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初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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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建立了信访、调解、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等多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当前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由此,本文从司法实践出发,分析当前我国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行政纠纷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引入ADR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ADR;完善建议一、我国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行政纠纷案件日渐增多,尤其是近年来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使得行政纠纷的类型也不断向复杂化发展,为此,我国通过相关立法建立行政纠纷解决制度。
具体来说,我国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主要有几下几种:1.行政信访制度信访是我国在一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它在监督行政权、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扩大政治参与、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当下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渠道。
《信访条例》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由此,信访制度的受案范围与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相比较为广泛,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生活,更有利于实现民主法治,本文认为,该制度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2.调解制度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在我国运用范围较为广泛,它是在第三方的主持下,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促使双方当事人相互协商,自愿达成化解纠纷的协议从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
当前,调解已在我国的行政纠纷解中广泛运用,实践证明,它能够及时、便捷、高效地解决行政矛盾,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矛盾就可以彻底解决。
对于行政纠纷来说,调解一般由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作为第三方主持。
3.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
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论文随着农村发展的不断推进,各种矛盾纠纷也不断涌现。
为了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平静,需要加强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本文将就农村矛盾纠纷的特点和问题、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方法和技巧、以及加强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村矛盾纠纷的特点和问题农村矛盾纠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数量庞大。
农村是人口最多的地方,而且农村人口的分布密度相对高于城市,因此农村的矛盾纠纷数量也比城市多。
2、类型复杂。
农村的产业和生活方式特殊,很多矛盾纠纷的类型也很复杂,涉及到土地、资源、环境、产权、劳动关系等多个方面。
3、解决困难。
农村基层组织薄弱,法制建设滞后,社区服务水平低,解决农村矛盾纠纷的难度相对城市较大。
4、影响较大。
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和法律意识相对较低,一些矛盾纠纷较易激化,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面临的问题:1、农民的土地保护意识相对薄弱,造成土地流转中产生的纠纷需帮助解决。
2、生态环境变得破坏,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影响。
3、一些农村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农村建设等措施才能够解决。
二、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方法和技巧1、加强政治引领。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想着这碑式安排的机制,促进“政治上不纠纷,经济上好发展”的良好局面。
2、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由乡镇政府、司法局、民政部门等部门组成专项工作小组,全面排查解决农村矛盾。
3、积极做好宣传工作。
加大宣传工作,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
4、借助媒体力量。
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加强矛盾纠纷的曝光力度,公开处理结果,保证公正裁决。
5、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开发适合农村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推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矛盾纠纷解决方案。
同时,也要重视改变个人意识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三、需要注意的问题1、强化组织领导,确保政策的全面实施。
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加强领导,组成专项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浅谈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完善【摘要】目前,农村纠纷频发且种类繁多,需要建立多元化解决机制来有效化解矛盾。
本文首先介绍了农村纠纷的现状,分析了为什么需要多元化解决机制。
接着从建立法律法规框架、加强调解机构建设、推动基层自治组织参与、发挥专业调解机构作用、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效率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
最后指出,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完善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强调需要不断优化机制,提高解决效率。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化解农村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法律法规框架,调解机构,基层自治组织,专业调解机构,信息化手段,社会稳定,解决效率。
1. 引言1.1 农村纠纷的现状农村纠纷的现状十分复杂。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之间的矛盾与纠纷日益增多。
一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土地问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政策带来了权益纠纷;农民群体的观念转变、文化差异、社会矛盾等因素也导致了农村纠纷的频发。
传统的调解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农村纠纷解决的需求,诉讼成本高、解决周期长、效率低。
农村纠纷的现状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为此,建立多元化解决机制势在必行,将有利于提高农村纠纷解决的效率和效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2 为什么需要多元化解决机制农村纠纷是在农村地区发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包括土地纠纷、劳务纠纷、财产纠纷等。
这些纠纷影响着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给当事人带来困扰和损失,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
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干预或司法途径,但随着农村社会变革和发展,这种单一的解决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纠纷多样化、复杂化的现状。
需要建立多元化解决机制来应对农村纠纷。
多元化解决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不同角色和力量的作用,更好地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相比于传统的解决方式,多元化解决机制更加灵活、高效,符合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
多元化解决机制也有利于培育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论我国农村纠纷解决中的人民调解制度【摘要】我国农村纠纷是一个常见而复杂的问题,解决农村纠纷涉及诸多因素,其中人民调解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农村纠纷中有着其独特的法律依据,调解员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和责任。
人民调解制度通过其运作机制,能够有效地化解农村纠纷,起到了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作用。
未来,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展望未来,我国的农村纠纷解决工作才有望取得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法律依据、调解员、运作机制、作用、发展现状、重要性、完善、未来发展、农村社会稳定1. 引言1.1 概述我国农村纠纷中国农村纠纷是指在农村地区发生的各种纠纷事件,主要包括土地纠纷、农民工工资支付纠纷、农产品销售纠纷等。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利益诉求的增加,农村纠纷问题也日益突出。
农村纠纷不仅影响着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解决农村纠纷问题,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谐,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由于农村地区基层司法资源匮乏、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传统的法律途径往往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农村纠纷,发展人民调解制度成为农村纠纷解决的重要路径之一。
通过引入人民调解制度,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解决农村纠纷问题,不仅可以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满意度,还可以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1.2 人民调解制度的意义人民调解制度作为我国农村纠纷解决中的重要机制,具有以下几点意义:人民调解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和化解农村纠纷,减少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
通过人民调解,可以及时、灵活地解决农村各类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的继续扩大,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人民调解制度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在人民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向当事人普及法律知识,引导他们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倡导和平解决争端的理念,培养公民的法治观念。
人民调解制度能够节约司法资源,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乡村纠纷解决分析论文一、两套逻辑的比较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
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
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
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
”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
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
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
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
对于构建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设想内容提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构建和完善农村的纠纷解决机制至关重要。
目前,引发农村矛盾激化、纠纷剧增的原因,一是从纵向上看,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违法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并且纠纷尚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二是由于传统的农村自我吸收、化解纠纷的机能被破坏,与目前农村相适应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因此,在构建农村解决纠纷机制中,应当加强“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建设,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
从纵向而言,应当加强司法机关在解决农民与基层政府、农民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中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以解决基层政府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村、农民之间的纠纷。
从横向而言,除司法机关应继承和发挥注重调解的优良传统外,还应当加强和完善人民调解机制,构建起与目前农村情况相适应的农村纠纷自我吸收、化解机能,以提高司法效率、实现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最佳配置。
主题词: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构建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方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我们应当认真贯彻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大力加强“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构建起与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农村存在的纠纷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的纠纷,既农村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纠纷,具体表现为县、乡镇两级政府与农村、农民(集体)间的矛盾和纠纷;农村村民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方面的矛盾与纠纷。
二是横向的纠纷解决机制,既农村中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因此,我们认为,在探讨构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时,应当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于健全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的几点思考引言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不断增加。
为了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建立健全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至关重要。
本文将对如何健全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进行几点思考。
1. 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在农村地区,矛盾纠纷常常由一些小问题逐渐积累而成。
因此,我们应该建立健全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及时了解并发现矛盾纠纷的迹象。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加强农村村委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组织的服务能力和纠纷排查的实际效果。
•定期开展社情民意调查:定期开展社情民意调查,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和矛盾纠纷的存在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
•搭建投诉举报平台:建立农村矛盾纠纷的投诉举报平台,方便农民举报矛盾纠纷,并及时进行核实和处理。
2. 构建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是多样化的,因此我们需要构建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以满足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农村矛盾纠纷的需求。
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农村调解员队伍建设:培养和选拔一批矛盾纠纷调解员,他们要熟悉农村的实际情况,有能力解决农村矛盾纠纷,并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
•引入专业化的调处机构:建立农村矛盾纠纷调处机构,引入专业化的调处人员,既有法律专业人员,也有行业专业人员,以提高调处质量和效率。
•鼓励农民自治组织:鼓励发展农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区层面解决一些小规模的矛盾纠纷,提高农民的自治能力。
3.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为了有效处理农村矛盾纠纷,我们应加强对农民的法律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
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法律知识宣传:通过制作宣传资料、组织法律讲座等方式,向农民普及基本的法律知识,教育他们依法维权、合理化解矛盾纠纷。
•增加法律援助力度:加大力度推进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和诉讼代理等服务,以增强他们的依法维权能力。
论当前农村基层纠纷的行政调解一、乡镇政府调解基层纠纷的必要性第一,基层社会的传统与观念之需要。
在以”和”为贵、”息讼”、”厌诉”这样一种传统的文化背景下,我国历来重视调解制度。
由政府行政机关调解社会纠纷,在中国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早在周代官制中就已设有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调人之职,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
”①在此以后的各朝各代,无论是官吏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乐于用调解解决纠纷。
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根基十分深厚,老百姓对行政机关的期望值远远超过司法机关的所为,加之传统的畏讼情结,民间对行政机关的调解仍十分看重。
尤其在农村,”人们对法律的熟悉程度远远比不上对政府的熟悉程度,许多纠纷并不是通过法律来解决,而是通过政府部门来解决。
”所以,在现阶段解决大量多发的现代型纠纷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合理利用多种权力资源,特别是扩大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功能,第二,弥补基层司法救济之欠缺。
诉讼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唯一的。
首先,并非一切纠纷都能通过诉讼来解决。
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产物,仅仅依凭法律这一社会控制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道德、宗教和习惯等都是调整人们行为的工具,它们与法律共同构成了有机的社会调控体系。
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农村基层更是复杂多变的局面,这样必然会涌现出很多新生事物,法律规范失控区间就会大量存在。
在这些失控区间发生的纠纷,法律就会显得无能为力了。
其次,审判是一种滞后的救济制度,遵循不告不理原则;而行政调解则可以主动出击,主动受理潜在的案件,扩大救济范围,针对当事人的主张和立场做说服和劝导工作。
第三,基层行政调解的自身优势。
首先,行政调解具有综合性。
行政机关既具有社会管理职能,又具有专业知识,还具有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所以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调解来解决综合性、复杂性的纠纷时,可以将政府各部门联合起来解决纠纷,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部门所掌握的裁量权,灵活多变地运用行政权,加大纠纷解决的力度,从而综合地、全方位地解决纠纷,其次,行政调解具有开放性。
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论文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论文近年来,由于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的建设推进,永善县建设工程增多,特别是集镇安置建设、通村公路、农网改造等工程建设,为矛盾纠纷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各种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呈现出数量大、名目多、复杂程度高、处理难度大的特点,给基层维稳工作带来了空前的挑战。
笔者作为基层公安派出所一名普通民警,结合基层调解工作实际,就当前农村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略谈浅见,仅供参考。
一、常见的农村矛盾纠纷(一)工程项目引发的矛盾纠纷。
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和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的建设以及农网改造、通村公路等工程项目的建设不可避免的牵扯到土地赔偿、移民迁建等方面的问题。
当有的群众认为自己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可能会激化矛盾,甚至造成群体性事件。
各项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可能还会派生出农民工工资、工伤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
例如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在修建溪洛渡电站输电线工程的塔基时,就因为青苗赔偿、临时占地、永久占地以及工人使用等问题方面与团结乡大毛村坪子上社、麦子坳社的村名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多次出现当地村名阻碍施工的情况。
(二)土地林权方面的矛盾纠纷。
这类矛盾纠纷在全县各乡镇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在涉及移民搬迁安置的乡镇较多,而且这些矛盾纠纷较为复杂,往往是因为历史遗留原因造成的,处理难度极大。
例如属于向家坝库区的大毛村田坝社,由于牵扯到淹没区赔偿,导致村民与村民、村民与集体之间因土地方面的矛盾纠纷错综复杂,有2件矛盾纠纷虽然经过乡党委政府、司法所、土地仲裁等部门多次组织协商调解,仍未得到解决。
(三)村民与村委会事务、财务之间的矛盾纠纷。
这类矛盾纠纷多见于下半县和江边河谷以及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因为这些地方的群众法律意识普遍较强,参与村委会事务、财务管理的主动性越来越强,加之部分村委会财务、事务公开不够透明,容易直接导致村民群体性上访。
(四)婚姻纠纷。
由于永善县经济欠发达,许多群众的婚姻都是在本辖区小范围内进行,但随着劳务输出,部分群众在外务工期间拓宽了视野,在潜移默化中,对婚姻的观念悄悄发生了变化,尤为突出的是外出务工的女青年,在感受了经济发达地区较好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之后,可能产生离婚的念头。
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初探论文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初探全文如下:摘要:行政解决作为一种非诉讼解决方式,在目前农村纠纷的司法解决难以施行的情况下更具有可行性、实用性。
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可以参照一般行政解决机制的做法,采用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三种方式。
关键词: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法治构建。
论文正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成分日趋复杂,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农村热点、难点问题日益增多,农村各种社会矛盾呈上升趋势。
而有效预防、成功调处好农村社会的矛盾纠纷,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行政解决作为一种非诉讼解决方式,在目前农村纠纷的司法解决难以施行的情况下更具有可行性、实用性。
因此,本文就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的构建作些探讨。
一、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含义及特点。
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主要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对特定的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采取裁决、调解、复议等方式予以解决的机制。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行政机关在解决农村纠纷的范围、方式、组织与程序等方面具有如下特点:1.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范围上具有特定性。
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解决农村民事纠纷的范围采取的是法定列举的模式。
只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具有对特定民事纠纷的处理权时,该行政机关才有法定的处理权;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授权,行政机关就不享有法定的处理权。
农村行政争议与一般的行政争议一样,在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问题上,也具有范围的特定性。
如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才可以单独依法提起行政复议。
而对于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则必须是附带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
《行政复议法》还明确列举了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其他处理时,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得提起行政复议。
2.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方式上具有多样性。
我国有关法律在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处理方式上往往具有很大的概括性,一般只是概括性地规定“由人民政府处理”《土地管理法》第16条、“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森林法》第17条、“由有关人民政府处理”《草原法》第16条等。
当然,也有一些法律明确规定了具体的处理方式,如《水法》第56条、第57条分别规定了“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和“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
对于法律只概括性规定由行政机关“处理”或“依法处理”的情形,事实上行政机关就具有了处理方式的选择权,可以采取具有强制性的“裁决”、“责令”、“确定”等处理方式,也可以采取非强制性的“调解”等处理方式。
因此,行政机关处理农村的民事争议在手段上具有多样性,既可以采取强制性的手段,也可以采取非强制性的手段。
3.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主体上具有法定性。
在我国具有特定民事争议处理权的机关一般为人民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
比如,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土地管理法》第16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森林法》第17条等。
可见,对民事争议的处理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定性,且法律将纠纷的处理权主要赋予了人民政府。
在农村行政纠纷的解决上,不管是村民自治权纠纷,还是可以纳入行政复议的纠纷,其在纠纷解决主体上也明显具有法定性。
4.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程序上一般具有前置性。
我国有关法律在解决自然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民事纠纷时,往往规定了先由纠纷的当事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再由人民政府处理,对人民政府处理不服的,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森林法》第17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另外,《行政复议法》第30条还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由此看出,在涉及自然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行政纠纷上,也是采取行政解决强制前置制度。
5.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效力上一般具有非终局性。
在现代社会中,解决纠纷的终局性机关应当是法院,而不是行政机关。
司法最终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一切法律纠纷都应通过法院的诉讼程序解决,法院对于纠纷及相关的法律问题有最终的裁决权。
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属于法律争议,不管其是民事争议,还是行政争议、刑事争议,都应当由法院作出最终裁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都有请求法院裁判之权利。
我国行政机关在解决纠纷的功能定位上,基本体现了司法最终的原则,在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处理特定范围的民事争议权限的同时,基本都规定“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行政争议的解决往往也遵循司法最终的原则,如《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1款虽然明确规定了复议前置的情形,但仍然规定“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目前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仍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特别在农村国家正式的法律秩序还未形成,这就导致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缺乏科学体系。
目前,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手段可以分为两大类:强制性的手段和非强制性的手段,如何配置这两类手段却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
法律往往概括性地授予行政机关“处理”、“裁决”、“责令”、“确定”、“调解”等权限和手段,规范性和约束性比较缺乏,可以说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体系尚未建立。
行政法的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为方式和手段选择上应当选择给当事人造成最小侵害且能达到目的的行为和方式。
在纠纷解决上,行政机关的手段选择也应当具有一定的顺序和规则,并形成一定的行政解决纠纷的体系。
如英国解决社会纠纷机制是由法律规定的法定途径,并且是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其中不同制度之间分工精细、彼此配合、衔接良好,基本上不存在纠纷解决的空白地带,且以司法解决为终点,使得整个社会在有序中平稳前行[1]。
因此,如何整合和完善我国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
二承担农村纠纷行政解决任务的机构与人员缺乏一定的中立性。
我国有关法律对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主体往往规定由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至于该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由哪个机构或人员具体负责处理,则没有任何法律要求。
此外,我国专门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复议制度在具体承担解决纠纷的机构与人员上也不具有独立性。
行政复议机构只是不隶属于行政争议的一方行政机关而已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除外,行政复议机构与人员完全属于行政系统,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与中立性。
这样的纠纷行政解决机制明显不符合人们对解决纠纷主体公正性的期待。
三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类型狭窄,解决纠纷的手段单一,不符合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
由于行政机关解决争议的范围具有特定性,只有法律规定属于行政机关解决范围的,行政机关才有权力予以解决,这完全符合法治行政的要求。
但是我国有关法律对行政机关解决特定纠纷的类型存在范围狭窄的问题。
就行政机关以“裁决”的方式解决特定民事争议而言,我国有关法律就显得比较保守,大量涉及专业技术性、政策性较强,与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并没有纳入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机制中。
同时,行政机关普遍存在着不愿作被告的心理,他们宁愿将需由自己处理的纠纷推出去,也不愿自己揽下来,承担当行政诉讼被告的风险[2]。
因此,即使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处理”的纠纷,行政机关也会千方百计地使用“调解”的方式处理,这样就事实上出现了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手段的单一性和趋同性。
其实,行政机关处于社会管理的最前沿,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纠纷与矛盾是衡量任何政府施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代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推进法律与秩序[3]。
政府是解决社会纠纷与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责任主体;法院只是社会矛盾与纠纷的最终裁决者。
我国行政机关在解决纠纷与矛盾上的退缩,完全不符合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
四行政机关解决特定民事纠纷的程序规范不足。
除了我国行政机关解决行政争议有行政复议程序作为保障外,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程序也极为匮乏。
目前,我国大量单行法律对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权限作出规定,但往往并没有对具体的处理程序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原因之二是由于有关主管部门尚未重视程序对规范行政权的作用,没有出台具体的实施规范。
没有对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权限行使的方式、步骤、时限、顺序等程序性问题的严密规范,势必会损害公众对行政机关解决纠纷公正性的信赖。
因此,程序性规范匮乏是制约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发挥作用的一大障碍。
三、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构建的法治构建。
基于目前情况,就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构建而言,可以参照一般行政解决机制的做法,采用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等三种方式。
而如何对这三种行为方式进行法律规范是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立法成本角度考虑,目前不可能针对农村纠纷单独制定法律,只能依托现有的法律体系予以解决。
也就是说,农村纠纷的解决方式的法律规范仍然通过普通行政行为法的规范予以解决。
在理论上,对于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问题历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单独立法模式;另一种是统一立法模式。
单独立法模式是通过分别制定行政调解法、行政裁决法、行政规划法等途径实现行政法治化;统一立法模式认为,对于行政行为规范可以通过一个法典的形式予以法治化。
目前,这两种模式在各国法制实践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值得注意的是,统一立法模式是各国行政法学界的目标,至今也没有哪个国家已经实现,最多只是实现了行政程序制度的统一法典化。
就调解、仲裁、裁决这三种行政行为方式而言,应该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中对这三种行为方式予以规范和明确,可以考虑单列若干章节予以解决。
至于这三种行为方式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则由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明确。
这是因为:一是调解、仲裁、裁决在程序问题上具有共性,可以在一部法典中予以规范。
这三种行为方式在程序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共性,如都必须遵循程序合法性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公正原则、效率原则等一般法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