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及其适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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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正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已于2012年7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2次会议、2012年9月12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7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18号为依法惩治渎职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篇一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食品安全犯罪屡禁不止,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本文旨在探讨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以期为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引言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呈高发态势,涉及的食品种类多、涉及地域广、涉案金额大,不仅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损害了国家的公信力和国际形象。
因此,加强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
二、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现状1. 法律法规建设: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为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提供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2. 刑事责任追究:司法实践中,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日趋严格,从生产、销售到监管环节的各个环节都加大了打击力度。
三、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1. 立法层面:虽然已有相关法律法规,但部分条款存在模糊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某些行为的定罪量刑存在争议。
2. 执法层面:执法部门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时面临取证难、鉴定难等问题,影响了案件的及时查处和有效打击。
3. 监管机制: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够紧密,存在监管空白和漏洞,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完善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建议1. 完善立法:明确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标准和量刑幅度,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
同时,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
2. 加强执法力度:执法部门应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强化对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监督检测,提高取证和鉴定的准确性。
3. 强化监管协作:建立健全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机制,形成监管合力,消除监管空白和漏洞。
4. 完善刑罚制度:对食品安全犯罪应采取更加严厉的刑罚措施,包括增加财产刑和资格刑的适用,以提高犯罪成本和威慑力。
监督过失犯罪研究——以食品监管渎职罪为视角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和意义食品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热议的话题。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屡屡出现,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关注。
虽然我国政府加强了对食品领域的监管力度,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些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被监管部门发现后,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处置、不能有效打击等问题。
然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中,监管过失犯罪却常常受到忽视。
监管过失犯罪是指行政管理或监管人员因履行职责不力、疏忽失职、舞弊行为等在工作中发生的犯罪行为。
这种犯罪行为既不是故意犯罪,也不是过失犯罪,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犯罪类型。
而食品监管渎职罪就是一种监管过失犯罪。
食品监管渎职罪属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侵犯管理秩序罪”中的一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构成要件包括:行政管理人员未履行对违法食品的查处和处置职责;或者未履行对违法食品生产、经营、使用者惩罚和追究的职责,情节严重造成了危害。
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危害性巨大,极易引发安全事故和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因此,加强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研究,深入了解其形成机制、危害性以及处罚力度等问题,对于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升监管部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及社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目的和内容本研究旨在探寻食品监管渎职罪发生的主要原因和作用机制,并对其构成要件各项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加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惩治力度,同时也为加强食品监管部门自身建设提出对策和建议。
具体内容如下:1.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概念、构成要件等基本概念和相关规定进行梳理。
2.通过案例分析,总结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发生原因和作用机制。
3.探讨食品监管渎职罪所带来的危害性。
4.分析我国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法律制度、惩罚力度及执行效果,并提出完善法律、加强执法、加大处罚力度等方面的对策和建议,以保障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实施。
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难点和对策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是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责,在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司法公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刑法、刑诉法的修改,在铁路检察机关查办渎职侵权案件面临着犯罪主体的局限、线索匮乏、案件突破难、体制改革造成的困难等诸多问题。
对此,应不断深化一体化办案机制,加强培养渎职侵权侦查专业人才,拓宽案件来源,并针对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现状,适当拓宽铁路检察机关的管辖范围。
渎职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往往集各种重大危害后果于一案,即一起渎职犯罪案件既有人员的伤亡,又有财产的损失,同时还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是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的重要职责,在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司法公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随着刑法、刑诉法的修改,查办渎职侵权案件面临犯罪主体的局限、新型领域犯罪未打开局面等新问题。
在铁路检察系统,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以郑州铁检分院为例,近年来两级院反渎职侵权部门一直艰苦细致的工作,但一直未获重大突破,最主要的原因是线索来源匮乏、侦查取证困难。
本文着重就查办渎职侵权案件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对策等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开展有所裨益。
一、反渎职侵权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一)理论上的困难1、对侵权渎职犯罪主体的不同认识困扰立案查处工作。
《刑法》修订之前,检察机关法纪部门管辖13种渎职犯罪案件;《刑法》修订后,渎职罪罪名增加到34个,反渎职侵权部门管辖案件所涉罪名增加了21个。
《刑法》在丰富渎职犯罪种类的同时,将犯罪主体范围缩小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但由于修订后的刑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未作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有管理之实却无国家机关之名的各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不明,办案人员难以判断其性质,从而给渎职案件的立案查处工作带来困难。
2.对徇私舞弊类型犯罪中的“徇私”理解不一,导致案件难以认定。
涉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特点、存在问题与应对之策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凸显,涉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频发。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例如某年的非法添加金铬案、某年的大米含有毒素案、某年的卤味店添加禁用添加剂案等等。
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食品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一,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生活基础。
因此,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会危害个体健康,更有可能引起较大的社会恐慌和不安。
而刑事案件的特点在于其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食品安全的刑事案件自然也是如此。
如某年确诊的“鸡蛋门”事件,这件事情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不仅导致中国的鸡蛋市场暴跌,还涉及到了德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
二、犯罪手段多样为了非法获得更多的利益,加害者的犯罪手段也日益多样化,例如通过非法添加化学药品、添加大量的增稠剂或质量劣的食材、填充过期的或者已经变质的食品、虚假包装,以及从非法渠道获得原料等,都是近年来经常出现的犯罪手段。
有的犯罪分子甚至为了欺骗卫生监管部门,还会制假生产执照,在面对检查时也很难被发现问题。
大多数人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实施犯罪,不顾及公共健康和社会责任。
三、犯罪成本低由于监管不力、处罚轻微,一些不法分子投入资金十分有限,没办法从生产加工本身提高成本,于是它们就采用了非法的流通方式,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
一些加害者甚至会选择购买中国国内外过期的食品、剩余库存、质量不合格或已经在其他国家被下架的某些食品品牌生产的食品进行非法售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面临的问题难以解决,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应对。
一、加强监管力度在检察机关和执法部门的配合下,重点加强对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检查和监管。
实行严格的食品生产和销售管理制度,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和标准,对不合法的生产加工过程以及流通方式和环节进行严格监管,发现问题要迅速查处,严惩犯罪分子,通过惩罚性的打击,防止其再次犯罪。
二、加大惩罚的威慑力度加大对非法制造和流通食品的惩治力度,对于加害者采取更为科学的防范措施和惩罚措施,例如提高对违法行为的罚款和刑事打击力度,让加害者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威慑敢于犯罪的人,同时减少了不法分子的上马成本。
市场监管执法渎职案例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中“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引起了大家广泛讨论,本文选取了12个警示案例,旨在警示大家严格落实各项监管执法措施,合理规避监管执法风险。
案例1 河北张家口不合格燕麦片渎职案案例2 赛跃、韩成武受贿、食品监管渎职案案例3 胡宝刚、郑伶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案例4 某质监所所长食品监管渎职案案例5 某食品生产监管科科长食品监管渎职案案例6 某食品监管股股长食品监管渎职案案例7 某质监分局副局长食品监管渎职案案例8 某质监局稽查大队工作人员食品监管渎职案案例9 江西高安病死猪渎职系列案件案例10 中纪委监察部通报的5起典型案例案例11 蒋洋滥用职权案案例12 关于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公益诉讼案例1河北张家口不合格燕麦片渎职案【基本案情】2012年12月,万全县质监局对万全县燕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燕麦片进行了抽检,后经检验该公司2012年12月2日生产的燕麦片质量不合格(霉菌严重超标),此批次产品共生产1万公斤,货值金额共计40000元,违法所得2000元整。
赵焱(张家口市万全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在其主持该案件审理期间,不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罚,同意对行政相对人万全县燕脉食品有限公司做出了24000元的罚款,给国家造成了176000元的损失。
2013年10月25日万全县质监局根据群众举报对中绿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将554.5箱过期的火锅料进行重新包装和更改生产日期,货值金额至少为72180元,至少应对该公司处以360900元罚款。
赵焱不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罚,同意对行政相对人中绿(河北)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做出了199620元的罚款,给国家造成了161280元损失。
以上赵焱滥用职权的行为总共给国家造成337280元的损失。
同时赵焱在担任万全县质监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总计人民币11万元。
【诉讼过程】2014年5月23日,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对赵焱立案侦查。
对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解读-刑法论文-法律论文-法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食品安全问题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两部法律进行规制。
其中,刑法典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刑法典规定了第143 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 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个罪名,笔者认为,这两条规定,构成了食品安全犯罪的本罪;另一方面,则是刑法修正案(八)新添加的罪名食品监管渎职罪。
本文主要讨论食品安全犯罪的本罪问题,食品监管类犯罪将不会过多涉及。
《刑法修正案(八)》着眼于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需要对原有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文进行了修正。
[1]其中,对于危险犯的进一步修订,引起了学界褒贬不一的评价。
本文将主要着眼于对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解读,结合规范刑法论,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刑法规制进行探析。
一、现行刑法之文本解析1.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为了配合2009 年颁布施行的食品安全法,刑法修正案(八)将本罪的入罪标准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这一修改充分考虑到现实情况中,对食品安全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同样会给人体健康造成重大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弥补了刑法的疏漏。
用安全标准代替原有的卫生标准,拓宽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入罪范围,可以很好地解决实务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尤其是那些符合卫生标准,但是由于某些营养元素的缺失而造成的不安全食品问题。
比如,前几年我国曾出现的大头娃娃奶粉,涉案奶粉本身并不违反我国当时的食品卫生法的有关食品卫生规定,仅仅因为奶粉中缺少婴儿成长所必需的蛋白质等营养元素,造成了数十名婴儿畸形,永久性损伤。
试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缺憾近几年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令人深思。
总结这些事故教,不难发现食品安全监管所存在的问题。
食品安全立法的不断完善是一个过程。
反思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缺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的不断完善是有意义的。
一、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解析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监管宜作如下定义:监管是指人民政府及其有关监管部门为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管理制度的执行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称。
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监管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权能。
监管主体是指负有监管职责的人民政府及其有关监管部门。
监管对象是指食品生产经营者。
监管权能是指监管主体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可以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新近发展在监管方面,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比原食品卫生法完善了许多,比如: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
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特点可以归纳为:(1)突出了监管的地位,专设一章对监督管理予以规定。
(2)监管部门的设置多元化。
(3)强调监管计划的重要性。
(4)监管措施有新的规定。
(5)重视信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
三;我国食品安全蓝誉法律制度的若干缺憾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监管制度存在以下不足: (1)在监管理念上,我国食品安全法只是强调了人民政府及其有关监管部门的主导性,忽视了监管对象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2)对监管主体之间的关系缺乏明确规定。
明确监管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了避免监管主体职权的消极冲突和积极冲突。
(3)在监管职责的设置上,对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缺乏专门针对监管职责的规定。
我国食品安全法需要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各个监管部门在每一监管环节的作用并总体形成监管的合力做出回应。
(4)在监管手段的设置上过于宏观,缺乏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的规定。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监管措施应当具体并有针对性。
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乡剖续健全(一)监管原则应予明确规定。
监狱罪犯食品安全现状及分析当前,监狱罪犯的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罪犯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热点。
本文将对监狱罪犯食品安全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问题解决措施。
造成监狱罪犯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监狱食堂管理不规范。
监狱食堂管理属于特殊领域,需要专门的管理措施和人员维护。
然而,目前许多监狱食堂的管理仍停留在粗放管理的程度,缺乏详细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
这导致监狱罪犯的食品安全问题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解决。
二是监狱食堂财政预算不足。
由于监狱食堂的财政预算较低,监狱往往难以采购到质量良好的食品,只能采用低价、劣质的食品来节省开支。
而这种情况下,食品安全问题很难避免出现。
三是监狱罪犯自身素质低下。
由于监狱罪犯多以低教育、低素质人员为主,他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较低,自身对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了解也较为欠缺,这也加大了监狱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概率。
为了解决监狱罪犯食品安全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首先,加强监狱食堂管理。
建立食品管理细则,细化食品采购、储存、加工、配送等环节的操作规范,明确责任、加强监管,确保食品安全。
其次,加大财政投入,提高监狱食堂预算。
增加监狱餐食经费,保障食品质量,提供高质量、安全的饮食服务。
再次,加强对罪犯的食品安全教育。
通过加强罪犯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罪犯对食品安全的意识,增加罪犯在获取食品时的自我保护能力。
此外,还需加强监督检查,强化监狱食堂的日常监管,定期进行食品安全抽检,确保罪犯获取的食品安全合格。
渎职罪的概念和量刑渎职罪涉及公职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和职责的行为,主要包括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和挪用公款等。
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公职人员的职责和义务,损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因此,渎职罪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罪行。
一、渎职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渎职罪是指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违背职责、谋取私利或导致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
渎职罪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行为、特殊主体、客体、主观方面的要件和客观方面的要件。
行为方面的要件:包括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挪用公款等行为。
徇私舞弊指公职人员以谋取私利为目的,在办理业务中违背程序、规定或原则,为特定的个人或组织谋取非法利益;玩忽职守指公职人员基于怠慢、不负责任等原因,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职责,导致严重后果;滥用职权指公职人员不合法地使用其拥有的职权,扩大职权范围或者与他人勾结,违背职责,谋取非法利益;挪用公款指公职人员占有、使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支配属于国家、集体或者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公款。
特殊主体方面的要件: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主要是指公职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军队、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等组织中的工作人员。
客体方面的要件:渎职罪的客体是指国家机关、军队、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共财产等。
主观方面的要件:渎职罪的主观方面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犯罪故意和主观上的特殊动机,例如徇私舞弊行为中的谋取私利、滥用职权行为中的谋取非法利益等。
客观方面的要件:渎职罪通常需要有一定的后果发生或准备发生,例如徇私舞弊行为中的非法利益实现、滥用职权行为中的权力扩大、挪用公款行为中的公款占有等。
二、渎职罪的量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渎职罪的量刑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的严重程度进行判断。
一般情况下,渎职罪被视为一种刑事犯罪,其量刑依据包括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
渎职罪的主要刑种有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可以单处或者并处。
⾷品药品民事纠纷案件审理中的难点问题有哪些损害赔偿问题是民法中的疑难问题,⽽⾷品药品纠纷案件往往会横跨合同与侵权两⼤领域。
⾷品、药品纠纷中涉及⼈⾝损害赔偿,不仅会产⽣违约责任,⽽且还会产⽣侵权责任,案件受到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品安全法等⼀系列法律法规的调整,办案中遇到的程序和实体问题亦较为复杂。
例如,在程序上,消费者维权是否需要⾏政前置程序,消费者是否可以同时起诉⽣产者和销售者,知假买假者是不是消费者,侵权诉讼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如何处理,等等;在实体上,赠品不合格能否索赔,消费者请求价款⼗倍赔偿是否要以造成⼈⾝损害为前提以及是否适⽤违约之诉,明星代⾔虚假⼴告承担何种责任,⽹络消费时遭受损失⽹络交易平台如何担责,认定⾷品是否合格的标准如何掌握,如何认定“霸王条款”,等等。
下⾯就⾷品药品民事纠纷案件审理中的⼗⼤难点问题逐⼀阐述。
⼀、案件受理⾷品药品民事纠纷案件,当事⼈⾯临的第⼀个难题就是起诉难。
由于⾷品药品质量问题⽐较专业,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对于⾷品药品是否符合质量合格标准,应当以⾏政机关的认定为依据。
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民事诉讼法并未对起诉⾷品药品的⽣产者、销售者作任何限制条件,因此,⾷品药品民事纠纷案件不适⽤⾏政前置程序,否则就是不适当地剥夺了消费者的诉权。
为解决⾷品药品领域起诉难的问题,最⾼⼈民法院《关于审理⾷品药品纠纷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品药品司法解释)第1条即开宗明义地规定:“消费者因⾷品、药品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受理条件的,⼈民法院应予受理。
’⼆、案件当事⼈⾷品药品纠纷中,消费者最为关⼼的⾸要问题是其能够向谁主张权利。
在⾷品药品纠纷案件中,因⾷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损害,往往会形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根据合同法第⼀百⼆⼗⼆条的规定,消费者只能择其⼀向⼈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依据合同法,以⾷品的⽣产者、销售者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提起诉讼,那么原告应为不合格⾷品的购买者,被告为⾷品的销售者。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作者:莫亚星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5年第03期摘要:科学理解和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所增设的食品监管渎职罪,才能有效惩治和防范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着力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关键词:食品监管渎职罪;主观罪过;犯罪成立标准《刑法修正案(八)》所增设刑法第408条之一食品监管渎职罪适用两年多来,在声势浩大的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项行动中,多个地方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人员被判决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与此同时,新的严重危害食品安全案件的报道仍不断见诸新闻媒体。
但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司法适用中面临诸多困难是其重要因素,化解这些困难是发挥食品监管渎职罪作用的唯一办法。
一、食品监管渎职罪客观方面的界定1.违法性要素:渎职行为抑或违反监管职责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可以采用“违反监管职责”标准。
所谓违反监管职责,是指法律法规规定食品监管机关应当履行的食品监管的职权范围与职责要求。
之所以采用这一标准,是因为有关法律法规对监管部门的职责要求是明确而公开的,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其自身的职责应当明确,社会公众对监管部门的职责也是知晓的。
违反监管职责标准既有利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构成渎职进行衡量,只要违反了这些职责即符合渎职罪的构成要件,也有利于公众对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敦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
正确而有效的适用违反监管职责标准,最核心的在于职责的确定,这就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对监管部门职责的确定。
在食品安全领域,依据《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责任的有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五大部门。
明晰各有关部门的职权职责不仅有利于划分事权,避免多头监管,更重要的是在于能够明确各自的责任,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能够落实到各部门和各责任人。
2.结果性要素:重大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依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食品安全事故是指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事故。
食品安全监管缺陷和有效监管途径分析作者:温振东来源:《食品安全导刊》2014年第11期当前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食品的监管主要分为农产品生产、生产、流通、餐饮,其中生产、流通、餐饮由一个部门负责。
目前,各环节的监管部门和科室按照本部门(科室)的职责出发实施管理,分段监管体制致使环节之间配合不够,环节衔接部分监管不严,导致监管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另外,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还基本局限于机构改革前各部门的监管思路,监管制度未调整到位。
本文主要对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的食品安全监管缺陷和有效监管途径进行分析,以期给监管部门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1 各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缺陷分析1.1 生产环节:生产环节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源头。
目前,监管部门以现代化的食品生产监管理念实施监管,主要监管对象为取得QS认证和列入小作坊目录的食品生产者,而难以正规化的传统食品生产者以及处于分段分工不明确的食品生产者往往没有合适的监管制度和手段,使该类生产主体容易存在于监管视野之外,成为食品生产环节的主要隐患。
1.2 餐饮服务环节:机构改革之前,餐饮服务环节的抽检可分为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标这两类抽检。
餐饮环节的食品来源主要是农贸市场,难以通过监管而提高理化指标的食品安全水平,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主要是微生物污染,因此微生物指标应当成为该环节的监管重点。
但监管部门目前对餐饮环节的监管主要是理化指标和卫生环境的监管,微生物指标并没有成为主要的监管内容。
1.3 流通环节:流通环节作为食品经营主体最广泛的环节,在食品监管机构改革之前,是投入监管精力最多的环节,主要是通过建立索证索票台账和抽检来实施监管。
但对于占比最大的个体经营户的监管无明确法律依据,且很少有通过追根溯源达到食品安全有效监管的案例,监管效率较低。
抽检主要针对预包装食品,实际上是食品生产环节延伸的监管手段,最终落实点还是在生产环节。
分段监管机制的不合理在流通环节监管中体现较明显。
⾷品监管渎职罪量刑标准⾷品安全问题是事关⽣命健康的⼤事,⽽保障⾷品安全的重中之重就是加强⾏政监管⼒度,从刑法⾓度看加强⾏政监管的重要举措就是严格⾷品监管渎职罪量刑标准,那么值得探讨的是如何严格⾷品监管渎职罪量刑标准?下⾯店铺⼩编将为您罗列相关的资料,为您详细分析⾷品监管渎职罪的量刑标准问题,欢迎阅读!⾷品监管渎职罪,是指负有⾷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作⼈员,滥⽤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重⼤⾷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为,要依法定罪量刑。
⼀、⾷品监管渎职罪量刑标准问题的原因⾷品监管渎职罪的量刑标准因为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具有独特的特点,从犯罪构成理论来看⾷品监管渎职罪具有以下特殊性:1.犯罪主体具有特殊性。
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国家机关⼯作⼈员以及从事⾷品安全监管公务的未列⼊正式编制的⼈员,但不包括单位。
⾷品安全涉及⽣产、销售、流通、餐饮服务等多环节多领域,对⾷品监管渎职罪犯罪主体的司法认定复杂⽽繁琐。
2.犯罪主观形态具有特殊性。
⾷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观形态包括两种不同的主观形态,既包括过于⾃信的过失,⼜包括间接故意,属于复合性形态。
3.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
本罪的客观⾏为主要表现为三种渎职⾏为,且渎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因果关系的间接性。
⼆、⾷品监管渎职罪量刑标准问题因为⾷品监管渎职罪犯罪构成的特殊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复杂环境,导致⾷品监管渎职罪的量刑标准出现以下问题:1.与其他相关罪名的量刑⽐较。
⾷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有两个量刑档次:“发⽣重⼤⾷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属于从重处罚的情节。
玩忽职守罪、滥⽤职权罪有四个量刑档次,前两档⽆徇私情形,后两档有徇私情形。
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为罪均只有⼀个量刑档次。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涉及的渎职罪类型与构成认定浅析一、关于渎职罪的概念简析渎职罪的渎,按《新华词典》解释,其字义是轻慢、不敬的意思。
渎职是不尽职,在执行任务时犯错误。
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侵害了国家机关正常管理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渎职罪是典型的职务犯罪。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中规定的渎职罪的立案标准,实际上就是渎职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程度的具体量化。
二、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涉及的渎职罪类型根据刑法分则条款规定,包括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食品监管渎职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罪、滥用管理公司职权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其中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是刑法关于渎职犯罪的一般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食品监管渎职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罪、滥用管理公司职权罪是刑法关于渎职犯罪的特别规定,当渎职行为符合特别规定时,适用特别规定定罪量刑,当渎职行为不符合特别规定时,以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处理。
1、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主观上是故意,即行政执法人员明知案件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故意不移交,同时,行为人还必须有徇私的动机。
如果是由于过失或法律水平低而没有认识到案件应当移交,不成立本罪。
举例说明,某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举报人称甲公司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数额巨大,某市场监管部门对甲公司进行了查处,举报属实。
甲公司负责人四处活动并找到某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乙某,先后送给乙某三万元,要求给予关照,乙某收到贿赂后,将已涉嫌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案件压住,仅仅以罚款了事。
乙某的行为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及其适用困境*万志鹏(XX大学法学院,XX XX 411105)摘要: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食品监管渎职罪是“风险刑法”理念的产物。
但是,“风险刑法”的理念不宜提倡,它具有侵蚀刑法诸多基本原则的巨大危险。
设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既不能弥补刑法漏洞,也无力阻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食品监管渎职罪在主体适用X围、主观心态和因果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立法缺陷,使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
关键词:“风险刑法”;食品安全;食品监管渎职罪近些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社会各界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408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408条之一,其内容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4月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XX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简称《罪名补充(五)》),新增加的这一条罪名被确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
本文认为,关乎民生的食品安全固然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刑法上新增罪名、扩大犯罪圈以及动辄设置监督过失以及危险犯的做法具有必然合理性。
这是一种迎合所谓“风险刑法”理念的做法。
然而,所谓“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刑法”,*作者简介:万志鹏(1976–),男,XX黄陂人,法学博士,XX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XX省教育厅课题“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研究”(项目编号:11C1225)成果之一。
是一种需要相当警惕且深刻反思的理论倾向,在我国现阶段不应提倡。
一“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的概念都来源于当代西方。
1986年,联邦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之路》(Ris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一书,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正处于后工业化时代,这是一种不同于古典工业时代的现代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人类在取得巨大工业文明的同时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自我毁灭的风险——风险社会的概念应运而生。
其实风险的概念由来已久,然而贝克所谈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不同于传统的风险。
贝克提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
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导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1]19根据贝克的理解,风险社会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对人类进入现代化以来所面临的巨大成功和严峻挑战的描述。
风险是孕育于现代化内部并且包含着巨大不可确定、不可预料的全球性后果,或者说,它是人类社会在当下和未来的存在方式。
“今天的风险和危险,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即它们的威胁的全球性(人、动物和植物)以及它们的现代起因,与中世纪表面上类似的东西有本质的区别。
它们是现代化的风险。
它们是工业化的一种大规模产品,而且系统地伴随着它的全球化而加剧。
”[1]18因此,所谓后现代化时代的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种种不可预测的危险,如核爆炸、核泄露、生物基因变异、环境污染、不安全食品等,都是风险社会中的典型风险,而这些风险显然是传统社会中不曾面临的。
贝克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社会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波及其他学科。
人们纷纷热烈讨论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风险”,其中也不乏批评声音,称贝克的说法不过是耸人听闻或者哗众取宠。
反对者称,现代社会并未出现贝克所言的前所未有的风险,只不过是人们对风险的意识增强了。
[2]39尽管饱受争议,但事实上贝克所创的“风险社会”理论早已越出国界,越出单一的学科领域,在全世界X围受到许多人文学科的关注。
在刑法学界,德国刑法学者最早做出反应。
德国刑法学者把风险社会下的刑法观念称为“安全刑法”或者“危险刑法”。
波恩大学的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Urs Kindhäuser)教授认为,我们应正视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社会是一个危险社会,而现在的刑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实际安全生活的需要,因而应该随之变动——应该倡导一种“安全刑法”的观念。
“在所有容易发生危险的国家、社会领域当中,诸如药品、援助、经济、税收、社会公共福利、环境保护、对外经济、战争武器监管、日用品……等领域里,刑法用来满足安全政策的行为需求,抑制绝对危险犯的发生。
”[3]38-39换言之,刑法应在风险社会中与时俱进,适当扩大犯罪圈,并且提前介入到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社会生活领域。
德国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乌尔里希·齐白(Ulrich Sieber)教授同样认为,全球风险社会使世界各国刑法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单个国家的刑法无法应对全球风险,因而应当致力于“国际法和超国家法的扩X”,最终实现一个统一的国际刑法或者超国家的刑法合作模式。
[4]34齐白教授进而主X,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应追求一种预防性的“安保刑法”模式,改变传统对刑罚目的(复仇或赎罪)的认识,使预防目的成为刑罚的正当化基础,为此应当考虑将预备犯正当化、将危险犯的可罚性判断前置等。
[4]202-209总之,风险刑法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已步入风险社会,为确保风险社会中社会共同体的安全,刑法应提前介入,对可能造成危险的某些行为进行干预,刑罚的目的应从惩罚、矫正转向预防。
为此,刑法可以突破责任主义界限,不注重法益侵害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淡化因果关系,原则上处罚预备犯、抽象危险犯,并积极扩大犯罪圈,从而以更积极的姿态迎接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理论自引入我国以来,同样在人文社科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风险刑法”的概念也逐渐在我国刑法学界流行。
但是,我国刑法学者对“风险刑法”的态度不一。
有学者认为,现代刑法的价值取向在于对个体的权利保障,而这种以权利保障为导向的刑法在解决风险问题时容易遭遇挫败,无法识别和容纳现代风险。
[5]129有学者提出,虽然风险刑法因其对秩序价值的重视而受到青睐,但不能构成对传统刑法的替代,尤其是刑事立法介入风险的防控不应超越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6]70还有学者则彻底否定风险刑法理念的正面价值。
这一观点认为,风险刑法理论的目的实际上是试图用刑事政策去化解现代风险以及解释现实中的刑法变革,然而真正的风险危机是无法通过刑法化解的,对风险刑法的“拿来主义”态度是刑法学的一场灾难。
[7]95-96更有学者以一言概括之:“风险刑法”理论是反法治的。
[8]26然而,肯定风险刑法理论价值的观点也是存在的。
有学者认为,“传统刑法的‘理性X式’已难以控制新型的社会风险”[9]55。
“在风险社会,可以采用传统刑法与风险刑法并存的方式,以弥补传统刑法在功能上的不足和责任追究上的漏洞。
”[9]63笔者认为,风险社会理念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不宜全盘否定,但是引入到刑法之中应当十分谨慎。
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意义,既可以说是对全球各国在后工业时代发出的“预警”,也可以说是对人类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反思。
科技的日新月异、工业的高速发展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同时也带来了未知的危险——这种危险是不能通过现代科技予以预测和规避的。
换句话说,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人为性、不确定性、不可避免性、利弊统一性以及全球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正决定了这种风险并不同于传统社会中所面临的危险。
然而,现代刑法恰恰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及生活经验的信任基础之上,而且过错责任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刑法基石。
①在行为、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责任能力、主观心态等一系列刑法基础要素上,现代刑法都以科学或者经验上的确定性为前提。
反之,在不确定的社会风险中,贸然确定任何人、任何组织或者机构的刑事责任都是有风险的,或者说是对责任主义的严重挑战。
那么,我国刑法究竟该如何应对风险社会?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因为风险社会的来临而停止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脚步。
利益和风险同在,犹如机遇和挑战同在。
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努力认识风险、尽量控制风险以及合理分配风险。
可以说,对风险的认识主要依靠自然科学,对风险的控制主要依靠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决策机制,而对风险的分配主要依靠的是法律和公共政策。
刑法和刑事政策作为宏观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中的一环,在处理风险危机时应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
刑法是所有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刑法之强硬特征,充分体现了它是在其他法律不足以调整社会矛盾时国家可以动用的最后的法律手段。
同时,刑法的目的决定了动用刑罚来惩治犯罪必须能够实现一定社会效果,否则动用刑罚就是无效的。
然而,风险社会中,制造风险的人(或者组织)是难以确定的——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生态灾难,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贡献”吗?建立核电站的决策,难道不是国家(政府)经过严密的论证和严格的决策程序做出的吗?况且,风险社会中风险本身的利弊尚不能确定。
行为本身的“有害性”的难以确定、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以及责任主体、责任分配的确定困难都决定了现代刑法应对风险社会的局限性。
如果说风险社会的概念尚可接受的话,风险刑法的观念至少在现阶①在笔者看来,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实际上并不是对过错责任原则的颠覆,而是将举证责任作了不利于被告人的分配。
段是相当危险的。
现代刑法仍然必须恪守责任主义和谦抑原则,不能轻易扩大犯罪圈的X围。
正如当代德国著名刑法学家罗克辛(Claus Roxin)教授所说:“在运用刑法与风险作斗争时,必须保护法益关系和其他法治国的规则原则。
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刑法的干涉就必须停止。
”[10]19二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食品安全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的热点问题。
由于1997年对刑法进行全面修订之时,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重大、特大案件尚不多见,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还没有现在这样强烈,因而新刑法典中直接关于食品安全的犯罪仅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随着近些年来各种食品安全事故暴露出的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方面的弊端和漏洞,如何整合执法资源、合理分配政府各职能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职责和权限,成为立法机关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
在此背景下,2009年2月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标准、食品生产经营条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规定。
国务院也于同年7月通过《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细化了《食品安全法》中的相关内容。
时至今日,经过粗略统计,我国共有20多部法律、30多部行政法规和超过100部行政部门规章的内容直接或者间接涉及食品安全,各种规章制度不可谓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