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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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历史意识刘奎摘要: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自觉的历史意识拓展了论战的边界。
他的历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史意识,通过推介台湾日据时期的抵抗文学,发扬和承续民族文学传统,与叶石涛等就文学史的解释进行讨论,以唯物史观去分析历史现象、总结历史经验;二是历史化的方法,通过历史化、语境化的方法批判彭歌、朱西宁等人“艺术性”“人性论”“循环率”一类的新玄学;三是恢复人与历史的密切连带感,通过探讨人生观、世界观与艺术观的关系,鼓励调查研究以深入生活以及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方式,为丰富乡土文学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指明路径。
深广的历史意识,是陈映真的独特性所在,也让台湾的乡土文学具有了更鲜明的历史性格。
关键词:陈映真;乡土文学;历史意识;现实主义;民族主义作者简介:刘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3)10-0151-14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冷战格局的变动、台湾地区被逐出联合国,钓鱼岛被私相授受,海外留学生掀起保钓运动,台湾岛内青年受此影响,反思此前的西化潮流,寻求从更广阔的中国历史视域来认识台湾问题。
相应地,台湾文学也出现关心社会、关注现实的乡土文学创作思潮。
乡土文学作家鲜明的社会视野和民众立场,随即遭到国民党右翼文人如朱西宁、彭歌,以及西化派如余光中等人的责难,双方的论争史称乡土文学论战。
关于此次乡土文学论战,学界对论争的部分核心问题如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等,已有较多的关注,对于论战中的历史观,尤其是论战的重要参与者陈映真的历史意识则关注较少。
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是否具有深广的历史视野既是本土派与西化派的差异,也是本土派内部如陈映真与叶石涛的差异所在。
151陈映真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历史意识一、自觉的历史意识在乡土文学论战的参与者中,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本土派,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陈映真的历史意识是最为鲜明而自觉的。
海峡两岸的灵魂之桥——鲁迅与陈映真文/刘亚楠摘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水深火热的中国大陆,有一位为唤醒愚昧国民而战斗的战士鲁迅,而在海峡的彼岸,也有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的人,他就是为中国人民觉醒而战斗的陈映真。
他们都有高度的爱国热情,秉持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进行残酷的揭露,对腐败的政党进行严厉的批判,为内忧外患的祖国深感忧愁。
本文将从生活背景、文艺思想两方面对鲁迅和陈映真进行对比,找出两个人相同的精神世界和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关键词:陈映真;鲁迅;国民性批判陈映真和鲁迅都是为民族精神解放而战斗的第一人,陈映真更是在鲁迅的影响下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
陈映真对于鲁迅给他的影响,有两句话,一个是在香港浸会大学“鲁迅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还有一句是《陈映真自白》中他说:“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
陈映真在小学时期意外获得一本鲁迅的《呐喊》,他视若珍宝,并且反复研读来揣摩其中的深层意味。
下面我们就来看他们如何生活在两个环境却有一样的精神境界。
一、不同的生活背景陈映真与鲁迅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
首先,鲁迅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之下,他亲眼目睹了清朝的衰落和中国的沦陷,他对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人们精神的麻木有着深深的感触,特别是当他家道中落,更体会到了现实的世态炎凉。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鲁迅便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活动当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开创乡土文学,从孤身战斗到加入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几乎参与了当时社会变迁的所有重大事件,所以他对当时的中国有着最深刻的认识,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是因为对当时国民愚昧麻木的看见。
生活在这样社会环境之下的鲁迅,饱有爱国的热情和为之战斗的精神,于是拿起笔作为武器,奋力与时代一搏。
相反,陈映真的成长环境是不开放的,是受到压制的。
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引来了许多的爱国知识分子,包括赖和、杨受愚、吴新荣等人都积极参加读书会,并成为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这些人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映真。
2012—2013年第一学期《台港文学》科目作业汉语言文学(师范)班级:中文10-3解读陈映真《将军族》短篇小说《将军族》作于1964年,是陈映真早期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意蕴深刻的作品。
本文从题材与立意、艺术结构、大陆人与本省人的关系、艺术手法和语言上对《将军族》进行解读。
关键词:立意、结构、关系、手法、语言短篇小说《将军族》, 作于1964 年, 是陈映真早期的代表作, 这是一篇意蕴深刻的作品。
一、从题材与立意看《将军族》从题材上看, 它是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作家用细腻、婉转的现实主义叙述手法、巧妙、引人的情节安排, 把一个大陆的国民党退伍兵与一个台湾本土小姑娘之间的按常理不可能发生的感情, 写的真实感人。
立意上, 作者不仅讴歌了人间真情, 更重要的是作品饱含着对人生对社会的思索, 借此严肃地探讨了迁居台湾的大陆人与台湾本省人之间的关系, 传达了希望在台湾的“分离或有相分离危机的中国人重新和睦”的心声。
《将军族》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生活在台湾社会下层的小人物, 他们微不足道的甚至连名字都没出现而只有绰号:“三角脸”和“小瘦丫头”。
“三角脸”是大陆去台湾的退伍老兵, 年已四十, 在大陆已有妻室, 来到台湾退伍后, 孑然一身, 只能到“康乐队”里混个事由, 吹吹小喇叭、编扯一些“马贼、内战、私刑的故事”讲给女队员们听。
“他看着那些梳着长长的头发的女队员们张着小嘴, 听得入神, 真是赏心乐事。
”然而, 除此之外, 他很寂寞, 除了听故事, 女队员们没有人再理会他。
“小瘦丫头”是台湾花莲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 家里被生活所迫, 把她卖到青楼, 她坚决“卖笑不卖身”,并逃跑出来, 到康乐队里跳跳舞、或“用一个红漆的破乒乓球盖住伊唯一美丽的地方——鼻子, 瘦板板的站在台上”演演女小丑。
两个人, 一个无家可归, 一个有家难回, 相同的命运使两个人可以倾心交谈, 逐渐相互信任。
陈映真早期的创作, 作品充满忧郁、感伤、苦闷的色调和人道主义关怀, 作家通过这两个小人物, 反映了当时台湾下层社会艰辛困苦的生活状况。
陈映真《将军族》赏析《将军族》这篇小说叙述了发生在社会底层的一个爱情故事,两个主要人物,他们都没有自己真实的姓名,他们叫做“三角脸”和“伊”,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连名字都没有而只有绰号,也许在那个时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名字是不值得一提的,而在他们之间的爱情却是深刻纯洁感人的。
“三角脸”是大陆去台湾的退伍老兵,年已四十,来到台湾退伍后,孑然一身,只能到“康乐队”里吹吹小喇叭。
“小瘦丫头”是台湾花连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被生活所迫,家里把她卖到青楼当妓女,她坚决“卖笑不卖身”,并逃跑出来,到康乐队里跳跳舞或“用一个红漆的破乒乓球盖住伊惟一美丽的地方——鼻子。
瘦板板地站在台上……”演女小丑。
在这篇文章里,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探讨,比如,在三角恋的回忆之中,这丫头是又丑又瘦的,他甚至没有时间编故事讲给她听,可是为什么渐渐男人对她产生感情,并情愿给出自己所有的钱,一声不响的离开,这是因为在他们的相处之中,男人感觉到,他们是同沦落在天涯,这两个人,一个无家可归,一个有家难回,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使两个人进出了爱的火花:小瘦丫头的遭遇使三角脸这个曾经一向狂嫖滥赌的独身汉“油然地生了一种老迈的心情”,他真正地关心起这个身形瘦小、无依无靠的小瘦丫头,而有家难回的小瘦丫头对这位外省人也产生好感。
于是, 三角脸做出了重大决定:在一个夜里把他的全部的钱留在小瘦丫头的枕边,悄悄地离开了康乐队。
这两个人对家园幸福自由的渴望是相似的,他们是纯洁的,并且向要健康的美满的家庭生活。
所以在相同的境遇之下,他们走到一起。
而再见面的时候“小瘦丫头”并没有因为他的倾囊相助而脱离苦海,反而被嫖客弄瞎了一只眼睛。
但想见“三角脸”一面的信念使她勇敢地活了下来。
五年后的邂逅原本是欢喜的团聚诉衷肠,可是在大环境的逼迫之下,一个因为怕自己身子的不干净愧对对方,另一个说“我这副皮囊比你还要恶臭不堪的”,于是两人为了纯洁地结合在一起,决意共同放弃了生命,一同自尽于甘蔗林里。
小议为何要批判葛朗台葛朗台,即陈映真,是中国大陆当代著名作家、学者。
他曾获得诸多文学奖项,其代表作品《白鹿原》更是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尽管葛朗台在文学界有着颇高的地位和声誉,但也有不少人对他的作品和言论提出批评和质疑。
一方面,葛朗台在其作品中常常呈现出对于中国传统的浓郁情感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使得其作品在文学上具有一定的质量和内涵。
葛朗台也因为其在公共言论和政治观点上的表现而备受争议。
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议题上,葛朗台的一些言论和态度常常引发争议和争端。
葛朗台在一些场合下对于历史和民族的态度显得偏激和片面。
他在一些公开演讲或评论中,常常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自豪感,强调对于外来文化和价值观的抵制和反对。
虽然保护传统文化有其必要性,但是葛朗台对于外来文化的血统和价值的排斥态度,却反映了一种排外和不开放的心态。
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交流,而片面的排外和保守将会使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陷入闭塞和僵化。
葛朗台在对于政治和社会议题上的表态也常常受到批评。
他在一些时候倾向于对于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捧场,对于现实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批评和反思显得有些避重就轻,甚至有一些言辞媚俗的倾向。
在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中,一个作家或者公众人物应该有批判和反思的勇气,应该敢于对于社会现实的黑暗部分进行剖析和揭露,而不应该成为政府或者权势的赞美者。
葛朗台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态度也引发了一些对他的批评和指责。
葛朗台在一些言论和行为上常常表现出一种颇为个人化和傲慢的态度。
他在与他人交往或者对待公共事务上常常表现出一种盛气凌人和高人一等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当今社会中显得有些过时和愚蠢。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谦逊和包容的胸怀,应该有平等和宽容的态度,而不是对他人的言行高高在上,这种态度只会引起对他的反感和不满。
作者: 涂碧
出版物刊名: 当代作家评论
页码: 117-127页
主题词: 陈映真;台湾人;创作风格;现代主义影响;乡土作家;创作思想;爱国主义思想;三十年;
作品;台湾社会
摘要: <正> 台湾省著名的乡土作家陈映真,1937年生于台北县莺歌镇,本名陈永善。
自1959年开始创作以来,他的思想和作品日趋成熟,形成了不断发展的、多样化的创作风格。
一陈映真生于祖国开始全面抗日战争之时,在日本殖民者的铁蹄蹂躏下,台湾光复初期的混乱和贫穷下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
他有一个宗教家庭。
其父是一个爱国的牧师,全家信仰基督教。
这一社会和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受到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熏陶。
父亲曾。
《将军族》陈映真主题思想《将军族》讲述了一对小人物的殉情故事。
“三角脸”是一个四十来岁、退伍后在国民党军康乐队里混饭吃的大陆人。
“小瘦丫头”是年仅十五六岁,为逃避被卖为娼的命运而来康乐乐队栖身的台湾女子。
开始时,放荡不羁的“三角脸”曾对“小瘦丫头”怀有邪念;“小瘦丫头”也常防备着他。
后来,当“三角脸”得知因为她的逃走,她的妹妹将要被卖时,便真诚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将他的退役金留下后,悄悄地离队出走。
但这还是没能改变“小瘦丫头”被卖为娼的命运。
五年后,已经获得自由之身的她终于在一个乡村的葬礼上和他重逢了,两人历尽沧桑却又都觉得此身已不干净,于是双双殉情。
作品通过男女主人公由隔阂到真诚相爱,因相爱而从容赴死的经历,揭示了这一对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对丑陋、不公、平庸的现世的抗议。
作者尤其善于把握和传达独特的环境气氛:死亡气息和明媚阳光交融,悲剧性气氛在一片美丽而厌悒的氛围中弥漫开来。
在叙述的结构上,作者将五年前的故事以人物意识闪回的方式穿插在现在时态的叙述中,从而使作品在艺术更趋于完整。
小说以一种平静而略带冷漠、嘲弄的口吻叙述,反而使悲剧意味变得更加强烈。
作者简介陈映真,原名陈永善,著有短篇小说《乡村的教师》、《将军族》、《夜行货车》等。
原文阅读在十二月里,这真是个好天气。
特别在出殡的日子,太阳那么绚灿地普照着,使丧家的人们也蒙上了一层隐秘的喜气了。
有一支中音的萨士风在轻轻地吹奏着很东洋风的《荒城之月》。
它听来感伤,但也和这天气一样地,有一种浪漫的悦乐之感。
他为高个子修好了伸缩管,瘪起嘴将喇叭朝地下试吹了三个音,于是抬起来对着大街很富于温情地和着《荒城之月》。
然后他忽然地停住了,他只吹了三个音。
他睁大了本来细眯着的眼,他便这样地在伸缩的方向看见了伊。
高个子伸着手,将伸缩管喇叭接了去。
高个子说:“行了,行了。
谢谢,谢谢。
”这样地说着,高个子若有所思地将喇叭夹在腋下,一手掏出一支皱得像蚯蚓一般的烟伸到他的眼前,差一点碰到了他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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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1937年10月6日—)为台湾作家,原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台北县莺歌镇人。
陈映真生于苗栗县竹南镇中港,笔名“陈映真”原是陈映真早逝的孪生小哥的名字。
陈于1957年成功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英专(即今淡江大学)英语系,1961年毕业。
在1959年陈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说《面摊》出道。
之后陈映真担任高中英语教师,后进入辉瑞大药厂工作。
1968年7月政府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民盟成员各被判十年刑期不等,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
陈映真被捕时亦为《文季季刊》的编辑委员,季刊相关文人黄春明、尉天聪也遭到牵连,因而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季事件”。
陈映真自陈入狱期间“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
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早三年出狱。
出狱后仍然从事写作,转趋现实主义,并且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反击余光中等人对乡土文学视为工农兵文学的攻击;1979年乡土文学运动方殷时再度被捕,但36小时后奇迹般获释。
1980年代陈映真继续参与“文季”、“夏潮论坛”等杂志的编务,并且在“中国结”与“台湾结”论战中再度与本土派交锋。
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人间杂志,1989年7月成立人间出版社并担任出版发行人。
陈映真的统一意识型态也颇强烈,与中共官方关系良好。
1988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陈映真荣誉高级研究员;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授与陈映真客座教授称号。
陈映真也参与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典”。
2000年,陈映真在《联合文学》杂志九月号发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的引述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上是“必死之罪”,陈映真侥幸躲过这场灾祸。
陈映真在1977年与陈丽娜结婚,1990年后经常进出中国大陆并久居北京;2006年9月26日在北京第一次中风入住朝阳医院,病情曾改善转至普通病房,至10月16日再度中风陷入重度昏迷,现被安排于该医院“重症监护室”
1959年在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读二年级时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从而跻身文坛。
其后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故乡》等小说。
1961年毕业后编辑《文学季刊》,数年间又发表了《第一件差事》、《将军族》、《六月里的玫瑰花》等小说。
1968年,陈映真应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行前被当局逮捕,1975年获释。
在狱中坚持创作,出狱后发表了《夜行货车》和《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中篇小说《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等,高扬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
1983年后创作政治小说,《铃铛花》、《山路》等均是有影响之作。
陈映真还是台湾乡土文学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的一系列文艺观点对建设台湾乡土文学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
鉴于他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做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7年授予他名誉高级研究员称号。
他的作品有小说集《将军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陈映真小说选》、《山路》,以及《华盛顿大楼》(第一部),评论集《知
识人的偏见》、《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