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经济学的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一）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寻租型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三）寻租型腐败将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主要腐败类型。
（四）治理寻租型腐败是一项从个体到政府制度再到外部法制的系统工程。
（五）了解腐败行为选择及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对治理寻租型腐败很有帮助。
（六）治理寻租型腐败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通过对腐败行为可能发生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权力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问题——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并分别对其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探讨。
最后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各有侧重、综合治理的措施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腐败腐败经济学腐败可能性函数需求性腐败供给性腐败一腐败（权力腐败），用经济学家樊纲的话说，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1）。
腐败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腐败行为如何将公共品——权力作为投资，低成本或0成本地谋取利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以最低成本取得反腐败的最大收益的途径。
影响腐败行为发生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腐败的成本与收益，同时包括社会公众的容忍度和心理预期，以及反腐败所带来的收益（如“警示作用”）等等。
假设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T，T=f（Y，P，Q，G……）。
Y代表腐败收益，即腐败者通过权力投资得到的好处，腐败的收益就等于腐败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净损失（即不包括给社会造成的精神损失，如司法精神的“磨损”，制度缺口的打开，权力规则的破坏，以及给市场秩序带来的混乱等等）。
显然，腐败收益越大，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
P 代表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它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成反比，即查处的概率越小，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反之。
Q代表腐败查处的力度，或惩治腐败的程度。
而腐败行为的成本C应包括个人成本C1和社会成本C2，个人成本C1为腐败查处的概率（可能性）与查处的惩罚力度二者之乘积，如果P为0或接近于0，则个人成本也为0或近接近于0。
我国转型期行政腐败的成因及治理摘要本文首先从思想文化和经济层面归纳了我国现阶段腐败出现的原因；然后通过分析腐败防治与党的执政能力、公民的基本权力需要、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的关系，说明腐败防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最后，从行政许可的执行、市场经济的调节及监督制度的完善等方面提出转型期我国行政腐败防治对策。
关键词行政腐败政府监督行政审批公民参与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一、我国转型期行政腐败的原因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专制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政治上维护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及皇权至上的封建君主制。
实际上长期以来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一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二是权与法德关系。
前者导致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后者导致有法不依，以权压法，法律成为权力的附庸。
其次，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社会上的人被分为各个等级。
在这种等级制度下，上层社会拥有下层社会不能拥有的特权，处于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居于被统治地位而在权利上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
于是，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以封建专制政权为后盾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
再次，我国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本前提的。
由于封建宗法关系的影响，宗法观念深入人心，这就使得社会缺乏强烈的与外界进行交往的动因，很容易形成社会关系中的依附关系。
最后，历史上一些传统的、落后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侵入公共生活领域，对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大力治理我国行政腐败的意义首先，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
我们党执政以来，带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各种艰难和曲折，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
其次，这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
由于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不仅负有通过国家的力量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和促进公民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义务，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性，享有对公民个人的支配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个人无法与之相抗衡，往往处于服从、被动的地位，极易受到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