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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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人看中国:曾认为中国米饭要一粒粒吃2015年04月20日14:52来源:中新网作者:佚名核心提示:最让拉普拉斯紧张的是,他在欧洲时曾听说过关于中国人风俗的故事,据说米饭是要一粒一粒吃的,可他面前只放了“两根顶端镶银的象牙筷子”,这可怎么把米饭“一粒一粒”弄进嘴里呢?拉普拉斯决定看看本地人怎么做,有样学样。
19世纪广州资料图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佚名,原题为:《19世纪法国海军上校曾认为中国米饭要一粒粒吃》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办事处里有个中国通,名叫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他是个汉学迷,工作之余翻译了《汉宫愁》和《好逑传》,后来他还出任了第二任香港总督,并留下了一部回忆录,写下了广州留在他心里的种种印象。
打开这本回忆录读一读,诸多本地人司空见惯的事情,经过他的描摹,就变得格外有趣。
在《隆重的晚宴》一文中,戴维斯记录了自己的一个朋友——法国海军上校拉普拉斯被“腌蚯蚓”(应该是弄错了,笔者注)、腌鱼、鸽子蛋、燕窝、鱼刺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食物弄得不知所措的慌张样儿。
最让拉普拉斯紧张的是,他在欧洲时曾听说过关于中国人风俗的故事,据说米饭是要一粒一粒吃的,可他面前只放了“两根顶端镶银的象牙筷子”,这可怎么把米饭“一粒一粒”弄进嘴里呢?拉普拉斯决定看看本地人怎么做,有样学样。
结果,他发现两个本地人“聪明地将筷子的末端并在一起,将其插入米饭中,然后把碗举至嘴边,张大嘴巴,然后轻而易举地将米饭…一铲一铲‟,而不是…一粒一粒‟地铲入口中”。
这样吃米饭的场景,其实我们也很少碰到,不过,想象一下那个样子,真的会扑哧一声笑出来。
筷子给拉普拉斯带来的痛苦不只在于吃米饭,在吃菜的时候,那“该死的筷子总是滑到一边”,而筷子尖上令他垂涎三尺的食物,仍然原封不动地“趴”在碗里。
因为他的不熟练,主人就拿着自己的餐具为他解围,可是,让拉普拉斯绝望的是,“他刚刚将餐具的末端放入他的嘴中,而他的年龄,再加上鼻烟和烟草的熏陶,早已残酷地使他的嘴唇失去了美好的外表”。
探究西方对中国看法之变---如何认识18、19世纪态度的截然不同探究西方对中国看法之变---如何认识18、19世纪态度的截然不同一、18世纪:尊崇和仰慕时期17、18世纪的欧洲,正逢欧洲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社会矛盾尖锐,贫困人民反抗运动日甚,日益强大的新兴资产阶级渴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相应地位,欧洲的大变革时代到来了——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发起了一场反对神学、高举理性自由平等旗帜的启蒙运动,欧洲开始进入“理性”时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开始用理性的权威代替对上帝的崇拜,他们发扬反神学的精神,反对传统的旧宗教文化。
启蒙思想家们为了获得有力支持,开始在历史和世界范围内搜寻理论根据。
很快,一些有识之士发现中国可以作为他们的楷模,他们或从传教士发回去的大量见闻和报告了解中国,或从传教士们翻译到欧洲的中国文献典籍中获得论证资料,还有的与传教士保持着直接的通信和交往,以获得第一手中国资料。
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
18世纪欧洲“中国热”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
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化西传和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不妨可称之为中学西传。
欧洲当时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如歌德、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许许多多人,面对遥远的中国,象是发现了一个美丽的新大陆,或对这个东方国度的文化仰慕不已、殷勤学习,或对中国文化作深入研究,构建起其宏伟的理论大厦,甚至反对欧洲向中国传播天主教,反而希望中国向欧洲派出传道师。
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文化。
他以中国文化来抨击欧洲宗教黑暗和专制,并大声感叹:“我们不能象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中国以“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中,标志着欧洲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
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
19世纪西方的中国观
19世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动荡不安的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观念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以下是19世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观点的主要特征:
帝国主义观念:
在19世纪中叶,随着列强的殖民主义浪潮,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逐渐转向帝国主义。
中国被视为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企图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特权和权益。
文明的差异论:
19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往往将中国视为一个古老而守旧的文明,认为中国文化停滞不前,无法适应现代化。
这种文明的差异论形成了一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偏见。
鸦片战争后的屈辱观:
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被认为是中国被迫屈服于西方列强的象征。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屈辱的表现反映了其文化和社会体制的劣势。
冷眼旁观:
随着中国内外问题的复杂化,一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他们观望中国的内乱和变革,既对中国感到鄙夷,又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担忧。
对中国艺术和文学的狭隘看法:
西方艺术家和文学家对中国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一些刻板印象,如中国式的风景、服饰和文学作品。
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浪漫主义和异域主义的影响。
思想观念的冲突:
在19世纪,西方国家的思想观念与中国的儒家传统产生了冲突。
西方的启蒙思想、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体而言,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观念受到了时代背景、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差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这一时期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中国的现代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西方的中国观-回复19世纪的西方是一个关于中国的观察热潮,以中括号内的主题为中心展开,以下是一篇针对此主题的1500-2000字的文章:在19世纪,中国吸引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
以中括号内的主题“[19世纪西方的中国观]”为中心,本文将一步一步回答这个问题,探索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观点和看法。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19世纪时的中国被视为一个封闭的国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贸易,这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都受到了西方观察者的关注。
当西方学者和旅行者第一次进入中国时,他们往往带有一种非常浪漫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神秘而古老的文明。
然而,随着他们逐渐了解中国,这种观点逐渐改变。
第一步,让我们看看西方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的文化和哲学。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方面。
他们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拥有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国家。
中国的儒家思想,如孔子的理念和道德准则,被西方学者视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文化遗产。
然而,随着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贫困、封建主义和社会不公。
这使得西方学者开始质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真正符合人权和平等的价值观。
第二步,让我们探讨一下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看法。
西方学者往往将中国视为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和统治者手中。
这使得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示担忧,认为中国人民缺乏自由和民主。
然而,西方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他们熟悉的西方民主制度不同,并对此表现出一些理解和尊重。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和治理理念对西方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他们开始思考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是否有其自身的优点和价值。
第三步,我们来看看西方对中国的经济状况的观点。
19世纪初,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富饶且繁荣的国家。
西方商人和旅行者描述了中国的繁荣、多产和独特的商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
西方早期对中国的认识与描绘在古代,中国一直是一个充满神秘和诱惑的地方,吸引了许多西方人的注意。
西方早期对中国的认识与描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时代,那时中国还被称为“世界尽头”。
在13世纪早期,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并成了史书中一位重要的游历者。
他书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西方早期对中国的认识和描绘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分作品之一。
这本书描绘了当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情况,并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如中国人用黑色火药制造的烟花和可以装载100人的大船。
在16世纪,一位丝绸之路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荷兰人威廉·亚历山大·卡维利斯到访中国。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富饶、和平、神秘和神奇的国家,并提到中国的“龙兴天文学”和“制陶技巧”。
在17世纪,一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里卡多拜贝拉到访中国,并在那里度过了40年。
他写下了有关中国的许多传奇故事和神话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他对中国的描绘也提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科技和艺术。
18世纪的欧洲,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英国人詹姆斯·麦金托什对中国进行了多次考察,并在他的书中描绘了中国的神奇和科技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清朝时期。
英国人亚当·斯密也曾提到中国的制茶技术和奉茶文化,以及中国的经济和贸易。
19世纪末,随着西方各国的个人、商业和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密,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和调查也变得更加深入。
美国传教士亨利·格鲁和艾格尼丝·史蒂文斯来到中国,并创立了许多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学术机构。
他们的著作描绘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的许多方面,包括它古老而复杂的文化、道德、宗教、科技、经济和政治制度等。
总的来说,西方早期对中国的认识和描绘受到了西方文化、科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这些描绘包括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神话的描述,对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政治制度的评估,以及对中国人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了解。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形象的变化800字
进入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
这些变化使得中国人的形象也随之发生改变。
首先,中国人的形象开始受到西方人态度的影响。
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人落后、愚昧、不文明。
这使得中国人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
为了突破这种局面,中国近代化运动兴起,中国人开始努力学习西方知识,掌握西方科技。
这些努力使得中国人的形象开始扭转,变得更为自信、开放和现代。
其次,随着近代化运动的发展,中国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革。
中国人开始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这些机会让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开始发展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这使得中国人看起来更加前卫、自由和多元化。
第三,中国人的形象也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中国逐渐走出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现代化。
然而,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和动荡,中国人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
这使得他们的形象要更坚强有力,面对各种不利情况,专注于解决问题。
最后,中国人的形象也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而得到改变。
现在的中国已经变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拥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和科技实力。
这使得中国人的形象不再是过去被西方人占领、压制的形象,而是成为自信、自主、创新的形象。
总的来说,中国人形象的变化是由历史事件、文化和社会变革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这些变化让中国人走出了过去被动、落后、固执的状态,成为了现代化的、多元化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群体。
近代西方对东方的视角与描绘在近代历史中,西方对东方的视角和描绘一直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话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东方的形象通常被西方所主导和塑造。
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和视角的形成,不仅反映了西方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方文化被扭曲和误解。
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殖民时期,西方列强开始广泛地探索和征服东方国家。
这些探险家、冒险家和殖民者带着西方的价值观和信仰来到东方,他们的视角和描绘往往是扭曲的、有偏见的。
这些西方人常常将东方国家描绘成野蛮、落后、不文明的地方,而自己则是文明、先进、道德的代表。
这种西方对东方的视角和描绘,部分是基于自身的优越感和自封的文明。
历史学家爱德华·赛义夫在其著作《东方其它》中指出,西方常常将自身视为文明的中心,将东方视为野蛮的边缘。
这种视角导致了西方的傲慢和对东方的歧视。
然而,也有一些西方人对东方持有更正面、更尊重的视角。
他们尝试去了解和尊重东方的文化、宗教和传统。
例如,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19世纪访问中国时深受中国文化的启发,他对中国的描绘充满了浪漫和赞美的色彩。
同样,英国作家鲁道夫·基普林斯基在20世纪初创作的《印度的神秘和魅力》一书中,对印度文化和宗教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描述,尝试跳出传统的西方视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和对话的加强,西方对东方的视角和描绘也开始发生变化。
许多西方人开始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尊重和接纳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平等。
他们试图跳出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尊重并学习东方的智慧和经验。
然而,虽然近代西方对东方的视角和描绘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种族主义、歧视和偏见。
比如,在电影、文学和媒体中,东方人常常被描绘成刻板的形象,如东方的女性是柔弱的、被动的、需要男性拯救的,而东方的男性则是残暴的、危险的、阴险的。
走出“蔑视的时代自从十九世纪初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以来,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基本上是由西方人从自己利益和信仰的角度来决定的。
在殖民地扩张的高峰时期,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崇拜至极,到了妄自尊大的地步。
十九世纪的中国恰恰处于她朝代衰落的阶段,困难重重,适足以给西方人充分的机会进行无情的攻讦。
何物不能抨击,何事不能嘲讽。
在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无所谓对错,只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训导和严厉惩诫。
如此而形成了西方人的自尊心态,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偏见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定型,深入人心,至今牢不可破。
本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位美国学者把西方上个世纪的中国观概括为“蔑视的时代”(TheAgeofContempt,HaroldIaac,ScratheonOurMind,1958)。
八、九十年代的新中国通仍然对过去的历史持肯定态度,表现在StevenMoher的书中(ChinaMiperceived,1990),着重强调中国内部的矛盾和文化的困境,而夸大西方以往作用的积极意义。
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已经基本归纳了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近代史的看法,特别是在中西交汇初期时的印象。
中国学者对这种强性侵入和偏见造成的趋势的抗议微乎其微,大多数则迫于西方有形无形的压力和优势地位,埋头于对自己的文化政治弊病恭自反省,对西方设置的评价标准唯谨唯从,以符合或基本符合为是否达到真理境界的测度尺寸。
即使在今日中国初现复兴希望之时,这种以西方标准量度中国现实的传统思路和心态依然长守不坠,更何谈对以往的历史作一公正的解释。
再者,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不幸遭遇的有限申诉也一向不为西方舆论和媒介所重视,在西方文明冲击的大势下,这种相对落后国家的巨大损失和灾难被西方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中国人无可奈何地把西方对以往历史的解说奉为正论。
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之下,美国学者西格雷夫的一本近著《龙后》(SterlingSeagrave,DragonLady:theLifeandLegendoftheLatEmpreofChina,NewYork,AlfredA.Knopf,1992)就显得格外具有促醒作用,非常适合有意进行新思维的中国人阅读。
从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分析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课标要求: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和世界教学目标:把中国置于世界历史事件中,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逐步认识到的落后,学会从时空的角度分析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
重难点:鸦片战争爆发的背景,理解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教学过程导入新课师:同学们,现在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隧道,来到公元前221年。
此时秦朝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使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法国著名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提出一个概念叫“世界时间”,他认为,世界时间总是同一时期落在那些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学者吴晓波也认为,在秦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落在了西方的罗马和中国的西安、洛阳。
并且中国长时期的落在世界时间的轴上。
那么为什么强大的中国在英国1840年挑起战争时却一败涂地呢?【设计意图】从“世界时间”这个概念出发,引导学生思考中西方的变化,从而进一步的思考中国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
讲授新课:材料图说:漫画,1793年9月4日,英国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
英国詹姆斯。
吉尔雷绘。
师:自《马可·波罗游记》流行起,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积是极正面的。
17、18世纪,西方出现了“中国热”,呈现许多赞美性的评价,不仅羡慕中国广大的疆域、充足的人口、丰富的物产,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儒家文化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赞颂。
马嘎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一辈子最向往的事就是去中国。
马嘎尔尼使团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递交了国书。
材料一: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打道回府。
但是,在将英王国书译出后。
马戛尔尼则急切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1、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和天津贸易;2、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3、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4、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5、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享受免税或减税;6、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不额外加征。
老外评价中国近代屈辱史
中国近代的屈辱史是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遭受列
强侵略、割地、出让领土、不平等条约等一系列屈辱性事件的历史。
老外对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评价可能会有多种观点和角度。
一方面,一些西方学者和观察家可能会从历史文献和资料出发,认为中国近代屈辱史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腐败、闭关
自守所致,认为中国的软弱导致了列强的侵略。
他们可能会强调中
国在科技、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滞后,以及中国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从而导致了列强的欺凌和侵略。
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学者也可能从人道主义和道义观点出发,
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表示谴责和批判。
他们可能会强调中国
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以及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给中
国社会和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
这些观点可能会强调中国作为一个
古老文明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以及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和破坏。
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可能会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
来评价中国近代屈辱史,认为这一时期的事件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
博弈和竞争的产物,中国的屈辱史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缩影,反映
了当时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
总的来说,老外对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评价可能会受到其个人观点、学术背景、政治立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会有不同的观点
和态度。
这些评价可能会涉及到历史、政治、人道主义等多个方面,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对待。
十九世纪英国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摘要:近年来,中国形象的异己表述已成为学界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
本文主要探讨十九世纪英国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在简要概括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形象特点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中国形象。
十九世纪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摒弃期,在当时绝大部分欧洲人眼中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的野蛮国,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
本文试从客观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形象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十九世纪中国形象英国文化视野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7-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早期的中国在英国人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土。
在14世纪的英国散文家曼德维尔笔下,中国是一个世间珍宝无奇不有的蛮子国,那里有世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满四溢的雄伟宫殿。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更是进入了“中国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了英国人眼中的典范,中国的理性主义,王道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受到了众多英国文人的赞赏和追捧,大部分英国人把中国视作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乌托邦国度。
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作家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如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笛福,曾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中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正面的。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
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
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
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
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
西方在认识自我的同时解读中国,在解读、构建他们眼中的中国的同时重新认识自我。
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哲人形象1. 在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将一个富庶、文明、繁荣的契丹蛮子国(古时对中国的称呼)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令他们叹为观止。
2. 14世纪中期,英国座椅上的旅行家曼德维尔在其虚构的小说《曼德维尔游记》中再次用这一想象中美丽神奇的传奇国度,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
此后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的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皇帝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
通过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研究,他们发现这是由于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哲人——孔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创立了一个开明的君主政体。
四书五经赋予中国皇帝以贤明、旷达,使他们用知识、用爱而不是用暴力来治理国家和人民,于是一个西方关于中国的正面套话“哲人王”便诞生了。
当然,不管是17世纪的哲人王康熙,还是20世纪的哲人王毛泽东,都被西方人涂上了浓重的想象色彩和理想化色彩,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形象来改造自身。
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用它抨击暴政、挑战神学;20世纪的西方人则,试图用它来拯救被战火和功利燎焦的灵魂。
中国佬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到了19世纪来了一个大逆转,中国由开明、富饶、发展、繁荣一变而为专制、贫困、停滞、腐朽,中国人由聪明、勤奋、坚强、质朴变成愚昧、奸诈、怯懦、保守,西方的中国观由钦佩、狂热、仰视转为批判、憎恶、蔑视。
1.英国著名的《笨拙》杂志在1858年4月10日上刊登了一首诗,题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诗中对中国佬约翰极尽丑化谩骂之能事,声称约翰牛逮着机会就会好好教训中国佬约翰。
2.在一篇题为《中国佬约翰》的小说中,哈特有这样一段描述:“持久的卑微意识——~种在嘴和眼睛的线条中隐藏着的自卑和痛苦。
……他们很少笑,他们的大笑带有超乎寻常的、嘲笑的性质——纯粹是一种机械的痉挛,毫无任何欢乐的成分——以至于到今天为止,我还怀疑自己是否曾经见到过一个中国人笑。
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一些论调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自两汉以来,中国就与西方世界有了初步的交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国的关系,东汉甘英最远抵达波斯湾,虽然从地理上相对来说也是中国的西方,但还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西方。
直到公元166年,大秦(古罗马帝国)安敦王朝派遣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中国与西方才算有了直接的接触。
此后,中国历代王朝与西方世界也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尤其是唐宋、元明清时期。
但这些时期内,由于古代世界生产力与交通的制约而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加上中国古代后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西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均大大受限,双方对于各自的印象基本上处于一种想象,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更是由于时代转型的需要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
因此,在前近代,中西双方,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处于一种虚幻的状况,直到19世纪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19世纪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确立了对东方世界的优势地位,技术的发达和实力的强大使得西方得以直接有力深入东方世界,作近距离以至零距离的观察,从而改变了之前对于中国的美好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虽不无感性也更为理性的更为真切的印象。
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定型的关键时期。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人们可知,在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受耶稣会士报告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宽容推崇备至,还特别赞美中国的手工制品,尤其是陶瓷。
这些主要体现在18世纪的法国,而同时期的英国虽然也出现了类似推崇中国的现象,但热烈程度稍低,甚至还出现了与此对立的声音。
这与英国在中国贸易中受到的挫折有关。
此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更加迫切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严重阻碍了英国意愿的达成,尤其是18世纪最后几年马戛尔尼访华目的的落空之后,西方对中国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充满梦幻的盲目推崇,而是多了批判的眼光,尽管这种批判是基于个人在中国的体验。
19世纪中西交往的标志性事件——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初步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近距离观察得出的印象。
这样的初次中西正式直接的接触即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差异的影响,例如乾隆皇帝赏赐给马戛尔尼的玉如意在中国文化中是极具尊贵意义的,但对他来说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
巴罗的游记就直接指出中国人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的,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的礼仪和粗俗的言行的牢固结合”。
而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主要局限于在当时的通商口岸,诸如广州、汉口、宁波、福州等地。
《泰晤士报》特约记者柯克发现广州的房子并不十分高大,
所有的建筑都很脆弱,不堪一击。
英国医学传教士马根济观察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汉口街道非常狭窄,但窄巷里整天人群拥挤,“从街道上穿过是件十分令人恼火的事情”。
唐宁的《番鬼在中国》反映了对中国士绅阶层的厌恶,认为“他们几乎都是一副令人厌恶的病态像……上层阶级脸上显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女气味;许多陌生人甚至一瞥见他们就会觉得恶心和讨厌”。
此外,西方人对中国的乞丐现象、抽鸦片、卫生状况等都表现出了震惊和担忧。
与十八世纪西方人眼中繁荣昌盛的中国开始相反,十九世纪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变成了另外一种模样:停滞取代了繁盛;经济急剧衰退,缺乏进步,生活艰难;在农业上屈指可数的成就之一是系统地利用大粪做肥料;中国的农业生产恪守古训,由此阻碍了中国农业生产的进步……
至于中国的军事力量,从十九世纪初即受到西方人的贬抑,而这种对于中国军事力量软弱的怀疑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得到了印证。
但通过进一步观察,西方人发现中国的一些士兵和将领也有英勇无畏的表现,尤其是19世纪中叶面对大规模的起义后通过实施“自强”计划训练的新式军队使得西方人开始看好中国的军事力量,而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表现也证明了其作战能力,中日战争之后袁世凯训练的军队被西方人认为是一支完全合乎西方标准的真正的军队。
但是,总体上,西方人观察得出结论“在现存的愚顽不化反对改革的地方官僚的错误指挥下,最优秀的人力和最精良的训练都会被白白浪费掉”。
对于中国的文化,十九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诗歌文学态度冷漠,德庇时指出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缺乏对主题的选择,而是对待中国文学的模式的兴趣和评价严重不足。
中国的语言则被西方人认为缺乏语法。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通常态度是居高临下和轻视的,这体现在“卫三畏用了一些篇幅来记录中国的乐谱、乐器等,但对他所听到的音乐却几乎未表现出什么兴趣……整个十九世纪,中国画几乎不被欣赏,除非按照西方的风格来作画……琼斯对中国的装潢艺术几乎没有什么肯定的评价……”。
十九世纪的西方人还对中国社会中的特殊人群——妇女和儿童进行了关注,西方人对中国妇女地位的总体印象是她们的地位低贱受歧视,这来自于西方人观察到中国妇女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受到压迫奴役,她们在婚姻中没有自主权,“只是一件交易品,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她们“一降生就被公认为是家庭的耻辱……没有立即被溺死……就被当作一个卑贱的动物,几乎不被看作人……”;她们还要恪守贞操,一旦被怀疑不贞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她们还要忍受残忍的裹脚的习俗……溺死杀害女婴的现象被西方人看成是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
但这凭借的只是他们自己社会的经验及价值尺度来进行的特殊观察。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在距离遥远的西方人眼中的形象是一个充满戏剧化色彩的历史变迁以至逆转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