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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解决方案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
然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住房和教育问题等一系列困扰他们的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首先，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很多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待遇，例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推行全民参保制度，确保所有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都能享受到完善的社会保障待遇。
此外，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保证基金制度，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是保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举措。
其次，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亟待解决。
随着城市发展的扩张，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住房问题逐渐突出。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住房的保障力度，建立适应农民工住房需求的公共租赁住房体系，提供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以减轻农民工的住房负担。
同时，加强对农民工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民工的居住舒适度和生活品质。
除了社会保障和住房问题，农民工的子女教育也面临一系列困难。
由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稳定性较低，他们的子女面临着接受教育的难题。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强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政策扶持，确保他们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同时，建立健全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体系，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机会，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条件。
此外，加强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关注和培养，提供相应的教育帮扶措施，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和未来发展机会，有助于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最后，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加强各方的沟通和协作。
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加强对农民工问题的了解和关注，建立起多方合作的机制。
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提供经济支持和法律保障；企业应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和岗位晋升机会；社会各界应加大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帮助，提供更多的公益服务。
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与解决策略引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蓬勃展开。
然而，农民工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制约城市化进程的一大瓶颈。
本文将探讨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一、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1.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加剧。
相对的低工资和缺乏稳定的社会保障，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承受巨大压力，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困境。
2. 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农民工离乡背井，放弃了农村的土地资源，导致农村经济发展滞缓，产业结构失衡。
此外，城市中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也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加剧了城乡差距的拉大。
3. 社会稳定问题的威胁农民工在城市中形成了庞大的“新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社会保障和待遇问题备受关注。
由于缺乏稳定的工作和住房保障，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参与感不断降低，进而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的问题。
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策略1. 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建立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体系。
应当制定更加明确、可执行的法规，加强对工资、工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监管，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2.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资源投入和扶持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吸引农村劳动力在家乡找到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压力。
3. 提高农民工待遇和社会保障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实现工资、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保障。
同时，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提升其就业能力和竞争力。
4. 加强社会各界的协同合作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加强合作，共同解决农民工问题。
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提供政策支持，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和提升机会。
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结论: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的影响和应对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其中许多人在农村生活。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逐步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指从农村流入城市就业的工人）涌入城市，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农民工问题也是困扰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农民工问题的现状农民工是指来自农村地区，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的工人。
他们到城市打工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却非常艰苦。
除了工作之外，他们往往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因此缺少支持和帮助。
他们的工作环境往往也不好，无论是工资、工作条件还是待遇都不如城市居民。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的户籍制度。
根据现行户籍制度，每个人的户籍和社会保障都与出生地和居住地高度相关。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没有城市户籍，他就很难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
因此，许多农民工只能在城市承担较重的工作，但是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和保障。
二、农民工对城市化的影响尽管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事实上他们也为城市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中的主要劳动力。
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建筑都是由农民工建造的。
农民工的大量流入也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此外，农民工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由于他们在城市没有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而且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往往较为孤寂，他们很容易被包括黑心中介在内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在一些城市，农民工因为诈骗、流浪等问题经常成为治安的隐患。
此外，许多农民工在城市买房、置业等方面也遇到了许多障碍。
三、农民工问题的应对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和权益。
此外，政府应该制定一些相关的法律规章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正确处理农民工问题，还需要充分的社会参与和支持。
学界、媒体、受援团体和普通人民也应该积极关注农民工问题并进行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农民工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影响与调整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农民工是指来自农村地区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农业人口。
他们大多数来自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出于生活所迫，来到城市寻找更好的生计。
然而，农民工问题不仅涉及到他们个人的就业和生活状况，也对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制度改革。
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的来源，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他们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推动了工业和服务业的迅猛发展。
农民工的就业也带来了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为城市提供了人力资源，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较低，他们能够承担一些低收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令城市工业的产出成本降低，提高了城市工业的竞争力。
然而，农民工问题也给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与问题。
首先，农民工聚集成为城市中的底层人口，他们往往面临低收入、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到城市带来的公共服务。
农民工的子女教育也成为一个困扰他们的重要问题，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很难获得和享受到完全的平等待遇。
其次，农民工的进城就业也导致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流失和农业生产的衰退。
农村地区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农业生产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农村人口的收入来源减少，致使农村经济面临困境。
这也加大了城市对农产品的依赖，城市需求无法通过农村提供足够的供应。
针对农民工问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首先，要加强劳动权益保护，建立健全城市工资制度和劳动标准。
农民工应当享受和城市职工同等的待遇和权益，福利和社会保障应该得到保障。
同时，应加强劳动监督和权益维护机构的建设，保障农民工的劳动合法权益。
其次，要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平等化。
建立健全的农民工市民化机制，打破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隔阂，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
这将有助于减少城市社会的二元结构，建设更加和谐和平等的社会。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分析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进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了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然而，城市化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农民工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本文将从经济、社会和政策等多个角度来分析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并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途径。
首先，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产生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吸引了大量农民工的涌入。
然而，由于技能不足、文化程度低和工作经验缺乏等原因，农民工往往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和低技能工种，收入稳定性较差。
此外，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较低，往往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层，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这使得他们面临着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其次，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也涉及到社会层面的因素。
农民工的大量涌入给城市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
比如，由于农民工的大量进入，引发了城市住房和交通的压力，造成了城市资源的不均衡分配。
此外，农民工的离乡背井，背离了传统的乡土文化，使得他们在城市中面临着文化和心理的适应问题。
而且，与家庭的长期分离也给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衍生出了离婚率攀升和儿童留守等问题。
再次，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还需要政策层面的关注与解决。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民工的保护力度，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同时，应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吸引他们回到家乡投资，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之间的互补。
此外，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素质，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工作环境。
此外，社会各界也可以积极参与到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中来。
企业可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职业发展机会。
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开展关爱农民工的活动，提供心理疏导和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群体，他们从农村涌向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他们的身份认同、社会融入以及生活状况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因此，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背景与现状1. 农民工市民化的背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农民工是指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但户籍仍在农村的劳动者。
他们大多从事着城市中的低技能、高强度的工作。
随着城市生活的深入，他们逐渐形成了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依赖感，对市民身份的渴望也日益增强。
2.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尽管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
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问题限制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同时，由于缺乏城市生活的经验和技能，他们在城市中的就业和生活面临诸多困难。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1. 制度因素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制度因素。
这些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对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
2.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要求他们具备更高的技能和素质。
此外，经济收入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保障。
3. 社会文化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城市文化认同、社会融入等。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需要逐渐适应城市文化，形成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他们也需要与城市居民进行交流和互动，实现社会融入。
四、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1. 改革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制度保障。
同时，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2. 提高经济收入通过提高农民工的技能素质、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
农民工问题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隐患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然而，农民工问题也随之而来，给城市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隐患。
本文将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探讨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隐患。
经济方面，农民工的存在给城市经济带来了诸多问题。
首先，农民工的低收入水平往往导致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的消费体系，限制了他们对城市商品的购买能力，影响了市场需求的释放。
其次，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待遇相对较差，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例如工人罢工事件的增加以及劳资纠纷的日益严重等。
此外，农民工作为暂时性人口，他们在城市中缺乏稳定的居住和社会保障，这也加剧了城市社会的分层和不公平现象。
社会方面，农民工问题给城市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给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卫生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特别是在人口规模庞大的大中城市，基础设施的滞后和公共资源的匮乏已成为一项棘手的问题。
其次，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教育体系中面临诸多难题，例如学校招生政策限制、学历认证和公共教育资源不均等，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教育差距和社会不平等。
此外，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社会参与度相对较低，这也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
环境方面，农民工问题对城市环境和生态系统同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农民工集中居住的住区往往基础设施滞后，环境卫生状况较差。
大量人口密集在有限的生活空间内，垃圾处理和污水排放等问题成为城市环境的突出难题。
其次，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往往较为简单，他们倾向于选择便宜、低质的生活用品，这增加了城市垃圾的数量和质量，给城市环境带来了一定的污染。
此外，农民工的非法建筑和未经核准的扩张行为也对城市生态系统带来了一定的破坏。
综上所述，农民工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隐患，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
城市管理者和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和解决，确保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
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综述农民工是指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者。
他们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在城市中的融入问题也备受关注。
本文将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从多个角度探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融入问题，以期为今后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概念和意义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工作和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与城市居民之间融合的程度。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是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它影响着城市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旨在探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地位、权益和社会参与程度，以及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制度政策因素等多个层面。
个体因素包括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和社会网络等因素。
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农民工的家庭背景、家庭关系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
社会环境因素涉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城市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服务资源等方面。
制度政策因素包括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融入程度。
目前，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些研究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和就业问题，探讨他们的职业发展路径、工资待遇和就业权益保障等方面。
一些研究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和文化适应问题，探讨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生活习惯和文化认同等方面。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权益保障和社会保障问题，探讨他们在城市中的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困境和需求。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参与问题，探讨相关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和社会组织对农民工的帮助等方面。
针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解决方案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城市化率稳步提升。
然而，这一过程中，农民工问题逐渐凸显。
农民工是指在农村户口，但到城市地区从事非农就业的人员。
他们将家乡的田地与亲人抛在身后，来到城市谋生。
然而，由于缺乏城市户口、教育和技能水平的限制，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着诸多问题。
本文将聚焦于这些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首先，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住房。
他们通常只能租住简陋的住所，居住环境差，生活条件艰苦。
因此，政府可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和公租房。
此外，政府还可以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开发更多适宜农民工居住的公寓式住宅，并提供相应的住房补贴和补充福利措施。
其次，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也亟待解决。
许多农民工的子女随父母来到城市，但由于户籍和学校限制，他们往往无法顺利接受教育。
因此，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建设更多中小学，并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
同时，可鼓励城市学校开展特殊招生计划，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更多上学机会。
此外，社会组织和企业也可以参与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支持中，提供资助和奖学金。
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同样需要解决。
农民工往往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技能要求低的工作，缺乏职业发展的路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可以加强技能培训，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帮助农民工提升技能水平。
此外，可鼓励企业与农民工签订长期就业合同，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和职业发展路径。
另外，政府还可以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为农民工提供返乡创业的机会，促进城乡经济融合。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亟待解决。
农民工往往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待遇，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
因此，政府可以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他们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
这可以通过建立农民工社保账户、降低社保缴费门槛等方式实现。
同时，鼓励企业为农民工购买商业保险，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
最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也需要重视。
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欺压和剥削。
农民工与中国的城市化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白南生教授讲座内容：2008年10月30日晚上7：00，在渝北校区3203教室，中国人民大学白南生教授为我校师生展示了一场高质量的讲座。
在本场讲座中，白南生教授围绕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分析了我国工业化到城市化的过程，并综合国外城市化的几种典型方式，提出了农民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核心问题的观点。
具体内容如下：白南生教授首先谈到了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背景。
他指出，在我国整个城市化长期低于农业化，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正好是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很独特的一个方式，几乎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方式。
因而这个问题构成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核心问题。
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所谓城市化达到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半城市化。
为什么说是半城市化呢？因为并没有真正完成这个转移。
白南生教授接下来从这三个方面为我们详细剖析了中国城市化与农民问题。
在谈到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背景问题时，白南生教授用一系列详实的数据来举证自己的观点。
他指出，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普遍都是高于工业化的，因为大多数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是集中在城市里的。
而第三产业，实际上它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它可能是很低级的第三产业，比如路边擦皮鞋的，擦车的，甚至讨饭的，它都归为第三产业。
经济发达了以后，第三产业仍然占经济大头，比如在发达国家，娱乐业、信息产业、金融业、保险业、包括这个公共管理，都叫做第三产业。
有人说这个叫第三产业不合适，或者说叫“三点五”或“第四产业”。
按照传统的三种产业来分，它们应该都叫第三产业。
城市里既有工业又有第三产业，因此城市里人所占的比例自然会超过工业化率，也就是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可是中国城市化却是常年低于工业化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在割断阻碍城乡间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实现的工业化。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二十八年以来，我们基本建立了一个稍微完整的工业化基础，虽然那时候在说我们要改革，经济都快到崩溃的边缘了，我们自己认为一团糟，可是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们却非常羡慕中国，经过20多年工业化能打出这样的基础来。
从1952年到1977年，工业化水平大概从18%增长到44%，也就是说工业化水平涨了二十六个百分点，占到整个GDP的44%，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全世界来看都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了。
可是我们工业化的就业率并不高，相对于44%的产值来说，在工业领域里就业的人只占18%。
我们的城市化水平是从1952年到1977年，增长不到6个百分点，而工业化涨了二十六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说的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
实际上很自然地讲，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自然有些农民会转到工业化来，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产值占GDP 的比重越来越大。
既然工业的产值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显然主要会压缩农业的产值。
同时在农村务农的人，慢慢地转到工业，转到城市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是在一种控制得非常严的情况下，限制了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业化。
在78年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从1978年到2005年，整个城市化大概从17%涨到40%，这是一个很快的速度，而且近年来城市化水平开始超过工业化。
接下来，白南生教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率从1952年18%涨到1977年的44%多一点，后来开始有些下降，但基本上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的增长速度上，可我们的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差距最大的时候正好是在1978年，78年以后呢，两者的距离越来越短，直到2003年时。
2003年城市化率超过了工业化率大概0.1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两者渐渐合到一起了，后来甚至相交，这期间又存在反复，但是基本上是呈增加趋势。
农民工的流动，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在一个直线工业化的条件下。
农民工作为生产要素，他的自由转移被卡住了。
解放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清楚表明，中国的农民是自由的，那为什么事实上却没有呢？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这个问题在1950年到1977年间，分为几个阶段。
在解放初到58年这个阶段，是一个城市化进展很高的一个过程，我们所说的城市化从11%涨到18%，实际上在58年的时候已经涨到16%了。
58年到77年，基本上就没涨，仅涨了两个点，基本就没怎么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策，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当时都认为要学习苏联老大哥，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因此对城市化也就没有什么意见。
可是后来到1959年时出现了大起大落。
1959年到1966年是大起大落的时候。
有高的时候，曾经一年涨15.4%；可是低的时候，一年下降8.2%。
到了1966年到1977年间，变成一个异常稳定的阶段。
弹性值的标注是1，如果小于1，就意味着它是逐年下降的。
在文革中，城市人口是缓慢下降的，但是78年以后就开始上涨了。
城市化的弹性经过了一个剧烈的变化。
一会儿跳得特别高，橡皮球一样，一会儿又降得特别低。
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又趋于稳定，然后又慢慢涨起来。
虽然后面也有高低往复，但是它总的来说是稳定的、持续的。
这就是我们城市化后来一直往上走的一个过程。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曲折，实际上跟我们很多认识以及政策反复是一致的。
50年代上半年，我们对城市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可是到50年代末，随着大跃进以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出现了所谓恐城病，害怕出现城市的病，甚至出现了反城市化。
它们之间有过多次的斗争，但是大概到1959年后，城市化经历了一个剧烈的震荡以后，从6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反城市化的观点一直占了上风。
当时认为有多少粮食就能支持多少工业化和城市化。
而当时就是粮食不够，所以我们得放慢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脚步。
这期间到底有没有道理？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职工还不到一亿，在1959年以后，我们向农村返遣，通过动员，支援国家的农业建设、为国家分忧这种动员方式，动员了两千多万不到三千多万的职工回家，这个职工并不是今天的农民工而是正式职工。
白教授说曾经在一个村子里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奖状，上面写着的却是，某某某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毅然返乡。
下面盖有行署的公印和私印。
很认真的一个奖状，这个人活着就一直在农村，再也没有出去过。
当时承诺说困难过去了，还是需要让你出来的，实际上，零几年去看的时候，还在村子里面。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是不是真正因为粮食不够？白教授认为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
两三千万的人，离开了城市到农村，他们回农村不是去挨饿，他们到农村基本上仍然有饭吃，饿死人的实际上是跟政策有关，这关系到另外一个题目，白教授没有展开说明。
实际上他们回到农村，只是说，他们不吃统购统销的粮食了，所以说当时发生问题的是，统购统销粮食是一种制度问题，并不是说，拖了城市化的后腿。
到70年代80年代末，虽然城市化逐渐开始加快。
但是有个很严厉的政策，从那执行以后，控制了20年。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这个方针限制了很多城市的发展。
大概到90年代末20世纪初，这个制度才被彻底去掉。
另外，当时农村的乡镇企业突起，人们开始幻想，既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那么我们能不能完全走一条跟西方完全不同的路，用乡镇企业就地解决农村城市化的问题？这是当时的一个幻想，加上当时流通领域逐渐放开。
但是这个时候80年代出现了特别重要的事情，即城市打开了一个小缝，农民把这个缝越挤越大，什么道理? 当时是在计划的情况下，人的行为是严格限制的，不但他们出来打工要严格限制，没有介绍信，也就没有诚信，人们根本出不来，甚至出去要饭，也需要公社的介绍信，否则人们走不远，走不了，即使走出去了也会被遣返回来了。
在当时除了这种控制外，还有一个原因，人们到城市以后，其他生产要素是被控制的。
能源、生产资料都是被控制的，那么一个工厂相当于一个车间一样，年初给你多少生产材料，年底你要给我东西，这些东西不是拿来卖，而是计划中就拿走了，交给商业部门。
当时整个是一个计划分配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经济上活动的空间是比较小的。
80年代以后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为了鼓励城市企业的生产，实行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企业在完成该任务的基础上增产的话，比如说增产了10%，那么就允许企业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进入市场流通。
换句话说即你所生产的东西，计划是国家的，增产的一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的，一部分是你自己的，国家给你自由流动的一部分，鼓励你积极地发展生产。
因为计划价格是比较低的，市场价格是比较高的。
这样就鼓励了生产。
企业逐渐在完成计划的同时有一部分剩余，因此一部分生产资料就开始在市场上流通起来了。
既然有了生产资料的流通，当然也需要人，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即农民可以自己进城，但是不能成为国家的负担，国家的统购统销的粮食农民不能吃，你必须要自己解决粮食。
在这个条件之下，这个门就打开了一个缝。
然后农民就越挤越多，挤到城里来。
这是80年代后期，尤其是84年以后发生的一个事情。
但是挤的过程中发生问题了，在1988年，发生了一次紧缩，很多建筑工人就被强制下马。
然后又遣返，很多农民工又回去了。
但是总的来讲呢，是80年代有了这个突破。
在90年代，在92或93年的时间，就开始出现了这么一个词，叫民工潮。
民工潮最早是记者的一个说法，民工潮是什么呢？指的是春运期间，农民工多得火车都承载不了。
实际上从公共管理和政府管理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词是带有一定贬义，他们认为冲击了我们正常的运输，正常的资源调配和能源的运输。
在那之后，就有很多人开始研究农民工。
大概到了90年代后期，政府才开始逐渐重视这件事情，开始不把它看成是一件坏事。
过去都讲有序流动，所谓有序，即是由政府组织。
劳动部做过一个很严格的调查，他们主张有序流动。
这个调查在国内是由周期容教授，国外由加奈尔和松丽娜，加上福特基金的资助，一起做了这个调查。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发现所谓的有序流动只占5%。
他们自己做的一个严格抽样，更不到百分之三点几，从此他们也不敢说不是有序的就不该流动，因为当时的农民工有人估计四千多，五千多，六千多万，我们估计已经到八千万了，这么大的流动带来的经济上的活动这么大，谁也不敢叫留下5%，剩下的95%回去。
其实任何政府也没有力量去组织这95%的人重新出来。
因此到这个时候，政府的政策也就越来越放宽，尤其是这个时候，逐渐从在政策上打压农民工到开始中性地讨论农民工，到最近几年开始同情农民工，开始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整个政策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当时在9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事情，城市的国有企业，开始了用工制度的改革：下岗失业。
城市的下岗失业，对劳动力有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我们要解决城市人的问题，至于农民工大都是外地人，比如安徽人到了上海，上海就说你们安徽人就不就业跟我们无关，我关心的是上海人的就业，所以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些很怪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