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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改革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和回归，新儒家思潮逐渐兴起。
新儒家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西方价值观的引入和冲击导致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和文化自卑感的产生。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试图找到一种能够使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文化根源和价值观支撑的思想体系。
新儒家思潮的基本主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的社会现实和现代化的要求，重新解读儒家经典，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新儒家学者在思想和实践上力求以儒家的人本关怀、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为核心，培育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优良传统，推动社会和谐和个人全面发展。
新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泽厚、刘启功、谢泽、张岱年、蔡瑞年、程中都等。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
新儒家思潮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和“和谐社会”。
新儒家学者强调人的尊严、自由和人权的重要性，主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体的自由实现。
他们认为社会的目标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推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
在实践上，新儒家学者倡导提倡道德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试图通过道德重建构建和谐社会。
新儒家思潮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
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
它重新激发了社会对传统价值观的关注和关注，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了一种文化根源和价值观支撑。
新儒家思潮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实践路径。
它关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力求达到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在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剥夺个体发展机会和社会矛盾紧张的背景下，新儒家思潮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和理论基础。
新儒家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近年来，新儒家思想愈发走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进行了很多创新。
本文将从新儒家的起源，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方面进行探讨。
一、新儒家的起源新儒家思想源于20世纪初的中国，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再认识和再建构。
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人应当追求仁德礼智等伦理道德，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列强侵略、社会动荡、国家落后等，使得传统儒家思想无法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需求。
为此，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反思和创新。
他们主张将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相结合，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的人伦观、社会观，强调个体的人本性与自由，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这便是新儒家思想的起源。
二、新儒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新儒家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它在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新儒家思想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和升华。
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许多观念倾向于保守和封闭，而新儒家思想则更为开放与包容。
尤其是在社会伦理和政治制度方面，新儒家思想更加坚持人本性和自由的观念，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发展。
其次，新儒家思想在中国民族精神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
传统儒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文化传承角色，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传统儒家思想的作用渐渐被淡化。
而新儒家思想则在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向之一，以其新的思想与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崭新典范。
三、新儒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新儒家思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进行了很多创新，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首先，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新儒家思想始终坚持“仁爱人伦”的观念，将人的人本性放在了更高的地位。
与此同时，新儒家思想也秉持着“兼容并包”的态度，借鉴了其他学术体系中的一些有益思想，以更好地发挥传统儒家思想的独特作用。
中国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代价值中国的儒家思想可以追溯至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他强调了“仁”的概念，即“为人之本，谓之仁”，认为只有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才能达到人类的最高境界。
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强调了“爱人”的概念，并提出了“性善论”。
儒家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被视为官方思想，是社会主流观念，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
儒家思想提倡的道德标准，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互相尊重、互助合作，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和性情。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了诸多危机，出现了种种思潮和学术派别，但儒家思想却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依旧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中国已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但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人伦及生存方式依旧有其生命力及现实价值，儒家思想中强调的人道主义尤为重要。
从古代到现代，孔子的“大同”、“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推崇。
特别是在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许多问题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解决，更需要道德层面的引导。
儒家思想中的庄重态度、尊敬生命、关怀社会、回报家庭、爱教育和协调人际关系等思想，都可以引导现代人追求道德境界、建设和谐社会。
当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发展呈现多种多样的面貌。
一方面，儒家经典的修订与推广始终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中也经历了不少创新与突破，在新兴的学科领域如跨学科、综合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新兴领域，儒家新思想也大放异彩。
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中龟兹运动的理论被广泛地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
与此同时，儒家思想还受到了外国人的推崇，不少国家的大学和知名教授对儒家经典有深入的研究。
在西方，儒家思想逐渐形成了它自己的研究领域，人们也开始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世界的重要意义。
不难看出，儒家思想不但对中国自身发展有重要意义，也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影响。
现代儒家思想的创新与发展在当今社会，随着世界变化的速度和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快速发展和变革之下，现代文化与现代哲学的思考不断地进行着创新与发展。
在中国，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中国道德、文化、伦理、政治和教育的思想精髓。
当然，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儒家思想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但是，儒家学者们并没有被困在传统观念中，还是试图将儒家思想与当代文化和现代问题相结合，以期使之更好地适应当下社会的需求。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现代儒家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第一，新儒家思想的兴起新儒家思想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而迅速兴起。
在20世纪，西方文化的影响进入中国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巨大的挑战。
最初，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似乎陷入了一种僵局，人们无法找到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案。
但是，通过儒家学者们的不断努力，新儒家思想逐渐形成，并成功地应对了这个问题。
新儒家思想强调传统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注重创新和发展，力求寻求当代中国社会的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文化。
同时，新儒家思想也吸收了西方哲学的思想，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层次的思考。
第二，现代儒家思想的创新和拓展在现代中国，儒家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仁爱、诚信、忠诚、谦逊、慈悲等，被重新审视和解释，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
另一方面，现代儒家思想也更加注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力图从儒家思想的角度与当下的现实问题相结合。
例如，现代儒家主张发展“公正之道”，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儒家思想的教育价值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占据着至高的地位。
自古以来，儒家思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教育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
在现代中国，儒家思想的教育价值也得到了新的重视。
现代儒家强调全人教育，即通过多种课程和活动，培养学生的道德、智慧、创新、责任感等多方面的素质，并始终坚持应用价值和实践性。
总之，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儒家思想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儒家学者们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和发展。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是近年来中国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一批受到儒家思想启迪的学者所组成，旨在通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和发掘，提供一种思想和文化资源，以应对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本文主要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进行述评。
一、新儒家的主要思想新儒家思潮主要关注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学问题，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礼义”等思想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新儒家思想中，强调人际关系中的“亲”“友”“师”“徒”等关系，认为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可以通过这些关系改善人类社会的道德状态。
二、新儒家的价值和贡献新儒家思潮提供了一种思想和文化资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一，新儒家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使人们更好地在这些关系中相处。
第二，儒家思想注重道德修养，可以对当代社会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提供参考。
此外，在宗教信仰疏导、传统文化继承等方面，新儒家思想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支持。
三、新儒家的问题和挑战新儒家思潮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如何在当代社会中实现与时俱进。
从历史上来看，儒家思想一直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新儒家思想可能需要面对新的困难和挑战。
例如，在当代社会中，人类关系的变化和多样化，使得新儒家思想需要更加灵活和创新，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变化。
此外，新儒家思想需要与现代化相协调，即如何在儒家思想的传统基础上，发展适应当代现实的儒家思想，这是一个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提供了一种思想和文化资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支持。
然而，新儒家思想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持续的思考和探讨。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是指当代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和发展。
它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兴起，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讨论。
新儒家思潮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争议。
新儒家思潮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传统儒家思想注重人的修养和道德规范，提倡礼、义、廉、信等传统价值观，对于培养良好的人文素质和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而新儒家思潮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和思考，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更具时代性的思考方式和解释框架。
它试图重新理解儒家经典，在解读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赋予其现代的意义和价值，以期为当代社会提供实践指导和人文关怀。
新儒家思潮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推动作用。
在当代大陆，传统文化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异化的困境，新儒家思潮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价值重建和内涵拓展。
它试图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精神内核，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新儒家思潮也试图从当代社会问题中发掘出儒家思想的解决方案，并提供具体的实践措施。
这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也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
新儒家思潮也存在一些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新儒家思潮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缺乏具体可行的实践方案。
他们认为新儒家思潮过于强调个人的修养和道德规范，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缺乏具体的实践措施。
一些学者对于新儒家思潮中的某些观点和主张持有批评态度。
他们认为新儒家思潮过于强调传统道德规范的恢复，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缺乏足够的关注。
他们担心，过于强调传统儒家价值观的恢复可能会阻碍社会进步和个人自由。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它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解释框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新儒家思潮也需要进一步针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实践，以期为当代社会提供更具体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新儒家思潮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持续升温的学术潮流之一，它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现代社会实际，探讨中国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重新获得认可和传承。
本文将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进行述评，探讨其成因、影响及其意义。
一、新儒家思潮的成因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关注逐渐增强。
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人们探讨国家命运、社会建设及个人修养的重要资源。
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既有社会的需要，也有文化认同的诉求。
大陆学术界对西方哲学文化的长期研究，也为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西方哲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激发了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关注和反思。
西方哲学的解释和评价，也为新儒家思潮提供了外部的参照和启示。
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新儒家思潮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兴起。
在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其中以牟宗三、钱穆、熊庆来、茅海建、余英时等为代表。
这些人士通过不同的路径和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推动着新儒家思潮的发展。
牟宗三是新儒家思潮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20世纪初提出了“实用主义儒学”理论，强调儒家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而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通和修正。
钱穆则着力于阐述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观念，试图通过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解读，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参考。
茅海建则专注于对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的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儒家科技伦理”理论，认为儒家思想对于科技伦理问题有着独特的启示作用。
熊庆来致力于儒家思想与政治形态的关系研究，探讨了儒家民主的可能性和路径，提出了“儒家共和主义”的理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余英时则重点探讨“儒家文化复兴”的问题，提出了儒家文化与国家命运、社会管理及文化变革的思考，为新儒家思潮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在儒家思想的漫长历程中，其观念和理念逐渐演变，不断与时俱进，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将从儒家思想的起源、演变和现代转化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儒家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
孔子以“仁爱”、“和谐”、“礼仪”等为核心概念，提倡「君子」的审美、思维和行为方式，其书《论语》成为中国儒家学派的经典文献。
在此基础上，儒家学派的思想逐渐形成并扩展，不仅包含了道德和政治思想，还涉及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
同时，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与其相互竞争的道家、墨家等其他思想流派也对其产生了影响。
二、儒家思想的演变虽然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一直发展繁荣，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理念和注重的问题有所不同。
1、秦汉时期在秦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了主流的学术思想和统治意识形态。
此时的儒家思想注重“尊王攘夷”、“尚德本色”等传统价值观念，相应地进行政治改革，如推崇科举制度、“君为臣纲”等，以及对儒学经典的注释、解释和整合。
2、宋明时期在宋明时期，儒家思想逐渐进入转型时期，面对故有观念在新的社会现实下的矛盾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此时，儒家学者提出了致知、格物致知、机智、名教等新的理念和方法，逐渐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3、清朝时期在清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官方上得到了维护和弘扬，但在思想领域内不断遭受挑战。
此时的儒家思想注重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同时也思考如何与西方现代化主义武装进行沟通和对话。
三、儒家思想在现代的转化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价值观念的不断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革，传统儒家思想也向着现代求变，并在不断地适应和引领时代进程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中，儒家思想为现代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儒学中“人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理念成为了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础。
大陆新儒家之起源和现状2015-04-03 13:53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清茗1133次点击:我要评论所谓的自标的“大陆新儒家”追求的理想政治是什么呢?是空想给红朝披上其自制的儒化外衣，还是最终披上童话中“国王的新衣”?——兼回应蒋庆陈明等所谓“大陆新儒家”说法近来有较多关于“大陆新儒家”的争论。
然此问题，一要回顾大陆新儒家之起源，二要厘清其概念之多义。
所谓“大陆新儒家”简而言之指1949年之后产生于大陆的应对现代问题且有儒家自我认同的学者或有成就的儒家实践者。
回顾其起源，大陆从1949年至1970年代晚期为止因“浩劫”不允许产生新儒家，所存者乃产生于民国后幸存于大陆的儒家如梁漱溟等等。
大陆民国时期产生的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学术和文化运动在台湾和香港持续发展。
1970年代晚期他们的著作开始流传于大陆，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之而成为儒家。
最早的大陆新儒家是罗义俊先生、邓小军先生、蒋庆先生(不完全统计)。
此三位先生皆直接深受现代新儒家的影响，其中邓小军教授还直承梁漱溟、熊十力之高足在大陆的传承。
罗义俊是现代新儒家的弘扬者。
蒋庆早年也深受唐牟诸子影响且曾经崇拜之。
这是大陆新儒家的起源。
蒋庆之独开另一门户则是后事。
容后再谈。
现在再梳理“大陆新儒家”这多义的概念。
时下有三种“大陆新儒家”概念。
第一个“大陆新儒家”概念是历史性和地域性的，也就是1949年以后至今产生于大陆有儒家自我认同且应对现代问题的学者或有成就的儒家实践者。
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不分学派或思想流派的。
这个概念内涵比较贴近其名相，也就是贴近其名词涵义。
此概念涵义宽泛，也可简称为“泛大陆新儒家”说。
因此有儒家认同的传统儒学的研究者如果没有应对现代问题的意识和治学，就不属于“新儒家”而属于“传统儒家”，这样的人不多，且多为古典文献研究者。
此外研究儒学但是没有儒学儒家认同的人也不属于此列，象任继愈、方克立等等。
甘阳等属于没有儒家认同和利用儒学的(如“儒家社会主义”说)，还有主张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和儒家结合而无儒家立场的人士，这些统统不属于儒家。
应该属于使用儒家资源的左派或自由主义。
当代在朝者也提倡儒学和传统文化，这丝毫不意味在朝者意识形态和社会有儒家色彩，就如当朝者讲市场经济丝毫不意味着自由化。
“大陆新儒家”第二个概念的标准比较高，即：接续儒学儒家传统且有应对现代问题意识的学者或有成就的儒家实践者。
此概念比前一个概念多一个要“接续儒家传统”的硬条件，此可谓严格意义的“大陆新儒家”概念。
按此高标准，不少有儒家认同但缺乏接续传统的实用主义者就有是否是新儒家之疑问，如讲“即用见体”的陈明等。
再者，一些把红色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的自称新儒家的人士也不是儒家。
因为共产党有“绝对真理”、“三个代表”，所以红色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当然要尊于儒家，儒家乃补充而已，所以这些人也不是儒家，而是使儒家资源的或者是利用儒家的。
继现代新儒家传统而来的罗义俊、邓小军等等许多先生无疑符合这严格的“大陆新儒家”的标准，他们接续传统又有儒家自我认同，表里如一。
又如有接续传统考据学派的，有儒家自我认同的人士，也符合这严格意义上的“大陆新儒家”的标准。
“大陆新儒家”的第三个概念乃特指蒋庆和陈明等人思想群体，他们大力自我宣扬然后得到广泛传播。
尽管蒋庆和陈明的立场和思想差异很大，但是皆有寄望于在朝者的态度，可谓身在野然“眼望朝”。
此群体中还有左派倾向的或者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
他们也做了不少宣扬儒家文化和思想的事。
但按严格意义的“大陆新儒家”标准，其中有人就不属于儒家，更遑论新儒家呢?现在就严格意义的“大陆新儒家”再作细分。
从学术思想划分有三个标准：1、学派标准，2、学说标准，3、思想标准。
“学派标准”是很高的标准，其要有立派和传世的学术水平和能力。
就大陆新儒家现状而言，还没有学派。
只有传统学派之流传，如现代新儒学和传统考据学派。
“学说标准”也高，即：其必须有依学问而构成一家之说的水平和能力。
放眼当代大陆，喊口号的多，可谓“儒分为八”。
然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体系很少。
仔细观察便知。
今大陆有学术和思想二分之观念，故“思想标准”相对低一些，即：只要观念中有学问因素且形成一家之说即可，不必纯粹从学问里成一家之说。
陈明“公民儒教”等介于学说和思想之间。
蒋庆“政治儒学”属于不严格的学说，其《公羊学引论》乃文献梳理为辅而自我发挥为主。
似从学问中立说，又似从观念中演绎。
其他作品更近乎从观念和学问相混之中作演绎和构想。
蒋庆的政治儒学乃基督教神学和柏克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与公羊学混合之自我发挥，以之应对时代问题。
故其“以中国解释中国”反对“变相西化”论实不过是为反对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术方向的说法。
其实蒋庆之学深受西方耶教、保守主义理路的影响解释儒教，构建所谓“政治儒学”。
其儒教说离儒学主流甚远，故蒋庆有儒学史从未有过的“人格神之天”说与儒学主流的“天人合德”对立;有“孔荀董”与“孔孟之道”的分庭抗礼;其名为公羊学与宋明儒学之分立、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分立，实乃蒋氏公羊学、政治儒学欲曲解传统儒学主流，且与现代新儒家分庭抗礼;名为王道政治，然其具体化表现却是缺乏制度性学理依据的“三院制”的空想;名为保守主义，实心寄朝廷之儒化，以图抵抗从民国至当代的现代新儒家的“三统并建”和中国百年宪政大潮。
“大陆新儒家”本是马列主义儒学研究权威方克立批判蒋庆、罗义俊的。
罗义俊完全不屑理会。
而蒋庆却扛起这送上门的招牌，还拉入陈明等人，可谓“举旗立帜”之心切，有复兴儒教保中国文化之心固然可贵，然急功近利反而使其成为儒家之异数。
少数人为何抢此“大陆新儒家”招牌呢?因为此招牌名义很大，招牌大了好招风。
再从文化和政治学视域观察近代、现代儒家文化史。
现代中华文化、现代儒家文化之起源应在清末立宪和民国开国的时期，初成于大陆民国时期。
清末立宪和民国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之三民主义、国粹派，皆本于儒家，以“公天下”、民本理念吸取西方制度思想，多数人的价值根源为天理良知也。
他们皆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民主政治之际也深刻批判西方文化政治之不足和局限性。
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士人政治传统自然演化为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民主化现代化，这是民国民主化现代化能够在严重外患内乱、民贫国弱中渐进发展的原因，其成就足让今人仰止。
现代新儒学、新儒家或者说现代新儒家起源于此历史文化背景，也担当其责任，且于其后中华文化大断裂时期，更担当历史使命而发展。
而大陆新儒家是产生于中华文化全面断裂、红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下，现在所谓“大国崛起”不过是遥追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总量第一的排位，其中国文化断裂层尚未恢复，更遑论主位性之恢复。
当代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品质不仅远远不如自己祖先在世界上的排位，还排到世界中下游，更遑论对于世界的影响力。
这从历史背景对比就可以看出：大陆新儒家首先要做的是接续好儒家传统再应对当代问题。
事实上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
至于当下少数人“举旗立帜”乃浮躁之表现，而且流于思想之浅近，失学术之深远;流于行事之急功近利，失深谋远虑之布局。
当今儒家在野的主要任务是：把新儒家精神注入社会理性和革新的力量，推动社会文化之归正，培育年青学子，最终推动人民重返仁义自由之现代中国之正途。
故不能身在野然“心寄于朝”。
要从道不从君，而不是曲学阿世，或欲做“諌臣”。
现代新儒家应对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和吸化西方文化、构建民主政道治道的学术硕果丰富，大陆新儒家欲重建现代中华文化、构建中华现代社会和中华现代政治，无论如何绕不过现代新儒家诸子，更必须接续民国初成的现代中华文化而开来，也就是接续文化道统、百年民主传统、宪政传统、学统、知识分子精神、教育传统、礼义伦理社会传统等，然后才能开来。
然而今有人刻意以“港台新儒家”之名遮掩中国“现代新儒家”之实，以大陆与台湾“朝代”性本土性问题不同而夸大蒋庆等特殊儒学群体为“大陆新儒家”，自以为如此就可以贬低民国以来的儒学现代传统和大陆的现代新儒学思潮，且求先声夺人。
这不免让人贻笑大方，这不属于学术思想范畴而属于文人游戏。
大陆和台湾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之继承者可以做出学术思想之应对，蒋庆等也可以有他们的思想应对，而不能党同伐异，谁能决定谁是大陆新儒家呢?谁能决定谁不是大陆新儒家呢?有鉴于蒋氏新儒学学理困境和陈明实用主义，羊年春节前夕，现代新儒家之台湾学者李明辉有否定蒋庆等以偏概全的、自标的“大陆新儒家”说的访谈，引起热议。
有人着《“大陆新儒家”扫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称：“还有一批学者，他们有的是当年冯友兰等民国新儒家在大陆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们，有的则在八十年代后认可并接受港台新儒家的思想理路。
其中最为著名的如陈来教授、罗义俊研究员等，尽管他们也是大陆儒学研究者，但是秉承的均为民国新儒家一脉，所以本文不再对他们进行介绍。
”这表明这个特定儒学小群体自标的“大陆新儒家”借两岸政治之对立，空想依红朝之威而夺“大陆新儒家”之名号，排挤大陆“民国新儒家一脉”，也把自己定位为红朝新儒家。
这是不值一驳的文人的政治游戏。
其文再言：“海外新儒家将台湾实现民主制视作新儒家的贡献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弃了追求理想政治的努力，逐渐走下历史舞台。
大陆新儒家显然不能认同港台新儒家的历史使命，因此仍然需要积极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从中国传统中汲取更多的资源来构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
中国现代新儒学有百年传统流传于大陆台湾以及世界汉学界，这不是自我标榜而成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传统。
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许多人主张“三统并建”，主张以道德理性为价值本源的、从中华文化开出民主;主张追求的是文化理想，以文化引领和优化政治。
所谓的自标的“大陆新儒家”追求的理想政治是什么呢?是空想给红朝披上其自制的儒化外衣，还是最终披上童话中“国王的新衣”?是不是追求实用主义的“公民宗教”?是不是蒋庆混合欧洲古典保守主义和康有为思路而独门想象的人格神的儒教以及“三院制的王道政治”吗?我们要轼目以待他们怎么能够使别人走下历史舞台，自己跃上历史舞台呢?这所谓“大陆新儒家”人士怎么会如此善用党八股的句子，实在不简单。
责任编辑：卜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