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 格式:doc
- 大小:12.72 KB
- 文档页数:2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杨梅【摘要】以201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程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性不显著;国有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A stud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A -share listed compan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2013.Results show that the Chinese A -share listed compan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w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Positively correl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degree of ownership balanc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but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State shareholder equity percentage are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corporate performance; Senior management equity percentage are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corporate perform-ance.【期刊名称】《宜春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2【总页数】4页(P44-47)【关键词】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制造业上市公司【作者】杨梅【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1一、研究前提(一)研究背景随着现代企业的出现,两权分离所引发的的一系列公司治理问题随之而来。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关系分析摘要:首先分析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表现,进一步分析产生冲突的原因,认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权利不对等,在监督上市公司时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等,以及大股东具有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的动机和可能性导致利益冲突的发生;然后阐明两者利益冲突所产生的后果,最后提出有效解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建议。
关键词:大股东;中小股东;利益关系;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许多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而是居于控制地位的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一、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表现由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权利不对等,导致大股东有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条件和倾向,在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表现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利益的冲突。
首先,表现在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时的冲突。
具体而言是表现在股东对董监事职位的角逐上。
在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下,控股股东选派的代表很容易占据董监事的多数。
上市公司董监事会成员的选任不但基本上被控股股东操纵,而且很多董监事完全就是控股股东的代表。
控股股东一旦控制了董监事成员的选任,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股利的分配,中小股东没有委派代表担任公司董监事等高管职务,基本上被排斥在公司经营管理之外,而沦为一个单纯的出资人。
其次,表现在股利分配上的冲突。
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标准,应当遵循股份平等分配原则。
但是,在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往往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时机。
由于股东持股份额悬殊,加之中国证券市场IPO阶段同股不同价的特殊背景,坚持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但分配结果却未必公平。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利益侵占问题,表现在控制性大股东热衷于通过派发现金股利的方式对中小股东进行掠夺。
超能力派现或恶性分红事件时有发生。
有的公司在经营状况不尽人意的情形下,将再融资所得现金作为红利分配,甚至借钱分红,无疑是以牺牲公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代价来满足控股股东对私利的追求,同时也间接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不公平结果。
2021年9期总第942期一、引言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新常态下,近年来我国政府更加重视和关注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特别是在高新技术行业中,研发投入更是不可或缺且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
政府为了鼓励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给予企业不少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扶持建立研发机构、鼓励企业进行发明创造与标准制定、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以及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等。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研发投入已成为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保障,更是企业寻求经济增长的有效落脚点,研发投入已被我国大部分企业加以重视,且纷纷采取了创新策略,我国资本市场研发投入强度也已在世界前列。
但研发投入的周期长、不稳定因素强,对于企业短期经营的绩效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同时,在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的企业体制的基本特征下,管理层和企业股东之间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对管理层给予股权激励可以减轻其之间的冲突,促进企业整体经营绩效的提升。
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逐渐促进管理层把个人利益的实现同企业的长远发展密切地联系到了一起。
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影响着研发投入的程度,促使其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决策。
因此,本文主要落脚于研发费用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持股比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对已有研究做出更为详细的补充。
二、研究假设在已有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根据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不可替代资源,是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保障,同时它需要进行持续的研发活动来支持。
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在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力是研发投入的主要目的。
研发投入可以在短期内通过技术创新来改进制造工艺、提升效能、降低成本;从长远来看,能够促使企业始终立足于行业中的领先地位,提高企业的绩效。
因此提出假设1。
H1: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高层管理人员并不像企业研发人员那样直接参与研发活动的具体操作,但其想法与决策贯穿整个研发活动的始终。
国有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责任。
然而,国有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公司本身,还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稳定性和投资者的信心。
因此,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非常必要。
首先,国有上市公司市值的波动性较大,存在着管理不稳定的问题。
一个企业的市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经济环境、行业竞争、公司业绩等。
国有上市公司在市场上的表现受到了政府的干预和市场预期的影响,这就导致其市值的波动性较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有上市公司应加强内部的管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同时,政府也应适度干预,树立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
其次,国有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信息对称是市场的基础,而国有上市公司由于其特殊性,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就导致投资者对公司的真实情况无法准确了解,从而影响了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是国有上市公司应加强信息披露的力度,及时、准确地向投资者公开公司的相关信息,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准确性。
同时,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国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确保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再次,国有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存在操纵风险。
由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特殊地位和政府的干预,部分公司存在利用政府资源和权力,进行市值操纵的行为。
市值操纵不仅是对投资者的欺诈行为,也对市场的稳定造成了威胁。
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是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监管,对市值操纵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同时,加强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监管,提高其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防止他们利用职权进行市值操纵。
最后,国有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存在股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往往存在着政府持股比例过高的问题,这导致公司在市场上的表现受到政府政策和利益的重大影响。
这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不仅影响了公司的市值,也阻碍了公司的发展。
上市公司高管持子公司股权自2006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以来,股权激励作为一个“舶来”的新生事物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进入2010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更是呈现井喷式增长。
对已公告的股权激励计划进行研究后不难看出,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依旧是绝对主流的激励工具,同时不乏一些创新性工具的出现,例如通过授予下属子公司的股权对母公司高管及核心骨干进行激励。
下文将聚焦这些“另类”股权激励案例,深入剖析该种激励方式的优势及弊端。
一、案例集锦典型案例1:新大陆2006年11月29日,新大陆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福建新大陆软件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按照这个议案,新大陆与梁键、林整榕、郑培强、余圣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控股子公司软件公司1.18%、3.65%、3.93%、0.22%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上述4个自然人,转让价格分别为45万元、138.55万元、149.3万元、8.5万元。
软件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29日,现注册资本为3800万元,为新大陆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公告,梁键、林整榕、郑培强、余圣争4个人受让软件公司股权的价格按每股1元进行。
其中,受让人梁键是新大陆副总经理、林整榕是新大陆监事。
典型案例2:海信集团2001年3月,为建立和推动集团骨干员工的激励机制,海信集团获当地政府批准,联合周厚健等7名自然人,发起成立了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电子)。
当时7名自然人持股14.21%,海信集团持股85.79%。
随后海信电子俨然成为海信集团实施股权激励的“壳”公司,从2001年至2008年,经过数次股权激励,海信电子的股权结构早已发生变动:海信集团持股比例降至51.01%;自然人股东人数则增加至81名,他们持有海信电子另外48.99%的股权。
这81名自然人股东中,包括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海信集团董事、总裁于淑珉,海信集团副总裁郭庆存,海信集团董事、副总裁肖建林,海信集团董事孙慧正等人。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增持动机和市场效应的实证研究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增持是指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个人持股趋势向好时,购入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在增持行为中,既包括个人动机,如对公司的未来发展的信心、对市场的乐观预期等等,也包括市场效应,如减少股东质押、提振市场信心等等。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增持行为和相关的市场效应,本文拟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1.探索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增持动机,为高管人员决策提供参考。
2.研究市场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增持的反应,扩大对市场反应的了解。
3.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依据,增强市场透明度。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实证研究:1.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增持的动机:本部分将从高管人员收益、股票市场行情、公司业绩前景等方面考察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增持的动机。
2.市场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增持的反应:本部分拟采用事件研究方法,选择特定的事件窗口期,在股票收益率方面以及成交量、流通股票市值等方面考察市场对于该事件的反应。
3.筛选合适的样本数据:本部分拟筛选A股市场上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增持行为的样本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上述两个方面对于股票增持行为的影响。
三、研究的预期结果通过以上步骤的实证研究,本文预期得出以下结论:1.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增持的动机主要受到公司业绩前景以及个人股票收益的影响。
2.市场对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股票增持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正向反应,市场对于高管人员增持股票的信心得到提升。
3.选出恰当的样本数据,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投资者可据此提升个人决策能力。
四、参考文献蒙文静,赵玉杰,贾雪立,黄旺.股权激励下高管股票套现与业绩操纵[J].经济研究,2018,53(04):77-91.胡玉敏,朱家园,胡秋平.基于企业风险治理视角的高层管理人员股票增持研究[J].会计研究,2016, 首期:37-46.黄炳梅.高管股票增持行为动因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5.。
2021年4期总第937期有效地解决问题,不再是简单粗暴式的管理,避免员工出现厌倦工作的心理,以及各种负面情绪,使员工和员工之间互相沟通、协调、帮助、团结,提升工作效率,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4.谋求企业的长远发展每一家长远发展的优秀企业背后都离不开员工的支撑,现代化企业中员工的发展是企业发展的前提,拥有好的员工才能支撑起一个成功的企业。
企业应该紧跟时代的发展,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确保企业长远可持续地发展。
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管理心理学对员工的心理行为进行了解和分析,及时地了解员工的工作需求,有效地改善员工在工作中的陋习,提高工作的积极性。
积极引导员工规划正确的适合自身的职业规划,激发工作热情,被管理者认可,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在良好的工作范围中为公司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五、结语综上所述,在企业的管理制度中合理地利用管理心理学,能够及时地了解员工的需要,解决员工的基本诉求和困难,适当减轻员工的压力,定期和员工进行心理沟通,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从而使得员工处理好和同事之间以及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员工在企业工作中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也提升了企业的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
有效运用管理心理学有利于调动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管理效率和管理效能,并促进企业和人员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1]于欣悦.战略地图视角下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完善策略研究[J].商讯,2020(36):154-155.[2]李红莲.行政事业单位财政预算资金进入财政一体化管理平台后的探讨[J].营销界,2020(51):136-137.[3]黄嘉发.管理心理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营销界,2019(28):67-68.[4]李琳.关于企业管理中积极心理学应用的探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9(05):39-41.[5]郭娜娜.管理心理学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管理观察,2019(05):19-20.[6]赵娟.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家校协同教育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8(10):152+166.[7]康振兴.网络环境下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研究[J].才智,2018(28):51.[8]张洁.管理心理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现代国企研究,2017(08):80.作者简介:秦绍学(1997.11-),男,汉族,贵州省毕节人,佳木斯大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通讯作者:耿希峰(1972.3-),男,汉族,黑龙江省通河人,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专业,教授,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张宇晨(1997.10-),男,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华东师范大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运动技能的学习与控制;邹艳琳(2001.06-),女,汉族,黑龙江省伊春人,佳木斯大学2019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小学教育;穆秋竹(2001.08-),女,汉族,黑龙江省牡丹江人,佳木斯大学2019级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研究综述■李一琴山西财经大学摘要: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使得薪酬-业绩相关型契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企业业绩下降时高管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众多学者认为“奖优不惩劣”的薪酬粘性特征,会增加高管的冒险精神,促使高管进行创新行为。
高管持股、代理成本与公司最优现金持有研究作者:刘红来源:《中国管理信息化》2020年第20期[摘要]在双重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本文构建了“高管持股-代理成本-现金持有”模型,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高管持股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以及两类代理成本在高管持股与现金持有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高管持股可以显著降低公司的现金持有,对现金持有具有减持作用,并能有效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治理效果并不显著。
第一类代理成本在高管持股与现金持有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高管持股通过抑制部分第一类代理成本间接地对现金持有产生减持作用,未体现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高管持股;代理成本;现金持有;中介效应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20.20.002[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20)20-000-040 引言传统的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主要为解决两类代理成本问题而提出。
其中,第一类代理问题指经营者对股东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主要表现在经营者过高的在职消费、过度耗用资产以及信息披露不规范等。
第二类代理问题指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隧道挖掘”问题,主要表现在大股东通过资产购销、产品购销实现关联交易、利用各种金融手段(高派现)实现利益侵占等。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更多表现为第二类代理问题。
由此可见,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全体股东与管理层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1.1 高管持股与现金持有高管持股作为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一种方式,叶继英和张敦力研究认为,实施高管持股的公司倾向于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持有较少的现金,且分配力度也明显高于未实施的公司。
叶松勤、徐经长研究发现经营者管理防御程度越高,公司的现金持有越多,现金持有价值越低,且对经营者进行股权激励可以有效提升现金持有价值,经营者所持股份比例越高,代理成本越低,现金持有价值越高。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之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
据,2011年至2015年期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已达46.9%。
作为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投资的适当与否,不仅对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也决定了一定时期宏观经济的走势。
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支持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派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代理人的自利行为恶化了企业投资决策过程,降低了投资机会敏感性并扭曲了企业的投资水平。
为兼顾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减轻对企业投资决策的负面冲击,实践中一些企业实施了高管持股计划。
为检验实施高管持股计划对企业投资行为绩效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就高管持股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文本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概括性地交待了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的思路和总体研究框架,确定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是理论综述,介绍了委托代理轮、内部人控制理论、激励理论,以及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
三种经典理论为本文指出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原因以及对提出解决方案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首先对文章内容做了清晰的界定,随后根据理论分析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设,最后介绍了如何选取的样本数据并指出了研究模型的设计以及相关变量的衡量。
第四部分较为重要,是文章的实证结果分析,首先以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确定主要实证研究变量,设计满足高管持股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的实证模型;然后进行数据回归分析,一是对全部样本整体回归以检验高管持股是否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二是将样本数据分成国有与非国有两组以检验股权性质是否会对高管激励(持股)与投资行为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三是引入股权结构因素分析其对高管激励(持股)与投资行为关系调节的影响。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高管持股可以提高企业投资水平,抑制企业投资机会的敏感性。
区别不同情况,则存在不同影响:从股权性质看,高管持股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出现偏离,仅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产生了正向影响且对投资敏感性产生负向影响,但对国有企业无影响。
从股权结构看,高管持股的激励作用也呈现分化,股权高度集中或者适度集中的企业因受到积极影响会提高投资水平,对股权高度分散的企业无影响;从投资敏感性角度,对股权高度集中企业的影响为负且显著,
表示持股高管虽然有扩大投资的动力但决策时更加谨慎而趋于保守;对股权适度集中的企业无影响;对股权高度分散企业的影响由负变正且均显著。
第五部分作为总结,主要介绍了研究结论以及根据结论提出的政策建议,同时也提出了论文的不足以及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依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严格规范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二是适当扩大股权激励制度适用范围,三是强化投资项目内部审核管理,四是优化企业股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