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到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期间出现了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呈现出一种全体性的风格。
文学的自觉标志：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三对文学的审美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收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的崇尚自然与言意之变对文学与艺术有直接的影响。而佛学的传入，在文学想象、音韵词汇方面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影响。
唐文学的繁荣是为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它可以说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就表现领域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就诗的形式说，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唐人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一是解决了黏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体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
1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一脉相承。他采用乐府古题，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语言古朴率真，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体注入了活力。其诗一是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二是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他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曹丕，现存诗约四十首，按内容主要分为三类：一为宴游诗，模范山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上有一定的地位。二是抒情言志之作。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三是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最能体现曹丕诗的水平。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一变在个人情感的抒发，由历史和天下转向个人；二变在文人化艺术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他的诗，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他的诗中充满了对死亡的哀伤，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他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邺下文人集团）
曹植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和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白马篇》。后期诗歌主要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后期按内容可以分为四类：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用思妇、弃妇寄托身世，表白心迹；述志诗；游仙诗。锺嵘《诗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既继承前代又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其诗受到后人推崇的原因有三：一文采富艳；二对五言诗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三成为失意文人的典型。
2七子：王粲、刘桢、孔融、应玚、阮瑀、徐干、陈琳
“三曹”、“七子”在建安时代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他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自伤”是他的感情特征，写诗的出发点。
刘桢，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纯以气势取胜，目无千古，踔厉奋发。他的诗一类为
赠答诗，一类为游乐诗。赠答诗中最著名的诗《赠从弟》三首。
（蔡琰，字文姬，有五言体《悲愤诗》）
3建安风骨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七子”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离乱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建安时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由于“世积离乱，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文学复古与革新的一面旗帜。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
4正始之音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一般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时期的文学。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阮籍、嵇康俱为当时的玄学大家，其思想也影响到了诗歌创作），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都为篇幅较为短小的五言。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地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了重大的影响。《咏怀诗》其一（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可视为全部咏怀诗的总纲。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
嵇康的诗现存五十馀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较高。他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其中《幽愤诗》作于其蒙冤系狱时，可视为其绝命诗。诗中自述平生的遭遇和理想抱负，蒙冤的愤慨和对自由的向往。嵇康诗的风格，《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嵇康诗风与其人格性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5太康诗风
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当时的风气。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在诗歌技巧方面，陆机、潘岳诸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缛。
“繁缛”表现为：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描写有简单趋向繁复；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这一点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诗》三首，写到了细致的节候变化，开启的悼亡诗的先河。
6左思风力
左思曾以《三都赋》名震京都，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8首。《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寒士的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和抗争。相比同时代的作家，左思的诗中有作家自身的独特情感经历在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