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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与贡献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鲁迅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将从鲁迅的渊源出发，探讨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鲁迅的渊源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浙江绍兴。
他在青年时期就深受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的熏陶，这对他后来的文化觉醒产生了深远影响。
鲁迅曾就读于梅庵书院，接受了传统古典文化的教育。
然而，他对社会现实的触动和对科学知识的渴望逐渐开启了他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思索之路。
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紧密联系1. 鲁迅对西方现代思想的接触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广泛接触了西方现代思想，如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和民主主义等。
这些思想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封建传统对于国家发展的阻碍。
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潮的先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思想基础。
2. 文化觉醒与文学创作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大胆表现了他内心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痛苦处境的关怀。
他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直截了当地批判了封建传统和社会不公，并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
这些作品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解放，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教育与文化启蒙鲁迅在广州时任职于大公报，他通过报刊撰写大量的文章，揭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面。
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了文化教育事业，为广大民众普及科学知识和新文化观念。
他的教育与启蒙工作对于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1. 思想启迪与精神支持鲁迅的作品和思想为五四运动的青年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他的文字深入人心，直指社会弊病，引发了广大青年的共鸣，并激励了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社会变革。
2. 国家主义与文化自觉鲁迅提倡的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他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自身价值，同时也呼唤着文化自觉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鲁迅与五四以降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一、鲁迅生平、著述简介鲁迅（1881—1936），本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
浙江绍兴人。
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
从小受到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
自1898年到南京求学和1902年赴日学医，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并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在经历了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
从190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至1936年10月19日逝世，笔耕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主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集外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拾遗》等16本杂文集和书信集《两地书》，还写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鲁迅对梁启超的继承1903年以后的梁启超，思想和研究兴趣都开始转移，启蒙也再不是他的主要关注点了。
然而启蒙的时代要求并没有因此而停歇——事实上，它已历史地落在了即将开始酝酿、兴起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肩上。
而新文化和新文学阵营中最早承扬梁启超的人，则是鲁迅。
完全可以说，启蒙——五四时被重新界认为改造国民性，是鲁迅致力终身的精神事业与追求，也是成就他为20世纪中国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最重要方面。
鲁迅接受梁启超的影响很早。
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说：“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
《清议报》于1901年12月出满一百期后停刊，而这时的《新民丛报》发行仅一年，《新小说》则刚开办不久，这样，从周作人谈及的情况看，是年才21岁出头的鲁迅已悉数阅读并保存了梁启超创办的这三种反响最大的报刊，继而又将它们全部另赠周作人，希望周作人也好好阅读。
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起鲁迅，最先想到的是他写的《狂人日记》，它以狂人的内心独白的形式来表达对以封建制度、礼教为主体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抗，更是揭示了封建礼制“吃人”的本质。
“从来如此，便对吗”是狂人对吃人这一行为的提问，也是鲁迅对中国封建传统礼制的提问，他一直在思考着、探索着封建文化存在的意义，它还有继承下来的价值吗？在这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下，那些受封建礼制教育的国民却是腐朽愚昧的、麻木不仁的，对于国家的存亡好似不关他们的事，面对同胞被残害的场景，他们不会流露出半分同情。
鲁迅尖锐地批判封建传统礼制是有理由的，与之有共同想法的陈独秀、胡适也同样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去，在这场运动中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的理论。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仁义道德成为一种假象，覆盖在它下面的是“吃人”的本质，这在鲁迅看来是何其的悲哀。
国民受封建专制毒害之深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的妄图遵孔复古就可以看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他希望国民能从那“吃人”的礼制枷锁中走出来。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鲁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支持者，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有救国的一腔热血，于是他选择去学医以望学成之后上战场救死扶伤，可这一梦想被现实打破，在日求学期间亲眼看到身体健壮的国人麻木不仁，思想腐朽，精神颓败，这一目令他气愤，激起了他弃医从文的决心，想要以文艺运动来拯救国民。
1907年夏，鲁迅酝酿了一场文艺运动，他和二弟联合许寿裳等人试图创办《新生》文艺杂志，但却因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成功。
这并没有浇灭他的热情，后来他在《河南》刊物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一系列文章，而他的《摩罗诗力说》标志着中国古典文论的终结与现代文论的开端。
【名人故事】钱玄同与鲁迅的矛盾
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钱玄同与鲁迅共同战斗，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但五四运动的风暴一过，钱玄同当年向封建文化冲锋的豪情逐渐消失，与转向左翼的鲁迅分道扬镳了。
并且还激烈地反对鲁迅宣扬“左联”的革命观点。
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来到北平探亲。
当时，钱宣通担任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学生们想邀请鲁迅在学校发表演讲。
在不知道鲁迅地址的情况下，他们满怀信心地问钱玄同：，
励志演讲
没想到，钱宣通“像炸弹爆炸一样喊道：‘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一个姓吕的人！’”学生们非常生气。
他们决定自己去找鲁迅。
钱宣通还威胁学生说:"如果鲁迅来师范大学演讲,我就不当导演了!"尽管受到了他的恐吓，学生们还是邀请了鲁迅先生，并把钱的态度告诉了鲁迅。
鲁迅深情地说：“钱玄同真傲慢！”11月27日，鲁迅先生冲破重重障碍，在北平师范大学发表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北平青年。
钱宣通听到这个消息很尴尬，但他没有辞职。
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五四运动中一位伟大的反封建将领，钱玄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到上海后，他写了一篇讽刺钱玄同的打油诗：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为什么不赌猪头，抵制辩证法呢。
五四悖论逻辑学指可以同时推导或证明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或理论体系。
（鲁迅的悖论）讲四个矛盾：价值判断的矛盾，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人物自身的矛盾，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的五四，是指学生运动，也就是运动本身的那些人和事，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被运动当事人和后来人“说”出来的运动。
五四的那些人和事，其实还是清楚的。
主要还是“说”的成分加入，使五四越来越带有不确定性。
后人的言说，解释，使人们对五四的理解的边际不断扩张。
陈平原也说：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
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
（中华读书报4月15日，走不出的五四）阿其米德说，给我一根杠杆，我能撬动地球，对于中国人来说，给我孔子和五四，我能撬动中国的历史。
谈传统必以孔子为至圣先师，谈现代化，一定要从五四开始。
（人物2009年5期：刘刚、李冬君：重温五四）传统与现代化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历史要看当事人怎样“做”和后来人怎样“说”。
确认当事人怎样“做”是事实判断。
理解后来人怎样“说”，是价值判断。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说”的问题。
一，五四性质的矛盾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文学的五四郁达夫的话（图片）：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我而存在了。
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二十四孝图卧冰割肉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只能是这样一些人：丧失了独立性的人（孔乙己，脱不掉长衫）缺乏个性的人（受到礼教束缚，祥林嫂）命运操纵在别人手里的人（女人）放纵的人，兽性的人（西门庆，黄世仁——无法无天，损有余补不足）郁达夫讲的五四的启蒙精神，国民性的重塑（救国与救人的问题）政治的五四（社会政治层面的定性）毛泽东政治上基本肯定，文化上有保留的肯定（越往后，保留越多，毛越来越成为正确路线、正确思想的代表）1939年的《五四运动》，他认为五四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鲁迅：谁在心里骂我我就骂谁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字豫才，十七岁之前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
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
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
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
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
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诗歌、评论、散文、翻译作品。
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周作人、周建人以及族亲周冠五都撰文说：在孙辈中，对祖父周介孚的某些作为，最不以为然的，是大孙子鲁迅；而鲁迅的性格，却最像祖父。
鲁迅祖父好骂人的说法，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的圈子里传开来了。
在朋友中，认为鲁迅生活中和文字中的机灵、幽默、讽刺、泼辣，是与其祖父的血脉有关。
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
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
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白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
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
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
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
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文学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21]，引发与左派作家之间的笔战。
鲁迅与五四著名人物的辩论
30年代前后的文坛，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异彩纷呈各种思想潮流互相碰撞的年代。
一场关于社会、文化、变革等等的关乎民族命运的大辩论，夹杂在外国侵略者的枪炮声中本国政府压迫民众及军阀之间的征讨战中，在国破山河碎的沉沦岁月中，充满了生命的力量。
而无疑地，鲁迅是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的顶峰人物。
不管现在，抑或是将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忧国忧民的文化先驱的功绩。
青史留存，自在人心。
鲁迅与胡适
五四新文化的运动，离不开留洋博士胡适的开启之功。
接受了美国民主思想的胡适，怀揣着改良中国社会之形态，回国之后，开始了他的理想之路。
或者过于沉湎于理想吧，胡适显然看轻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浸染之顽固。
自信满满的胡适，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中国。
而鲁迅，对中国社会种种弊病的认识有深刻而透彻的了解，知道胡适的理想按照他的做法是不现实而难以实现的。
鲁迅在文字中，善意地嘲弄调侃，希望胡适能认清现实。
从心理学方面的推测，胡适显然把鲁迅善意地嘲弄调侃当成了恶意的讽刺挖苦。
误会由此而发生，嫌疑代替了友谊。
尽管两人有误会而互相讽刺过，但从胡适与鲁迅的文字里，可以感觉到彼此的相互推崇和佩服。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女士请求帮助，胡适当即应允。
对于苏雪林女士对鲁迅的恶意攻击，胡适也持否定的态度。
历史也已经印证了鲁迅的看法，胡适的失败，不是他的失败，是社会的失败。
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都是《语丝》阵线的同人。
两人龃龉和矛盾的开端，是林语堂写的《费厄泼赖》文章里的“诃鳄鱼”章节里的“偏见”之论。
林语堂论及偏见的态度，可见他想两面端平——不伤鲁迅，也不伤他的好友们。
然而看似持平之论，这种持平的本身就否定了鲁迅所有文章的论点。
鲁迅温温地回击着“梅花低头问老爷”的讽刺，那也只是为自己文字辩护的着想。
林语堂和鲁迅的论战文章，其路数与陈西滢是很相近的。
但却比之博大、深远得多，这可看出林语堂国学的扎实。
在大节的把握上，林语堂显然也比陈西滢高妙得多。
他文字的功夫，以引《野叟爆言》讽刺鲁迅的高妙可见一斑。
在那几段文字下的加点，读起来不但连贯，刺起鲁迅来却也厉害。
只是可惜，他遇到的是博览群书又心思灵巧智慧无边的鲁迅！鲁迅一个反手，林语堂就知道了厉害，所以他停战了。
鲁迅与高长虹
鲁迅与高长虹论战的原因，却有些复杂，其实也简单。
无外乎名誉、利益，还有牵涉到许广平女士。
看了高长虹的文字，不觉得他的文字怎么样。
比起陈西滢来，高长虹也还差那么些。
而胡搅蛮缠，却胜过了。
鲁迅，只是碍于他没有显著的社会的恶，所以与他论战的文字也还在文字上。
而象高长虹利用鲁迅为他的出版物做广告，给鲁迅“戴帽子”，影射许广平不喜欢他是因为鲁迅的横刀夺爱，这些鲁迅都忍了。
看鲁迅的回复，能够体会到他的伤心，也能够感觉到鲁迅对笔墨的“控制”。
因为鲁迅希望，中国应该有他这样的热血青年，就是品质上差点，也无不对中国人的麻木的魂灵有刺激警醒的作用。
至于高长虹的刊物被停，是韦素园引用他的关系停高长虹的刊物，肯定没有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他知道鲁迅是不会同意的。
纵观高长虹对鲁迅的论战，是高长虹不理智的表现。
鲁迅与陈西滢
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论战，几乎都是和陈西滢有关。
陈西滢也留过洋，可惜的是，他没有胡适的为民族理想，也缺乏林语堂难得糊涂的“隐”的态度。
“女师大风潮”激起了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笔战。
而陈西滢夹杂在友情和自己世俗的牵绊中，难以有正确的认知态度，偏又处于舆论的主导位置，与鲁迅的交战在所难免了。
其人为文，好据理为自己，所以观点前后矛盾，语气每有错乱。
鲁迅所谓“年年，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交战”是也。
编舛摘取，屡见其小聪明；赵子昂画马，反诬了自己。
而鲁迅以应付林语堂之方法，也让陈西滢知道了自己的比不过。
其人还有好几点可恨。
拖朋友下水，李四光受其所害，徐志摩被他所累，却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己知。
给鲁迅“戴帽子”，然后以这虚有的帽子攻击之，可恨二也。
而拿鲁迅给他的书籍做广告，恨之无耻了！
鲁迅对徐志摩的不满，盖因徐志摩和陈西滢每每互相吹捧，皆强扯鲁迅兄弟做垫脚石。
鲁迅由此气其人无耻，每每讽刺调侃徐志摩的诗文，却不责以其国事，盖徐先生不言国事耳。
而李四光先生，鲁迅敬其科学家的身份，所以文笔严谨而公正，实感之中国之未来也。
鲁迅与梁实秋、沈从文
鲁迅与梁实秋、沈从文等的论战，大体上来说还是为学术与人生的问题。
这些话题，今天不过时，将来不过时，而且永远都不过时。
梁实秋于保存古类，实有功于社会的追溯。
鲁迅责其的，也只是他与他人论战而牵扯出来的问题。
中国当时的改革问题，在飘摇的社会结构中，影响着每一个行业，每一种学科。
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其细节谁也不能完善的。
而他们的论战，责其任何一方，都显偏颇，但不责呢？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枪林弹雨中，当生存都是问题时，最好的选择还是抗争。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1916年11月26日，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老友汪孟邹一同北上，正值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物色文科学长人选。
12月26日早上9点，蔡元培第一次造访陈独秀，汪孟邹如此评蔡：“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惟一之人物也。
”这是其当天的日记所载。
也就是这一次蔡元培正式邀请没有学位头衔的陈独秀主持最高学府的文科。
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来看陈独秀，有时早上来得很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将陈独秀他们叫醒，只要给他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了。
蔡、陈都属兔，可陈比蔡要整整小12岁，应该算是晚辈。
汪孟邹就和陈独秀商量，晚上早点睡，早上要起得早一些才好。
蔡元培诚意拳拳，陈独秀当然只能答应了。
汪孟邹回上海后，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并议论说：“陈仲翁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好得多了，比搞一个书店，实在要好得多。
”“学堂、报馆、书店都要紧，我看，学堂更要紧。
”
为了应付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略做了一
些手脚，比如说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
教育部很快就批复同意了。
其实，陈独秀虽曾多次东渡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
他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不过并没有当过校长，只是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
陈独秀进入北大，《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吴虞等大批知识分子纷纷会聚北大，《新青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北大与《新青年》的结合，是“五四”棋盘上最重要的一步棋之一。
很多年过去了，蔡元培在香港谢世，陈独秀在《中央日报》发表感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胡适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