少，追求富贵的市侩多。
特别是末后一句，字里行间，婉而多讽，意味深长。
二、析《爱莲说》，把握思想精髓精读《爱莲说》，重在分析其思想内涵，继承其文化精髓。
《爱莲说》：周敦颐爱廉思想的真情流露北宋时期的周敦颐人品高尚，学问高深，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互为表里，建立了一整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理学的开山鼻祖。
他名廉表志，爱莲取德，修己治人，追求美好情操。
他爱莲，更爱廉，借助冰清玉洁的莲花，进一步表达了他的爱廉思想，《爱莲说》是周敦颐爱廉思想的真情流露。
一、“官清赢得梦魂安”周敦颐（1017－1073），湖南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字茂叔，号濂溪。
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检察司法工作，多为低级小官，然而他不卑官小，职思其责。
他恩荫补官，初仕分宁（今江西修水），便显出断案才能。
当时分宁有一个多年案件，周敦颐“一讯立辨”。
1044年，他任南安司理参军，有一囚犯按当时法律本不应当判死刑，但是转运使王逵要治囚犯于死地。
王逵是酷吏，别人都惧怕他，不敢与王逵抗争，只有周敦颐不畏权势，敢于同王逵争辩，并做好了辞官的准备，周敦颐气愤地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
”王逵后来感悟，囚犯免于一死。
在合州，“事不经先生手，吏不敢决”，“其为使者进官得罪者，自以为不冤”。
知南昌时，周敦颐得了一场大病，几乎快要死去，友人潘兴嗣“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相当寒酸。
他奉已甚约，俸禄往往“周宗族，奉宾友”。
他在郴州，同僚李初平去逝，他护丧归葬，并长期资助李初平一家。
端砚是我国四大名砚之一，为世人喜爱。
周敦颐任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时，知端州杜咨专门多采砚石以牟取私利，民怨极大，人称“杜万石”。
周敦颐得知后，严厉查处，并下令，今后凡是在端州做官的人“取砚石不得超过两方”，打击了贪官污吏。
以上种种，表明了周敦颐为政精密严恕，公正无私，清正廉洁，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他的《任所寄乡关故旧诗》：“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就是告诉父老乡亲，自己虽然做了官，但不改本色，傲骨丹青，正气凛然，淡泊名利，不趋炎附势，不追求荣华富贵，尽心尽力做清官,也是向世人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周敦颐《爱莲说》中慎独精神探析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其代表作之一便是《爱莲说》，这篇文章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更在思想文化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慎独精神是《爱莲说》中的一个主题之一，本文将对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所表现出的慎独精神进行探析。
我们需要理解慎独精神的内涵。
慎独，即慎独立，意味着在思想上、精神上独立自主，不被外界影响和左右。
在《爱莲说》中，周敦颐提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形象，这正是他对慎独精神的诠释。
莲花生长在淤泥之中，却不被污染，清新高洁；莲花在水中绽放，却不媚俗，清雅脱俗。
这种坚守自我的精神状态，正是慎独精神的具体体现。
周敦颐通过文中的描写和议论，展现了自己对慎独精神的认同和推崇。
他在《爱莲说》中谈到莲花的品质，不断地借用莲花的形象，来比喻他心目中的高尚品德和精神追求。
正是因为周敦颐深深地认同慎独精神，所以他在《爱莲说》中表现出了对慎独精神的强烈推崇和肯定。
慎独精神是周敦颐思想中重要的一环。
在《爱莲说》中，周敦颐对莲花的赞美不仅仅是对一种花的赞美，更是通过莲花的品质和精神寄托，来表达对慎独精神的思考和肯定。
他认为，人应当像莲花一样，在世俗尘世中也能保持自己的高尚品性和道德操守，不被外界的诱惑和波折所左右，这正是慎独精神的具体表现。
慎独精神在周敦颐的思想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慎独精神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和人格修养，周敦颐从莲花形象出发，引伸出了对慎独精神的深刻思考和表达。
他认为慎独精神是一种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是一种对自我的坚守和对内心高尚品性的追求，值得每个人认真对待和学习。
《爱莲说》是周敦颐对慎独精神的一次精彩阐释，他通过对莲花的赞美和思考，表达了自己对慎独精神的认同和推崇。
这种慎独精神在周敦颐的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当从中汲取教益，努力培养自己的慎独精神，做一个独立自主、坚定不移的人。
《爱莲说》：周敦颐爱廉思想的真情流露作者：吴怿来源：《现代语文(理论研究)》2005年第09期北宋时期的周敦颐人品高尚，学问高深，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互为表里，建立了一整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理学的开山鼻祖。
他名廉表志，爱莲取德，修己治人，追求美好情操。
他爱莲，更爱廉，借助冰清玉洁的莲花，进一步表达了他的爱廉思想，《爱莲说》是周敦颐爱廉思想的真情流露。
一、“官清赢得梦魂安”周敦颐（1017－1073），湖南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字茂叔，号濂溪。
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检察司法工作，多为低级小官，然而他不卑官小，职思其责。
他恩荫补官，初仕分宁（今江西修水），便显出断案才能。
当时分宁有一个多年案件，周敦颐“一讯立辨”。
1044年，他任南安司理参军，有一囚犯按当时法律本不应当判死刑，但是转运使王逵要治囚犯于死地。
王逵是酷吏，别人都惧怕他，不敢与王逵抗争，只有周敦颐不畏权势，敢于同王逵争辩，并做好了辞官的准备，周敦颐气愤地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
”王逵后来感悟，囚犯免于一死。
在合州，“事不经先生手，吏不敢决”，“其为使者进官得罪者，自以为不冤”。
知南昌时，周敦颐得了一场大病，几乎快要死去，友人潘兴嗣“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相当寒酸。
他奉已甚约，俸禄往往“周宗族，奉宾友”。
他在郴州，同僚李初平去逝，他护丧归葬，并长期资助李初平一家。
端砚是我国四大名砚之一，为世人喜爱。
周敦颐任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时，知端州杜咨专门多采砚石以牟取私利，民怨极大，人称“杜万石”。
周敦颐得知后，严厉查处，并下令，今后凡是在端州做官的人“取砚石不得超过两方”，打击了贪官污吏。
以上种种，表明了周敦颐为政精密严恕，公正无私，清正廉洁，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他的《任所寄乡关故旧诗》：“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就是告诉父老乡亲，自己虽然做了官，但不改本色，傲骨丹青，正气凛然，淡泊名利，不趋炎附势，不追求荣华富贵，尽心尽力做清官,也是向世人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周敦颐的爱莲说
摘要：
1.周敦颐的简介
2.爱莲说的背景
3.爱莲说的主题
4.爱莲说的文化价值
5.爱莲说的影响
正文：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他创立了“濂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周敦颐的著作《爱莲说》是他的散文代表作，以荷花为主题，表达了作者高尚品质和追求的精神境界。
《爱莲说》写于北宋熙宁年间，当时社会风气浮躁，官场腐化严重。
周敦颐因不满时弊，决心洁身自好，追求清白廉洁的生活。
《爱莲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寄托了作者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爱莲说》的主题是通过对荷花的赞美，抒发作者对高尚品质的景仰和对世俗偏见的反感。
文章以“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开篇，随后详细描绘了荷花的美丽、高洁、清香和不染于泥的特点。
周敦颐将荷花比喻为“花中君子”，表达了自己追求清白、廉洁、高洁的品质。
《爱莲说》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首先，它在文学上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优美的散文佳作。
其次，在思想上，它强调了做人应该具备高尚品质，洁身自
好，不同流合污，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在教育上，《爱莲说》成为后世学子学习散文、修身养性的重要教材。
《爱莲说》的影响力深远。
它不仅对北宋以后的文学、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近现代，人们仍然以《爱莲说》为楷模，学习周敦颐的高尚品质和精神追求。
周敦颐的儒学思想周敦颐的思想主张体现在三个方面1、哲学主张周敦颐的哲学主张是将宇宙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无极与太极、太极与人极，均统一为一个整体。
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在周敦颐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即天道本体论。
“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
周敦颐如此推重“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
2、教育主张周敦颐的教育主张以“学为圣人”为宗旨，认为教育的目的正是要使人们善恶归善，求得“仁义中正”。
他尤其强调德育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认为“君子进德修业”是学习的根本，知识是为德育服务的工具。
在教育和学习方法上，他主张要靠自己的学习和思索，也要有教师和朋友的指导作用。
3、政治主张周敦颐的政治主张中心是“顺化”。
他指出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
圣人修仁义之德，万民才能接受教化，化而为善。
同时，也强调刑罚，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
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主要是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
他主张“慎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
扩展资料生平简介周敦颐从小喜爱读书，在家乡道州营道地方颇有名气，人们都说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
由于大量广泛地阅读，周敦颐接触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思想。
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一直到汉代才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家，他都有所涉猎，这为他而后精研中国古代奇书《易经》创立先天宇宙论思想奠定了基础。
十五岁时，周敦颐和母亲一同上到京城，投奔舅父郑向，当时他是宋仁宗朝中的龙图阁大学士。
这位舅父对周敦颐母子十分眷顾。
在周敦颐二十岁时，舅父向皇帝保奏，为他谋到了一个监主薄的职位。
周敦颐在任职期间尽心竭力，深得民心。
在生活中，周敦颐开始研究《周易》，后来终于写出了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图·易说》，它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体系。
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40卷第6期2019年6月湖南科技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Vol.40No.6Jun.2019周敦颐廉洁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黄渊基1匡立波2（1.湖南科技学院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湖南永州，425199；2.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常德415000）摘要：周敦颐是公认的儒家理学先驱、湖湘学派鼻祖，但人们很少认识他还是廉洁文化的发扬光大者.他的《爱莲说》，用文学的语言诠释了廉洁文化的宗旨；他的《通书》《养心亭说》《太极图说》等，用哲学的语言阐发了廉洁文化的要义.更值得称颂的是，周敦颐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为政一方清正廉洁，践行廉洁思想，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他的廉洁思想理论和实践，至今无疑仍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周敦颐；廉洁；知行合一；现代价值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219（2019）06-0001-03周敦颐（1017-1073年），原名周敦实，字茂叔，谥号元公，北宋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定居江西庐山时创办书院，给住所旁溪水命名濂溪并以“濂溪”命名书院，世称“濂溪先生”，其思想体系后被称为“濂学”。
主要善作有《太极图说》《通书》«养心亭说》及《爱莲说》等。
一三家宗主：宋明理学、湖湘学派、廉洁文化之巨擘周敦颐是公认的儒家理学鼻祖，他兼收并蓄，自创一说,破除了“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遗憾，使儒家圣学重放光明。
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其思想不仅影响了“理学”中程朱一派，而于陆王“心学”亦有影响，“理学”批判者也援用其思想资料。
二程曾受学周敦颐，朱熹不仅为其«太极图说》«通书＞＞作注，而且沿着其哲学逻辑结构所开拓的路子，发展了自己的哲学逻辑结构。
E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受周子的影响而建立，儒学道统也因此走向又一个高峰。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
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周敦颐，湖南永州道县人，中国宋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是中国理学鼻祖和湖湘文化的先驱，更是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奠基人。
周敦颐在世仅57年，留给后世的作品只有6248字，但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夫之曾称赞道：“自尧舜禹汤文周孔之传汉董唐韩总未窥先生项背，读诗书易礼乐春秋之旨张铭邵数无非参太极根源。
”周敦颐的思想包括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养心亭说》及《爱莲说》等著作当中。
究其一生，周敦颐主张重德治、立人极、倡正气、主廉洁、讲官德，其丰富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廉政思想内涵，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周敦颐思想的历史地位（一）创理学一脉。
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
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
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以承接韩愈的“道统说”为引，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革新活动。
周敦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记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
性善微言，绝之久矣。
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这说明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学说的人，他打破了“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放光明。
周敦颐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张栻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
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伟大贡献。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提供了核心和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鼻祖。
（二）开湖湘新风。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分支，是三湘大地人才辈出的文化基础。
关于其起源，许多人认为其源于周敦颐的濂溪学。
清代大学问家王闿运曾作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就点明了湖湘文化与濂溪学的渊源关系。
著名学者梁绍辉先生曾说：“湖湘之学源自濂溪，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流于明清而接续近现代，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跨时代人才群体。
”周敦颐的思想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是“立诚成圣”思想。
周敦颐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学道，都必须先立“诚”，要无私无欲。
历史上的湖湘志士，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并以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去。
左宗棠、曾国藩、蔡锷、毛泽东、陶铸等，无不如此。
二是刚正耿直的品格。
周敦颐在南安任司理参军时为伸张正义与上司据理力争，宁肯辞官也不屈服，在合州任判官虽受冤屈而不卑躬屈膝等行为，无不是湖湘人刚烈性格的真实写照。
三是兴学重教的思想。
周敦颐每到一处为官，都身体力行地设教讲学。
他在郴州任县令，首倡办学，写有《修学记》并在公斋里讲学；在邵州（今邵阳）建学馆修学舍，亲自主持开学典礼。
明隆庆《永州府志》载：“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在永州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儒生。
周敦颐去世后，江南以濂溪或以濂为志而命名的书院比比皆是。
（三）奠廉洁文化之基。
中国的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
最早在《尚书·皋陶谟》中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廉”被看作为官的九种素质要求之一。
《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在这里，“廉”是一种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亦十分丰富。
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
”（《孟子·离娄下》）。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
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
”（《韩非子·解老》）。
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
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众多论述中，“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评判标准出现的。
而将“廉”与“洁”有机结合形成独立的廉洁文化，并且发挥其独有的教化功能，周敦颐无疑是第一人。
他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中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
二、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一）立“诚”以修身。
周敦颐在其《通书》开篇就提出，“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在周敦颐看来,“诚”是“纯粹至善”的做人之本，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
一个人，只有不断追求“诚”并实践“诚”，做到“乾乾不息于诚”，才能真正实现“圣人仁义中正”的目标。
对于如何进行立“诚”修身，周敦颐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是主静无欲。
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
但君子要成“圣”，必须设法克制甚至去除欲望。
与孟子主张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同，周敦颐认为，“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养心亭说》），即通过养心达到无欲的境界，才能“诚立、明通”。
是故“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
”要养心必须做到一个“静”字，即“寂然不动”以至于内心安宁，让心性保持一种清净澄明的状态，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和感悟，如此方能“立人极焉”。
二是安贫乐道。
在周敦颐看来，钱财名利等皆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但必须始终坚守做人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
”（《通书·师友》）因此，周敦颐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
”（《通书·富贵》）意即只要尊道重德，自然会知足常安。
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敦颐十分推崇颜回，“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
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通书·颜子》）周敦颐认为，颜子之乐才是一种超乎富贵追求的高尚道德境界，人人都应该学习他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而不要沉溺于单纯的物质享受。
（二）守“洁”以处世。
周敦颐不仅自己一生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做人光明正大，胸怀坦荡，不卑不亢，表里如一，而且反复强调为官为人要始终洁身自爱。
在千古名篇《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莲的品格自励，认为人生在世当洁身自爱、守洁重节，如此方能保持独立的人格，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洁身处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不染不妖”的自尊意识。
周敦颐24岁出仕为官，担任分宁县主簿。
当时的宋朝建国已80余年，国力日强，但官场腐败之风也渐长、奢靡之风盛行，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
对周敦颐来就说，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要么洁身自爱而被同僚视为异类。
周敦颐坚决选择了后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充分显示了周敦颐“世人皆浊我自清”的强烈自尊意识。
二是“不蔓不枝”的自立精神。
周敦颐为官31年，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历任知县、判官、通判、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及知军州等，大多任判官，长期从事办案工作。
当时科举取士制度虽已逐渐规范，但官场关系错综复杂，新党与旧党、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此起彼伏，象周敦颐这样无根无基的官员稍不留神就会丢了乌纱帽。
但他并没有如当时有些官员那样想办法找“靠山”、抱“粗腿”，而是依然故我、“不蔓不枝”，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所以虽政绩显赫，但仕途坎坷，官位升迁缓慢。
三是“不可亵玩”的自爱品格。
周敦颐待人处事秉持公心，从不畏惧权势和强暴。
在南安任参军宁肯辞官也要力阻上司滥杀无辜，在合州任判官身遭不白之冤却处之泰然，都充分反映他为坚持正义敢于抛弃乌纱帽，为人格独立决不低身下气，坚守个人信念的高尚品格。
这与他如莲花般“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品格是一脉相承的。
（三）奉“公”以为政。
“公”是周敦颐从政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为官的最低尺度。
他提出，“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
或曰：‘何谓也？’天地至公而已矣。
”（《通书·公》），意即一个人只有时时事事处处持以公心，方可达到“圣人”的境界。
而且，“公”不仅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够得上“圣人”的标准，也是天地间通行的法则。
正是在“公”的法则指导下，周敦颐提出了从政为官的两条基本原则。
一是克己奉公。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
”（《通书·公明》）在他看来，为政者要在官员和人民大众中间推行“公”的思想，首先要求为政者自身要推己及人，发挥带头作用，以一己之“公”而求天下之“公”。
否则，“公”理寸步难行。
明朝郭允礼在《官箴》中所提出的“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公生明,廉生威!”，既是周敦颐“奉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奉公”思想的最好注释。
二是务实守拙。
周敦颐认为，从政为官者要践行“公”的思想，一方面应当务实而不图虚名，即“实胜，善也；名胜，耻也。
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
”（《通书·务实》）另一方面要弃巧守拙。
他认为，“天下拙，刑政彻。
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拙赋》）就是说，如果为政者投机取巧，就会为了掩盖弊端、盲目追求政绩而造成社会风气下降和秩序混乱；为政者弃巧守拙，就会出现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四）求“仁”以爱民。
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和发扬者，周敦颐的“仁”思想在其廉政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提出，“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
”（《通书·顺化》）这里，“仁”与“爱”是相通的，为政者施行仁政首要的就是爱民。
一要重教化。
周敦颐认为，对为政者来讲，教化是施行仁政的首要选择。
古时之所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是因为“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
”（《通书·乐上》）通过教化提高百姓的素质，才能实现“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
”（《通书·乐上》）忽视教化，则“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
”（《通书·乐上》）二要慎刑罚。
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所不同，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审判办案工作的官员，周敦颐主张，一方面处理政事刑罚手段不可或缺，因为“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
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