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王安石

首先要理解这两段话的意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说，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意思是说，君子有三样东西需要畏惧，一是天命，二是地位高、德行高的人，三是圣人的言论。

然后是介绍这两段话产生的背景，分析提出的原因。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主张变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强调要在思想上破除当时人的守旧心理。

这是当时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提出的论调。

孔子则相信天命，认为天和地上的人君一样，能赏善罚恶，决定社会的治乱兴衰。

孔子的思想中，固然有劝导当时的君主以“仁”治天下的理论，但也有让百姓安于天命的劝导，所以能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用来安抚教育百姓的武器。

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自己觉得谁的理论是对的，或者也可以觉得谁都不对，综合考虑，因为毕竟任何理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

要结合当前的情况，紧跟时代潮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是整体的写作思路。

追问有没有从题目中找到一个论点的那种写作思路？回答有啊，那我建议你直接选则王安石的话作为你的论点，然后用论据去证明。

追问可以用那些论据呢能不能提供一点呀谢谢北宋的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强调要在思想上破除当时人的守旧心理。

这句话不仅简明扼要地说出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而且表现出他变法的巨大勇气，成为许多改革者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职，主持变法。

就在这一月，宰相富弼上书论天人之际。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载此事的前因后果道：富弼因足疾未能入见。

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

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唯天。

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

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

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这个“有为帝言”者，实际上是指王安石。

富弼的《论灾异而非时数奏》，首先列举了当时发生的天文变异和地震状况，说这是大可惧怕的事。

他说孔子作《春秋》，不记祥瑞而记灾异，就是为了让君主恐惧修德，以应天地之变，并没有将灾异归于时数。

而董仲舒的对策，说灾异是由于朝政所致，是完全正确的。

若帝王为政和，百姓喜悦，天地就会以和气应之，从而阴阳气顺，百害不生。

若为政不和，阴阳不顺，就会有各种灾害。

他劝告宋神宗切不可把灾异归于时数而不恐惧，否则就将会有董仲舒说的“伤败乃至”的大祸发生。

富弼的上书表明，变法一开始，关于变法是否合乎天意，王安石对待天命、天意的态度问题，就发生了严重的斗争。

第二年、即熙宁三年，宋神宗正式提出了王安石对天意的态度问题。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载：帝谓王安石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其问意专指此三事。

把外界的传言作为制科考试的策问题目，要应试者对此一问题作出答复，事实上是让应试者表明自己的宗教-政治态度，这就不仅是一般的传言，而是已经成为严重的宗教－政治问题。

王安石恳切而明确地向宋神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惧天变也；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

苟当于义理，何恤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

且仁宗在位四十年。

凡数次修敕。

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变也？今议者以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

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矣。

外界传言说是“朝廷以为”，这就不是专指王安石，而是也包括神宗在内，并且首先是指神宗。

所以王安石首先说明神宗是畏天变的，这实际中也是为自己辩白。

这一条，是三条指责中最严重的一条。

王安石对于第二条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对于第三条则可以毫无顾忌的承认，但对于第一条，则决不能有半点承认。

否则他就将成为名教罪人，他的一切言论就都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的一切变改措施都将付诸东流。

实际上，王安石也不是不畏天变。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易传》说：“天垂象，见吉凶”。

作为一个儒者，不畏天变，也就是不畏天命，那就是一个小人，就不配做一个儒者。

王安石也不是这样的人。

在前述王安石的《周官新义》中，他就明白表示，天的吉凶之变，是人所感召。

若遇这种情况，人就应修政，来回答天变。

这是传统的因天变修德、修刑思想。

在《洪范传》中，王安石明确表示反对两种对待天变的极端倾向：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

则质诸彼以验此，固其宜也。

然则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

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

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予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

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

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说某个天变，就是为某人、某事而生，这是汉代儒者的普遍意见，也为后代的不少儒者所坚持。

但是就在汉代，出现了某种天变，究竟是为哪件事？当时就争论不休。

《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刘向、刘歆，对同一天变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西汉末年，谷永和其它儒者，对天变的解释也大相迳庭。

汉代因天变要策免三公，魏文帝曹丕废除了这种作法，说天变首先是君主自己的责任，这也是对天变的不同解释。

越到后来，天变不必定是为某事而发，已经日益成为儒者们的普遍意识。

欧阳修《新五代史．司天考》，不再记录某种天变所对应的人事，就是“天变不必定为某事而发”思想的典型表现。

王安石反对“蔽而葸”者，不过是当时大家都具有的意识。

反对者也未必就认为天变一定是为某事而发。

他们之所以制造这样的传言，不过是对王安石的蓄意诋毁罢了。

正如司马光所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三不足”说，特别是其中“天变不足惧”，就是这种毁之太过的表现之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宗教气氛的浓重。

《宋史．王安石》传载：三年十二月，（王安石）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

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

安石执不下。

这条记载，就明确是在指责王安石不惧天变，一意孤行，而神宗还是惧天变的。

这是史书、也是王安石当时或稍后的儒者们对王的指责。

熙宁五年，有人开始直接指责新法违背天意。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载：辛丑，司天监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

帝以瑛状付中书，安石遂谒告，诏刺配英州牢城。

安石翼日乃出。

这条材料也见于《宋史》王安石本传，只是稍为简略。

同年三月，市易法颁布。

不久又颁布保马法、方田均税等项法令，这次召来了更大的反对。

尤瑛只是一个普通的天文学家，一个下级官员，这次是元老重臣文彦博借天变言事，并导致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载：市易司既立，至果实亦官监卖。

彦博以为损国体，敛民怨，致华岳山崩。

为帝极言之。

且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

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在文彦博看来，华山的崩塌，就是因为这些所谓兴利之法的颁布，天对人发出的警告。

王安石对天变作出了不同的解释：王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

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文彦博辞去朝廷的职务，放了外任。

熙宁七年春天，久旱不雨。

宋神宗损膳，企图减灾。

翰林学士韩维认为这样不足以减灾，劝神宗痛下罪己诏书。

其诏书说道：朕涉道日浅，暗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诏书要求臣下直言朝政缺失，这是因天旱对朝政所做的公开检讨。

而所谓朝政，主要是颁布的新法。

宋神宗长吁短叹，忧形于色，准备废除新法，来回应上天的惩戒。

王安石劝慰神宗说，水旱灾害，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即使尧和汤这样的圣人统治时期，也无法避免。

只要努力搞好人事，就是对天意的回应。

但宋神宗说，我所害怕的，正是人事没有搞好啊！现在对新法的怨恨太多。

从皇亲到近臣，没有不怨恨新法的。

（见：《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史．王安石传》）在上天的警告面前，宋神宗准备退缩了。

旱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

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把农民背井离乡的悲惨情景画成图，送给了皇帝。

要求废除新法，以“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百姓垂死之命”。

并且断言：“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续资治通鉴》卷七十）。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此事说，郑侠上书说：“旱由安石所致。

去安石，天必雨”。

郑侠的上书，充满了一个儒者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也表现了一个儒者对天命、上帝的充分信任。

他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把旱灾归咎于新法违背了天意。

宋神宗接到郑侠的上书，寝不能寐。

于是下令废除新法。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记载：（郑侠）书奏，帝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

是夕，寝不能寐。

翼日，癸酉，遂命开封体放免行钱。

三司察市易，司农发长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

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

凡十有八事。

民间欢叫相贺。

是日，果雨。

《宋史》王安石本传没有这段记载，只说郑侠因此被发配岭南。

《续资治通鉴》说是宋神宗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以后，天下了雨，臣子们入朝庆贺，神宗把郑侠的图给大家看。

但吕惠卿等人坚持新法是正确的，并把郑侠交御史治罪。

其结果，是只废除了方田法。

三天以后，宋神宗恢复了正常膳食。

而司马光在御史台看到神宗的罪己诏书，感激涕零，他认为自己不能沉默，也向神宗上了奏折。

其中说道，政治的缺失，重要的有六条。

一是青苗钱，二是免役法，三是市易法，四是对外用兵，五是保甲法用杀人凶器训练农民，六是任用坏人兴修水利，劳民伤财。

其奏折最后说：但一下手诏，自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之，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也就是说，只有废除新法，才能解除上帝的愤怒；而只要废除新法，上帝的愤怒就必然解除。

据《续资治通鉴》所载，宋神宗对司马光的建议，“皆不听”。

（同上）在这个过程中，皇太后、太皇太后也出面干涉了，她们认为，王安石扰乱天下。

上帝的警告，人间的怨恨，都在这次旱灾中集中起来，王安石终于感到难以支撑，于是上表要求辞职。

经过再三、再四的请求，宋神宗批准了。

就在司马光上书十天以后，王安石被解除了职务。

《宋史》王安石本传的史臣评论说，王在执政五年之后，“以旱引去”。

而旱灾乃被认为是上帝的警告。

人言可以不恤，上帝的警告就不能不惧。

在上帝的警告之下，宋神宗退缩了，王安石也退缩了。

上帝的警告，是导致新法失败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不过这次王安石被解职，新法还没有被废除。

它只是后来废除新法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