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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纺织服装一直是我国非常重要而且多变的市场。
每年服装出口量位居世界首位。
这是因为我国从国情出发，适应了国际市场的需求，满足了国际市场对中低档服装的需求。
但是，该市场受国际影响很大，行业效益对国际市场竞争影响也很大。
所以，中国服装业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许多困境。
本文系统，我国服装业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装贸易的行业特征，产业关联度，行业外向度和市场需求，指出我国服装贸易的不足之处，得出我国服装行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的国际竞争策略。
论文关键词：服装主要困境品牌经营一、我国服装经济运行现状(一)发挥产业集群地区优势，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特点服装产业集群区具有极强的产业综合竞争能力，并以特有的高产业效率，低成本，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客户和订单。
同时，产业集群地区较好的服装产业基础，快捷的信息，世界一流的生产厂房设备和政府的支持，也是这些地区成为海外投资的热点，产业集群地区服装生产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二)适应市场国际化，产业升级的需要，骨干企业的经营方式正在调整为了适应市场国际化和产业升级，一些大企业将生产经营，资本运营结合起来，开始在国际投资上加大资本融资，逐步实现资本国际化，并聘请发达国家设计师，工艺师，专业技术人员，营销专家，管理专家来工厂认职。
(三)休闲风推动了市场细分和产品结构的多元化，系列化趋势正装休闲化已经成为我国服装的一个主流，同时，品牌多元化在近年来的服装行业内也.哨然成风，这是我国国内大众衣着消费向高品质，个性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有利于改变我国服装也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的局面，不仅给大企业创造品牌，提高竞争力带来了有利的时机，同时市场细分也给众多小企业争了一席之地。
(四)设计队伍的成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时装业的发展服装企业在竞争中成长的大批优秀青年设计师逐步走向成熟，如今已成为中国时装业发展的骨干。
这对摘掉以往中国服装只是加工好的帽子，从而提高附加值，将产生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金融合作论文：中朝金融合作的驱动原因与策略本文作者：滕奎秀杨兴龙工作单位：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朝金融合作现状尽管中朝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由于朝鲜经济体量小，对外开放程度低，银行信用缺失，朝鲜金融处于相对恶劣的封闭环境中，中朝金融合作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
银行间结算关系初步建立中朝现汇结算贸易始于1992年，现汇结算通过第三国转汇方式完成。
随着双方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人民币现钞结算方式逐渐增多。
目前，对朝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大约占80%以上。
人民币现钞在朝鲜的大量使用客观上要求建立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
年，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与朝鲜金三角洲银行签订协议，以朝鲜三角洲金融信托会社为名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单边结算账户，并在其账户余额内办理各项收付业务；2005年，金三角洲银行正式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年10月26日，中朝两国央行签订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间支付结算的协议》，之后，丹东地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朝鲜的光鲜银行和高丽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年，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银行丹东支行开设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006年，由于中国银行上市，账户移到中国建设银行；2008年，经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签订协议，指定光鲜银行在丹东建行开立专户，办理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转存业务。
至此，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已初步建立起来，覆盖了吉林延边、辽宁丹东与朝鲜接壤的主要区域，疏通了与朝鲜商业银行结算关系，开辟了滞留在朝鲜的人民币集中回流的正规渠道，为加深中朝贸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金融合作停留在地区层面尽管中朝两国已初步建立起银行间结算关系，但高层合作匮乏，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合作形式多是地方性的。
朝鲜银行体系多头分管，央行对劳动党和军部的银行缺乏有效约束，加之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业务职能，使得朝鲜央行在制定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
同时，由于朝鲜的政治敏感性和对外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央行在中朝金融合作上缺乏积极主动性，中朝目前尚未建立起央行间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没有形成信息交换机制；全国层面上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尚未建立。
!"#$%"&%'!&!()*&+#"*+%N 中日韩自贸区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东北亚地区经济整合的重要突破点，也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核心环节之一。
一、“一带一路”落地推动中日韩F T A发展进程（一）并辔齐驱：“一带一路”与中日韩F T A 自2013年中国首倡全球共建“一带一路”至2019年这六年多来，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7.8万亿美元，成绩斐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塑建也极大助益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东北亚地区，这一倡议也从提出伊始备受争议与质疑，转为得到了日韩在内各国的广泛认可及支持，为中日韩F T A的缔结提供了空间。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自2012年11月启动，三方于2013年3月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一轮谈判，伴随着2014年起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邻国的推进，截至2019年，于六年间共进行了16轮谈判。
期间中日、韩日关系风云变幻，纵使三国官方与民间普遍就其经济效益持积极态度，但迄今三国仍未达成框架协议。
2018年12月开始，接连举行了有关中日韩自贸区的第14轮、15轮谈判，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重申了要加速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谈判进入了攻坚深水期。
联合国安理会于2017年发出了介由“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呼吁，“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不仅对中日韩顶层就经贸合作深化共识多有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中一批批已逐步落实的重大项目及产业园区，更为推行中日韩自贸区提供了充分区域合作的经验借鉴。
（二）倍道而进：“一带一路”发展下中日韩F T A 缔结现状中韩双边F T A已先于2015年签署生效，受限于历史因素等，长久以来中日韩三边F T A却尚未能达成框架协议。
但多次谈判下三方业已建立了成型的谈判制度。
第五轮谈判后，谈判被划分为首席代表谈判和工作谈判两大模块。
当前中日韩已就在后续自贸协定谈判中，针对将货物和服务市场开放、投资等主要议题达成较R C E P 更高水平的自由化程度，加快推进原产地、通关、竞争、电子商务等问题的全面讨论达成了共识，中日韩谈判意愿大幅增强，三方F T A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我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1)论文［摘要] 本文从我国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存在问题入手，分析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指出国家规模和发展程度、人均国民收入及其分配方式、市场结构、贸易壁垒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出了促进和发展我国产业内贸易的策略。
【论文关键词】产业内贸易问题对策一、我国产业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一直保持了较高的贸易份额，其中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工业国之间的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
20XX年中国就有57%的出口贸易和%的进口贸易是同这些国家进行的，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份额。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粗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和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日益拉大，包括中国在内的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迫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彼此恶性竞争；另一方面又屡屡启用反倾销、反规避的诉讼程序以遏制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
所以中国在产业内贸易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问题表现如下。
1.差异产品没有特色且技术含量低所谓差异产品，指那些要素投入具有相似性，用途也基本相同，存在着替代性但是不能完全替代的产品。
我国产品的差异性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水平的花色、款式等的差异；二是纵向的质量差异。
水平差异主要是由于同类产品相同属性的不同组合；纵向差异则是由于同类产品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度的不同，质量高的产品资本、技术含量也较高。
由于我国对技术的应用水平较低，所以无论是对水平差异的产品还是对纵向差异的产品的生产都不能达到其所要求的标准，因此我们应该运用高科技生产具有自己特色的且技术含量较高的差异性产品。
2.产业结构水平低，缺少竞争力由于本国的科技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很多发达国家能够生产具有很高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的高技术或高技术密集度产品，而我国却处于很低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上，其中最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且差异产品特征显著的也只有汽车、机床等，但是它们所占的比重也很有限。
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影响因素分析经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而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和影响因素则是决定经济发展趋势的核心元素。
本文将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讨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驱动因素1.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科技创新不仅能够增加企业的竞争力，还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2. 投资与资本积累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投资可以增加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投资过程中，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积累资本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3. 教育与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育是培养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增加劳动力的产出，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人力资源的优质与否也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二、影响因素1. 政策环境政策环境对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可以提供稳定的发展政策和法律法规保障，鼓励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和创新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相反，一个不稳定的政策环境可能会给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和个人对投资和创新持观望态度。
2. 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社会文化包括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等，它们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例如，一个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社会文化可能会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推动经济的发展。
3. 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自然资源的丰富与否、气候和地理条件等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
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提供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恶劣的自然环境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如自然灾害可能会破坏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力。
综上所述，科技创新、投资与资本积累、教育与人力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而政策环境、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企业产业链整合的动因、路径和经济后果研究》篇一企业产业链整合的动因、路径及经济后果研究一、引言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产业链整合已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本文旨在探讨企业产业链整合的动因、路径及经济后果，通过深入分析，为企业决策者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企业产业链整合的动因1. 提升竞争力：通过产业链整合，企业可以实现上下游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2. 优化资源配置：产业链整合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掌握市场信息，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 实现规模经济：通过产业链整合，企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4. 应对市场变化：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需要通过产业链整合来应对市场变化，提高市场反应速度和灵活性。
三、企业产业链整合的路径1. 纵向整合：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合资等方式，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实现纵向一体化。
2. 横向整合：企业在同一产业链环节内，通过合并、战略合作等方式，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
3. 虚拟整合：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不同企业的资源进行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4. 产业集群发展：通过政府引导和企业合作，形成产业集群，实现产业链的集群化发展。
四、企业产业链整合的经济后果1. 提高经济效益：通过产业链整合，企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2. 促进产业升级：产业链整合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3. 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产业链整合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反应速度和灵活性，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4. 潜在风险与挑战：产业链整合也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如整合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管理难度增加等。
因此，企业需要制定科学的整合策略和管理措施，以降低潜在风险。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意经贸合作现状机遇与对策“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性计划，旨在将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打通一条通路，推动互利共赢。
在这个背景下，中意两国的经贸合作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现状中意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数据显示，2019年，中意贸易额达到了565.8亿美元，意大利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
中意双方也在许多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例如能源、环保、基建、农业等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意双方的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疫情的影响，导致两国在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等方面仍面临一些困难。
二、机遇1.共建“一带一路”：中意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有望借助该倡议推动两国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全面升级。
同时，该倡议也为意大利提供了参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机会。
2.创新合作：中意在科技、创新等领域也有广泛合作空间。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环保等前沿领域，两国开展合作有望实现互补优势，优化产业结构。
3.扩大开放：中意双方均面临着发展机会，打破贸易壁垒和扩大开放将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前途。
中方提出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措施也会为意大利等国提供更多的商机。
三、对策1.加强合作平台建设：两国应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完善经贸、文化、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机制，搭建更多载体，为双方的经贸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拓宽合作领域：积极开展新领域的合作，例如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大健康等创新领域，推动中意经贸合作升级、优化和增长。
3.减少贸易壁垒：两国应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打破壁垒，通过协商和谈判，增进互利共赢，推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建设。
4.加强交流：中意两国应加强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中方还可以加强对意大利企业的引导和扶持，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合作，拓展市场。
总之，中意双方应抓住机遇，深化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和经济发展。
经贸合作存在问题及建议措施
经贸合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 贸易壁垒：一些国家可能会设置贸易壁垒，如关税、配额等，以保护本国产业。
2. 技术标准差异：不同国家的技术标准可能不同，这可能会影响产品的交流和使用。
3. 知识产权保护：在经贸合作中，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专利、商标、版权等。
4. 货币汇率波动：货币汇率的波动可能会影响贸易的收支。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的措施包括：
1. 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通过谈判和协议，减少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
2. 协调技术标准：通过国际合作，协调技术标准，使产品能够在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通。
3.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立法和国际协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
4. 建立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风险管理，帮助企业应对货币汇率波动等风险。
5. 提高服务业开放程度：服务业的开放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同时也有助于吸引外资。
以上只是一些基本的问题和建议，具体的措施需要根据具体的国情和市场环境来制定。
经贸合作驱动因素与产业方式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对海洋通道的依存度已达到80%,与海外市场和资源供应地的关系以及对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防护正在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和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因素。
其次,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在能源与资源方面的需求巨大。
另外，中国与东南亚具有休戚相关的地缘安全关系，冷战结束后东南亚也是中国周边大国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因而双方结合地带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相互叠加交识。
如马六甲海峡是目前唯一不在大国控制的海上通道，其特殊地位对于中国石油安全及进出口贸易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东盟国家将是中国长期进行合作的战略伙伴,也是稳定中国周边环境的一道不可或缺的屏障。
这是东盟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基本定位。
广西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中越“两廊一圈”、泛珠三角经济区、西南6省（区、市）协作等多个区域合作交汇点，是中国大陆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和大陆沿海与东盟国家进行陆上交往的枢纽，地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前沿地带，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凸显了广西在国际国内多区域合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地位。
鉴于此，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被上升为国家战略进行了规划，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又正式批准实施，表明中央对广西寄于极高的期望，赋予了广西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责任，将广西由原来在全国经济布局中的边缘地带推向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沿。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目前已被列为大陆首个面向东盟国家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经济区被赋予特殊的“国际分工”的功能。
通过国际分工与协作，将促进广西与大陆西南、华南和中南等地区及与东盟各国的产业对接，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促进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
广西作为后发展的欠发达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迈进阶段，2002年以来的近10年来经济增长连续呈现两位数加速增长的态势，使它迫切需要区外和境外资本、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撑条件，以加快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我国台湾地区工业产业发展成熟，技术水准较高，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较强，根据双方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条件以及近年来两地开展大规模、高层次、多领域的经贸文化交流奠定的互信基础，在我国大陆地缘战略框架下，桂台经贸合作有着广阔的领域和增长前景，桂台可凭借广西良好的区位条件加强产业合作，共同打造上下游产业链，创造对接大陆华南、西南、中南和东盟产业的良好条件，不断拓展周边各主要区域性市场，实现互利双赢。
加强桂台经贸合作已成为时下广西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的重要环节和战略步骤。
桂台经济成长的互补性较强，具有较大的经贸合作空间,双方的经济利益诉求有较好的吻合性，为构建双赢格局奠定了动力基础。
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在于合作各方的资源要素的禀赋特点不同，桂台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等经济成长诸方面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有利于通过分工的深化实现各自的经济绩效最大化。
一是目前两地贸易与投资规模虽然仍偏小，但桂台产业具有较高的互补性，合作前景广阔。
当前广西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机，迫切需要吸引区外境外资金及加快重要物资、技术、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带动产业发展升级、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
广西各项建设所需生产要素与台湾重点优势产业发展方向较相吻合。
台湾制造业的三大强势集群———钢铁机械集群、电子通讯集群、石化集群也正是广西重点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支持条件。
桂台可在石油化工、钢铁、建材、铝加工、修造船、集装箱制造、港口机械、电子信息、汽车配件、精细化工、轻工食品等方面加强合作。
根据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将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
此外，还在广西设立了四个大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即钦州保税港区、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凭祥综合保税区和北海出口加工区，并已批准了广西为对东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这些优惠政策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可成为台商与广西联手开发东盟市场的强有力支撑和载体，可大大扩展桂台合作的空间和领域。
二是广西在物产和矿产资源等方面相对富集，自然条件和台湾有较多的共同点。
在地理上，广西与台湾同处于南亚热带，广西拥有大陆南亚热带2／3面积，同样地跨北回归线，共同面向海洋，气候环境和农业条件相近，作物宜种性十分相似。
此外，台湾嘉义以南地区和广西南部地区的植被也基本相同，同属热带季雨林、雨林区域，这是两岸自然生态条件具有较高吻合性的最主要的分布区域。
因此，桂台在农、林、牧、渔业等方面的合作领域十分广阔，在矿产资源开发与加工上也具有较强的合作潜力。
三是广西有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产业合作空间。
随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广西已成为境外产品进入大陆西南的新兴市场，且是连接华南沿海经济圈、东盟经济圈和西南经济圈的枢纽，以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和较大的产业承接需求，易有可能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形成极具潜力和竞争力的产业集聚。
2011年广西地区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万亿元，达到11714.3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3%，高于全国3.1个百分点，从2005年起连续7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总量、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与此同时，全年全部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年末广西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和贷款余额、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跨万亿，广西经济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60.73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1.3%。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33.3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
其中，货物进口108.72亿美元，增长33.7%①。
广西经济的较快发展和市场需求显示出强大的投资和消费增长后劲，这为台湾资本和商品的进入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四是广西产业结构的提升有待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贸易领域合作将是未来桂台扩大交流与合作的新亮点。
台湾服务业起步较早，管理先进，创新能力较强。
桂台双方可大力合作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强两岸在信息服务业、港口物流、航运、商业零售、金融、保险、设计、医疗、会计、管理咨询、旅游、电信等行业的合作。
同时，广西劳动力价格不仅大大低于台湾，也较广东、福建低廉，且劳动力整体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这有利于广西承接台湾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五是桂台两地还有深厚的人缘、亲缘和历史渊源关系，是近20余年来我国台湾地区居民赴大陆观光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人文关系，为桂台产业合作提供了天然的纽带，对加强桂台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很大的凝聚作用。
从桂台产业合作的总体上看，台湾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国际行销等方面具有明显实力，而广西在土地、物产、劳力和矿产及政策资源则相对富集，且具有广阔的毗邻东盟及内地跨境跨区域的市场腹地，双方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港口、航运、旅游、物流等方面所具有的优长条件、资源禀赋及发展需求，为扩大两地产业合作奠定了强劲的动力基础。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和实施，将为桂台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为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推进两岸经济全面深入合作而作出的具有两岸特色的制度化安排。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订和实施符合两岸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基本诉求。
该协议主要内容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经济合作等，这将加快台湾经济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商签ECFA是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构的重要内容，它为两岸经贸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今后两岸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一协议的签订和实行也将为桂台经贸合作深化注入新的活力。
首先，将加快桂台贸易增长，在货物贸易早期收获方面，大陆将对539项原产于台湾的产品实施降税，而台湾将对267项原产于大陆的产品实施降税，早期收获产品实现零关税的时间表无疑将大大提高桂台贸易额的规模。
其次，有利于广西产业结构升级，在制造业的生产技术上，广西可以获得台湾的技术移转，加速广西本身产业水平的提升。
随着服务贸易的早期收获和投资的进一步开放，台湾可以充分发挥在服务业管理水平上的优势，投资广西服务业，推进广西服务业的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台资进入广西和广西的台资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最后，桂台经贸合作透过ECFA的签署而积极拓展合作，也将有利于台湾调整经济结构，更好地发挥其产业优势。
伴随ECFA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台湾塑胶化工、机械、纺织、石油、煤制品及钢铁等产业有望很快受益，将提高台湾商品率先在大陆及广西市场的占有率，这对提升台湾经济竞争力、避免边缘化尤其重要。
而从桂台合作的视角，台湾产业通过布局北部湾，参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经贸合作，可同时整合东盟和大陆经济资源，利用广西的地缘优势，分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成果，从而有利于台湾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扩大发展空间，推动台湾经济融入东亚区域经济整合进程，抵消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利冲击，从而使台湾对外经济贸易利益最大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桂台经贸合作的经济效应释放具有趋强性，为两地经贸合作的深化提供了新契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以来，尤其是从2004年的自贸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桂台经贸合作的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
主要表现为这期间的双方经贸指标的增长和广西（含广西台资）对东盟贸易与投资增长的双驱动。
这一时期以国际金融危机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2004～2008年5年间，广西对我国台湾地区贸易进出口总值达9.2亿美元，其中进口3.3亿美元，出口5.9亿美元。
5年间，桂台贸易额年均增长12.8%，在对台贸易中广西在西部各省市中一直仅次于四川。
2009年以来，在不断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桂台贸易更是取得长足发展，2011年广西与我国台湾地区贸易总额达3.52亿美元，同比增长31.9%，再创历史新高。
从投资情况看，截至2011年12月底，广西全区累计批准台商投资项目1392项，合同台资额59.87亿美元，实际到位台资36.09亿美元。
广西引进台资总额稳居西部省区前列，承接台资转移投资增幅跃居全国前列，台湾已成广西引进外来资金的主要来源地。
二是伴随2004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广西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从2004年到2008年，广西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额年均递增37%，高于广西总体进出口的增长速度。
2009年以来，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持续快速增长，2010年，东盟已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
据海关统计，2011年，广西对东盟贸易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95.6亿美元，逼近百亿美元大关，增长46.6%，占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1%，高出广西外贸平均增幅14.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