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维新运动

收稿日期:2004203217作者简介:邹　勇(1970～),男,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

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2004年8月第23卷　第4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ug.,2004Vol.23　No.4张之洞与维新运动邹　勇(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川绵阳　621000) 摘　要:在1895-1898年由维新派发起的维新运动中,作为洋务派的重要领袖,张之洞曾参与其中。

虽然,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与矛盾,但综合张之洞在运动前及运动中的表现,他是支持维新运动的,而不是“假维新”。

关键词:张之洞;维新运动;支持中图分类号:K2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12x (2004)0420039205 甲午战争的惨败,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清王朝在政治上,经济上出现了空前的危机。

于是,以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为起点,全国掀起了一股为民族存亡而忧虑、愤慨和抗争的热潮。

人民大众、士大夫知识分子,乃至在朝官员、封僵大吏都卷入其中。

在被卷入维新运动的朝廷官员中大多为帝党官员和洋务派官僚。

其中,只有洋务派的部分官僚掌握着实权,他们对这场运动态度非常微妙,且大多曾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赞助和支持。

洋务派以“自强”“富国”为目的。

中法战争后,满清当权的洋务派只剩下三位有影响的领袖了: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

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北洋海陆军;刘时任两江总督,控制长江下游;张时任湖广总督,控制了长江中游。

李鸿章原为洋务派的大首领,地位仅次于奕　,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李声誉扫地,“一生事业,扫地无余”[1],从而退居幕后。

对于维新运动,他是“不甚赞成,也不反对”[2]。

但由于私人恩怨,他曾怂恿其儿女亲家狱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及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帝党官僚文廷式,使强学会遭封,文廷式被革职,给维新运动产生了消极作用。

刘坤一碌碌而无显绩,虽在维新运动初期,也曾捐款给强学会,列名其中。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他越来越疏远了同维新派的关系。

在戊戌变法中,他消极对待上谕,多次遭到光绪皇帝的责备,被维新派视为阻挠变法之人。

而这一期间,张之洞却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整个维新运动中,张之洞都同维新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的弟子,刘光第则为张所保荐。

戊戌变法中,由于积极参与他还受到光绪帝的赞许,多次打算让其进京辅翊新政。

对此,现在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张之洞在这期间的表现是“假维新”,自始至终都是维新变法的反对者[3];也有人把其纳入维新派的行列,对其大唱赞歌[4]。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均有其道理,但也许是观察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结论皆有失偏颇,本文拟对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的行为和思想做一个剖析,以期对他在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介。

一张之洞最早同维新派的联系应当从1895年算起。

在这一年的十月中旬,北京强学会成立,身在江宁的张之洞捐助了五千金以示支持,并派他的儿子和亲信杨锐参加了强学会。

这一时期,参加强学会的多为帝党成员和洋务派,以至谭嗣同在一封信里谈到:“康长素倡为强学会,主之者,内有常熟(翁同),外有南皮(张之洞)……。

”为了成立上海强学会,康有为于十一月初又到了南京,在南京“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5]。

商谈结果,张之洞同意成立上海强学会。

此会的成立宣言(“上海强学会序”)也由张之洞署名公布,会务由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主持,经费由张捐助白银一千五百两。

翌年一月,又创刊了《强学报》,由康有为推荐的徐勤、何树龄两人主编。

该会成立不到三个月,由于北京强学会的劾封而被迫解散。

上海强学会停办以后,黄遵宪愤于学会的解散,便邀请汪康年、梁启超等倡办《时务报》,这样,上海强学会的一千二百多两余款也就成了开办《时务报》的最初经费,其中,在张之洞名下的就多达半数以上。

《时务报》创办之后,张之洞还下令所属善后局,按时寄款,使《时务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不致因经费不足而中辍。

在给与经济上的支持后,张之洞还利用自己封疆大吏的地位,大力提倡。

他将《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刊登在第六期时务报上,并对《时务报》大加赞赏。

札上说:“查上海新设时务报馆,每旬出报一本,本部披阅之下,具该报识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

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所琐闻,……实为中国创始地一种有益之报”[6](p548)。

并由官费订购,要求报馆向文武大小各衙门,乃至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按期足数寄发,紧接其后,山西,湖南,浙江,安徽等省的巡抚,江苏,贵州的学政以及江西布政使等起而效尤,纷纷“通札各属及书院诸生悉行阅看,或令自行购买;或由善后局拨款购送”[7](p4)。

《时务报》发刊不久就风靡海内,除其宏通,文笔精妙之外,同张之洞的公开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汪康年就曾说:“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员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6](p135)。

尽管《时务报》经常刊登一些观点激进的文章,却没有象强学会那样为后党顽固派所禁,也同张之洞的公开支持不无关系。

在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对变法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他所统辖的地区在变法中,对新政贯彻最多。

在奉旨裁减制兵中,张之洞将两湖制兵各裁减“五成”,“其中湖北裁减马战守兵7715名,湖南裁7438名”[8](p17),而其它督抚皆认为“无可再裁”。

在裁减冗员上,“仅湖北就裁革官员170余名”[8](p33)。

在军事上,张之洞创办了江南自强军,采西法练兵,设护军营“专练洋操,力洗旧习”[9](p10)。

在改革科举中,张之洞还与陈宝箴联名上了《妥协科举新章摺》,制订了“请改为三场分试随而去之法”[10](p4139),“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第二场试以事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此为西学经济,三场试四书驿两篇,五经义一篇”[10](p4139)。

此建议为光绪所采纳。

在荐举人才方面。

戊戌四月,张之洞将梁启超、杨锐和黄给箕等人一并向朝廷推荐,作为可以委以重任的经济特科人选。

还让陈宝箴也向光绪帝荐举杨锐,刘光第。

“杨锐与刘光第之入军机,亦张之洞托陈宝箴荐之者也”[11](p424)。

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其参与维新虽有做为张在京城耳目的一面,但也有其爱国的一面,从现在众多的论述中来看,大多认为杨锐是支持变法维新的,属于维新派[12]。

刘光第虽为陈宝箴推荐,但却对张之洞极为推崇,称其为“命世先觉,其忍时务俊杰,中国神智人哉”[13](p55)。

做为张之洞辖区的湖南是戊戌变法期间,唯一基本按上谕推行新政的地区。

早在戊戌变法前,湖南就成为维新变法宣传最活跃的地方。

南学会作为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的政治组织,以演讲的方式,积极进行变法维新的舆论宣传,时人认为大有外国议院之规模。

另外还设有《湘学报》,《湘报》做宣传工具,成立了由梁启超任教习的时务学堂以培养变法人才。

可以说,在百日维新前湖南是维新派最多的地区。

谭嗣同、梁启超和唐才常等皆长期在湖南活动。

另外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在政治,经济上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并因此受到守旧势力的攻击,而光绪帝却谕褒陈宝箴,并斥责守旧派是“有意阻挠,不姑大局”。

做为张之洞的下属,如果没有张之洞的默许,陈宝箴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在湖南推行新政了。

实际上,陈宝箴除了是张之洞的下属外,两人私交也非常不错。

在百日维新快要结束时,他还曾向光绪帝上奏折说:“变法事体重大,必得通识老成望重,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见,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似宜迅召入都,赞助新政,与军机总理衙门五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14](p122)。

在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曾多次指责刘坤一和谭钟麟等督抚大员不能积极推行新政,却从没提到张之洞。

可见张之洞在这一期间的表现,证明他是支持变法的。

二笔者认为张之洞是支持维新变法的,并非仅从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而定。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张之洞在维新运动前后的活动及其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张之洞支持维新,赞助维新,是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并非简单的一句“投机”就可以概括其动机和目的的。

张之洞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先辈曾三世为州县官,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

入仕之后,他很快就成为“清流健将”。

尽管清流派是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其中不乏迂腐的旧式书生。

但以张之洞、张佩伦和陈宝琛等为首的一批清流派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同。

在这里,忠君爱国,为民请命的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而张之洞表现尤为突出。

他曾草拟过替四川东乡(今宣汉)农民申冤的奏折[15](p56);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16],坚决反对沙俄蚕食我国西北边疆;中法战争中,张之洞“建议当速赴援,示以战意”[16],并保荐善战将领赴前线抗敌。

做为两广总督,他还亲自参与了抗法战争。

正是由于他曾亲自参与了反侵略战争的实践活动,使他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强烈的爱国之情,及抵御外侮的思想,使其战后迅速转向洋务派。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张之洞坚决地支持抗战。

他积极布置江南防务(当时暂理两江总督),重新起用冯子材,前线筹措饷械。

及至战败,他又反对签订卖国的和约。

对于和约的签订,他认为“从此中华何以自立?令人痛恨发指”[14]。

爱国之心跃然眼前。

当台湾军民反抗日本占领时,他又不顾清政府的禁令,暗中支持台湾人民的斗争,调解唐景崧与刘永福间的矛盾,积极援助枪支弹药。

即使在唐景崧已退出台湾,刘永福被拥立为“总统”的情况下,他仍私下支持刘永福的抗日斗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之洞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及忧患意识,这也是张支持康梁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而维新热潮本就是在民族危机出现的情况下发生的,康梁变法的本质也是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求助于君权,其公开的变法主张也是以不破坏君权为限度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的加重,使张之洞也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

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提出:“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以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17](p44)!对于张之洞的变法思想,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他所著的《劝学篇》。

文章发表于1898年4月,即百日维新前夕。

其内容分内外两部分,《内篇》主旨是教育人门要恪守孔孟之道,尊奉三纲五常,忠于满清统治者,即“务本以正人心”[18]。

《外篇》则号召人们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即所谓西政和西艺,仿照西方的先进体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加以改造,以达富国强兵,挽救危亡的目的,即“务通以开风气”[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