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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中国的谶语现代中国的谶语是指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流传的预言性的言论或警句。
谶语通常以简洁的语言表达着深刻的哲理和社会观察，旨在警示和启迪人们。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将从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多个角度来介绍一些现代中国的谶语。
1. 历史角度："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句谶语提醒人们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思考，可以更好地了解过去的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不忘历史，方能开创未来"，这句谶语强调了对历史的记忆和反思对于塑造未来的重要性，只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才能更好地前进。
2. 政治角度："民主不是一日建成的"，这句谶语告诫人们，民主建设需要时间和努力，不能期望一蹴而就，需要持续的实践和改进。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谶语提醒政治家和领导者，权力的增加伴随着更大的责任和担当，应当为人民谋福祉，而不是滥用权力。
3. 社会角度："和谐社会，人人有责"，这句谶语强调了社会和谐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共同建设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
"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谶语强调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共同面对挑战并取得成功。
4. 经济角度："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谶语强调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才能实现国家和人民的繁荣和富强。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谶语提醒人们，要抓住机遇，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和能力，只有准备充分的人才能抓住机遇。
通过以上的谶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些智慧和价值观念。
这些谶语反映了人们对于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思考和观察，具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作用。
它们提醒人们要珍惜历史经验，注重民主和权力的平衡，强调社会和谐和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发展和个人准备的重要性。
这些谶语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广泛流传，对于人们的思考和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民间故事】“包打赢”从前，有一个农民叫包打银，他是村里最聪明、最勇敢的年轻人。
他的父母早年去世，留下了一块破旧的农田，仅够他们生活。
虽然生活艰辛，但包打银依然乐观向上，帮助邻居们解决各种困难。
一年秋天，久旱不雨，整个村子都极度渴望雨水的降临。
村长找到包打银说：“银啊，你是村子里最聪明、最勇敢的年轻人，你能不能去天帝那里请雨，好为我们解除这个干旱之苦呢？” 包打银一口答应下来。
包打银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去天帝那里请雨。
他踏上了征程，一路上风雨交加，山洪暴发，狂风呼啸。
包打银却从未畏惧过，他毅然地前行着。
终于，他来到了天帝的门前。
天帝询问他的请求。
包打银说：“尊敬的天帝，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的村子正遭受着严重的干旱，我请求您给我们降雨，解除我们的苦难。
” 天帝微笑着答道：“包打银啊，你所说的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你只是一个人，有着有限的力量。
我能给你一滴水，你能拿到村子里，解决他们三年的干旱之苦吗？” 包打银想了一想后回答道：“天帝啊，虽然我只是一个人，但我愿尽我所能，我相信只要我付出努力，我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于是，天帝取出了一根石头递给了包打银并说：“好吧，我相信你的努力。
这块石头你拿回去，只要你将它扔进村子中最干旱的地方，雨水就会降临。
” 包打银接过石头，预祝了天帝后，拿着石头回到了村子。
包打银将石头扔进了村子中最干旱的地方。
然后，他翻开土块，用小钉子在石头上刻下了一段话：“这个石头代表我和村民们的坚持和努力。
只要我们努力，即便再干旱，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 这个故事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
在包打银的带动下，村民们开始积极参与到这个“请雨”的活动中。
大家帮助清理田地，修复渠道，种植抗旱农作物。
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团结一致坚持努力，雨水一定会降临。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一天，天空黑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
由于大家的努力，农田开始盈满汩汩的田水，庄稼们开始茁壮生长。
大家连声喊着：“谢谢，包打银先生！”，并且翻开了石头下面刻着的话，看到了包打银的信息。
.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善不为官堪称中国人必读的国学经典——《增广贤文》，不仅是中国古人几千年生活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
《增广贤文》大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作者不详，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
这部书的内容取材于民间谚语和各家典籍中的名言佳句，通俗易懂，脍炙人口。
虽然是古代儿童启蒙的一种书目，但其中为人处世的道理，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
可以说是中国人随身携带的人生之书，口袋里的处世哲学。
《增广贤文》是一部蕴含哲学道理的古代经典著作，作为国学经典之一，虽然，字数不多，但却蕴含着中国几千年思想文化精髓，而且，《增广贤文》虽成书于明代，在清朝得到了修订增补，但是，其中的道理放在今时今日再看也毫不过时，其间集结了人际交往、金钱观念等多种多样的社会潜规则，还揭露了人性现实。
不仅如此，有些经典名言太过直接，字字珠玑，道破人性，直指人心，丝毫不留任何情面，让人有一种如梦方醒的感觉，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实在是令人叹服！据说，不同的人读《增广贤文》都会有不通过的体会，不过，它始终教给我们的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读到《增广贤文》“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情不立事，善不为官”这句话时，一直不明白有什么深意？后来才知道不当当是字面的那些意思！里面蕴含了很大的深意！“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情不立事，善不为官”，前两句出自《增广贤文》，后两句流传于现在网络中，有人说也出自《增广贤文》释文中。
慈不掌兵，比较容易理解，古代最会用兵的孙武接受吴王考验，就选宫中美女练兵。
大家嘻嘻哈哈的以为是游戏，孙武三令五申后果断将两个美女队长斩了，吴王求情也不好使。
然后再次擂鼓练兵，美女们都一丝不苟完成口令指示，就如同在老兵一样。
吴王一看孙武是真有本事，不但能写《孙子兵法》还能真刀真枪开干。
话又说回来了，孙武慈爱一点，怜惜美女一些，恐怕吴王还认为他是浪得虚名色狼呢。
到了战场上两军对垒死人是常有的事，在生死攸关时刻，统帅如果有妇人之仁，恐怕会面临全军灭亡的结局。
古代十大谶语古代谶语，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种预言性文化形式。
在古代，它曾是天子阅兵时预测天下时局的手段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谶语已成为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社会人文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众多的古代谶语中，最为著名、影响深远的应该是“古代十大谶语”。
下面，我们来分步骤阐述这十大谶语。
第一大谶语：黄帝内经，谶曰“九气十养，十养之君，阴阳不辨，疫在其中。
缩口肺，风疾首，不可豫治，此为天疫”。
这个谶语是对疫情的预测和措施说明。
黄帝内经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医理论和预防疾病的方法，对今天的疫情防控仍有参考价值。
第二大谶语：周易，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这个谶语预示了宇宙的创始和轮回，代表了古代先民追求天人合一的愿望。
对于中国宗教、哲学、文化、建筑等方面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大谶语：诗经，谶曰“宾斯宫，綦嬴之宫，在燕丹之隅。
昔我往矣，钓于此渚。
今我归矣，观于四周”。
这个谶语是周公时期诗经的一部分，描绘了王者的宫殿和景致。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礼仪的形成和传承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大谶语：孟子，谶曰“孟母三迁，其志乃远，所以成材”。
这个谶语旨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与“教育关系民族”的论调相对应，孟子也是古代中国思想史上比较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第五大谶语：老子，谶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个谶语是老子哲学思想中的代表性内容之一，旨在描述道的无限性和言语的局限性。
影响了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的发展。
第六大谶语：荀子，谶曰“说若六经，远举贤圣，治国无方不在于此”。
这个谶语舒展了荀子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理解。
荀子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七大谶语：孔子，谶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这个谶语强调道德和信仰对于人生的重要作用。
作为古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之一，孔子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八大谶语：唐·李商隐，谶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1。
必要性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有的学生外语很好，就是不了解《史记》《左传》导致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自然很多，如汹涌澎湃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实用功利主义的驱使与影响，如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渗透与制约，等等。
然而，其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承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或迷失，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国学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忽略或偏激的态度多年来重理轻文的价值取向，忽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借鉴，其潜移默化的结果，是文化迷茫的触目惊心，道德滑坡的愈演愈烈。
这一点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
国学教育有利于学生吸收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国学没有现实意义的说法，其实正体现出了一种功利的社会文化对国学教育的冲击。
我们的教育非常的功利化，只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而对于文化底蕴的奠定，对于人格的提升，对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都非常的缺乏。
而狭隘的教育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可能是高素质、有创造性的人才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儒家所倡导的“德治仁政”治国理念，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哲学思维，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文化精神，兵家所阐发的“避实击虚”行为科学，均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为中国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庄子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
”真正优秀的思想文化，是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它的某些内容，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然而它的合理精神，却超越时空的界限而亘古常青，生机盎然。
历史不能割断，文化无法终结，新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传统为资源，否则便是数典忘祖重振国学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国学是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
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
了解和熟悉本国文化经典，是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
360汉语国学
360汉语国学是一个从古至今涉及多学科的汉字文化的宏大课题，既有深厚的根基，又具有宽广的视野。
“国学”所指，隐喻着广阔无
垠的文化空间，深藏在文化深处的国学精髓正是360汉语的核心所在。
360汉语的核心，主要指的是汉字文化，独特的汉字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根基，是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所在。
汉字文化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各种汉字文化元素不断发展壮大，它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迁，而且也体现出文化的深度与丰富性。
360汉语的国学，主要涉及汉字的发展、书法绘画、诗词古典、礼仪规范、家庭生活习俗、汉字符号与文艺复兴、社会语言文化等多种学科。
其中，汉字发展历史可以回溯到夏朝以前，这段历史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古代文化，影响着后来的汉字文化发展。
从书法绘画、诗词古典、礼仪规范等方面，汉字文化在形成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被称为“千古一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另外，汉字文化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古典文化上，也反映在社会语言文化上。
汉字的变化、传统习俗的演变，在体现汉字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传达出中华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例如，汉字的变化可以用来描述时代的不同，汉字的书写方式在古代发展到今天也发生了变化，而传统习俗的演变又能够体现出当下人们的价值观。
最后，360汉语国学不仅体现了汉字文化的变迁，也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深度与丰富性。
汉字文化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古老文明，深刻影
响着中国传统文化，也塑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空间。
360汉语国学涉及多学科，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也是很多研究中心的重要研究内容，它的研究是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探讨汉字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民间故事】“包打赢”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包拯的官员，他非常聪明能干，治理得当，深得人民拥护。
一天，有一个农民因为土地被邻居侵占而来到包拯面前，请求他帮忙解决。
包拯先询问了农民的情况，得知邻居私自占用了他的土地，而且还说这块土地是他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没有任何证明的说法。
包拯听了后觉得这么做太不公正了，于是就根据现行法律，依据证据判定了这块土地是农民的，邻居必须还回去。
邻居听到这个决定后非常不开心，他想出了一个阴谋，准备诬告农民盗窃他的财物。
包拯再次接到农民的求助，他先进行了调查，发现那财物的确在农民家里出现过，但是农民老老实实地向他解释说买来的，并不是盗取的。
包拯从他的回答中感觉到农民的诚实与真诚，于是他下定决心为他洗脱污名，找到真凶。
接下来，包拯开始了长时间的调查和历程，走访了很多人，事实上，真凶是邻居的儿子，他向包拯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包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单纯地追求判决结果，而是愿意亲历整个事件，亲自接触、关心受害者，亲自追查密探凶手。
最终，他发掘出案件的主要线索，并为农民免除了公平之祸。
这个事情传开后，人们对包拯赞誉有加，并戏称他为“包打赢”，毕竟他的能力和智慧让人们敬佩不已。
从此之后，“包打赢”的名号便伴随着他一起流传至今。
他的英明决策、公正执法，深受广大人民信赖和敬重，是中国传统正义文化的优秀代表。
孙子兵法里统万城之争的读后感
兵有诈，俗话说兵无常，以诈为道。
士兵们要出其不意地取胜。
用武之道，举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第一、破军次之；全旅最好，破旅次之；全军最好，残兵次之；下一个。
上策是让敌人彻底投降，下策是消灭敌人。
军人，国之大事，生死之地，生死之道。
与兵作战，是国之大事，事关国家存亡。
所以，用兵一定要慎重。
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导致亡国的命运。
俗话说，大军覆灭，国三分天下，天下皆笑。
忽视军事问题将导致国家垮台。
率军作战，首先要确保自己不败，然后再寻找战士来打败敌人。
如果你能战斗，你应该假装你不能。
敌人远了就装近，敌人近了就装远了。
战前最好上战场，先到者有优势。
部署兵力要注意充分利用地形等自然地理优势，居高临下才有优势。
总之，善于战斗的人，可以不战而败。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一点。
孙子看完孙子兵法有什么感想？
读完《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经典，
也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孙子在书中揭示的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不仅受到军事科学家的推崇，而且在经济领域、领导艺术、生活追求甚至家庭关系等方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初读《孙子兵法》时，只觉得晦涩难懂，但再读《孙子兵法》时，脑子里就开始想，好像是这样。
现在，我又拿起了《孙子兵法》，想写一些与我的职业相关的感悟和东西。
商场就像战场，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
《孙子兵法》是从战场上衍生出来的理论，所
以在市场上，我们可以通过改编来理解，很多理论和原理可以借鉴。
惊世应验的赵烈文预言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
’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
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
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他认为，清政府恐将彻底灭亡。
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
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
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并未反驳。
沉默很久后，曾才
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国学包打天下是一种灾难浮生何所寄欧风美雨中的虚弱与焦灼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已经断断续续地作了一百六十多年。
到了国力日益强盛的今天，每个人都在迫切地期待着民族的复兴。
各种宣传广告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一类不学无术的说辞，就是当今“民族复兴”一词被肤浅理解的注脚。
而一个渴望复兴的古老的民族面对现实和外来的焦灼心态，也日趋明显：自从1840年以后至今，我们每个人所能创造出的文化资源，必然受到西方外来文化以及1840以后本土新思潮二者的影响。
按一些激进国学家（如蒋庆）的安排，纯然依照孔孟之道来认识社会、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不可能。
而一旦接受了外来与新生，又害怕失去本民族的特色，成为了没有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殖民地。
毕竟，我们是“复兴”而不是“勃兴”，我们“先前比他们阔多了”。
一个有着过于灿烂光辉历史的民族在面对现实的困窘时的确没有日本、韩国那样容易放得下。
现在特定语境当中的“国学”观念与理论，所折射出的就是这样一种焦灼。
此故，在“国学热”当中，有种论调颇为就有代表性：“现代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天天在要求现代化。
现代化不就是西化吗？把整个的思想按西方的观点来大卸八块，中华文化不但没有复兴，反而越发地死得快。
……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西洋的影响，没有能真正掌握住中华文化的灵魂。
”以上的论点说白了，就是将“从西方传入”当成了本质上的“西方”，与中华文化不可调和的“西方”。
而忽视了一些社会基础性价值的普适性，也忽视了文化的包容性和交流。
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活力的水域不是娃哈哈公司的纯净水储存池，而是有污泥、有毒菌、有浊浪、时时刻刻被海洋生物代谢物污染着的大海。
一个文明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动力不是一种精神洁癖，那种洁癖只能说明一个文明已经虚弱到了免疫机能低下的地步。
而在相当数目的国学家眼里，西方传来的文化与思想就只能起到破坏和摧毁中华文明的作用。
这其间折射出的对自我民族的不自信，也是颇为值得玩味的。
而事实证明，1840年以降，本土新创造的文化都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的中华传统，其中却不乏优秀杰出的成果。
以至于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在文学成就还是思想成就上，都创造了今人难以始及的高峰。
很多二十年代初的自由知识分子，比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自然是鼓吹自由、民主、科学等“西方观念”的代表。
也是“没有能真正掌握住中华文化的灵魂”的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爱弥儿》相比，《尝试集》与《神曲》相比，《庶民的胜利》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相比，在精神内核和社会效果上，真的能一致？就像黑格尔说的，“你走吧，你走不出你的皮肤！”吸收了西方的观念之后，那些中国文化、思想巨人的创造仍然植根于中国，属于中国。
自此以后的中国人恐怕也只能随之前进，因为中华文明独立、自然演进的历史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打破。
往者不可谏，学习西方也没什么丢脸的。
如果西方也抱着国人的面子心理，什么时候才能离开手抄圣经，沙盘画字的冷兵器时代，更别提日不升还是日不落了。
而日本呢？从1865年就一心一意地跟着西方闹革命。
到头来，鲜明的民族特色不张嘴都能从一堆黄皮肤黑头发的人里冒出来。
其实只要中国这个人口基数还存在，民族和民族特色是不会消亡的，只是其消极面和积极面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相互替换，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所以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成了投机取巧，家庭观念重成了任人唯亲，也不是西方导致的民族特色的“消亡”，而恰恰是消极面在社会转型和制度缺失之下的爆发。
以日本为鉴，以中国现代思想史为鉴，担心成为西方的精神殖民地这样虚弱的焦灼心态，不唯体现了一部分“国学”家对自我民族的不自信，也是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的。
慈禧太后的悖论浮生这里有一桩清史旧案：慈禧太后执掌权柄干涉立储的时候，违背了前代皇帝的很多祖规。
于是许多满族大臣就进谏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而慈禧太后却冲口而出：“祖宗之法不可变？我一旦死了我也是你的祖宗！那我现在活着，我的话你听还是不听？！”慈禧诚然蛮横，但按当时社会主导思想的根源来推断，慈禧未必错误。
尤其对比时至今日国人对待传统的态度，慈禧未必孤独。
弘扬传统，为什么弘扬传统呢？就因为它“传统”？换言之，就因为它足够古老，足够“祖宗”？这样就成了不论思想本质优劣的论资排辈加包办婚姻了。
可是现今的“国学热”没有公开反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其实质却往往成了因为这是民族的传统，所以我们就应该继承。
是祖宗，话就得听。
却绝口不提“慈禧”也可以是“祖宗”。
退一步讲，就算这个祖宗是我们的骄傲，也没有非弘扬其不可的理由。
向祖宗学多学少学什么，也都要“深思之，明辨之，”不能不假思索地“笃行之”。
况且，今人以不以祖宗为骄傲，与今人能否创造出新的骄傲，显然没有什么必然的相关。
君不见美利坚民族无君无父无传统（别跟我提五月花号和WASP。
搁咱们这个行市，才三百多年前的事情也好叫做传统？）这样的“三无产品”居然一路生机勃勃高歌猛进，以洋为鉴，可以知兴替。
由是观之，黄白虽有别，人种总无异，关键还是看一个民族有没有创造力。
如此一味强调“弘扬传统”，到底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太辉煌了，还是因为我们这些后人除了传统外没什么新东西可辉煌的了？真的如《可兰经》所说，“先知在暗夜里放飞了萤火虫，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黑暗”？以此类推，崇洋媚外和弘扬传统好像是冲突的。
但是如今“国学热”里一窝蜂似的“少儿读经运动”等等，不也是“是祖宗，话就得听”的翻版么？崇洋媚外和唯传统应弘扬，一个唯外，一个唯古，都丧失了独立的认知能力，丧失了中华民族传统中最为可贵的实用理性。
连格物致知，实事求是这点“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也来这句吧）也无法活学活用，却还在热气腾腾的“国学运动”中坚持鼓吹要“重建中华民族的信仰与希望”，真是让浮生顿发“知难行易”之慨了。
历史——“由谁负责”与“能否期待”浮生这里还有一则真伪莫辨的轶事：据某君言，其还是大学生时，也有幸聆听“国学家”蒋庆先生的一次讲座。
主题自然是宣传儒家学说的作用和重要性。
结果讲座结束后某君冲到讲台前去问蒋先生：“《红楼梦》那个年代，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康雍乾盛世。
但是儒家精神如何能解决宝黛爱情的悲剧呢？如何能解释钟鸣鼎食之族、花柳繁华之地女子们的不幸命运呢？”蒋庆先生很有风度地笑了：“那些悲剧可不能由孔子来负责呀！”以上轶事且不论其真假，单论其提出的问题，既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国学热”中的“国学”理论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那么就应该对中国历史有起码的认识。
但是，纵观上下五千年历史，在“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生对妻子和女儿畸形的小脚无动于衷或欣赏把玩的时候；在幼年皇帝与被阉割的小太监陪读一同背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时候；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社会里全体人民以郭巨埋儿为学习榜样的时候；一种酸楚而悲怆的质问就产生了：儒学能做到什么，又对什么无能为力？在那些典雅的文言文字句的缝隙里，我看到了多少无告者的斑斑血泪。
而卷帙浩繁的经史子集本身，也在骇人心目的文字狱之下被阉割，被异化。
当封建皇权的屠刀迫使文化成为婢女，所谓的“学”无非也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
“国学”，我们能期待什么又不能期待什么？答案已经写在了“二十四姓之家谱也”的史书上。
的确，这一切不应该由孔子孟子来负责。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种“光荣”传统是与残酷而虚伪的专制制度不相冲突的。
诚如余秋雨所说，不要对文化抱有太大的希望，相反，应该抱有足够的清醒与警惕。
“文化”的排恶力太低了。
而这个论断，也同样适用于儒学或说现今特殊语境中的“国学”。
轰轰烈烈的并且受到诸多社会人士、“国学家”推崇的少儿读经运动也与此相映成趣。
少儿读经就可以为全体国民“重塑民族精神”“重建信仰与希望”“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解决中国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作者蒋庆）“殊不知古往今来，尚未见有人拿着一本《论语》能让杀人犯放下屠刀，拿着一本《孟子》能教皇帝放弃霸道实行王道，拿着一本《传习录》能使那些伐木者放下大刀。
”（2007年1月10日《南方都市报·“国学热”中的蒋庆》，作者陈愚）而与此同时，这样一些口口声声说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人，连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真是“岌岌乎殆哉”了。
都说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咱们中国别的不说，历史还是有的是。
可是以上那些“国学”理论本身，不也恰恰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史学（史学也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缺乏认知、不知借鉴的活例子么？对历史的无知，恐怕正是相当数目的推崇和鼓吹“国学”的学者对一个绵延几千年的古老学说不知反思和整理的原因之一。
如此不知“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让《礼记·中庸》的整理者孔老夫子看了，也要大摇其头的。
西方——逻辑不通与包打天下前文所述的，是“国学”家面对中国历史时的无知，以及所导致的其面对“国学”本身时反思和整理的不足。
那么，“国学”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又如何呢？不妨仍以赵文为例，浮生也来谈谈“西方人反对虐待儿童的运动”所产生的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和“破坏”。
浮生虽然是孔子鄙视的“女子小人”，但还记得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洋夷虽为生番，也是人类。
西方人反对虐待儿童，虽然“是在人家的文化背景下的一个吻合的产物”，亦是发恻隐之心之故。
总算是不违亚圣之教。
不知道怎生传过来就一定会硬生生地破坏了亚圣故乡的文化，以至于“在文化上的冲击和挑战”会是不知怎么地大。
不知孟子重生，以为当否。
这样将中外之别扩大化处理，将普通的社会现象看作威胁的心态，就不仅仅仅是一种虚弱的焦灼，而演化成了一种盲目的极端情绪。
如果“国学”家连“君子和而不同”的气度与“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精神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延续儒家文化的光辉传统呢？非唯此一例，在我所查阅到的“国学”宣传中，论者对待西方的态度，大抵总是在以下两处逻辑混乱和偷换概念的。
首先，总是强调西方是以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却绝口不提入侵中国的西方侵略军和卢梭、伏尔泰这些人的思想有什么正相关。
这无疑是将烧死布鲁诺的教皇与《圣经》的思想相混淆的认识。
其次，是对于西方人创造出的社会科学成果的偏见：认为社会科学是这一百年才发展的，当然都是西方的东西。
把这套外国的东西挪过来之后，来解读中国的社会现象，不合适。
反而导致了外国人有能力预知中国人怎么思考，西方人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剥夺了中国人知己知彼的能力。
这样的“国学”理论，就把认知对象和认识世界的方法混为一谈，殊不知既然是社会科学上认识世界的方法，谁首创都无所谓。
否则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采用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法国西班牙丹麦南非的学者便连读都不敢读，更别提借鉴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