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姓名：本庄繁
战犯简介：本庄繁(ほんじょうしげる1876.5.10—1945.11.20)，日本兵库县人，陆军大将(1933.4)，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侵占东三省的关东军司令。二·二六事件时因替叛军说情而被昭和天皇解除职务。日本战败时作为甲级战犯嫌疑而自杀。
战争罪行：
1、制造大沽口事件
1926年3月，冯玉祥组成国民联军，与张作霖的军队在平津一带不断作战。奉系军队属下的渤海舰队企图掩护陆军在天津登陆，被国民联军击退，此时本庄正在任在日本驻华武官期间。张作霖想到了本庄繁，两人一拍即合。当晚，本庄繁急电日本参谋本部，请求日本军舰掩护奉系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狡猾的日本人感到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很快给予回复，表示全力支持。他请求日军派遣军舰，联合张作霖的军舰驶抵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被击溃后，日本政府以国民军击伤日本军舰为借口，纠合美、英等八国列强，向中国北洋军阀执政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于是就有大沽口事件的爆发。本庄繁一手制造了" 大沽口事件" 。他由此受到军部首脑的赏识，很快就昭和2年(1927年)3月，晋级为陆军中将，此时他还不到51岁，1928年2月被任命为第十师团长。
2、九一八事变
本庄繁1931年8月1日任第9任关东军司令官，接替菱刈隆。当天，本庄繁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等人拜谒了天皇。8月15日，本庄繁在东京与前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进行交接后，便前往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9月2日至5日，关东军还加紧进行了针对偷袭沈阳城的一系列军事演习。9月18日，满洲事件爆发，这个事变，做计划的其实是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作为司令官的本庄虽然也叫嚣占领，可是没有证据说明他知道这个计划，之前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事变发生，关东军开始进攻北大
营了他才接到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岛本正一大队长的电报。按照日本陆军刑法，未经许可向外国开战是死罪。所以本庄繁对是否扩大进攻犹豫不决。后来在参谋们的说服下他同意了石原的作战计划，9月19日凌晨2时，本庄繁立即发出了关于“部队迅速向沈阳集中，进攻沈阳、占领营口、安东”等8项命令，19日中午12时许，以本庄繁为首的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驻沈阳，以便指挥日军向东北全境发动全面进攻，将所谓的“沈阳事变”迅速扩大为侵占整个东北的“满洲事变”。并在当天以“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四处张贴所谓的“安民告示”。19日午后5时40分，本庄繁给日本军中央打电报说：“事态既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便应趁此大好时机，先令我军积极维持整个满洲之治安，是为至要。为此，需要平素编成的三个师团的增援，而未来对此所需之经费，则可确保由满洲负担。”本庄繁这番话表示说明了关东军从一开始便要军事侵占整个中国东北。9月21日，本庄繁又不等请示日本军部，便擅自作出决断：命令第二师团向吉林省城吉林市进犯。当时东北张学良手下的各个军阀们根本无心抵抗，纷纷附逆投降。结果不到4个月的时间东北沦陷。
3、建立“满洲国”
关东军在武力侵略得手后，本庄、土肥原、板垣等人按照事先的计划立即着手制造傀儡政权，1931年12月15日，本庄繁命令在关东军司令部机关内，成立关东军统治部，以驹井德三为部长，代替原第三课，统治部下设行政、产业、财务、交通、交涉五个课，本庄繁也从一个单纯关东军司令官而成为具有殖民统治者的双重身份。日本几十年来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终于经本庄繁之手得以实现，日本朝野上下称本庄繁为满洲“建国之父”。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本庄繁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指挥日军侵占东北，炮制伪满傀儡政权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本庄繁在任期间，关东军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及片仓衷等少壮派军人为代表的实权集团，主要依靠“满铁”及其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大雄蜂会”。因此，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被日本政界、史学界等评价为：具有强烈主张实行国家主义的色彩。
在1931年12月8日的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制定的《满蒙开发方策案》中，还出现了“不容许所谓资本家垄断经济利益”的字样。关东军某些主张和作法，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日本财团、政府，乃至军部的不安。1932年6月26日，时任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广濑寿助对此评说：“（关东军）参谋们年少气锐而富于理想，招致了急进的坏影响”。
另外，由于关东军侵略得手后，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高涨，打破了关东军的乐观预料，受到冲击的关东军不得不重新考虑。例如，原认定依靠伪参议府的方式，是难以彻底实施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改变为“总务厅”为中心的统治方式。所以在本庄繁任期的末期，迫于日本统治集团的压力和更好地进行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关东军对其政策有所修正。
1932年7月，本庄繁任军事参议官，关东军司令官由武藤信义接任。与他一起调离的还有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1933年4月6日任日本天皇裕仁的侍从武官长，6月19日晋升为陆军大将。1934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功一级金鵄勋章，1935年12月26日被列为华族，授予男爵。
在日本陆军中参谋和主官的关系就是这样。仗打好了大家一起加官进爵。仗要是打输了主官肯定要倒霉，而参谋一般没什么事。这次满洲事变算是走运，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成了满洲英雄（由于板垣和石原在事件中的突出表现，得到了日本民众的一致叫好，日本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名字就是在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这几个本来是触犯了陆军刑法的家伙一下成了大功臣。
4、二·二六事件与退役
不过好景不长。1936年发生了二·二六事件，一夜之间数位重要人物被叛军所杀。皇道派们要求“清君侧”，罢免那些妨碍天皇亲政的腐败高官。裕仁得知后非常恼火，说“杀了多年来为我服务的股肱之臣，不可饶恕”。本庄因为他的女婿山口太一郎大尉也卷进了叛乱活动。在裕仁面前为皇道派频频说情，遭到严厉斥责。最后裕仁放出话来，说军人要是不顶用，朕将亲自率近卫师团镇压叛乱。最后叛乱被镇压，本庄也于同年4月22日因迫于压力灰溜溜地转入了预备役。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226兵变的过程和天皇的态度。退出军界后曾任伤兵保护院总裁，军事保护院总裁，枢密顾问官，补导会理事长。
1936年11月，本庄繁充当“媒人”角色，开始为溥仪之弟溥杰在日本公卿华族出身的女子中择偶，不顾溥仪对此举的反对，终于促成了这桩政治谋略婚姻。然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殖民当局便迫不及待地炮制出：可由帝弟之子继帝位的“帝位继承法”，其用心正如溥仪所言：“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1942年，伪满“建国”十周年时，本庄繁以“满洲会”会长身份来长春参加所谓的庆祝活动。1945年5月19日，他出任枢密顾问官。这个被日本军界称为“厚道老头儿”的本庄繁，由于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扩张侵略政策有功，先后获得全部八个等级的“旭日”勋章和最高的“瑞云”勋章。
战犯姓名：本庄繁 战犯简介：本庄繁(ほんじょうしげる1876.5.10—1945.11.20)，日本兵库县人，陆军大将(1933.4)，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侵占东三省的关东军司令。二·二六事件时因替叛军说情而被昭和天皇解除职务。日本战败时作为甲级战犯嫌疑而自杀。 战争罪行： 1、制造大沽口事件 1926年3月，冯玉祥组成国民联军，与张作霖的军队在平津一带不断作战。奉系军队属下的渤海舰队企图掩护陆军在天津登陆，被国民联军击退，此时本庄正在任在日本驻华武官期间。张作霖想到了本庄繁，两人一拍即合。当晚，本庄繁急电日本参谋本部，请求日本军舰掩护奉系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狡猾的日本人感到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很快给予回复，表示全力支持。他请求日军派遣军舰，联合张作霖的军舰驶抵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被击溃后，日本政府以国民军击伤日本军舰为借口，纠合美、英等八国列强，向中国北洋军阀执政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于是就有大沽口事件的爆发。本庄繁一手制造了" 大沽口事件" 。他由此受到军部首脑的赏识，很快就昭和2年(1927年)3月，晋级为陆军中将，此时他还不到51岁，1928年2月被任命为第十师团长。 2、九一八事变 本庄繁1931年8月1日任第9任关东军司令官，接替菱刈隆。当天，本庄繁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等人拜谒了天皇。8月15日，本庄繁在东京与前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进行交接后，便前往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9月2日至5日，关东军还加紧进行了针对偷袭沈阳城的一系列军事演习。9月18日，满洲事件爆发，这个事变，做计划的其实是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作为司令官的本庄虽然也叫嚣占领，可是没有证据说明他知道这个计划，之前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事变发生，关东军开始进攻北大
战犯姓名：近卫文麿 战犯简介：近卫文麿（近卫文麿/このえふみまろKonoe Fumimaro，1891年10月12日－1945年12月16日），日本第34、38、39任首相，日本侵华祸首之一，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幕末公卿近卫忠熙曾孙，明治时期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长子。 近卫文麿出生在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日本豪族家庭。1917年毕业于京都大学。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1941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任内发起建立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实行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对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在4年里积极扩大侵华战争，曾向蒋介石提出向日本投降的苛刻条件，发表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同时与德、意签订《三国轴心协定》，并扩大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亚洲各国的侵略。 近卫辞职后，仍作为政府重臣参与制定重大国策。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麦克阿瑟传讯逼迫下，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岁。 战争罪行： 1、卢沟桥事变 仅仅一个多月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近卫在手记中觉得“我方有点可疑”。由于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和陆军省柴山兼四郎为代表的慎重派的活动，近卫内阁也在9日内阁会议上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但是在陆相杉山元已经参谋本部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和第三课长武藤章的要求下，内阁于11日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向华北增派关东军两个师团，驻朝鲜陆军一个师团，从日本再派两个师团。当时对此执慎重论的只有米内光政海相一个人。 当天晚上近卫在首相官邸召集政界、财界、评论界人士吹风，将这次事件定名这“北支事件”，表明了处理此事件的强硬姿态，要求在座各位予以合作。第二天大藏相贺屋兴宣和内相马场瑛一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谈话，鼓吹对华强硬。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正与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签订停战协定。这种增兵的强硬态度必然引
《东京审判》——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想都应应该看看 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各1名法官组成，共11名；11国又各派检察官1人。澳大利亚法官W·F·韦布任庭长，美国律师J.基南任检察长。 事件回溯 历史 指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1945年12月16—26的莫斯科会议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审讯自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重光葵判处7年徒刑。7人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于1948年12月22日执行。自1950年起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将判刑的首要战犯陆续释放出狱。这次审判并不能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志。但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是对国际法战犯概念的重大发展。 此次审判有以下论定
历史研究性学习报告 历史研究性学习报告 2002年1月——2002年9月，我们历史组在高二年级文科班中深入进行了一次研究性学习的研究实验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是历史科研究性学习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一、课题研究的准备工作 2001年9月——2002年1月，我们召开了多次课题组会议，对在高二年级文科班中再深入进行研究性学习的研究实验工作进行可行性论证，经过论证，我们认为是可行的，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高二年级文科班的学生素质较好。近几年来，我校文科高考成绩年年再创新高，在全市多次摘取文科桂冠，使我校文科类学生英才济济，汇聚一堂，高二年级文科班的学生素质较好为全校所公认。 2、高考改革的趋势。2000年广东省高考（3+X+ 1）文理综合试题第十九题（上海市中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题）是典型的研究性学习的考题；2001年高考上海卷第37题（老山汉墓走出西域美女题）亦属研究性学习的考题，这两题的出台代表了高考改革的方向，它表明研究性学习的考题在高考中开始出现，紧跟高考改革的方向，是高二年级文科班历史教学的任务。 3、高二年级文科班的历史课是我们课题组成员杨柳、周雪红老师任教，这对于研究工作的进行较为便利。 4、班主任支持。这几个班的班主任都较为支持，使得研究性学习的研究实验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二、对学生进行组织动员工作
考虑到高二年级没有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课时，我们只能利用历史课及一些班会课时间进行动员。首先，请教科所苏敏老师作专题报告（2002年1月），向同学们介绍了国际国内研究性学习的最新动态，以及柳州市几所中学研究性学习的发展情况，使同学们对研究性学习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其次，请周梅莉老师进行具体的指导，使同学们明确研究性学习不仅是高考改革的方向，而且能够锻炼大家的学习、工作能力，是高中阶段不可多得的一次锻炼机会。最后，杨柳、周雪红老师利用本班历史课时间向同学们介绍了研究性学习的主要方法及研究程序，布置了研究性学习的具体任务。考虑到高二年级没有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课时，这一任务只能利用寒假时间进行，所以，我们把研究性学习的任务以寒假作业（作业全文另存）的方式布置下去，要求学生在放假前将研究性学习的准备工作做好，放假时进行研究，开学后再整理研究成果。 三、组建课题组，制定研究方案 在将寒假作业布置下去后，我们着手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准备工作——组建课题组，制定研究方案。首先，我们组织学生组成课题组，规定1——5人一组，在自愿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组长，由组长负责小组成员的分工以及与指导老师的联络等，并负责将研究课题和本组成员名单交给老师。小组成员共同制定研究课题，在研究过程中，既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体现全体成员分工与合作的统一。其次，为了把握研究方向，保证进度和质量，我们要求学生制定研究方案，其内容包括课题的名称，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方法和时间进程，小组成员的分工，预期的研究成果及表现形式等，并规定了研究方案交给老师的时间。最后，进行开题论证工作，研究方案交上来后，我们
抗日战争结果 审判战犯 战后，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于日本跟美国的政治协商成功，所以只对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不少真正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却无罪释放（当时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辩护）。中国战区则成立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乙级战犯和汉奸进行了审判。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关押在太原和抚顺的一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最终于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所有战犯释放回国，开创了处置二战战犯的先例，为日本右翼势力复兴埋下了隐患。 中日和约 1951年，美国主导并邀请52个国家召开旧金山和会。和会的结果是48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于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旧金山和约》，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也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 直到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和日本建交，于是建交时声明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款要求（当时毛泽东与黑田寿男的对话：“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至此，这场中日战争在法律形式上结束。 领土变化 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甲午战争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地区。
北陵电影院日本战犯曾在这里受到正义的审判 邱宏 众所周知，皇姑区黑龙江街有座“北陵电影院”。然而，人们未必知道，59年前，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曾在这里接受了正义的审判。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审判外国侵略者。请看—— 北陵电影院辟为“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特别军事法庭”沈阳法庭庭审复原
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全体工作人员 8名日本战犯在沈阳法庭受审北陵影院“特别军事法庭”主审法庭 “北陵电影院”始建于1954年，起初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俱乐部；1955年，更名为“利群电影院分院”；由于该影院邻近昭陵（北陵），1957年，更名为“北陵电影院”。如今，北陵电影院已辟为“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史料记载，1953年11月，中央便开始拟订处理在押日本战犯方案。截至1956年审判之前，在押日本战犯共计1062名。 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这些战犯的罪行比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要轻一些。对这1000多名战犯，我们不需一一审判，但要把他们所犯的所有罪行都搞清楚。
侦讯结束后，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 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成立，于当年6月9日至7月20日，分别在太原、沈阳开庭，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其中，设在北陵电影院的沈阳法庭为主审地，审判了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日本战犯。 开庭审判八名日本战犯法庭受审 1956年6月9日，设在北陵电影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威严肃穆。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沈阳各界群众代表，中外记者等到庭旁听。旁听区域座无虚席。 8时30分，随着一声“全体起立！”，审判长袁光将军，一身戎装，神色凛然地步入审判大厅，登上审判台落座。在审判台上落座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王许生、牛步东、张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徐有声、郝绍安、殷建中、张向前、杨显之等。 审判长袁光将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铃木启久、佐佐真之助；侵华日军少将旅团长上坂胜、长岛勤、船木健次郎；侵华日军中佐情报主任鹈野晋太郎；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等8名被告，被带上法庭。 审判长袁光将军通知被告：“在庭审过程中，你们有权向证人和鉴定人发问。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外，你们还可以自己辩护。你们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是！”8名被告齐声而胆怯无力地回答。 审判长袁光将军通知证人：“本特别军事法庭通知你们来作证，你们要知道什么说什么。如果说假话，要负刑事责任。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全体证人在“具结书”上签名。审判长袁光将军又告知全体翻译人员：“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如实翻译。如果故意做错误翻译，要负刑事责任。”全体翻译人员一一签字具结。 起诉指控日本战犯罪行罄竹难书 之后，审判长袁光将军提请国家公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军法少校王之平，宣读《起诉书》；并要求翻译同时播送《起诉书》日语译文。 《起诉书》指控8名被告罄竹难书的法西斯暴行：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残杀和平居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惨案；有的命令部属大量掠夺和平居民的粮食、财物，烧毁居民房屋；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杀害我被俘人员、伤员；有的命令部下把我无辜人民作为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或作为战场上的“扫雷工具”；有的对我和平居民施放毒气，纵容部下强奸或集体轮奸妇女；有的用我国人民试验细菌武器效能，从事细菌战准备活动。 《起诉书》中，有920人的血泪控诉；266人检举；836人的证词。宣读《起诉书》过程中，旁听区域不时传出此起彼伏的啜泣声。 群情激奋日本战犯下跪求饶谢罪 1956年6月9日下午，“特别军事法庭”开始进行“法庭调查”。第一个被传讯的，是这次审判的“一号要犯”、侵华日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 法庭列举了铃木启久的“八大罪行”：一、在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乡杀人、放火、强奸； 二、在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杀害居民、掠夺粮食和财产；三、在长城附近广阔地方建立“无人区”；四、在河北省遵化县刘备寨村杀害居民、掠夺牛马；五、在河北省遵化县东新庄杀人、放火、掠夺；六、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家峪村杀人、放火、掠夺；七、在河北省长垣县小渠村集体屠杀村民；八、战败后，在吉林省白城子炸毁火车站、医院、桥梁、仓库等。
日本为什么对历史反省不彻底 作者：邓聿文 | 发表时间：2013.08.26 刊发于总2025期《中国经营报》[专栏]版 今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68年周年纪念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以供奉祭祀费的方式变相参拜靖国神社。3名内阁大臣和大约190名国会议员参拜或委托代理人参拜这一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场所。 战后安排的日德差异 安倍内阁自去年12月26日组阁以来，已日益右倾化，尤其是在今年7月的参院选胜后，更是挟民意而成为日本战后最右倾的内阁。那么，是什么造成日本在战后近70年时间里，变得右倾色彩如此浓厚？笔者认为，在探寻其中原因时，有必要回到战后历史的起点，及整个冷战时期，去看看当时情况。 二战给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对战争制造者的日本来说，却并未受到同等程度的惩罚。与德国相比，战争给日本造成的损失要少得多。除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及对东京、大阪等城市进行轰炸外，战争并未在日本本土进行。据统计，日本投降时还拥有154个师团，136个独立旅团，533艘战舰及15886架军用飞机，总兵力达698万3千余人。比起德军的疲惫状态来，客观地说，日军还拥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说德国投降是形势所迫，日本则还可以在军事上坚持较长一段时间。事实上，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的军部围绕着主战与主和争执得很厉害，其主战派就据此认为日本不应投降，而军队在天皇的“终战诏书”颁布的前一刻，还在负隅顽抗。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诚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日本并不像德国一样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包括保留天皇制在内的有条件投降。 相对盟国对德国采取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所谓“四D”改造计划，日本的民主改革留下了许多后遗症。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说，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的有两条：一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二是日后建立尊重……美国之目的的和平而且负责的政府”。美国政府的这一目的决定了它对日本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以其自身利益而转移的。所以，尽管战后英国和苏联等国都把日本天皇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一位，美国国内的舆论也一直猛烈攻击天皇制的存在，并要求美国政府将日本皇室从日本国土中根除，然而，美国政府还是接受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建议，保留了天皇制。美国政府这样做的原因，正如麦克阿瑟所说，若把天皇列为战犯，将引起日本人情绪上的不满和反抗，从而美国至少还要增援百万大军，才能彻底重建日本，一句话，是为了美国的利益需要。 战后初期，美国也曾采取相当严厉的态度去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和思想，但后来出于冷战需要，不再做进一步的努力，东京审判就留有很大余地。虽然判处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死刑，可像冈村宁茨、梅津美治郎这样的重要战犯却被宣布无罪，以后美国政府又把一些判刑的战犯陆续释放了。战后日本将这些战犯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这固然是因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与美国政府对战犯的宽容处理也不无关系。东京审判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天皇没有到庭受审，这在客观上就等于为天皇开脱了战争罪责，对于日本国民而言，无疑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感：既然他们的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他们自己也就都自我原谅了。 战后日本民主改革的不彻底性，还由于改革是从美国的整体战略目标出发的，所以随着原苏联力量的增长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开始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主要敌人。这使美国对日本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思想采取了放任甚至纵容的态度，特别是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片面对日媾和，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就基本上终结了。 美国的推波助澜 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也助长了日本的右倾化。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
2019年司法考试国际法冲刺复习：战争犯罪 一、战争犯罪的概念 (一)概念 传统国际法中的战争犯罪，仅指交战国军队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 的行为，包括使用有毒或其他被禁止的武器，杀害或虐待战俘，攻击、掠劫和屠杀平民等行为。因为在传统国际法，国家有战争权，所以发 动或从事战争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对国际法的违背或国际罪行。1928 年《巴黎非战公约》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特别是 《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得以与宪章不符的方式非法使用武力，从而任 何非法从事战争或使用武力的行为都是违背国际法的，并可能涉嫌构 成战争犯罪。这种发展扩大了战争犯罪的范畴。基于此，也有人将传 统国际法中的战争犯罪的概念称为狭义用法，而扩大了范畴的战争犯 罪的概念称为广义的用法。 (二)对于战争犯罪的审判和惩罚的实现在国际法中对于战争犯罪 的审判和惩罚的实现，开始于“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在此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于战争期间德国野蛮暴行，受害国人民以前强烈要求审判和惩处作为罪魁祸首的德皇威廉二世。 协约国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组织了特别军事法庭。但审判因 为荷兰拒绝引渡德皇而未果。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实行，开创了 追究个人战争刑事责任实践，确立和证实了一系列相关战争责任、战 争犯罪和惩罚的国际法原则。其中1945年《伦敦协定》及《欧洲国际 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文件，对于国际法特 别是战争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纽伦堡原则
纽伦堡原则是指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相关的一系列文件和审判 实践所确立和形成的关于追究战争责任、惩治战争犯罪的原则。它构 成了现代国际法中相关战争犯罪和惩罚规则框架的基础。该原则包括：(1)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应承担个人责任，并受惩罚; (2)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3)被 告的官职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4)政府或上级命令，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5)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 权得到公平审判;(6)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包括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和违 反人道罪;(7)参与上述罪行的共谋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在纽伦堡原则的基础上，国际法对于战争犯罪实行追究的规则和 原则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如确立了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 时效，战争罪犯不得予以庇护，各国应在引渡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 犯的问题上实行合作等原则。 (四)战争犯罪的罪名 根据《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战争犯罪包括以下三类： 1.危害和平罪。该罪是指计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或违 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与为实现任何上述行为的共同 计划或同谋。 2.战争罪。该罪是指违反战争法规与习惯的行为，此种违犯应包 括但并不限于对在所占领土内的平民之谋杀、虐待，为使其从事奴隶 劳役或任何其他目的的放逐，对战俘或海上人员之谋杀或虐待，杀害 人质，劫掠公私财产，任意破坏城市、集镇或乡村，或从事非根据军 事需要之破坏。 3.违犯人道罪。该罪是指在战争发生前或战争实行中，对任何居 民之谋杀、灭绝、奴化、放逐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或基于任何政治、种 族或信仰的原因所实行的迫害。
1 【单选题】 (2分)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表时，日本首相是___。 A 币原喜重郎 B 铃木贯太郎 C 东久迩念彦 D 吉田茂 正确 本题总得分：2分 发表于_____的回忆录《“人间宣言”的内外》，披露了日本欲保留天皇神性的细节。 A 《周刊现代》 B 《周刊文春》 C 《朝日周刊》 D 《文艺春秋》 正确 本题总得分：2分 “鼓励建立工会”是麦克阿瑟指令币原首相进行的“________”之一。 A 四大改革
B 五大改革 C 三大改革 D 六大改革 正确 本题总得分：2分 在“东京审判”中被判有期徒刑的两名甲级战犯，一名是重光葵，另一名是_______。 A 小矶国昭 B 梅津美治郎 C 永野修身 D 东乡茂德 正确 本题总得分：2分 “倾斜生产方式”是_________在《挽救日本经济败局之路》中提出的。 A 中山伊志郎 B 有泽广巳 C 都留重人
D J.阿贝格伦 正确 本题总得分：2分 “日本船只的9/10都已沉没或不能行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日本的崩溃实在是早已成为定局。”这番话是谁说的？ A 罗斯福 B 格罗夫斯 C 艾森豪威尔 D 丘吉尔 正确 本题总得分：2分 “使天皇免受审判是盟国的政治决定。”这句话是谁说的？ A 季南 B 罗斯福 C 丘吉尔 D 卫勃 正确 本题总得分：2分
根据苏联要求，东京审判将重光葵和___________也列为被告。 A 南次郎 B 木村兵太郎 C 板垣征四郎 D 梅津美治郎 正确 本题总得分：2分 由15个国家签署的__________明确规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多选) A 《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 B 《巴黎非战公约》 C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条例》 D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条例》 正确 本题总得分：2分 根据视频内容，上世纪90年代初，指出理解“日本式经营”，是理解日本经济何以高速增长的关键的，是_________。
日本甲級戰犯被處絞刑照曝光！ 圖為：被判處絞刑的日本戰犯土肥原賢二。 土肥原賢二被稱為“中國通”，擅長于特務工作。曾參與策劃、製造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事件和九一八事變。最有名的“傑作”是劫持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前往東北，組織偽滿洲國。參與策劃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1935年6月迫使國民黨當局簽訂《秦土協定》並在同年底策劃製造冀東事變，組織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可以說，日本每一次侵華行動，都有他的策劃和參與。1944年春出任駐新加坡日軍第7方面軍司令官。日本戰敗投降後，被指控犯有對中、美、英發動侵略戰爭等10項罪行，被送上了絞刑架。
圖為：被判處絞刑的日本戰犯木村兵太郎。 木村兵太郎被冠以“緬甸屠夫”的惡名。1939年以前，木村兵太郎是日本的炮兵專家，以提高日本的大炮殺傷為己任。1939年3月，他被任命為第32師團長，晉升為中將。隨後被派到中國山東對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命令士兵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10月，被調任關東軍參謀長，專事討伐東北地區的抗日武裝。1944年8月30日，被調任駐緬甸方面軍司令官。在與中國遠征軍作戰中，他所率的日軍損失大半。他將失敗遷怒於當地民眾，一手製造了仰光大屠殺血案，並因此得到“緬甸屠夫”的惡名。日本戰敗後，他在仰光舉行的盟軍受降儀式上放下了屠刀，立即作為甲級戰犯押送回日本。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是七名甲級戰犯中最後一個被絞死的“屠夫”。
圖為：被判處絞刑的日本戰犯廣田弘毅。 廣田弘毅1933年任外務大臣，10月發表了企圖吞併中國，將中國置於日本控制下的“廣田三原則”。1936年出任內閣總理，1937年初參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決策，是發動對華全面侵略戰爭的主謀之一。由於其罪行嚴重，是被判處絞刑的7名甲級戰犯中唯一的文官。
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共权威人士（原话如此）于1948年12月25日对新华社记者提到了关于头等战犯的问题，并且提供了一份包括43人的初步名单。这43名头等战犯是：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李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达、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这个权威人士说“（这43名头等战犯）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这篇报道登载在两天后的人民日报上。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俘虏，他也是这43名头等战犯中被俘获的第一人。 国民党战犯的称谓在官方文告中第一次出现是在1947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七七”纪念日对时局口号中，该文告提到“……惩办一切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缉拿这些罪犯交人民法厅审判……”，10月10日，当时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双十节宣言），宣布了解放军的政策，其中提到“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这个宣言已经初步的确定了头等战犯的名单，之后1948年11月1日再次发布文告，提出了战犯的构成条件。 国民党战犯这个称呼在中共的正式文告中出现之后的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各种报道均可见在人名前冠以战犯的用法，例如194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标题为“战犯傅作义作恶益甚在平津杀人又放火决心大破坏”。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还有一种在姓和名之间加“匪”字来称呼国民党军政要员，例如前面的提到的那篇报道正文中便用“傅匪作义”的称呼。
战犯姓名：德富苏峰 战犯简介：德富苏峰（とくとみそほう、文久3年1月25日（1863年3月14日）昭和32年（1957年）11月2日，本名德富猪一郎，是日本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在其去世后接过其手中接力棒，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他经历幕末、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活了近一世纪，于1887 年前后登上论坛直到1957 年病逝笔耕70 余载，且始终处于舆论界的核心地位，其地位几乎与皇室、首相、军部等同。他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战后，德富苏峰由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1945年12月2日逮捕。 战争罪行：梁启超提倡“文界革命”时相当称道德富苏峰，借鉴了德富把欧文引进日文的作法，称自己为“中国的德富苏峰”，但是德富苏峰本人认为梁启超更有才华，应该是他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更为妥当。他的思想大致以甲午战争为界。在这之前，曾创立“民友社”这一政治及社会团体，创办《国民之友》杂志，提倡平民主义，反对藩阀政治，有一定积极意义；在这之后，急速地转变立场，成为狂热地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者。狂热的天皇主义者和大日本膨胀论者，从“征清”到后来的侵华，信仰日本应该“海外雄飞”的他，作为当时日本相当知名的评论人、杂志编辑和记者，一直是战争的舆论制造人。 他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3年，发表了《大日本》一文，强调日本要有自己“自主的外交”，日本要寻找“扩张日本的途径”，稍后又在《海国人民的思想》一文中提出了“国民扩张”的设想；他在1892年出版的《吉田松阴》一书中，为幕末时期日本的对外侵略理论的先行者吉田松阴树碑立传，认为吉田松阴“实是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德富苏峰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出版了二百余种书，其中，《大日本膨胀论》是德富苏峰对外扩张及侵华理论的代表作。这本小册子中的五篇内容相关的文章，均于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在《国民之友》杂志发表，到1894年12月结集出版，书中的五篇文章分别是《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战胜余言》。在这本小书中，德富苏峰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他的“大日本膨胀论”。除了大量地著书以外，德富苏峰还在几十年中，
战犯姓名：冈村宁次 战犯简介：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东京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1944年，先后任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和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他是“三光政策”的制定者和忠实执行者，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魔头。1945年8月，被中国共产党列为一号战犯，1949年被国民党无罪释放，1966年死于东京。 战争罪行：1932年，为了转移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对东北的关注，他派遣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出兵中国上海。熟悉上海情况的冈村宁次于2月26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3月6日晨，姗姗来迟的冈村宁次抵达上海，但淞沪战事已基本结束了。4月1日，他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同时晋升为陆军少将，时年48岁，他任军事调查委员长的主要职责就是粉饰日军侵略上海的行动。5月5日，中日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尽管日军取得了在上海的种种特权，但冈村宁次还是对协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 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奉命转赴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关东军就任后，面临所谓“匪患猖獗”的困难局面。他口里的“土匪”，其实是指我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因而冈村宁次将“治安”问题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冈村宁次先给军部打报告，要求增派援军，然后通过“满洲国”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为日军作炮灰。 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宁次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随后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可以格杀勿论。随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在实权人物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关东军50000人马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分地域逐次展开，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1933年春，在以武藤、小矶和冈村为首的关东军的疯狂围剿下，东三省的各部义勇军，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先后被剿垮，无数义勇军战士为反抗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
东京审判《判决书》每页都是现实警世钟 今年是东京审判宣判65周年。1948年11月4日至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了法庭判决。《判决书》不仅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作出罪状认定和量刑，而且用很大篇幅阐述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膨胀的过程，今天重读仍深受震动！ 根据《判决书》，可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作为”梳理如下： 一曰“造神”。 1920年前后以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为代表的“理论家”，大肆鼓吹“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原则，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 “八纮一宇”出自中国古书，“皇道”就是“天皇之道”，他们解释为“把世界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 大川曾出版一书，狂妄声称日本是大地最初成立的国家，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天命，并预言1925年前后东西方将发生战争。 另一名狂热鼓吹者是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他还是个阴谋实干家，他建立的“樱会”，就是一个中佐以下现役军官的激进组织。《判决书》判定“他是建立阴谋的首谋者”，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这种带有邪教色彩的“造神”蛊惑，煽动了狂热的狭隘民族情绪，产生了自杀“神风队”这类怪胎。 二曰“滋事”。 1930年前后，激进分子还是以中下军官为主。他们阴谋制造事端，造成既成事实，从而逼军部高层和政府就范。 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的罪行自1928年始，原因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判决书》指出：“一个日军大尉在地雷周围埋伏兵士，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的列车到达那里时地雷爆炸，日军向张作霖卫队开火。”当时田中义一首相并不知情，向天皇报告后准备将责任者交付军法会审，但在陆军部干预下，不了了之。此次滋事成功助长了军国主义者的气焰。1929年7月1日田中内阁被迫辞职。 不久，军国主义者再度滋事，包括1931年7月1日的“万宝山事件”，1931年7月17日的“中村事件”，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当时仅是一名陆军大佐，《判决书》第五章详细叙述了他和石原莞尔以及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等人阴谋策划的始末，认定：“大量可靠证据表明，‘沈阳事变’是由参谋本部将校、关东军将校、樱会
图文：南京大屠杀实证之一 图为南京大屠杀实证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南京。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经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端残暴的法西斯兽行。抗战胜利后，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图文：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后放火烧尸灭迹 图为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后，放火烧尸灭迹。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南京。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经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端残暴的法西斯兽行。抗战胜利后，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图为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后，放火烧尸灭迹。
图文：日军轰炸过后尸横遍野 日军轰炸过后尸横遍野。 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区别轰炸”。图为日军轰炸过后尸横遍野。
组图：万人坑 万人坑 万人坑
万人坑 悲壮的南京守战(图) 1937年12月，日军强迫中国战俘自行挖掘壕沟，随后再以刺刀将他们活活刺死，扔进壕沟亲历者说这是一场悲壮的战役，10余万中国军队死守南京和中山陵，誓言寸土不让、生死与共；这是一场让人不忍回首的战役，无序的撤退中仅有不足半数官兵渡过长江，留下的是数万永沉江底的战友和一座猝不及防的城市。 这就是南京保卫战，它的初衷之壮烈与结果之悲惨令人惊心。 “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重
战犯姓名：大西泷治郎 战犯简介：大西泷治郎（ 战争罪行： 对中国的轰炸 101作战计划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大西任海军军令部航空本部教育部部长,军衔为海军大佐。当得知从日本九州岛和朝鲜济州岛野战机场起飞轰炸南京的日本轰炸机相继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消息时,他以视察部队的名义,乘中型轰炸机随同渡海轰炸中国本土,从而亲身体验空战和轰炸。以后,他作了《关于我海军航空部队在中国事变中的活动》的讲演(1937年11月15日),竭力主张使用海军航空兵部队对中国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以摧垮中国军民的士气。日军统帅部据此在1940年4月10日,发给各舰队司令官、各镇守府长官、各要港司令官《海军要务令续编(航空战部分)草案》,提出对中国实施“要地攻击”,即攻击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枢,以终止其机能,并破坏中国的重要资源和交通线,以达到其战略目的。根据这个草案的内容,日军统帅部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定为“要地攻击”的首选目标,并制订了“101作战计划”。 日军统帅部还任命大西泷治郎为驻汉口的第二联合空袭部队少将司令官(后调任第1联合空袭部队司令官),具体指挥并实施此计划。 曾亲自带队攻击重庆，他的名言：“大佐以上的军官阵亡了几个，没有牺牲，哪有士气。” 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
从1940年5月26日到8月23日,日军共出动海军飞机1737架、陆军飞机286架,在90天内,对重庆攻击达32天,共计投弹1405·06吨,使重庆整个市街成为一片瓦砾和灰烬,人民死伤惨重,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据《重庆抗战纪事》一书记载,这期间,重庆市民被炸死4149人,炸伤5411人,损坏房屋达6952栋。其时重庆街头血肉横飞,人民生灵涂炭,这座曾经十分繁荣的西南都市竟成了人间地狱,大西泷治郎为此欠下了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 神风攻击之父 偷袭珍珠港事件 重庆大轰炸后,大西奉调回国,升任驻鹿屋航空基地的日本海军第11航空舰队参谋长。1941年2月，山本把袭击珍珠港的想法告诉了大西泷治郎海军少将，指示他对该设想秘密进行研究并制订出一个初步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由此大西成为了突袭珍珠港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但是大西就个人而言从根本上反对这一计划，他始终认为突袭珍珠港是投机冒险的表现，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直到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大西仍然没有改变过这一看法。 大西把任务交给了舰队参谋源田实海军少佐。接受任务后，源田实认真分析敌情，查阅资料，研究海情，地形，计算兵力，认为袭击作战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调用全部6艘大型航空母舰；精选最能干的指挥官和训练水平最高的飞行员；绝对保守机密，以确保攻其不备。 战果辉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大西率领他的第11航空队转战菲律宾，打垮了麦克阿瑟的航空队，战果辉煌。然而很快1942年3月他就被调任海军航空部总务部长，1943年11月升任航空兵器总局总务长。直到1944年10月，大西才再次回到前线，被任命为第1航空舰队司令。 自杀式突击 原来是马里亚纳海战结束后，大西写了份意见书在大本营海军部，也就是军令部内散发，说战争如果是这样进行下去肯定失败，海军上层人物应该集体辞职。这份意见书在军令部引起了一场地震，弄得气氛很不和谐，因此此人不能再在中央机关工作，准备把他弄到前线去，1944年10月20日大西中将接过了驻马尼拉的联合舰队第一航空队的指挥权，这支航空队是一只曾经拥有过3艘航母及包括驻陆基机场在内进近1600架战机的精锐部队。然而1944年大西接手这支部队时，全航空队没有一艘航母，所剩的130架战机中可出动战机只有不到40架。然而他要面对的却是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将军的八艘巨型攻击航空母舰、八艘轻航空母舰上的上千架舰载机。
浅析《东京审判》中的国际法问题 东京审判是战后反法西斯盟国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审判，是一场正义的审判，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根据英、美、中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以及在此之前苏联和美国首脑一再发布的惩罚法西斯战争狂人的声明，在欧洲和远东各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以上两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比较认真地对战争罪行进行清算的国际审判。 东京审判，正式名称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其组织机构、诉讼程序等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它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确立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一次重要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对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现代国际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下面谈一下东京审判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东京审判与国际法 东京审判除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外，在国际法特别是在国际刑法处理战争犯罪的实践和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确立了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上的重大犯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直接和重要的依据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依据法庭宪章，法庭对普通战争罪、侵略罪及违反人道罪行使了管辖权。 在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之前，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并没有发展成为成文法。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第一次正式把这两项极大危害人类和平与生存的战争犯罪概念引入到战争犯罪审判当中，惩罚了那些发动和领导侵略战争的主要战争罪犯，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和法的精神。东京审判的否定论者都将法庭适用这两项罪行看作是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法庭判决书明确指出：“法庭宪章并非战胜国方面权力之武断行使，而是宪章颁布制订时现行国际法的表现”。因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被用来阻碍处罚违反“文明国家”和“所有国家”公认的一般原则的犯罪行为。凡是从事和策划、发动战争者，“都应该被视为是从事犯罪行为”。 “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的创设是国际法发展的需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最为残酷的战争，战后审判的目的已不仅仅是惩罚战犯，更重要的是通过审判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罪行，让全世界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重建世界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设立的意义也在于此。它既是对传统国际法的继承，更是对国际法的发展，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2.追究了个人的战争责任。 个人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法庭上被告以及西方某些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四个否定理由：一、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行使或表现，对其负责的应该是国家而不应该是个人；二、侵略战争是国际法上的犯罪，国际法是以国家而不是以个人为主体，个人在国际法上是没有责任的；三、国际法对于违反它的规定的国家有制裁，但对于违反它的个人因没有规定制裁方法而无从着手处罚；四、按照刑法原理，犯罪必须有犯罪者的“犯罪意思”，个人参加战争时是不可能有犯罪的意思的。 东京审判指出，关于第一项理由，由于国际法对国家和个人同时规定了义务，因此，对于破坏国际法的个人进行处罚是有法理根据的。法庭强调，说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