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美学经典文献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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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SONG OF YELLOW RIVER 2021/ 24的审美标准,它认为音乐可以也应该表现封建伦理道德,可以也应该成为进行教化、巩固统治的有力工具……”[3]虽然《乐记》一直强调音乐会激起人心中本身具有的情绪和情感,但音乐的“表情”功能却是受到“礼乐教化”标准限制。
音乐能够激起人心中固有的情感必定是包含道德价值的,即“象德”。
(《乐施篇》)也就是说对人们实施音乐教化和美育的目的是规范人们的言行,使人们的言行能够符合道德规范提出了标准,这也是《乐记》认为向社会实施音乐美育的意义所在。
紧接着在《乐论篇》具体阐述了音乐怎样才能使人们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在这当中尤其强调“礼”和“乐”的紧密关系:“礼者,殊事合敬者;乐者,异文合爱者也。
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其意为,“礼,就是用不同的礼节规定使人们互相尊敬;乐,就是用不同的乐曲形式使人们互相亲爱。
礼与乐的实质是相同的,所以圣明的君王都重视礼乐,相继沿用它们。
”[4]先秦思想认为,“礼治”是国家建立稳定的阶级秩序的一种必要手段,而《乐记》从音乐的角度去诠释“礼乐教化”思想,从“礼乐”的角度维护阶级秩序的稳定,从而健全“礼”的意义和范畴。
《乐记》认为,音乐存在的最高境界是“礼乐”,人们学习音乐的最终目的是理解“礼”的意义和范畴。
而要想建立和健全“礼”或者“礼乐”制度,人民是重要的实施对象,只有社会中的人得到统治阶级的教化才会真正实现统治阶级的理想。
人们学习一切最重要的目的是获得“德”,人们真正懂得“礼”和“乐”,才会真正从“礼”和“乐”那里获得“德行”。
正如《乐本篇》提到“……知乐则几于礼矣。
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三、《乐记》强调实施音乐美育的目的是“约束”和“教化”在先秦音乐美育思想中,音乐之所以可以“育”人,是由于人们不是通过音乐随心所欲地抒发情感,而是为人们建立道德秩序,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约束人的欲望和行为,对人民实施教化。
正如《乐象篇》所说,“‘乐者,乐也’。
音乐美学中国学思想研究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
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主要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当中的儒家、道家、墨家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传统美学思想;儒家;道家;墨家中国的传统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美学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音乐体系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系统所谓专业控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了鲜明而独特的美学特征,贯穿整部美学。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出现在他们的要求、文字、墨水、方法、佛陀、阴阳和许多其他的美学流派,但是通常是道教融化覆盖、吸收道家美学思想的产生,从先秦到目前为止,音乐发展中贯穿始终。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善、和儒家对乐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
孔子思想的审美简单、美丽,美貌的简单,隐含的美,是自然的和令人激动的交融,赞成音乐美学保持与情感态度。
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害”。
他认为,音乐审美情感态度和性能中正和平,也是一个谦虚。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与他的“中庸”理念是一致的。
荀子提前考虑激励英勇善战,而在男性和和平的环境以礼,可以使人们影响几代人。
在音乐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音乐理论,儒家内容“善”、“和”首先,和艺术形式的美,在第二。
传统的中国音乐美学以“和”为中心。
我国的音乐家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音乐家的音乐理论艺术作为一种方法来知道真相。
《快乐记》是儒家美学代表作。
“高兴”讨论的起源记录音乐”,由凡人的心也:既然、迁移的物质之心,感觉在野心勃勃也使用的事物和动作,以形状对声音的来源。
”音乐是由人们之间,其根源是由于思想和兴奋的感觉受到自身之外的事物,“心理”、“事情变化的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观点。
《快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写道:“这是进入,德,作为一个小以及第一行成,然后。
”(“快乐的心情随笔”)的思想内容说,工作是主要的,技能是次要的,道德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当代音乐的音乐教学的专业音乐教育人才,不仅需要但通过音乐素质培养,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重要。
一部倾注生命的学术著作——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评价作者:凌绍生来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蔡仲德先生的音乐美学著作——《中国音乐美学史》(以下简称《史》著)洋洋六十余万言,记载、编纂、建构、评述了中国三千年的历代乐论文献史、音乐美学思想史。
这是一部值得理论界关注的有关中国音乐美学史方面系统,详实的专著。
蔡先生在他的《史》著的后记中说:“这部书稿倾注着我的生命,我在其中思考着音乐、文化、宇宙、人生”、“……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人,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发展教育,改造文化,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包括人文科学,美学艺术的现代化。
”作者的这些言语真实地表达了一位中国学者治学的理想和期望,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倾心著书的本意。
199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蔡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下册,共五十三万言。
这样蔡先生就以他的《史》著为主体,以《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为羽翼,构成了他的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建构和体系,这对建立、完善中国音乐美学史科学体系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笔者因教学、科研的需要,并以《史》著作为研究生课程的教材,故而比较认真地学习、研究了这部著作。
现仅就《史》著的两个基本学术论题——《史》著的建构体系以及《史》著在评论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理论方面的重要的具有学术、理论意义的新观点、新见解简要地作一些学术性的介绍和讨论,以期促进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为建立、完善中国音乐美学体系提供研究性的借鉴。
一、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建构体系蔡先生的《史》著明确地提出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对象是中国古代见于文献记载、表现为理论形态的音乐审美意识和理论。
它们包括一、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自成体系的音乐美学专著;二、诸子百家的“子书”及后世文集中的有关论述;三、儒家经典及其他经典中的有关论述;四、二十五史中的乐志、律志;五、西汉以后的音乐诸赋;六、宋元明清的琴论、唱论(含曲论)等等。
《史》著并将以上的史料内容编排和划分为音乐美学史的五个时期:一、萌芽期,即西周末至春秋末(孔子之前),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二、百家争鸣时期,即春秋末年至春秋战国末年,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三、两汉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四、魏晋至隋唐时期,即公元3世纪至10世纪;五、宋元明清时期,即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
中国传统音乐经典文献荐览【第八期】:《论曲牌》高厚永论曲牌高厚永曲之各种名色,谓之“曲牌”。
古时将不同乐曲之不同音节,均写在“牌子”上,所以出现“曲牌”或“牌子”的名称。
自元、明以来的“南北曲”、“散曲”、“小曲”、“时调”等各种曲调,均以“曲牌”统称。
明·骥德《曲律》说:“曲之调名,今俗曰:'牌名’”。
可见“曲牌”之称,当起于元、明。
不同曲牌又各有专名,如《山坡羊》、《银绞丝》、《虞美人》、《挂枝儿》等,总数多达数千首。
各种曲牌,其曲调、字数、句法、唱法、平仄等,均有不同的基本定式,所以亦可依据这些定式填上新词。
曲牌大都来自民间,一部分由“词”发展而来,所以有不少“曲牌名”与“词牌名”完全相同。
又有不少曲牌为器乐演奏,于是便去其词而成为纯粹的器乐曲牌。
这些器乐曲牌虽然来源于声乐,但根据器乐特点和情趣表现的需要,又进行了器乐化的发展。
一、历史发展明·卓珂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陈宏绪《寒夜录》)。
可知中国乐坛,历来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之山歌小调而闻名遐迩。
唐诗、宋词均可入乐歌唱。
诗有五、七言律诗,而词则是长短句。
用词配合曲调歌唱时,则称为词牌。
由此可知,有了可唱的宋词开始,便有大量“词牌”名称的出现。
进而到达元代,有了曲与词相结合的“元曲”开始,便又有了大量“曲牌”名称的出现。
虽然在宋、元时期出现了“词牌”与“曲牌”的名称,但他们仍然有着更早的渊源。
词在唐代已经出现,而宋代“词牌”曾孕育于唐、五代时期的“乐府”、“大曲”与“曲词”当中。
元代“曲牌”,则孕育于唐宋时期的“乐府”、“大曲”与“词牌”当中。
宋“词牌”来源于唐“乐府”(包括唐代诗词)。
宋·朱熹《朱子语类》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了许多泛声。
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
”方成培《香研居词尘》又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
第十六课中国音乐美学的内核及历程杨赛一、中国音乐美学的内核音乐美学在西方已有260多年的历史,被引入中国也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
中国音乐美学诞生在全球化学术语境中,后又与西方音乐美学渐行渐远渐无穷,与中国音响史实与音响事实也若即若离,走过了一段时缓时急、或左或右、颠簸起伏的发展之路。
我们对中国音乐美学的考察,应该从动态学科发展史出发,既追溯中国音乐美学的来路,又探索中国音乐美学的去路,既重视西方音乐美学的学术传统,又要突显中国音乐美学的基本特征与使命,实现古与今,中与西的交汇融合,能对音响史实与音响事实做出回应,彰显更加独立的、更加有效的学科生命力,形成中国音乐美学独特的学术品格。
中国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音乐大国,中国音乐对中国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价值、中国生活、中国文化影响之广、影响之深,再怎么估量也不为过。
中国的史前文明,完完全全地浸泡在音乐中。
中国漫长深厚的礼乐文明,在发韧之初,乐比礼占居更重要的位置。
就算是礼乐发达的阶段,礼也是完全离不开乐的。
近现代的国学研究,对乐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因而很难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合理的解释。
这个巨大的学术空间,只能由音乐学来填补。
近年来,音乐学整体取得较大发展,高等音乐专业教育日益壮大。
音乐创作、音乐表演日益繁荣,音乐美学理应过往和当下的音乐存在做出合理的回应。
从夹缝中走过近三百年的音乐美学,独立直面了大量的课题,既不可能重归于哲学,也不可能拘囿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学,更不会是哲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它正在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尽管还有待成熟,但它一直处在永无终结的进程中。
结合H·里曼的“倾听”理论、韩锺恩的“临响”理论以及达尔豪斯等人的相关论述,我们对音乐美学的学科性质做出新的表述:音乐美学是一门建立在历时的、整体的、动态的临响体验基础上的理论性学科。
达尔豪斯曾经用“绝对是音乐的理论”这一概念对音乐美学作了三个限定:(1)18世纪以来、(2)歌剧和交响乐、(3)从听众的角度。
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史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史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特点是早熟而后期发展缓慢,其中儒家和道家的影响最大。
而各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大都具有功利性,将音乐视为工具,为各种音乐之外的目的服务。
在比较典型的音乐美学思想中,表现出古人重意轻形、重道轻器、重善轻美、重乐轻悲、重雅轻俗的审美倾向。
20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里,由于国家处于战乱、政治斗争不断的境地,音乐美学思想也体现了功利主义特点。
少数学术性音乐美学探讨也明显带有历史局限的特点。
直到改革开放,真正学术意义的音乐美学研究和教学才逐渐步入正轨。
萌芽时期: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前8一前6世纪)这个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散见于《国语》、《左传》记载的虢文公、史伯、晏婴、伶州鸠等人的有关言论,可以概括为“平和”审美观、礼乐思想和阴阳五行音乐思想。
涉及的音乐美学基本范畴有以下几对。
“和”与“同”。
“和”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最重要的概念,它自出现以后一直贯穿整个中国音乐美学史。
“中”与“淫”。
古人认为和的音乐是适中的;只有适中才是好的。
“音”与“心”。
古人认为音乐和人心密切相关。
平和的音乐能使人心平和,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通融和谐。
“乐”与“礼”。
中国早期礼和乐就是不可分的社会规范活动。
“哀”与“乐”。
当时已经有表现悲与乐不同情绪的音乐,但是,从言论上看,多数人倾向于表现乐而否定表现哀,尤其是统治阶级。
“新声”与“德音”。
前者是民间音乐的统称,后者是平和、符合礼的音乐的统称。
此外还有“气”、“风”等与音乐有关的概念范畴。
“气”是自然的造化,由天地所生,“风”是“气”的运行。
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强调音乐与自然的关系。
百家争鸣时期: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前5一前3世纪)这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集中在儒、道、墨、法、杂家诸子言论中,是最重要的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成型、成熟的阶段。
在诸家中,儒家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最为深刻,也最有影响。
这个时期之后的各个时期基本上以儒、道音乐美学思想为基础来谈论音乐,发展比较缓慢。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鉴赏和问题研究论文(共5篇)>第1篇: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力作鉴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音乐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不可分割的精神基础,并呈现出多元化状态。
由于民族文化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也产生出不同的审美感受。
而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音乐,可以说是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朵奇葩,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对其理解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作为现代人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并在深刻理解它的同时能够将它继续传承下去?这已经成为了众多音乐学者时下最关注的话题。
而《中国音乐的神韵》一书的出版,可谓集合了历史、人文与生命科学等方面,以审美的观点全新阐释了中国音乐的独特的魅力,是近几年学术界中具有较高含金量的音乐欣赏类书籍。
本书作者刘承华,南京人,1953年生于江苏滨海,1982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该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员等。
他的学术著述:《文化与人格——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一次比较》(2001)、《品玩人生》(1993)等都极具学术价值;并发表美学、音乐、文学、哲学论文70余篇。
而《中国音乐的神韵》一书,也可以说是他这几年研究成果的一个综合性概述,以便音乐爱好者们能够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中国音乐的美韵。
《中国音乐的神韵》一书,包括两篇序言,前言、内容和后记,其中的前言和后记阐明了作者创作此书的目的,由于长期以来音乐教育总是“将音乐与文化分离,将音乐作为一种科学的对象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对待。
”“但是,音乐恰恰不是某种标准化的科学产品,不是可以用某种统一的理论模压成形的。
音乐就其本质而言,它和其它艺术一样,总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是特定生命形态与生命方式的产物……音乐的最本原的动力正是文化与生命……生命是音乐的终极本体和最深层的动力,文化则是生命得以表现的一种方式,所以,要想使音乐的形式充分展示出其固有的活力,只有借助文化这一艺术原创力的冲击才有可能。
”[1]因此作者认为对音乐的阐述要从文化入手是现在中国音乐教育和审美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力作鉴赏——评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石 钏(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广西 南宁 530000)【摘要】文章以《中国音乐的神韵》一书为主要对象,介绍了作者、成书原因、书的主要内容、写作手法及书的优缺点等,文中还针对书中观点做了详细论述,总结出此书如何从人文、科学、历史等多方位的角度阐释中国音乐,使其在中国音乐美学欣赏类书籍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中国音乐;韵;文化和人文精神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音乐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不可分割的精神基础,并呈现出多元化状态。
由于民族文化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也产生出不同的审美感受。
而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音乐,可以说是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朵奇葩,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对其理解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作为现代人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并在深刻理解它的同时能够将它继续传承下去?这已经成为了众多音乐学者时下最关注的话题。
而《中国音乐的神韵》一书的出版,可谓集合了历史、人文与生命科学等方面,以审美的观点全新阐释了中国音乐的独特的魅力,是近几年学术界中具有较高含金量的音乐欣赏类书籍。
本书作者刘承华,南京人,1953年生于江苏滨海,1982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该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员等。
他的学术著述:《文化与人格——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一次比较》(2001)、《品玩人生》(1993)等都极具学术价值;并发表美学、音乐、文学、哲学论文70余篇。
而《中国音乐的神韵》一书,也可以说是他这几年研究成果的一个综合性概述,以便音乐爱好者们能够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中国音乐的美韵。
《中国音乐的神韵》一书,包括两篇序言,前言、内容和后记,其中的前言和后记阐明了作者创作此书的目的,由于长期以来音乐教育总是“将音乐与文化分离,将音乐作为一种科学的对象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对待。
”“但是,音乐恰恰不是某种标准化的科学产品,不是可以用某种统一的理论模压成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