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290张栻1133—1180年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谥曰“宣”，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历任知静江府、知江陵府等职，皆政绩卓著。
南宋景定二年（1261），从祀孔庙。
张栻勤勉精思、见识宏博、践行笃实，在道学、政事、教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最大。
他发展宋代理学，确立理学中最盛的湖湘学派，并促进宋代蜀学的持续发展；其爱国爱民精神和躬行践履思想，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创建的城南书院之学风，影响深远。
四川历史名人专刊291蔡方鹿：硬核理学家张栻 文/《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创生文化）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
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张栻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他是其中唯一的理学家，其学识名气皆超越朱熹。
他在与朱熹的“相与博约”中，发展了宋代理学，确立了理学中发展最盛的湖湘学派，并促进了宋代蜀学的持续发展。
“但是张栻所创造的价值又与其当今的名气极度不符。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蔡方鹿，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张栻，发表了自1976年以来中国大陆最早关于张栻研究的论文，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门研究张栻的学术著作。
蔡方鹿提到：“后世提到宋明理学，往往只是讲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程（程颢、程颐）朱（朱熹）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很少提到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
”实际上，张栻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
“我们四川在历史上只出了4位从祀孔庙的历史名人，张栻就是其中之一”。
张栻博学多才，在道学、政事、教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甚大。
他在潭州城南的妙高峰上，创建城南书院，教导学生。
又在34岁之际，岳麓书院重修之后，主教于此。
至此，他在湘江两岸的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之间往来教书，传道授业。
当时，前来求学人数之多，达数千人。
正是如此，张栻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成为一代学者宗师。
曾国藩简介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
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
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
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
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
曾国藩幼从父学。
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
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
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
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
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
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明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
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
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
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
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
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
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
朱熹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江西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父亲朱松是岳飞、秦桧同时人，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
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
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侨寓建阳（今属福建）。
曾任秘阁修撰等职。
主张抗金，并强调备战。
被主和派韩侂胄等目为“伪学”。
平生广注儒学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均有贡献。
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颢、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
其学认为：理、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又断言：“理在先，气在后”；“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
教学授徒五十馀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
又提出对自然变化的科学见解，如关于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说，如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
其学说在明清两代被确立为儒学正宗，并影响至日本等国，如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颇为流行。
其博览和慎思精神，对后世学者影响至深。
所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所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
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先后被授予左迪功郎、武学博士、朝奉郎、朝散郎，历任泉州同安主簿、秘书省秘书郎、知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直秘阁、薄提刑、江东提刑、秘阁修撰、江东转运使、漳州知府、湖南转运副使、潭州知府、湖南安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
朱熹游酢杨时是福建同被孔庙和周子祠从祀的三大理学家游良耀罗琴朱熹、游酢、杨时即是福建从祀孔庙和周子祠的三大理学家，又是被元代北京周子祠列为陪祀的六君子（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成员。
宋代福建是游酢杨时的道南之地。
游酢杨时从河南二程学得洛学后，回福建授学传道，开闽学之先河，把中华文化的重心转移到南方。
同时，由游酢经胡安国、胡宪，由杨时经罗从彦、李侗分别三传至朱熹集理学之大成。
在福建形成了理学的主要传衍学派，即闽派（闽学）。
并产生了众多著名理学家，除朱熹及福州乌山“九贤祠”奉祀的福建省历史上九位著名学者：游酢、杨时、胡安国、罗从彦、李侗、蔡元定、蔡沈、黄干、真德秀外，还有胡宪、胡宏、刘鑰、陈淳、游九言、蔡渊、叶味道等等。
历史上福建被从祀孔庙的有13人：（宋代）朱熹、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黄榦、真德秀、胡安国、蔡沈、陈淳、李纲；（明代）蔡清、黄道周。
（宋代之后，从祀孔庙的先贤，全国共44人，福建约占全国三分之一。
）历史上福建被从祀周子祠的只有3人：朱熹、游酢、杨时。
很明显，同被孔庙和周子祠从祀的是开闽学先河的游酢、杨时和集理学大成的朱熹，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一、朱熹游酢杨时先后从祀孔庙孔庙，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象征，是儒家的圣地。
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都要祭祀孔庙，以彰显国家对孔子及儒学的尊崇，从而维护儒学正统思想的地位。
明代学者瞿九思曾言：“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
凡能从祀孔庙者，都是官方及社会认可的大儒。
孔庙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又被称作文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先圣庙、文宣王庙，尤以文庙之名更为普遍。
其中南京夫子庙、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
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分布着2000多座孔庙，中国国内1600多座，而目前国内保存较好的孔庙只有300余座，列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1座。
从祀的人选，并非其生前所能控制，而是后人推举公议的结果。
曾国藩曾国藩（1811年11月21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
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分不开的。
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
这时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反革命武装不堪一击，完全丧失了抗拒革命大军的能力。
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1853年1月，清廷命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团练。
曾国藩顾不得守制三年的大礼，积极行动起来，开始了他一生反对太平天国的事业。
他知道，如果按照历来办团练的老办法，是对付不了大规模有坚强组织的农民力量的，因此他建议重新建立一支在绿营以外的正规军-湘军。
湘军的主要特点：一是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团结军队内部的纽带。
湘军的官兵，大抵都是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师生等关系挑选募集。
各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二是湘军的将领，大多选自受过孔孟之道熏陶，在科举道路上失意，一心想借军功猎取功名富贵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平日以程朱理学相标榜，把保卫封建统治秩序作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目标。
三是湘军以“卫道”为名，实际上却是一伙杀人放火的强盗。
在长沙团练的时候，曾国藩因杀人很多，就已经得到了“曾剃头”的绰号。
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
1854年初，湘军组成陆军十三营，水师十营，共一万七千多人，同年正式出师与太平军作战。
曾国藩以自己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檄文，诬称太平天国为“粤匪”，说他出来镇压革命，不仅是为了保卫清王朝，而且是为了保卫整个的旧传统。
张载——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面旗帜卢文远张载是我国北宋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关学的创始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丰富而深遂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对11世纪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载堪称我国古典哲学思想史上的一面旗帜，张载关学思想，是太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张载生平张载，字子厚，眉县人，祖籍大梁（河南开封）。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出生于长安，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逝世，享年58岁。
因为家居陕西眉县横渠镇，并在横渠镇设立书院讲学，故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
因张载弟子多为关中人，后世称他所创立的学术流派为“关学”。
张载祖上世居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曾祖生于唐末，历五代不仕，以子贵赠礼部侍郎，祖父张复，进士，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
父，张迪，进士，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任陕西长安县令，天禧四年（1020年）生张载。
宋仁宗时任殿中丞。
天圣元年（1023年）任涪州知州，赠尚书都官郎中。
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
时值张载15岁，次子张戬5岁，均年幼。
母亲陆氏携张载、张戬扶张迪灵柩越巴山，过汉中，出斜谷，欲归葬开封，但行至眉县太白山下横渠镇，因路资不足，无力继续前行，遂在横渠镇大振谷迷狐岭上选址安葬了张迪，从此便定居在横渠镇。
张载自幼聪颖过人，并有大志。
幼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
当时西夏常常侵犯宋西北边境，宋朝廷派兵抵抗，互有胜负。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初，西夏入侵，宋军抗击失利。
这对于“志立不群”、“慨然以功名自许”（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的张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少时即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并试图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从而为民除患，为国建功。
1041年，张载21岁时，写成《边议九条》，上奏时任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今延安）知州的范仲淹。
古今名人尊师重道的经典故事1:理学家杨时：程门立雪尊师典范“程门立雪”这一成语家喻户晓。
它出自北宋著名理学家杨时求学的故事。
杨时，将乐县人，四岁入村学习，七岁就能写诗，八岁就能作赋，人称神童。
他十五岁时攻读经史，熙宁九年登进士榜。
有一年，杨时赴浏阳县令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拜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程颐为师。
时值冬季的一天，杨时因与学友游酢在对某问题有不同看法，2:。
因子贡3:岳飞（谥号：武穆王），中国历史上著名战略家、军事家、南宋抗金名将，其军事才能被誉为宋、辽、金、西夏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
岳飞的老师名叫周同，据说他的力气很大，可以拉开三百斤的弓箭。
周同去世后，每到初一、十五，岳飞都一定会到老师的墓前祭拜，并且痛哭一番。
在痛哭后，必定会拿起老师所送的三百斤的弓发出三支箭才回去。
他这份念念不忘师恩的真情，正是他日后精忠报国的忠心。
4:汉明帝刘庄：放下九尊之躯尊师汉明帝刘庄，东汉第二位皇帝。
明帝在位期间，吏治非常清明，境内安定团结。
博士桓荣是汉明帝做太子时的老师，而明帝对老师一向非常的尊敬，后来他继位作了皇帝“犹尊桓荣以师礼”。
有一次，明帝到太常府去，在那里放了老师的桌椅，就请老师桓荣坐在东边的方位，又将文武百官都叫来，当场行师生之礼。
桓荣生病，明帝就派人专程慰问，甚5:魏王对老师不尊敬。
唐太宗十分生气，他当着王圭的面批评儿子说：“以后你每次见到王圭，如同见到我一样，应当尊敬，不得有半点放松。
”从此，魏王见到老师王圭，总是好好恭迎，听课也认真了。
由于唐太宗家教很严，他的几个儿子对老师都很尊敬，从不失礼。
唐太宗教子尊师也被后人传为佳话。
6:儒家学者魏昭：尊师重道终成大器东汉末年，有一位名叫魏昭的人，当他还在童年求学的时候，看到郭林宗，心想这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便对人说：“教念经书的老师是很容易请到的，但是要请到一位能教人成为老师的人，就不容易找到了。
”而郭林宗汗牛充栋，熟读各家典籍，乃是远近闻名的大儒。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是陆九渊、王安石、赵崇祯。
陆九渊(1139-1193)：陆九渊是宋宗朱千秋之子，他在宋元理学及道家
哲学上都有独到的成就。
他是宋明理学思想的奠基者，主张“以理定宋
明元化”。
他尊崇道家“老子”，重视道学中“德”和“修身”，主张尊孔尊孟，认为社会应以正义为主，以学习为准则，以慈悲谅解为原则，以
自然为参考，以公义为保障。
王安石(1045-1095)：宋朝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作为宋明理
学的奠基者，他深刻阐述了“气”与“知”的关系，认为“气”是行为之总本，而“知”则是制作行为之工具，气阴阳平衡，知可道行令。
他认为“道”是合乎自然规律与实践生活的真理，主张以实际行动使“道”得以实现。
赵崇祯(1056-1101)：赵崇祯被认为是宋朝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他认为，“惩治割据，尊崇孟子老训，考核官吏，议论决改法”是最能
促进社会进步的行为，推行内治外国的政策，促进宋明理学的发展。
关于国学人物张载简介张载，字子厚，其名字出自于“厚德载物”一句，人称横渠先生。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生平简介（一）张载(1020—1077)，字子厚，其名字出自于“厚德载物”一句，人称横渠先生，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卒于神宗熙宁十年，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关学创始人，理学的奠基者之一。
张载的父亲于宋仁宗时，在涪州(今四川涪陵)做官，死于疾病。
当时张载与弟弟都还年幼，与母亲一同护送父柩归葬，知道路途前方发生战乱，加上路资不足，难以返乡，最终将父亲安葬于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全家人也到横渠镇南大振谷口居住，后来“横渠先生”的名号，即来自于此。
张载少年时就对兵法有浓厚的兴趣，在当时，北宋西部边境经常受到西夏侵扰。
仁宗康定元年，西夏入侵，宋军抗击失利，庆历四年十月，宋朝与西夏议和，“赏赐”给西夏绢、茶、银等大量财物。
战争烽火对当时的张载来说是极大的刺激，他开始向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军务的范仲淹上书，请求对西夏用兵，并自告奋勇准备联络一些人去攻取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为国家立功。
学术思想（二）一、天道观“天道”一词早在商代《商书·汤诰》中已经出现，是《四书》的基本范畴，张载以《周易》为基础，认为“天即太虚”，天道就是“太虚”之气的运动变化，天象是天的现象，太虚是天的本质，至于“太虚”则是气的原始状态。
张载认为，气散的状态是气的原始状态，太虚之气弥漫在宇宙空间，当其从散的状态转化为聚的状态时，天地万物即由此产生，又由于气有不同的凝聚状态，能产生不同的事物。
例如：阳气被阴气阻碍，相互激荡就变成雨，阳气吸收阴气，就形成了升向天空的云朵。
气的聚散不因人的意志发生或停止，万物消亡後，气散返回太虚，因此万物有生有灭，气则不灭永恒。
二、宣夜浑天合一说在思考天道原理的同时，也就不能不思考天体与天地结构。
中国古代的相关理论有浑天说、盖天说、宣夜说等不同学说，在当时宣夜说属于“显学”，张载创造性地阐释与发挥出“宣夜浑天合一”的模型，避开了宣夜说与浑天说各自的短处，提出了例如“日远月近”、“月受日光”的正确判断。
“理学名臣”--李渭李渭（？-1589），字湜之，号同野，学者称同野先生，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人。
其祖上在明初颇有军功，世袭思南府蛮夷司副长官之职。
至其父李富，以支子未袭。
李富有学识，李渭少受庭训。
15岁时，病肺，屏居小楼，其父以“毋不敬”、“思无邪”教之，李渭时时体悟，从此却除妄念，专求本心，“恍惚若有得”。
[1]嘉靖13年（1534），陈文学、汤伯元倡建阳明书院时，李渭以《易》中举。
嘉靖18年（1539），蒋信提学贵州，李渭前往请学。
蒋信破其“楼上光景”，李渭背汗淋淋，于是发愤好学。
李渭出官外任30余年，先后历任华阳知县、和州知州、高州府同知，升应天冶中南户部郎，出韶州知府，晋广东副使，迁云南左参政。
李渭以精通理学及讲学不辍而闻名。
他“生平无日不以讲学为事”，曾言：“我于讲学，直拼生拼死不休！”[2]在韶州时，李渭建“求仁馆”，与学者讲学其中。
万历初归里后，又建思南“为仁堂”，并讲《易》于“点易洞”。
他以“四礼”训俗，居乡讲学达20年，远近问学者以千计。
李渭晚年著有《先行录》、《毋意篇》、《大儒治规》等。
他又与马廷锡、孙应鳌互派弟子，切磨论学，并为马廷锡《渔矶别集》作序。
李渭之学，早年受于庭训，又请教于蒋信，此后广交师友，多方转益，好学发愤，先后拜谒湛若水、耿定力、耿定向、耿定理、罗近溪等，学问益进。
他出入于湛、王两家，一意实践，归宗王学。
他自叙为学三变云：“吾于此学，入白下（若水）时，觉与官和州时不同；登天台（楚侗定向），又觉与白下时不同；与近溪游月岩，又觉与以前不同。
”[1]耿定力述其学之进程云：“公之学自却妄念，以至谨一介取与，去拘士岂远哉？道林先生破其拘挛，余伯兄（定向）谓之有耻，仲兄（定理）直指本心，近溪先生喝其起灭，率契毋意之宗。
虽由师友得之，非好学发愤不能也，公没，未闻有好学者。
”[2]李渭之学，以求仁为宗，以毋意为的，一意实践，力倡先行。
细而论之，重要有以下几端：（1）仁体论何谓“仁体”？李渭认为，心无不善，心无不仁，心之本体，即仁体，阳明所谓“良知本体”，李渭则称“仁体”。
他认为，孔子之学即仁学，学孔就是求道、求仁，他说：“孔子学，学仁也”，“孔子之仁，即树根柢也。
”[3]他任韶州知府时（1574年），就建“求仁馆”，与僚友诸生论学于其中，并在《同野自纪》中说：“道不明，则仁体裂，天地闭。
惟是念念在民，使同归蔼然一体中，吾之愿也。
”[4]他在入京途中，又与麻城耿氏兄弟论道。
耿楚侗示以八语：“近道之资，载道之器，求道之志，见道之眼，体道之基，任道之力，宏道之量，达道之才。
八者缺一不可。
”[5]李渭认为仁体即道体，它现成自在，常清常明，不增不减，不离日用，随处流行。
他说：“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减。
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减者，可与言学矣。
”在他看来，仁体一本末，贯动静，无间断，无起灭；仁体不学而知，不虑而能，不学不虑，自然流行。
所以他说：“本体无间断，学者不可起灭上做功夫”，“学是学此不学，虑是学此不虑。
”[6]李渭独唱“仁体”之论，源于他对“心有法可传”的否定，以挽救空谈心性之弊。
李渭认为心无定法，法因人立，学孔不是求心，不是求法，而是求仁。
他为马廷锡《渔矶别集》作《序》时说：“心有法乎？向者渭亦斤斤谒人曰…心有法可传‟，今读《鲁论·窃睹记》，夫子教指即心学，亦未见矣欠。
……法因人立，心无法。
有法，即心也……仁不离乎日用，执中不远于万方，圣人心法岂空悬摸索者哉？”[7]此“心无定法”论不仅是李渭与马廷锡的相异处，也是李渭与其他王门学人“心体论”的不同处。
李渭论学，不言“心体”而唱“仁体”，救一时空谈心性之弊，深有见地。
李渭的探索和笃实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故门人御史萧重望在《同野先生谱·序》中说：“辟异端，黜浮縻……任仁宗孔，继绝开来，心独苦矣。
”[8]李渭“仁体论”为他的笃实学风奠定了根基。
李渭与泰州巨子罗近溪同官云南时，学者比较两人学业，称“近溪好谈性命，同野则一意实践”。
[9]李渭平生以“必为圣人”自励，勇猛精进，笃实躬行，世称“好学先生” 。
他一方面探究“仁体”，一方面躬身求仁。
他“生平无日不以讲学为事，自乡举后，学者即景附之”。
[10]中年以后，外任为官，讲学如故，在韶州知府任上，尝建“求仁馆”，与僚友诸生论学其中。
晚年“回翔郡邑盖有廿载”，[11]又讲学于思南“求仁堂”、“普济亭”、“川上学舍”等，他以“四礼”训俗，又讲《易》于“点易洞”，“远近问学者以千计”。
[12]“嘉隆以来，儒教大兴，郡人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排释老，习俗一归于正。
”[13]李渭《重修学记》云：“吾郡邑士彦迩共渭，明孔学于川上学舍，躬庸德之行，笃信底理，彬彬然近仁。
”门人萧重望《李先生祠记》云：“道学之传自先生始也……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
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矣！”[14]李渭讲学的“求仁堂”后改为“为仁书院”，普济亭则改为“中和书院”；而邻近的印江县，因李渭之学影响，也建有“依仁书院”。
僻处一隅、远离省会的思南及其周围地区，成为贵州阳明学派一大中心，李渭之功不可没焉。
（2）毋意论用何种功夫归于仁体？李渭不主“默坐澄心”，而专提“毋意”之论。
他晚年著有《毋意篇》,合《大学》、《中庸》、《易问》为一卷，对“毋意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故学者称李渭之学“以毋意为宗”，又称“以毋意为的”。
弟子萧重望《<同野先生祠编>序》云：“先生之学，毋意也。
”俞汝本《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记》云：“其（李渭）学以毋意为主，其功以先行为归。
”[15]说明毋意论在李渭之学中的重要性。
所谓“毋意论”，就是与仁体论相应的功夫论。
李渭认为人自然知爱，自然知敬，无须静坐澄心以求仁体。
在他看来，仁体现存自在，不离乎日用，随处流行。
他说“仁不离乎日用，执中不远于万方，圣人心法岂空悬摸索者哉？”[16]所以他认为：求仁不可在意念思虑上做功夫，“本体无间断，学者不可起灭上做功夫。
”因此“毋意”就是“不着意”、“不安排”，不学不虑，不著纤毫人力。
只要随处顺其所适，自然与仁体同归一体。
早在广东副使任上讲学时，李渭就颜其署轩曰“毋意轩”，并说：“孔子毋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著纤毫人力，皆是不安排。
知毋意脉络，即日夜千思万虑，亦是毋意；知无纤毫人力，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
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络，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
”[17]故萧重望《<同野先生年谱>序》又称：“以无不知爱，无不知敬为天地灵窍；以不学不虑为不勉不思种子；以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为纤毫人力功夫。
”[18]李渭“毋意论”深契阳明知行一体之旨，受到王门学人的赞同。
门人萧重望在《同野先生年谱·序》中说：“破本末之二见，谓动静非两途”，“尝读先师答秣陵顾君及…爱根仁解‟诸说，揽万夫而窥孔室，呼之子以反故庐，明孔子之宗如揭日月然。
”门人罗国贤《序》云：“夫先生论学，或昭揭宗旨，或开示造诣，或破千古之疑，或求一时之弊。
”[19]虽然如此，李渭“毋意论”也遭到湛门学人的反对。
湛若水弟子许孚远就主张“默识”，“存养”，他斥李渭“毋意论”为“精神散漫”，“欲速则不达”。
许孚远《与李同野书》云：“老丈以毋意为宗，使人人皆由毋意之学得，无所谓欲速则不达者耶？……凡吾侪平日觉有胸次洒落时，感应顺适时，正是诚意端倪，要须存养扩充得去，若作毋意见解，则精神散漫亦。
”[20]以上许孚远的评论，其实从相反的方面说明李渭“毋意论”具有反身求仁，一内外，贯动静的直截简易特点。
李渭“毋意论”作为一种精神修养工夫，正是对王阳明心学立场的坚守。
（3）先行论知行问题是历代儒者讨论的重要问题。
在宋明诸儒中，就分别有朱熹的“知先行后”论，湛若水的“知行交进”论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
至李谓则独倡“先行论”，力主“躬行”，他与其子李廷言先后著有《先行录》十卷和《先行续录》四卷。
李渭论仁体，主毋意，而其最终归宿在于“先行其言”。
他强调学孔为仁，贵在躬行。
他说：“志孔孟所志，学孔孟所学，则亦孔孟也。
”[21]又说：“学贵修行，若不知德，以与不修等，如入暗室，有目不见，以手扶壁，有足不前。
”[22]李渭“先行论”认为：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先行其言，乃是真行。
他坚持知行一体，又强调以行为先。
“语行，知在其中；语先，后在其中。
”[23]因此，他反对只读孔孟之书，而不行孔孟之行的人，认为这不是真仁。
他说：“读孔子遗书，展帙逐墨，并心而赴时，父师见其诵读勤劬，不少悖谬，师可之，父兄以至朋戚皆称可，不以为非，彼亦怡然自许也。
其可而许也，果孔子所谓仁者乎？长献于有司，信牒宿楮不可穷辞，有司见其不可穷以辞，而其辞不忤于众，故有司可之，党里四方人士皆称可，不以为非，彼亦泰然自满也。
其可而满也，果孔子所谓仁者乎？果为仁，即日展帙，日逐墨，日日学孔也。
”[24]在泰州学派风行全国，其流渐趋空疏之际，李渭“先行论”有矫正时弊的作用，故当时学者比较泰州学派罗近溪与李渭时，认为：“近溪好谈性命，同野则一意实践”。
曾师从唐荆川、罗念庵的江西徐云从，负笈远游思南，受业于李渭，他也认为：“荆川文人，近溪学人矣，而不如同野笃实。
”徐云从于是从师李渭，终身不忍离去。
李渭“先行论”受到当时学者的充分肯定。
邹元标称：“先生（李渭）论学，以…躬行‟名录，诚末世之瞑眩也。
”邹元标批评“近之学者，谈杳缈之论，高入青冥，忽庸行之常，真若跛蹩”，他要求学人“以先生躬行为正”，“凡我同盟，请绎斯语，庶几为适燕之指南也夫。
”[25]孙应鳌对先行论也大为赞同，并赋诗称：“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
”[26]李渭一生躬履践行，勇猛好学。
他无论早年求道，中年为政，晚年立教，都“先行其言”。
他是以精通理学又躬行实践而闻名于当时的大儒。
著名学者耿楚侗称其为“好学先生”。
他逝世后，明神宗皇帝亲题“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以示表彰。
《思南府续志》称：“同野先生，为思南理学之宗……先生边隅一书生耳，其幼即携…必为圣人‟四字以自励，即此四字而论，通儒咋舌而不敢言者。
先生敦然任之，看系何等担当！何等力量！夷考其行，又实与所志符合，殆所谓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者也。
”[27]3、“名臣大儒”--孙应鳌孙应鳌（1527-1584），字山甫，号淮海，别号道吾，贵州清平卫（今凯里）人，学者称淮海先生。
其祖于明初调清平，授有军功，后以文学科第传家。
其祖父、父亲皆中举。
孙应鳌少而聪颖，9岁能文，遂师从塾师周慎轩，“日诵数千言，正襟危坐，务解大义。
”后随父至云南。
嘉靖24年（1545），王艮弟子徐樾提学贵州，孙应鳌归黔应试。
徐樾一见，大奇之，认为必魁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