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的道德价值

第18卷第1期济宁师专学报1997年3月Vol.18No.1Journal of Jining Teachers College Mar·1997中国古代诗歌的道德价值李善奎　柴会金摘　要 传统道德观念指导着诗歌创作,诗歌作品体现了传统道德价值。

“仁者爱人”是古代诗人最为高扬的主题。

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都是仁爱观念的生动体现。

“舍生取义”在古代诗歌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即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心,扬善惩恶的社会正义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注重道德修养,以担荷政治责任,是诗人群体的共性。

向纲常名教中的封建毒素发起挑战,是对个性解放的张扬,对传统美德的维护,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

关键词　善善恶恶道德价值道德修养仁爱仁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二字最为人看重。

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所谓“百行以德为首”,都把道德放在首要位置。

这是因为,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比之任何动物都更为高贵和富有理性,为了社会的进步,理应负起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的责任;而要真正积极地参与社会,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就要敬德、修德、用德、德行一致。

自然,道德便成为处理人伦关系、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

当然,这种观念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长期积淀,逐渐成为适于中国社会历久不衰的兼有指导性和实践性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

仁爱、礼义、廉耻、孝悌、友信等等,是这一观念的具体范畴。

它们又共同指向一个“善”字。

所以说,善善恶恶,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基本价值内涵。

善善恶恶的道德原则和文化精神,指导着人们如何处世,如何做人,当然,也指导着人们如何创造诗歌文化。

反过来,从古代诗歌当中,也可以看出其凝聚着的传统道德价值。

仁者爱人爱是人类最基本最有价值的道德原则。

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仁者爱人。

”(《孟子·离娄下》)其实不只儒家有这种认识,墨家主张“兼爱”,老子把“民之饥”归咎于“上食税之多”(见《老子·七十五章》),都为提出爱的道德作出了贡献。

爱的观念,特别是儒家的“仁爱”,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结晶。

仁爱的思想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诗歌文化领域,首先表现为对人民疾苦的关切和同情。

屈原在《离骚》中一再倾诉:“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这里的“民”虽与今之“人民”的意义不尽相同,然其中所指“齐民”亦即百姓之意是明显的。

他为民之多艰而哀叹,而涕泣,正是其民本思想的吐露,正是其爱的道德的体现。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

”的确,屈原高尚的追求,使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贪婪、偏私、庸俗,以至邪恶的人群,显得是那样卑琐和渺小,而屈原的仁爱精神和道德品格,却可与日月争光。

继屈原之后,唐代白居易进一步提出“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歌创作主张。

他虽然没有把“但伤民病痛”、“唯歌生民病”看作自己创作的唯一,但其170多首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讽谕诗,却最为他所看重。

这其中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痛苦生活与悲惨遭遇的诗,可以说是白居易创作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也是最能代表诗人道德追求的作品。

例如《采地黄者》,写农民因春旱年荒衣食无着,只得到田间采地黄卖给“朱门家”的“白面郎”喂马:“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

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真是一幅悲惨的人瘦马肥图。

诗人把高尚的道德品格和进步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尖锐地揭示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罪恶事实———穷人的性命不如富家的牛马。

白居易还把自己的爱心扩大到对妇女命运的关切上。

《井底引银瓶》为婚姻不得自由的女子鸣不平;《母别子》鞭挞上层社会的男子升官后喜新厌旧的丑行;《缭绫》同情被压迫的织造女工;《上阳白发人》表达了“怜幽闭”的主题,把最高统治者的荒淫享乐昭示给世人。

在封建礼教钳制着人们思想的时代,白居易唱出人道主义之歌,从而使自己的道德追求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这里我们特别提一下柳永,人们常讥诮他暮宴朝欢,轻薄无行,道德品格不大好。

其实,柳永也是一位血性男儿。

他不但对世俗发起挑战,在词作中写了一向被人歧视的妓女们的生活、感情和命运,表示了自己最真挚的尊重和同情,而且还写了一首反映盐民生活的诗《煮海歌》,这是别人所没有写过的题材。

诗中说:“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

”柳永悲愤地质问,又热切地呼喊,哪一天才能使煮海的盐民得到饱足的生活?我希望你皇帝把仁爱推广到海边盐民那里,使天下的百姓都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很显然,这不是皇帝的仁爱,而是柳永的仁爱。

他对盐民能有这样的关怀,实在是他道德品格的闪光之处。

柳永在《煮海歌》中所写“安得母富子不贫”的“安得”句式,在古代诗歌中常常出现,大都用于对愿望的抒发,对理想的追求,可以说是表现仁爱精神的独特用语。

如杜甫,在其诗作中有十几处用了“安得”、“焉得”:“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等等。

最为人称道者,当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自家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床湿屋漏、彻夜难眠之时,丝毫不考虑个人,而宁愿自己“冻死”来换取“天下寒士”的温暖。

只有具备美好的思想道德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宏愿。

《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礼记·祭义》说:“立爱自亲始。

”一个人的爱心是从血缘亲情开始培养的。

由父母兄弟推而及于朋友和他人尊长,更发展为效忠君王和爱国家天下。

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由此形成一种社会道德的通则。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就很难谈得上爱别人,爱集体,爱国家。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孝”的观念是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里最为重要的核心部分。

在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当中,这一道德规范已经内化为中国古代诗人们的心习。

他们在“哀民生之多艰”的同时,也写出了一些表达骨肉亲情、友朋真情、家国至情的诗作。

其诗例实在不胜枚举。

不过,“孝”的观念在理论上虽然与仁民爱物相统一,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其君臣、父子、夫妇的人伦关系,却每每发生私情大于公义、尊长压倒民主的弊端,特别是“孝”一旦与极具政治色彩的“忠”字联姻,就可能出现尊尊、忠君的情形。

比如杜甫,对国家对人民怀着深深的爱,自不待言;对周围的人,包括妻子、儿女、弟妹、朋友和邻居,也都充满真挚的爱;即便在写景咏物的诗篇中,也同样渗透着爱的感情。

杜甫的行为是传统伦理观念中的一种广义的“孝”,其实质是“仁被万物”,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对世界充满爱心。

在中国诗人中,还很少有人像杜甫这样把人类的善良、同情、怜悯、悲哀、离愁别绪等道德观念表现得如此深湛充沛。

但杜甫一在诗中念及皇帝、朝廷,其忠君思想便清晰可见。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所说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就是证明。

《孝经·士章》说:“以孝事君则忠”。

杜甫的忠君就是一种这样的“孝”。

这是伦理道德向政治道德的转移。

当然,这种大醇小疵,丝毫不会损害杜甫诗歌的光焰。

舍生取义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仁”和“义”二字常常并提。

仁的意念是爱人,是处理人伦关系的最高原则。

义指合理的社会道义,规定着人们所遵循的行为标准。

董仲舒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二者互为表里。

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杀害后,其妻收敛尸体时,发现了藏在衣带里的遗书,其中有一段赞词,说:“孔曰成仁,孟云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感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的,正是“仁义”二字。

孔孟的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不知陶冶了多少英雄豪杰,鼓舞了多少志士仁人。

在尖锐的民族斗争中,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

文天祥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歌奔赴刑场,是一种舍生取义;苏武、洪皓出使敌国,身陷异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也是一种舍生取义。

南宋洪皓使金,被拘15载,全节而归。

当他回到国都临安,高宗召见他时,称赞说:“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在宋高宗眼里,浩皓不过是个不贰忠臣,而在人民心目中,洪皓不愧为爱国英雄。

浩皓被羁留金国期间,时时刻刻盼望回到万里之外的家乡故国,曾写词来寄托感情。

《江梅引》云:天涯除馆忆江梅。

几枝开?使南来。

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

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诉谁? 空恁遐想笑摘蕊。

断回肠,思故里。

漫弹绿绮。

引三弄、不觉魂飞。

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

乱插繁花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

此时的诗人已在金14年之久,他历尽苦难,却始终坚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节操,被逼降不屈。

故国家园,亲人君王,日思梦萦,多么希望宋的使臣从南方北来的时候,带来家乡春天的信息,折几枝梅花慰问远人,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空想。

宋使不知何时能来,即使北来,也不会真的带来梅花。

诗人思念之极,肝肠寸断,只好漫弹绿绮琴,奏出《梅花三弄》曲,聊以抒怀。

出于对祖国真挚的爱,诗人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返回故乡,头上插满梅花,独自在花下吟诵诗句。

但毕竟又担心一夜春风吹过,梅花会在枝头凋零。

诗人的心潮起伏荡漾,一波三折。

坚持民族大义的浩然正气和对南宋朝廷冷落自己的怨愤,热切盼归的希冀和对国事、个人前途的担心,种种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都借梅花的情事传达出来。

我们读这首词,更加觉得舍生取义精神的可贵。

这种精神决不是宋高宗所说“志不忘君”所能概括得了的。

这是一种民族魂,一种爱国心。

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岁月中,曾经遭遇过无数次的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又振,转危为安,巍然屹立,靠的就是这种民族魂,爱国心。

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义”作为评价一个人行为的标准,包含着仁义、忠义、道义、情义、正义等多个方面。

扬善惩恶,疾恶如仇,扶正祛邪,见义勇为,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古代诗歌对此亦每有反映。

一些危及社会安定,危害社会公德的恶势力,没能逃脱诗人们的挞伐。

中唐诗人苏涣的《变律》诗,借一少年弹打毒蜂的故事,歌颂了向黑暗势力和丑恶现象作斗争的精神。

这位少年发现,“高挂恶木枝”的毒蜂,时时袭击路人,“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

”于是,挟弹持丸,瞄准蜂窝,引满而发。

不信邪,不怕恶,勇于斗争,让人由衷敬佩。

但从少年最后的失败中,诗人告诫人们,由于恶势力的强大顽劣,根深蒂固,难以迅速摧毁,所以在斗争中,只是疾恶如仇和勇于献身还不行,还必须讲究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