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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第２期(总第３４３期)㊀㊀㊀㊀㊀㊀学㊀习㊀与㊀探㊀索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２ꎬ２０２４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ＳＮ.３４３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李㊀笑㊀宇摘㊀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态ꎮ准确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应当建构一个审视中国政治发展的科学视角ꎬ并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蕴含的目的论式线性史观㊁二元对立的结构逻辑㊁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进行反思和批判ꎮ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㊁有序渐进推进改革㊁坚持统筹兼顾㊁立足现实国情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促进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ꎬ通过紧扣民心政治ꎬ寻求党心民心的最大公约数ꎻ通过加强机制建设ꎬ推动民主政治形态成熟定型ꎻ通过以民主促民生ꎬ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ꎻ通过立足基本国情ꎬ探索发展中国式民主新道路ꎮ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ꎻ中国政治发展ꎻ民心政治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１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４４－０８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青年项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研究 (２０２３ＱＮ０４７)ꎮ作者简介:李笑宇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ꎬ博士ꎮ㊀㊀当代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㊁地域辽阔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国家ꎬ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面临着超大国家规模㊁人均资源贫乏㊁社会需求复杂㊁新旧利益交错的制约ꎮ政治建设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的重要 一位 ꎮ林尚立教授认为ꎬ政治建设的使命就是合理配置权力ꎬ建立稳定有序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体系ꎬ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秩序和保障[１]ꎮ在快速且复杂的现代化进程中ꎬ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重点是围绕建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两大使命展开的ꎬ其核心任务是构筑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体系㊁政治制度体系和政治操作体系ꎬ从而与不断变迁和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匹配ꎬ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ꎮ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ꎬ擘画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㊁本质要求㊁战略安排㊁重大原则作了全面阐述ꎮ其中在政治建设领域ꎬ报告指出 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ꎬ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２]ꎮ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政治建设的核心范畴和标识性概念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态ꎬ在过程上集选举㊁协商㊁决策㊁管理㊁监督于一体ꎬ在空间上全面覆盖政治㊁经济㊁社会领域ꎬ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结构㊁功能㊁制度㊁价值㊁绩效等维度的全方位发展与优化ꎮ因此ꎬ以中国实践为基础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㊁以中国经验为内容ꎬ全面分析和总结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ꎬ对于形成系统化㊁学理化㊁自主化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ꎬ具有重要意义ꎮ㊀㊀一㊁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视角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制从传统走向现代㊁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变迁过程ꎬ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世俗化㊁政治体系的制度化㊁政治功能的分殊化和政治参与的广泛化[３]２０ꎮ民主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ꎬ故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以民４４主化为取向来确定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和性质ꎬ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操作程序㊁步骤和规范ꎮ基于实践的发展ꎬ中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具有不同侧重点的理论范式和主要议题ꎮ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视角应当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做到澄清前提㊁廓清内涵㊁把握现实ꎮ１.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政治发展研究兴起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ꎬ旨在为 二战 后新兴独立国家提供应对现代化挑战和发展民主政治的指南ꎮ进入２１世纪ꎬ世界政治发展出现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㊁第三波民主退潮㊁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以及西方中心世界没落和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四重趋势[４]ꎮ这一背景促使我们必须反思与检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局限性ꎮ第一ꎬ目的论式的线性史观ꎮ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持有一种目的论式的线性史观ꎬ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发展都会朝向某个理想的终点和图景ꎮ例如ꎬ经典的现代化理论预设了所有社会都将经历从传统社会解体到现代社会建构的系统性㊁革命性变迁过程ꎬ最终会实现全面的现代化ꎻ同样ꎬ民主转型理论认为ꎬ各类非民主国家只要满足民主转型的基本条件ꎬ都会经历从秩序的解体到民主转型再到民主巩固的过程ꎬ即便转型进程中有所反复和曲折ꎬ最后都会建立竞争性选举政体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ꎬ福山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提出ꎬ只有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组合才能建立普遍同质国家ꎬ彻底实现平等的人之间的相互承认ꎬ人类的历史将会终结于此[５]２３２－２３３ꎮ上述理论蕴含的目的论式的线性史观实际上根源于西方犹太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扩张ꎬ它认为历史起于上帝造人ꎬ终于末日审判ꎬ从而取代了古希腊人的循环时间观ꎮ随着１７ 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的涌现ꎬ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牛顿经典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相继诞生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产生了显著影响ꎬ目的论式的线性史观得以不断发展和强化[６]ꎮ第二ꎬ二元对立的结构逻辑ꎮ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秉持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逻辑ꎮ例如ꎬ经典的现代化理论采用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析框架ꎬ两者在性质上无法兼容且彼此对立ꎬ世界上所有社会都被划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ꎬ现代化就是与传统决裂ꎬ并对政治㊁经济㊁社会㊁文化系统进行全盘改造的过程ꎬ故而否认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以及两者有机结合的可能性ꎮ民主转型理论的政体类型学简单地把政体划分为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ꎬ前者是先进㊁文明㊁现代和需要被实施的ꎬ后者则是落后㊁野蛮㊁传统和需要被改造的ꎬ这种政体类型学的二分法使非西方国家的政体和制度成为被干预和设计的对象ꎬ有意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内部政治体制在中观与微观层面发生的变迁ꎮ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范式注重从两者间关系考察政治发展的动力㊁路径和趋势ꎬ它根源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国家和社会二元对立的思想传统ꎬ预设了国家和公民之间是一种支配 反抗的关系ꎬ该范式或是以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研究官僚体制和国家自主性ꎬ或是从社会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ꎬ认为非政府组织等市民社会中的行动者是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ꎬ忽略了中国等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中的政党组织是一种能够横跨国家与社会领域㊁统筹引领现代化发展的能动主体ꎮ这种抽象的二元对立的结构逻辑导致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被生硬地塞入各类分析框架ꎮ第三ꎬ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ꎮ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开启现代化运动的先行者ꎬ早期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大多是以西方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为基础建构起来的ꎬ遂成为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ꎬ长期支配和垄断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解释权ꎮ经典现代化理论㊁民主转型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等理论在政治发展的目标设定㊁路径选择㊁制度设计等方面ꎬ都有意将西方的标准㊁路径㊁模式上升为一种可以普遍效仿的模板ꎮ这种理论建构的策略和方法总体上缺乏比较历史和比较文明的视野ꎬ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和政体类型的独特性与多样性ꎬ低估了非西方国家同时解决诸多政治发展问题的复杂性ꎬ否认了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性内部能够开发出现代性的可能性ꎬ因而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范式ꎬ折射出普遍主义的话语霸权和知识５４霸权ꎮ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经验政治发展战略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社会结构㊁历史传统和国际环境ꎮ中国处于工业化㊁城市化的关键发展阶段ꎬ经济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动对于政治体制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ꎻ中国政治发展主要承袭了历史文化传统㊁社会主义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传统[７]ꎻ中国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ꎬ需要挣脱不合理的㊁不平等的束缚ꎬ处理好开放与自主的辩证法ꎮ改革开放后ꎬ我国的国家建设从以提高控制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８]１７ꎬ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㊁文化㊁传统㊁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ꎮ这条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经验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ꎮ第一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ꎮ我国的政治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ꎬ是执政党在统筹总揽现代化进程情况下ꎬ通过宏观主导与微观调适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对政治体制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与改造ꎮ在这一过程中ꎬ中国共产党居于主导地位ꎬ发挥着根本作用ꎮ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组建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政党ꎬ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ꎬ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本质特征ꎮ作为领导核心ꎬ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ꎬ逐步探索㊁建立㊁完善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ꎮ在这一过程中ꎬ执政党始终牢牢地掌握政治发展的领导权ꎬ发挥着自主决策㊁价值分配㊁制度供给㊁全局调控和社会整合的功能ꎬ在国家建设的大局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中对党政关系㊁央地关系㊁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动态调适与平衡ꎬ有秩序㊁有组织㊁分步骤地推进我国的政治发展ꎻ执政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ꎬ根据不断变幻的局势掌控政治发展的议程㊁进程和方向ꎬ把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固定和规范在社会主义的范畴属性之内ꎬ防范国际行为体的不当干预和利益制约ꎮ第二ꎬ有序渐进地推进改革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ꎮ改革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ꎮ１９８０年ꎬ邓小平指出: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ꎬ还存在不少弊端ꎬ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ꎮ [９]３２７这就明确地把制度区分为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类ꎬ前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ꎬ故而要维护和完善ꎬ后者则偏重组织㊁结构维度的体制ꎮ改革的对象就是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种种弊端㊁影响根本制度优越性发挥的体制[１０]ꎮ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逐渐形成了渐进政治改革模式:首先是坚持问题导向ꎬ我国的政治发展在实际问题中选择突破口ꎬ对政治体制的某一部分进行局部优化和调整ꎬ不盲目搞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和整体性设计ꎻ其次是坚持试点推动ꎬ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将其限制在特定时空环境中以降低和分散风险ꎬ并依据实践效果检验㊁评估和调适政策ꎻ最后是提高制度化水平ꎬ不再从抽象的民主理念出发ꎬ利用组织化的手段拉动民主ꎬ而是强调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ꎬ着力提升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化㊁规范化㊁程序化水平[１１]３７８ꎮ第三ꎬ坚持统筹兼顾ꎮ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㊁建设㊁改革中形成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ꎬ广泛地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中ꎮ统筹是指从全局的高度总体谋划㊁思考和解决问题ꎻ兼顾是指协调平衡多方面多领域多环节的各种关系ꎮ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的政治建设㊁经济建设㊁文化建设㊁社会建设㊁生态建设愈发全面㊁均衡ꎬ形成了可持续㊁协同性的现代化发展格局ꎮ 社会主义愈发展ꎬ民主也愈发展ꎮ [９]１６８我国的政治发展不是孤立的ꎬ而是在与经济发展㊁社会发展㊁文化发展的交互作用中ꎬ获取了持续性的动力及坚实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ꎬ并在整体上与现代化发展格局实现了同频联动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决定政治ꎬ政治发展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ꎮ与此同时ꎬ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治发展亦服务于不同时期现代化的重点任务ꎬ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主要通过权力结构的调整ꎬ以分权㊁放权来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㊁创造性ꎬ恢复政治生活的常态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强调民主发展与法制结合ꎬ利用法律和制度规范政党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边界ꎬ并提升政治过程的理性化㊁制度化水６４平ꎻ２１世纪初到第二个十年开端ꎬ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以化解群体性矛盾和协调多元利益ꎮ第四ꎬ紧紧立足现实国情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同中国基本国情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有机统一ꎬ是 社会主义 与 中国特色 的高度统一ꎮ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要求政府强化社会管理职能ꎬ集中资源推动经济增长ꎬ供给大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１２]３３－３４ꎻ 以天下为己任ꎬ造福苍生百姓 的传统贤能政治理想要求公共权力积极有为ꎬ推动国家繁荣富强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深陷的低组织化困局要求强化公共权力运作的效率导向ꎬ构建政党㊁政府与社会多方合作㊁整体协作的治理体系ꎬ充分发挥多方合力之效能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表明了发展是硬道理ꎬ要坚持 以民主促进国家发展㊁在国家发展基础上推进民主 [１３]５０ꎬ民主发展要为国家提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ꎮ以上种种ꎬ均不同于西方政治发展的经验与模式ꎮ西方的国家治理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ꎬ深信人性与权力双重之恶的消极权力观ꎬ注重用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与制衡ꎬ采用分权制约导向型的制度设计ꎬ形成了多元主义博弈型㊁对抗型的民主政治模式和公共政策过程ꎮ正是这些弊端ꎬ使借鉴其政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ꎮ㊀㊀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㊀㊀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ꎬ新时代标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ꎮ２０１２年前后ꎬ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ꎬ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传统工业化ꎬ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首次超越第二产业ꎻ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ꎬ城镇化进入了都市化阶段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ꎮ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时代坐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作模式㊁体制机制㊁实践形态㊁发展绩效都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ꎮ全过程人民民主继承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经验ꎬ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ꎮ１.价值引导:紧扣民心政治ꎬ寻求党心民心的最大公约数现代政治体系主要由政治价值体系㊁政治制度体系和政治操作体系构成ꎮ其中ꎬ价值体系反映了政治体制的性质与原则ꎬ发挥着规范政治权力㊁调节政治关系㊁引导公共精神之作用ꎮ得民心者得天下ꎬ失民心者失天下ꎮ民心在传统中国政治中具有本体论的地位ꎮ２０１６年１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１４]２０２的重要论断ꎮ２０２１年１１月ꎬ«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指出ꎬ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１５]ꎮ民心政治观既传承和扬弃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ꎬ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ꎮ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紧扣民心政治ꎬ着力凸显民主政治的人民性特质ꎮ第一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ꎮ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ꎮ民心政治就是一种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㊁以美好生活为目标㊁具有公共性和普遍性的人民政治ꎮ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和发展思想ꎬ既突出强调在公共权力的来源和行使上ꎬ人民群众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为一个整体ꎬ共同掌握㊁运行和监督国家权力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ꎬ精准把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㊁长远利益㊁整体利益ꎬ把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从而形成了人民需求㊁人民利益㊁人民意志㊁人民主体 四位一体 的价值追求体系ꎬ不允许资本逻辑向政治领域㊁社会领域㊁文化精神领域渗透与入侵ꎬ防止权力落入某个集团和少数人手中ꎻ同时又充分保障和尊重个体权利ꎬ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ꎬ为每个公民提供广泛化㊁多层化㊁制度化的合法参与路径ꎬ并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利益ꎬ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目标创造有利条件ꎬ防止现代化７４进程中因经济社会结构快速分化导致的不平等以及因之产生的社会撕裂和不同群体的对抗ꎮ第二ꎬ拓宽政治参与渠道ꎮ民心政治需要拓宽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渠道ꎬ在治国理政活动中赢得民心民意㊁汇集民智民力ꎮ全过程人民民主紧扣民心政治的价值指引ꎬ建构了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参与网络体系: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ꎻ通过建构与完善村民委员会制度㊁社区居民委员会制度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ꎬ让人民群众全过程㊁实质性地拥有对日常公共事务的决定权ꎬ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ꎬ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ꎻ通过走好新形势下党的网络群众路线㊁探索各类政务服务便民品牌㊁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恳谈会议事会制度ꎬ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汇民智㊁集民意㊁察民情㊁惠民生㊁聚民利的作用ꎮ总体而言ꎬ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网络体系在运作空间上横跨政治领域㊁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ꎬ在参与环节上涵盖了选举㊁协商㊁决策㊁管理㊁监督ꎬ在组织机构上囊括了党委㊁政府㊁人大㊁政协㊁群团ꎬ在实践场景上覆盖了代表政治㊁政党政治㊁生活政治㊁基层政治㊁微观政治ꎮ２.制度统合:加强机制建设ꎬ推动民主政治形态成熟定型２０１３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１６]这标志着我国的国家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ꎬ通过系统性㊁整体性㊁协同性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ꎬ开发和完善既有制度体系的各项功能ꎬ构建有效整合多方力量㊁促进多方互动合作的治理体系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迈向成熟定型ꎬ形成经济繁荣㊁政治民主㊁文化发展㊁社会和谐㊁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ꎮ在此背景下ꎬ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路径就是通过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的操作机制建设与创新ꎬ开发和充实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各项功能ꎬ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㊁规范化㊁程序化水平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成熟定型ꎮ第一ꎬ强化机制建设与创新ꎮ所谓民主的操作机制ꎬ就是指依据民主政治中的参与主体㊁参与环节㊁组织机构㊁政治制度之间的结构性关系ꎬ在民主价值规范和制度约束下形成的稳定化㊁组织化的活动方式和运行程序ꎮ任何制度在运行中若想产生效能ꎬ都必须有配套的体制机制ꎬ机制的建设与创新能够为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支撑ꎮ新时代民主操作机制的创新主要表现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ꎬ健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本级人大代表机制ꎬ建立健全人大代表通过代表联络机构㊁网络平台等形式联系群众机制ꎬ建立和完善基层立法联系点运行机制ꎬ推进代表学习培训㊁联系群众㊁小组活动㊁建议督办㊁履职评价机制创新等ꎮ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ꎬ完善民主党派对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机制ꎬ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就重大问题推行考察调研机制ꎬ建立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领办㊁政协领导督办重点提案机制ꎬ建立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机制等ꎮ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ꎬ完善重大决策前的民主听证会㊁民主恳谈会㊁民主评议机制ꎬ健全基层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机制ꎬ创新基层信访工作机制等ꎮ在统一战线工作中ꎬ健全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ꎬ建立与新阶层人士常态化联系机制ꎮ第二ꎬ优化规范政治运行过程ꎮ民主的程序化是指为民主政治过程设定一套程序ꎬ使公共事务能够通过确定的程序得到处理ꎻ民主的规范化与程序化相辅相成ꎬ是指用宪法㊁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对民主的程序作出确定性的规定[１７]１２９ꎮ新时代以来ꎬ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提高民主政治运作规范化㊁程序化水平的重要文件ꎮ中共中央于２０１５年１月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ꎬ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渠道程序ꎬ对新形势下开展各类型协商民主的内容和方式作出细化规定ꎮ２０１９年９月党中央首次召开中央政协工作会议ꎬ出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ꎬ对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人民政协的协商计划㊁协商内容㊁协商形式㊁协商规则㊁协商文化㊁成果运用等方面作出了规定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ꎬ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统一战线工作条例»ꎬ对统一战线的工作原则㊁地方８４。
坚持和完善政党制度——浅谈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主题：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自觉的、历史的选择，符合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符合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反映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先举一个具体案例来说明问题：2009年7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和建议。
胡锦涛主持座谈会，温家宝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在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胡锦涛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同志们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今年上半年以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采纳。
会议还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指出要继续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以上这个案例，我们能够看出：（1）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并提出了要继续坚持的方针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对国家实行政治领导。
（2）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表明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3）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表明民主党派是我国的参政党，表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
（4）我国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文化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由此可见：第一、我党的统战政策十分英明，民主党派的作用不可低估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不会动摇的。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5月号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开端。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行机构,直到1954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政治协商会议都履行着人大的职能,要考察这一时间段内的党派关系,新政协及其所形成的《共同纲领》就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同时,党派关系的形成有其具体的客观环境需要。
一、党派合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经受了一个历史考验的过程。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共的力量逐渐由小变大,但是除了民主党派中的一些左翼人士,中间派和右翼或者站在了国民党一边,或者既反蒋又反共。
而中共也未充分认识到争取中间派的必要性,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坚持抗日、民主、团结方面的合作。
虽然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双方有分歧,但共同抗日保家卫国的急迫需要促使双方放下隔阂展开合作。
解放战争初期,各民主党派主张实行“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但国民党当局对爱国民主力量的迫害以及中共势如破竹的发展趋势,使民主人士不得不放弃此条路线,最终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可见,在新政协召开以前,中共与民主党派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合作的传统。
如果说早期的合作是形势所逼,具有不稳定性和表面性,那么解放战争时期的合作则是多层次的,并且在政治主张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
所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既是长期革命实践以后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自然结果,也是对统一战线的固定和深化。
但是,即使有合作的传统,也并非有合作的必要———至少在当时夺取了政权的中共内部,一些人是如此认为的。
在他们看来,安排民主人士及原国民党起义将领进入新政协和人民政府,是“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的表现[1]。
对此,周恩来曾有专门论述:“有一种看法,认为没有他们(指民主党派),岂不少些麻烦?这是不对的。
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阶段是四个民主阶级的联盟,工人阶级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碰到其他阶级的人,问题只是有组织与无组织罢了。
读书笔记——《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是一部高校教材，也是一部政治学的科研专著。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是中国高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同时，也是我们国关学子研究、学习外国政治必不可少的相关教材之一。
这本书作为大二的课程教材，在学习之后，我有以下几点认识：一、第一，从本书的内容看，作者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组织结构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在政府运作中的角色，立法与监督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与限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行政机构的权力结构关系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中不同的行为模式，作为“非政府政治”的国家——社会关系，统治结构中的单位体制和农村基层政治改革中的变化与问题。
第二，从本书的结构看，作者运用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把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治决策程序介绍给读者。
全书既包含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方面，又追踪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型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有静态的制度描述，又有动态的过程分析，且穿插了不少经典案例，资料丰富、条理分明、论述精确，是全面、动态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入门之作。
第三，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在于详尽描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尤其是被大部分政治学研究者忽略的归口管理体制；他与时俱进地增加了“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这一章节，提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了行政改革的口号；对政府与政治制度的优点缺陷分析得当而精彩。
二、从本书的内容、结构与亮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在《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的后记中第一条写到：在教学、研究和对中国政治的观察过程中，作者深切体会到，写作中国政府类的著作或教科书，首先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组织结构中的角色的深度研究，否则，就很难把中国政府或中国政治交代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研究中国政府时，无论怎么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下功夫挖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都不为过。
新中国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政党类型学和功能主义路径的分析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10620）摘要:新中国建立至今，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变迁主要经历了法团主义、双重破坏、渐进开放和秩序合作四个时期。
从政党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执政党开始在群众型政党模式的基础上部分吸纳全方位政党的特征。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政党介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变迁，但执政党介入公民社会的幅度和深度出现了明显变化。
从功能主义路径来看，改革开放之前，以政党为中心的体制内诉求是公民主要的集体行动模式。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政党路径仍然是重要的公民行动模式，但其重要性在下降。
同时，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公民集体行动在逐渐兴起。
关键词：政党；公民社会；政党类型；集体行动；功能主义上海行政学院学报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0）06-004-（9）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国外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研究：以欧美与东亚为例”（09YJC810012）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0-4-14作者简介：高奇琦男（1981—）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流动站博士后2010年11月第11卷第6期Nov.,2010Vol.11,No6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迁过程。
本文试图对建国以来政党与公民社会这一变迁过程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总结。
本文分析的脉络如下：首先对政党与公民社会的概念进行界定和区分，其后对新中国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变迁进行历史分段，然后再用两种理论路径———政党类型学路径和功能主义路径对这一段关系变迁史进行理论总结，并在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一段关系史进行总结性评述。
一、政党与公民社会的概念界定对政党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将政党视为促进国家利益的志同道合者的团体，这一类定义有道德主义的倾向，以英国学者埃蒙德·柏克（Edmund Burke ）为主要代表；第二类将政党高奇琦：新中国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视为个人获取公职和社会遴选精英的一种政治工具，这一类观点以美国学者熊彼特为代表；第三类将政党视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这一类观点沿袭了马克思主义对政党阶级性强调的传统，以中国学者高放为代表。
关于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也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将公民社会等同于由非官方机构或团体组成的自治空间或公共领域，这类观点主要受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影响；第二类观点将公民社会界定为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由私人领域、团体领域、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这类观点主要以柯亨（Jean Cohen）和阿拉托（Andrew Arato）为代表；第三类观点则试图整合前两种观点，认为公民社会由社会成员在自愿和自治基础上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私人领域和进行政治活动的公共领域共同组成，这一类观点以中国学者邓正来和景跃进为代表。
从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定义来看，两者存在密切关联。
政党是联结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换言之，政党的根基或者说政党的一部分是处于社会之中的。
熊彼特定义中对政党社会选择功能的强调，以及马克思对政党阶级性（社会某一部分的代表）的强调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公民社会是社会中较为活跃、易于结社的那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讲，政党与公民社会甚至会有一部分重合。
譬如，处于社会之中的那部分政党便与进行政治活动的公共领域可能重合。
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科塔（Maurizio Cotta）的界定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解释这一问题。
科塔将政党主要分为四部分：政府中的政党（是指政党在政府中任职的主要官员）、议会中的政党（指该政党在议会中的议员）、成员组织的政党（包括该党的常设组织、干部和普通成员）、选民中的政党（包括该党的忠实支持者和潜在选民）。
从这个界定来看，而后两部分，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则与公民社会关系密切，甚至有很大程度的重合。
尽管如此，政党与公民社会的界限还是清晰的。
政党与公民社团的根本性质仍然是不同的，政党主要在政治领域活动，而公民社团主要在社会领域活动。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胡安·林茨（Juan J.Linz）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斯蒂潘（Alfred Stepan）区分了三种社会：公民社会（以利益和价值观为中心）、政治社会（以选举为中心）和经济社会（以市场为中心）。
在林茨和斯蒂潘的界定中，政党主要在政治社会中运行，与公民社会分处于两个领域之中。
具体来看，政党与公民社会存在以下明显区别：第一，两者的组织结构不同。
政党多呈现出垂直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而公民社会则多呈现出横向的扁平式组织结构。
第二，两者的行为取向不同。
政党行为往往更具有纲领倾向，而公民社会行为则更具有议题倾向。
第三，两者对应的民主模式不同。
政党主要对应的是选举民主，而公民社会主要对应的是参与民主。
事实上，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欧洲政治来看，政党与公民社会的传统边界正在被打破，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出现了相互转化的趋势。
一方面，政党组织在吸纳公民社会的一些特征：即政党的组织结构在逐渐从金字塔式结构向扁平式结构转型，譬如欧洲左翼政党逐渐取消集体会员制度，从而减少政党的组织层级；政党的行为取向也在逐渐从意识形态向具体议题转变，例如德国社民党的项目党籍（以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或项目为中心设立党组织）制度，这表明目前的欧洲政党在尝试将议题作为政党整合的新手段；政党的民主模式则从选举民主向参与民主部分地进行转移，例如一人一票制的直接民主逐渐成为欧洲中左翼政党的党内参与模式，同时，政党通过一些论坛和非正式网络来推进协商民主，满足政党成员和追随民众对参与性民主的需求。
另一方面，公民社会也出现了政党化的趋势，即公民社团突破其主要活动的社会领域而直接进入政治领域，并参与议会选举以及进而参与执政。
欧洲环境保护组织向绿党转型和宗教或抗税社团向极右政党转型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在那些政党进入门槛较低，且内部出现代议真空的政治中，公民社会很容易向政党组织转化。
二、新中国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演进“会党”一词表明了中国古代民间社会与政治社会的一种互动。
“会”主要是指民间结社，如“合会”、“善会”等。
“党”主要是指政治结社，如唐末的“清流党”、宋代的“元祐党”、明代的“东林党”等。
民间社会与政治社会的结合往往对中国古代朝代的更替产生作用，如汉朝末年的“会党”黄巾起义和元朝末年的“会党”白莲教起义等。
在近现代历史中，民间结社与政治结社同样密切联系在一起，如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和“同盟会”本身就兼具民间结社和政治结社两种功能。
同时，一些革命性社团如学联、工会、妇联、青年团等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辅助和推动作用。
将视角切入到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历史中，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变迁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1949年到1966年是法团主义时期。
法团主义是指数量有限的、代表各种职业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社会过程。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执政党主导和规制公民社会的发展。
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以下方面：一、中国共产党在每个社会领域中都支持某一类带有半官方性质的公民社团的发展，如工人运动领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妇女运动领域的全国妇联等。
通过对这些半官方公民社团的主导，执政党得以对社会进行控制和影响。
二、一些传统的“封建组织”或“反动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根据新的法律而加以取缔，其中包括会党和反动政治团体，也包括一些传统色彩浓厚的互助组织、慈善组织和宗教组织。
1950年9月制定的《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规定了社会团体的分级登记原则和双重管理原则。
这一办法规定，任何民间组织的登记注册，都必须挂靠一个国家核定编制的正式党政机关作为它的主管部门，作为主管机关的党政部门必须对该民间组织负政治领导责任。
通过这一严格的制度规约，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公民社会的全面掌控和主导。
1966年到1976年是双重破坏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政党和公民社会都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都受到冲击。
这一时期，各级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级党委会成为最有权力的政治组织。
在群众运动中形成的一些“文斗”或者“武斗”群众组织成为混乱社会状态下的主要社会组织。
群众运动使得民主党派和半官方群众社团都受到严重的破坏。
总之，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都处于失序状态。
1976年到2000年是渐进开放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执政党逐渐给予公民社会更大的活动空间。
一方面，执政党将直接掌控公民社团的权力逐渐交给政府。
1988年民政部成立了社团管理司，并启动了相关社团管理的一系列立法工作。
另一方面，执政党给予人民团体的更大自治性并鼓励草根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
草根民间组织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社会的新兴空间。
譬如，在环境保护领域，诸如“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绿色家园”等一些草根的公民组织兴起。
较为自主的商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组织如温州商会此时也大量成立。
执政党对公民社会空间的释放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国际公民组织如香港乐施会、救世军和救助儿童会等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的案例中。
2000年至今是秩序合作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执政党对公民社会的重新主导和掌控。
引发执政党政策变化的是法轮功事件。
法轮功事件使得执政党认识到缺乏领导的公民社会可能对政治秩序具有颠覆性作用，因此，在法轮功事件之后，执政党对非法民间社团进行了一轮整顿清理工作。
同时，执政党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对公民社会重新主导的政策，主要包括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等。
新经济组织是指非公有制企业组织。
新社会组织主要是指在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扶贫开放、慈善互助等社会领域新出现的民间社团。
这两类组织是传统执政党建设的盲区。
然而，近几年这两类组织的执政党建设工作取得快速发展。
通过这种重新主导和掌控，执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又呈现出在一定政治秩序下紧密合作的关系。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高奇琦：新中国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三、国家、政党与公民社会：政党类型学路径西方学界关于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其中一个研究脉络是政党类型学路径。
西方的政党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政党分类的基础之上，所以政党类型学是政党理论研究中的基础部分和最重要部分。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政党类型学的发展同下面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
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从组织学视角出发将政党分为干部型政党（cadre parties）和群众型政党（mass par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