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由来及发展简说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由来及发展文/ 今宵有酒“和平演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政策。
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后，西方采取的最初手段是“扼杀”，然而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变为十几国，形成了一个以前苏联为首的强大的阵营，同时资本主义体系却严重削弱，德意日战败，英法严重受损，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得不由“硬遏制”改为“软遏制”，即用和平的方法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达到颠覆的目的。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对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手段。
“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生发展，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其间美国各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多有变化，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本质却始终如一，并且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和平演变”的政策仍会继续发生作用。
早在1943年，罗斯福曾授意雷斯特·戴维斯发表《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意在战后以美国的意志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格局。
文中并没有涉及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概念，但其中以金融、文化、贸易对外扩张，建立美国所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想法，却为后来的凯南、杜勒斯等人提供了“和平演变”的理论思路。
事实上，罗斯福的蓝图中通过大国合作，采用和平方式，在战后建立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想法，与“和平演变”的政策，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
不过随着法西斯的覆灭，美苏合作的基础也随之丧失。
罗斯福以经济诱惑苏联，借联合国迫苏就犯的目的并未得逞。
布雷顿森林会议，苏联最终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在欧洲及多处地区与美国全面对峙。
面对着一系列新的变化，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认为《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中以大国合作维持美国世界霸权的方法已不合时宜。
此时，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适时地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份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作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
他说苏联将在“一切认为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做出努力”，但前提是“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但事实上“美国并不须要真正动武”。
后来，凯南又在此电报的基础上杜撰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最终此文为杜鲁门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里，须说明的是，凯南的理论是美国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消除共产主义世界存在的软弱和脆弱的地区”来遏制苏联的扩张。
换句话说，凯南强调的具体方式是除武力外的所有方式，武力仅是作为一种前提而存在。
而杜鲁门主义显然过分夸大了武力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一套以争取“中间地带”为主的对苏联的全面“遏制战略”。
“冷战”的序幕因此而拉开，而朝鲜战场的失利，宣布了杜鲁门主义的破产，杜鲁门本人也黯然离开白宫。
不过其“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的“第四点政策”却为其后继者艾森豪威尔主义提供了政策思考。
艾森豪威尔是在“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和对共产主义采取更“有效的”政策的承诺下上台的。
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已迫在眉睫，其国务卿杜勒斯适时地发表了《对远东的政策》、《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等文。
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失”，并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为此，他在成立了新闻署，直接支持、领导“美国之音”，同时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对苏联、东欧的宣传，插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事件。
杜勒斯的理论，成为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宣告了美国“和平演变”政策的正式出笼。
根据杜勒斯的理论，艾森豪威尔变杜鲁门的“遏制战略”为“解放战略”、“和平取胜”，其核心是在武力上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讹诈和战争威胁，同时采取“政治宣传”、“心理进攻”、“文化渗透”等战争外的一切手段，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等，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平演变”，使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下的统治下获得“自由”。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不仅体现了杜勒斯的理论，也充分体现了凯南的早期理论。
因此，一般说来，提到“和平演变”的理论之父，总把凯南和杜勒斯两人共称。
1961年，肯尼迪成为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
他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政策，提出了喧赫一时的“一手拿剑，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
这是通过运用和平和战争的两手论。
军事上，它以“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即准备打有限核战争，也准备打常规战争及特种战争，也就是“两个半战争”。
同时，肯尼迪更强调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口号下，通过援助、贸易、新闻、科技与文化交流以及资金与技术的提供下，“把共产主义事业带进美国所希望的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来”。
对广大的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肯尼迪“和平演变”的花样翻新了不少，如“攀亲戚”运动、“粮食用于和平”运动以及后来很有些影响的“和平队”运动。
这里，笔者对“和平队”运动多说一二。
“和平队”运动，以及后来的“富布赖特”运动，即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社会主义国家中去，以“帮助”和学术交流为名，充当传播所谓西方文明的先锋。
这项运动的首提者并不是肯尼迪，早在1958年艾森豪威尔就曾提出与每年苏联交换2000名大学生的建议，不过被苏联拒绝。
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来我国的教授有很多，分布在全国20余所重点院校，花费达数百万美元。
按照美方的说法，这些运动“是一项长期投资，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一位美国右翼参议员甚至公开宣布，“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
慈善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得到应有的传播。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美国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中央情报局甚至为此制定了《十条诫令》，以加速对我国青少年的西化及分化。
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六十年代末，由于深陷印度支那战争、经济大衰退、国际格局的多边化趋势及美苏力量的新对比，处于守势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整对外政策，尼克松主义因此出笼。
具体地说，是军事上在亚洲收缩，以“亚洲人对付亚洲人”，同时在欧洲加强，以对抗苏联；外交上，以“缓和”代替“对抗”，把伙伴关系、实力地位、谈判时代作为对外关系的三原则。
对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尼克松主义更系统地发展了“和平演变”的战略，即利用“缓和”的契机，加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特别是加强经济上的来往，尤其是使苏联加深对西方经济的联系和依赖。
对中国，他采取主动行动，打破了中美关系二十几年的僵局。
这里不排除美国战略态势减弱和觊觎中国市场的原因，但建立关系后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计划，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卡特时代，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和平演变”战略又被建交后的卡特加入了新的内容，即后来的美国政府常常打出的“人权”牌。
“人权外交”是卡特政府“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大特色。
事实上，卡特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仍是以“缓和”为主，不过他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外交政策缺乏道德感，他说，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没有把杰斐逊和威尔逊的理想作为美国的的特性表现出来”，因为他反复强调“人权”是美国外交的核心和灵魂。
他认为，这样可以加强美国的国际威望，给美国外交增加人道的力量。
为了显示美国的“人权”，卡特甚至别出心裁地给外星人发了一篇“和平声明”。
在“人权外交”的幌子下，卡特到处支持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最终的结果仍是处处碰壁。
不过“人权外交”却从此成了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
八十年代初，由于苏联在此前十年的扩张中导致国力大减，而美国却逞现出复苏的态势。
里根入主白宫后，一反此前几任总统的“缓和”政策，主张“重振国威，以实力求和平”，振兴经济，加强军备，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
因此，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和平演变”的战略作用相对减弱，但仍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炮制了所谓的“促进民主运动”，重视在苏联内部培养“民主演变”的种子，明确表示欢迎“苏联及其附庸的自由化倾向”。
第二任期时，由于美国已重新取得了与苏对抗的优势，为了继续加强对苏联的全面遏制，里根政府对第三世界及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了所谓的“里根主义”，即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宣传等手段，支持共产党国家的所谓“自由战士”，把苏联七十年代中得到的地盘进行“有限回推”，扩大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里根主义标志着“和平演变”战略重新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八十年代末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标志着冷战结束，宣布了战后四十四年的雅尔塔体制的寿终正寝。
面对着业已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新上任的布什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全新的“超越遏制”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手段，全面推出美国的“自由”、“民主”、“公正”、“人权”等价值观念，加速美国所谓的“全球民主化”进程。
“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目标也由苏联转为中国。
“超越遏制”战略，突出了“和平演变”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标志着“和平演变”战略已成为美国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战略。
国内的经济问题使“海湾战争”的胜利者布什在连任中竞选失败。
不过他的继任者克林顿却在“和平演变”战略中继续了布什的路线。
1993年，克林顿明确提出了“扩展民主与市场的对外战略”，强调美国的对外战略应以美国的“经济利益”为核心，“民主化”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新任务。
同时，克林顿加强了在“和平演变”战略中打“人权”牌。
克林顿对外战略，反映了美国政府力图扩张“冷战”成果，加快美国价值观念的输出，力图继续“不战而胜”的企图。
小布什上台以后，“和平演变”战略仍是美国的主要对外战略，目标对象仍是以中国为主，其对华政策是“遏制加接触”。
但由于9·11事件、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华盛顿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继续打击“邪恶轴心”和消化巩固伊拉克战争后的胜利成果上。
不过从小布什炮制的“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来看，除了经济上的利益之外，政治上的因素也是路人皆知的。
“9·11”事件强烈冲击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安全观念，认为摆在美国面前最严峻的战略威胁是“恐怖主义与技术的危险结合”，而中东极端势力却正是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的最大温床。
因此，全面改造中东就被提上战略议程，而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全面、彻底“和平演变”中东的一步棋了。
不过从各方面因素来看，小布什的这步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