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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重庆谈判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重庆谈判的研究重庆谈判作为抗战胜利后国内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
年以来，在关于重庆谈判的史料编撰出版方面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先后出版了《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重庆谈判资料》、《重庆谈判纪实》、《重庆谈判纪实》（增订版）等一系列资料。
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该书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基本囊括了目前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大部分有关档案、资料。
同时，在增订本中还加入了周恩来和王若飞于年月至月同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八次谈判的相关资料，以及约万字的回忆文章，作者包括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国民党谈判代表、民主党派代表、美苏外交官等。
可以说，《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是迄今为止关于重庆谈判最为全面的资料集。
由于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诸多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在重庆谈判历史背景的研究方面，学者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传统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举行重庆谈判的目的就是为发动全面内战争取时间。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是有所顾忌。
国民党军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军事部属，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而，蒋介石选择了举行谈判来争取时间。
”汪朝光也在《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中国时局的演变》一文中指出：“虽然蒋介石内心更倾向于用武力方式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需一定时间，以及在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再行发动内战，必将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举行重庆谈判。
”不少学者通过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提出：“年月，中苏条约的签订，使得蒋介石看到了采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的希望。
由于发动内战的时机不成熟，蒋介石于是将对中共的策略由最初的军事方式转变为政治和谈的方式。
这个策略上的变化，促使了蒋介石发出和谈的邀请。
重庆谈判：走深入内容、广泛领域、长远眼光的合作之路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持续提升，重庆市在大国外交中也逐渐崭露头角，屡创佳绩。
如何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使命。
在此，我将从深入内容、广泛领域、长远眼光三个方面阐述重庆在国际合作中的合作之路。
深入内容在国际合作中，深入内容是最基本的要求，能否谈好、做好一项合作，关键在于细节的把握。
对于重庆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在深入理解对方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既符合国际标准，又能满足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
以建筑业为例，全球范围内，建筑业都是一个兼具发展和挑战的领域。
中国在建筑业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以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也显得更加重要。
而重庆市不仅是中国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和经济中心。
在此基础上，重庆市可以依托较为稳定的企业基础，积极发展建筑业，逐步推动建筑业的进步。
同时，重庆在建筑材料、技术方面，也在不断追求创新和完善。
将这些优势融入到国际建筑业的合作中，就能够为其他国家的建筑业提供优质又可靠的工程建设服务，实现合作共赢。
广泛领域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需要和要求差异极大，广泛领域的合作，会使双方更容易找到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在合作中实现精准匹配和最大价值。
举个例子，在环保领域，重庆市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在生态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在自身科技和资源基础上，开展国际环保领域的合作。
一方面，可以在国际环保合作中创新，推动环境意识的转变,发扬重庆市“壮大绿色技术经济，促进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的理念，同时也可以借鉴和引进其他国家的环保技术和设备，帮助重庆实现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此基础上，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为公益和大自然做出应有的贡献。
长远眼光在国际合作中，长远眼光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只有把握好长远发展的规划，才能让合作项目远播穗珂。
以教育领域为例，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际教育合作越来越多。
在重庆，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全力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
重庆谈判：含义深远，具有世界级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重庆谈判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国民党严格的反共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此次谈判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格局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和意义。
首先，重庆谈判在当时打破了国共两党多年的僵局，为结束国内分裂、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尤其是在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抗日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若没有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很难达成共识，合作抗日的局面也不可能形成。
因此，重庆谈判对于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其次，重庆谈判也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该次谈判强调“民主、统一、和平”的理念，但在历史的局限性下，却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这一理念仍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奠定基础。
此外，重庆谈判对于世界战争格局和国际局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谈判期间，日本依旧是中国抗战的主要敌人，但是世界瞩目的局势正在从民族战争转向全球性的战争。
重庆谈判是中西方、东方文化的碰撞点，它让世界开始认识到中国在新时期的想法和理念，对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重庆谈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走向和影响也是深远的。
谈判成功结束了第二次国共内战，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在谈判中，毛泽东积极主张和平谈判、反对拍板式决策，并提出了“谁有实力，谁就有话语权”的理念，大胆领导革命成果正确转化。
这些思想成果不仅影响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而且今天仍在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着精神动力。
总之，重庆谈判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多方面，直接影响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更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桥梁，铸就了伟大历史进程中的辉煌一页。
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章百家2011年06月03日10:41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号事件，距今已的半个世纪。
近十年来，国共双方先后公布了一批有关重庆谈判的档案，加上美国方面的档案以及其他文献，有关资料已比过去充实了许多。
时间的流逝、各方档案的公布，为客观分析这一历史事件，解开以往研究中的部分疑点，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一、重庆谈判的背景重庆谈判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向战后时期转变的关键时刻，以往对重庆谈判的论述大多以这个短时期为背景。
但是，正象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重庆谈判的背景是复杂的和多层次的；仅了解短期情况很难对国共两党在这场谈判中各自的动机目的和政策策略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分析。
笔者打算回溯得更远一些，把眼界放得更开阔一些；一方面，便于说明与重庆谈判有关的各种线索；另一方面，可以以双方政策的长期发展脉胳作为分析短期情况的基础。
（一）战时国共谈判与战后重庆谈判的联系重庆谈判涉及的重要问题大都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或出现的。
关于战时国共谈判与战后重庆谈判之间的联系，这里简略地指出以下三点：首先，与人们一般所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的问题并不是在抗战结束时才提出来的；事实上，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矛盾问题。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他打算在西安约毛泽东一晤。
毛泽东得知后十分积极，愿出面与蒋会谈，以取得“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
不过，周恩来认为，毛与蒋会面的时机尚不成熟，安全也缺乏保障。
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彪与蒋见面，以判明其意图。
此后，林彪赴渝达半年之久，蒋迟迟未提与毛会谈之事。
另据张治中回忆，1943年夏，在林彪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写了一封信托张交林转毛泽东，再次表示要邀请毛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此时国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方面未作答复。
尽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始终未能会面，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战后重庆谈判打下了重要的伏笔。
122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２期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 2, 2020重庆谈判综论王 令 金（青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摘 要：重庆谈判一度是抗战胜利后政治舞台上的头等大事，关系着中国前途命运，影响着国际形势发展。
国共两党谈判代表顺应形势，尊重民意，为争取和平统一、民主建国付出艰辛努力，达成一定共识，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由于国共两党在阶级属性、价值取向、目标追求诸多方面相距太远，使得谈判结果及其实施不尽人意。
这次谈判，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延缓了内战爆发，喊出了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的先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和平；民主；双十协定；历史价值中图分类号：K26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0)02-0122-15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一度是政治舞台上的头等大事，关系着中国前途命运，影响着国际形势发展。
正如当时《解放日报》社论所说：重庆会谈“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
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
”a这些年来,人们对重庆谈判进行了研究，但尚有不足，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
在此，笔者试图作些探讨，希冀有所补益。
一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发生了良好的根本性变化，并很快取得了彻底胜利。
随之，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由先前中日民族矛盾迅速转化为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斗争催生了重庆谈判。
早在1939年9月，德国突袭波兰，波兰向英法求助，英法对德宣战，很快演化为世界大战。
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德国占领了欧洲十几个国家。
重庆谈判：彰显了中国外交的自信和果敢2021年6月，中美之间进行了长达两天的重庆高层战略对话。
此次对话被认为是中美关系进入拐点之后的第一场全面会晤。
双方从多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交流，涉及经贸、人文、防疫等多个方面。
此次对话彰显了中国外交的自信和果敢，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中国外交彰显了自信。
重庆谈判是在中美紧张关系达到新高峰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交毫不胆怯，毫不示弱。
在此次谈判中，中国代表团以极强的自信态度出席，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自信与强势。
从中国代表团在议题上的表现来看，中国在对话中独具特色，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以一种开放、务实的态度为美国的关切做了解释。
在面对美方质疑的问题时，中国代表团始终以事实和证据回应美方，全面展示了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和进展。
更值得称赞的是，中国代表团在对话过程中不仅强调自身利益的维护，还展现了为了中美两国和世界的长远利益，愿意与美国合作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决心，这表明了中国外交的自信和负责任态度。
其次，中国外交彰显了果敢。
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未被迫就美方敏感议题上作出任何退让，反而在重要问题上坚持己见，维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例如，在涉及台湾问题的部分，中国代表团采取了强硬态度，坚决反对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的行为。
这种态度表明，中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干涉和挑战。
再例如，在经贸领域，中国代表团在处理贸易和技术转移等相关问题时，坚决维护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而不是为了缓和中美经贸摩擦而作出任何妥协。
中国政府对价值观、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维护态度坚定，这种果敢的态度也让世界对中国的诚信和信任更加深入。
综上所述，重庆谈判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典范，彰显了中国外交的自信和果敢。
这种态度也是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推进国际多边主义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未来，中国外交团队还需要继续发扬自信、果敢的精神，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注入更富有活力和韧性的力量。
同时，也需要与国际共同体构建合作平台，追求合作共赢和互利共赢的目标，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愿景。
重庆谈判：创造了两国间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在国际关系中，谈判是各国之间解决争端和促进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日益频繁，谈判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
而在重庆的一次谈判中，两国成功地达成了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这次谈判的背景是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经济合作上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两国政府派出了高级官员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谈判中双方坦诚相待，充分表达各自的诉求和期望。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得以彼此照顾利益，实现了互利共赢。
这种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双方在谈判中坚持平等原则。
在谈判中，双方尊重对方的意见和诉求，坚持平等的态度和原则。
双方不以一方取胜为目的，而是追求互利双赢的结果。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双方的交流和沟通十分顺畅，各自尽力表达自己的基本立场，为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双方在谈判中重视共识建立。
在谈判中，双方充分交流各自的利益和诉求，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合作前景。
双方通过交换意见和磋商，逐步建立了一些共识和共同认识，为后续合作奠定了基础。
最后，双方在谈判中强调互利合作。
在双方建立了共同认识和共识之后，双方积极探讨和制定了更加具体和切实的合作方案。
具体的合作方案要求两国双方在各自领域内加强交流和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通过这样一次谈判，两国成功地建立起了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为今后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在两国间建立了互信，也为其他国家的谈判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在国际合作中，只有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合作的成功。
重庆谈判：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突显。
而在这个过程中，重庆谈判则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在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
本文将从重庆谈判的背景、谈判内容、谈判成果以及对世界的启示等几方面进行探讨。
一、重庆谈判的背景重庆谈判是指2011年11月23日至25日，中国重庆市召开的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使、副总统拜登共同主持。
该对话对于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重庆谈判的内容该次会议围绕当时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展开对话。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经济问题在经贸方面，谈判重点聚焦于双方贸易问题，并达成了一项新的出口信用担保协议，以缓解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面临的融资难题。
此外，双方还在知识产权保护、就业问题以及外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2. 政治问题在政治上，谈判主要涉及到双方的国际政策、反恐行动以及朝鲜半岛和其他地区的局势。
3. 区域合作在谈判中，双方还讨论了在亚太和全球范围内的区域性合作问题，关注了地区事务的稳定和发展。
三、重庆谈判的成果1. 中美关系的改善可以说，该次会议的最大收获就是为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双方就一系列存在的分歧得到了比较好的缓解，相信能够为两国的合作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2. 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该次会议为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实践。
双方在经贸、政治和区域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3. 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双方对于国际和区域热点问题和互信的加强，也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对世界的启示1. 加强国际合作重庆谈判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示范，即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掌握双方的核心利益点，才能解决困扰世界的一系列问题。
2. 尊重不同文明和制度重庆谈判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应该尊重不同文明和制度。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重庆谈判的研究重庆谈判作为抗战胜利后国内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
1978年以来，在关于重庆谈判的史料编撰出版方面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先后出版了《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重庆谈判资料》[2]、《重庆谈判纪实》[3]、《重庆谈判纪实》（增订版）[4]等一系列资料。
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该书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基本囊括了目前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大部分有关档案、资料。
同时，在增订本中还加入了周恩来和王若飞于1945年10月至11月同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八次谈判的相关资料，以及约20万字的回忆文章，作者包括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国民党谈判代表、民主党派代表、美苏外交官等。
可以说，《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是迄今为止关于重庆谈判最为全面的资料集。
由于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诸多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在重庆谈判历史背景的研究方面，学者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传统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举行重庆谈判的目的就是为发动全面内战争取时间。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5]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是有所顾忌。
国民党军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军事部属，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而，蒋介石选择了举行谈判来争取时间。
”汪朝光也在《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中国时局的演变》[6]一文中指出：“虽然蒋介石内心更倾向于用武力方式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需一定时间，以及在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再行发动内战，必将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举行重庆谈判。
”不少学者通过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7]一文中提出：“1945年8月，中苏条约的签订，使得蒋介石看到了采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的希望。
由于发动内战的时机不成熟，蒋介石于是将对中共的策略由最初的军事方式转变为政治和谈的方式。
这个策略上的变化，促使了蒋介石发出和谈的邀请。
中共方面在最初接到国民党政府的邀请，也颇为意外。
但是根据一段时间的分析观察，中共也意识到当时是有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可能性，而且当时的局势来看，和谈将更有利于中共一方。
”吉珊珊也在《中国的命运由谁来主宰？——抗战胜利后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8]中指出：“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是为了向全国以及全世界表明，他们不是内战的发动者，而是和平、统一的倡导者。
”董友岚在《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述论》[9]一文中也认为：“国共双方和谈都是有诚意的，都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张小满在《论促成重庆谈判的四个方面》[10]一文中进一步提到：“国共双方实际上都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国民党政府力争的是和平统一，而中共争取的是和平改革。
”这些新观点对于传统观点起了深化和补充的作用。
此外，美苏在促成重庆谈判中的影响也成为了近年来一个研究热点。
学者们普遍认为美苏对于促成重庆谈判起了重要作用。
汪朝光在《中华民国史》[11]中提到：“重庆谈判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这是战后雅尔塔体系所达成的默契。
”但是，就具体问题来看仍有不少分歧。
杨奎松在《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12]一书中认为：“中共之所以同意和国民党政府谈判，并非决定于蒋介石，而是决定于美国；同样，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同意和中共谈判，主要是蒋介石相信中共背后站着苏联。
”牛军在《赫利尔使华与抗战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13]中则认为：“由于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支持国民党政府以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方面顿时面临巨大的压力。
赫利尔立即利用这一时机，促成了重庆谈判。
”艾晓宁在《苏联对国共重庆谈判的态度及其影响》[14]中也认为：“蒋介石在《中苏条约》签订当天立即向中共方面发出和平谈判的电报，是因为蒋介石认为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会瘫软下来，因而急不可待的发出了电报。
”重庆谈判历时43天，在此期间，中国各派政治势力进行了复杂的斗争。
近年来，不少学者也对重庆谈判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对重庆谈判分期问题的研究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的过程。
杨奎松在《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中，将重庆谈判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三四天为非正式交换意见，随后转入正式会谈。
王沛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共谈判述略》[15]一文中也将重庆谈判以9月21号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田宏在《解放战争全记录•卷一——和战之间》[16]一书中则将重庆谈判划分为三个阶段：8月29日至9月3日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9月4日至9月21日为商谈实质性问题阶段；9月27日至10月10日为最后达成协议阶段。
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17]进一步提出，重庆谈判应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之间所进行的正式磋商。
在中共军队以及解放区政权这两个重庆谈判的核心问题上，传统观点认为：国共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协议。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就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执意要取消中共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因而国共双方并未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只能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继续谈判。
但是，根据近年来新史料的发掘，学者们对此也提出一些新观点。
张波在《试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18]中引用周恩来的讲话，指出在重庆谈判之中，国民党政府实际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量，没有达成协议的是地区问题和政权问题。
汪朝光所著《中华民国史》中也提出：中共在原则上同意了20个师的建制问题，从而使谈判难题之一的军队问题得以“暂时解决”。
关于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双方的妥协让步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中共方面在谈判期间做了多次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却执意不肯让步，使谈判多次陷入僵局。
对此，张小满、宋广伟在《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的妥协与让步》[19]中认为：在重庆谈判之中，国共双方都做了妥协和让步，但让步的程度是不同的。
中共方面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为了早日实现国内和平，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国民党政府只是为了实现其政令军令的统一而作出了有限的让步。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双方也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
传统观点认为这充分表明了国民党政府方面没有丝毫的诚意，是在用谈判来准备内战。
对此，田宏在《战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的确定及其转变》[20]中指出：这一时期内的国共军事冲突，更多的应表现为国民党政府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以取得在和谈中更为有利的位置，决不是大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
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中进一步指出：国共方面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直接给对方施加压力，以便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又是为下个阶段作战略上的准备。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国共双方实际都在全力备战。
因而，重庆谈判实在算不上是为发起军事进攻争取时间或是打掩护。
此外，关于重庆谈判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也有大批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如张小满的《论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代表团组成的特点》[21]、《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22]；李美子的《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统战活动》[23]；谭炳华的《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策略和实践》[24]；张先领、张伟的《重庆谈判中党的斗争策略述论》[25]……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了重庆谈判的研究领域。
重庆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是因其签订于十月十日而获此名。
但就其本来的名称，学术界并不统一，出现了诸如《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等多种称呼。
对此，张小满在《<双十协定>本名辨析》[26]中，对《双十协定》的名称进行了分析考证，最后认定其本来的名称应为《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对于《双十协定》的内容，学术界的评价也有很大分歧。
黄友岚在《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述论》[27]中认为：“《双十协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主要的问题都未获解决，因而国共双方均不满意。
”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中则认为：“尽管重庆谈判中国共双方都未能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是重庆谈判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对于蒋介石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汪朝光在《中华民国史》中则提出：“《双十协定》对于国民党政府最大的收获是中共方面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共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
”关于重庆谈判的影响及历史意义。
传统观点认为其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8]中就认为：“通过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为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但是，近年来学者们也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
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一问中就提到：“事实上，重庆谈判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和平与内战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也是不确定的。
”邓野在《1944年至1946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29]中也认为：“重庆谈判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它的主要历史痕迹，主要是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难得相见却又时时相关的对手，做最后的见面。
”随后，邓野又再次撰文深化了他这一观点。
他在《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30]一文中指出：“重庆谈判所讨论问题的实质，还是中共所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与国民党方面所坚持的一党训政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抗战胜利初期，国共双方势力基本相当，故有了重庆谈判的举行。
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苏相继确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日本转而单独向国民党方面投降。
国民党政府在接收了日本投降之后，势力大为膨胀，在谈判桌上也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中共方面明知实力不敌，不得不多方作出让步，但仍无法满足国民党方面的要求，最终也未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总体来看，近年来对重庆谈判的评价有所降低，认为其并未对中国战后政治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2]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3] 重庆出版社，1983年[4] 重庆出版社，1993年[5] 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6]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7] 《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8] 《党史文汇》，2000年第1期[9]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10] 《南都学坛》，1992年第4期[11] 中华书局，2000年版[1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3] 《中共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14]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8年5月[15]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16]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7] 《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18]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19] 《南都学坛》，2000年第5期[20]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21] 《南都学坛》，1995年第5期[22] 《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23] 《石油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24] 《湘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25] 《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第4期[26] 《南都学坛》，1995年第2期[27]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28]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9] 《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30] 《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