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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转型过程及对我国的启示关于《韩国经济转型过程及对我国的启示》，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韩国地处朝鲜半岛南端，与中国一衣带水。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迅速崛起为新型工业化国家，到1995 年一跃成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史称“汉江奇迹”. 1996 年，韩国正式加入OECD,随后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体，标识着韩国仅仅用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就由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新兴发达国家。
韩国发展基础和发展战略与中国相似，因此通过对韩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韩国经济转型发展路径，从而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1韩国经济转型发展历程韩国独立初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美国援助。
领导人主要注意力在政治军事斗争，相对忽视经济建设，导致韩国经济落后于同在半岛的朝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朝鲜的三分之一。
经济发展滞后进一步加剧社会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几经动乱，军事强人朴正熙上台，韩国进入朴正熙时期，也就是韩国“真正开始发展经济”的起飞时期。
整体来看，韩国经济转型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大阶段：朴正熙执政前期（1962~1971 年），朴正熙执政后期（1972~1979 年），后朴正熙转型时期（1981~1997 年）。
1.1 朴正熙执政前期韩国经济转型发展情况1961 年，韩国陆军少将朴正熙发动“五·一六”政变，建立“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开始了军政府时期。
此时，军政府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已经非常严峻。
为此，朴正熙一方面设立中央情报部，严厉镇压政敌异端；另一方面，成立经济企划院，统筹经济规划、财政预算和外来资本。
基于政变前民主党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军政府出台了韩国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以期通过经济建设成就来“合理化”军事政变。
由于韩国当时国内市场狭小，人均国民收入偏低，但人口众多，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自然资源储量较小，朴正熙政府调整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出口导向战略，积极引进外资，弥补国内储蓄缺口，从而扩大投资，尤其注重投资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出口加工业：如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
韩国政治社会转型，为什么能成功避免革命1948 年，在美国的扶植下，大韩民国政府成立。
和那个时代很多取得独立的亚洲国家一样，尽管它们在建国之初都效法西方，选择了现代民主式的政治模式，但在最初的民主化道路上却都摔了跟头。
在经历了频繁的政治动荡和混乱之后，这些国家又重回独夫统治的道路。
韩国的故事也是如此。
当1959年，张勉从李承晚手中接手韩国政权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平抑社会动荡，很快在1961年，被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夺了权。
虽然两年后朴正熙迫于美国的压力，恢复了民选政府，而他自己也在1963年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实际上，一直到1987年卢泰愚发表著名的民主宣言为止，韩国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实施一种中央集权的威权政治，。
亨廷顿曾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分为三类:变革(transformation)，即当局自己实现民主；置换(replacement),即反对派推翻当局而实现民主；移转(transplacement)，即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行动。
而韩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就属于“移转”类型的典型。
这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在互动中此消彼长直至势力大体相当时互为妥协的过程。
韩国的这一政治社会转型，没有经历政权的断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韩国是如何做到的？“汉江奇迹”的黄昏在60—70年代，韩国经济在朴正熙政权的集权统治下取得了腾飞。
60年代前的韩国的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GNP仅80余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
但从1962—1976年间，朴正熙政府连续推出三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使韩国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9.5%，韩国经济由此实现了第一次腾飞。
韩国的人均GDP也由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640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8.9%，这一发展速度被誉为“汉江奇迹”。
朴正熙政权执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策，依靠集权主义的官僚体制通过权力高度集中，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大力扶持大型企业。
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新政：动力与阻力作者：李家成来源：《唯实》2017年第10期今年恰逢2007年韩国卢武铉总统和朝鲜金正日国防委员长举行韩朝首脑会谈并发布《10·4宣言》十周年，文在寅政府上台后试图化解韩朝关系长达9年的冰冻局面，对朝外交最为积极主动，也最为大胆进取，比往届政府更加积极地改善韩朝关系，大范围密集推行了一系列对朝接触与对话举措，让人目不暇接且惊愕不已。
除了自己卖力提出各种对朝新倡议，文在寅还为重启南北对话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布局，不顾国会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强行任命康京和为外交部长官，还任命了有“统一侠”之称的赵明均执掌韩国统一部。
文在寅对朝新政的战略目标有三：朝鲜弃核、半岛和平、南北和解与共同繁荣。
但是，文在寅对朝新政的实施面临国内外的多重阻力，朝鲜的消极、美国的掣肘以及国内的牵制。
然而，这些障碍并不能阻碍文在寅政府积极接近朝鲜的脚步。
预计，未来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将会揭开新的一页。
一、文在寅对朝新政：目标与举措文在寅对朝战略目标有三：朝鲜弃核、半岛和平、南北和解与共同繁荣。
文在寅与特朗普达成共识，即不对朝做出敌对行为、不对朝展开军事进攻、不寻求朝鲜政权更替或推翻朝鲜政权、不人为加速韩半岛统一进程的对朝“四不”原则。
[1]鉴于特朗普支持韩国在营造半岛和平统一环境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由韩国主导对朝关系，韩国应通过主动对话来主导解决朝鲜核问题，从而实现韩半岛乃至东北亚的永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此可谓是对朝政策构想和倡议的“文在寅主义”。
其一，为了实现朝鲜无核化，文在寅与特朗普将采取极限施压、开放对话并行战略。
[2]但对朝外交施压与经济制裁的最终目标是迫使金正恩改变战略性算法，引导朝鲜重回协商非核化的谈判桌，通过对话促使朝鲜弃核。
文在寅总统提出“以核冻结为入口、以核废除为出口”的“分两步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
具体操作是对朝鲜宣布进行核冻结的诚意进行彻底的核查，确认朝鲜有真正放弃核的意志。
其二，文在寅对朝新政旨在更加积极地守护和平并主动去创造和平，将利用一切手段把朝鲜拉回谈判桌前，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
寡头统治铁律中外政治制度徐业鑫刘国发一. 译文及简要解释。
作为最简单的描述，政党的基本社会法则可以做一下归纳：（政治一词在此处具有最广泛的涵义）。
组织会呈现被选举人统治选举人、被授权人统治授权人、被委派代表统治委派代表的情况。
组织是和寡头统治联系在一起的。
米歇尔斯阐述了寡头统治铁律的合法性：由于在组织中需要协调、交流、通讯和联合行动等，技术因素导致领导和成员之间产生距离。
另外，组织成员逐渐需要领导，而领导本身却很快追求领导和统帅的欲望。
因此，心理学的因素将推动产生寡头统治的发展。
米歇尔斯在他的最后一章如此写道：领导在所有形式的社会生活中都是一个必须现象。
研究这个问题的善与恶没有学术意义，但是显示任何领导类型与最重要民主要求不符则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显而易见，米歇尔斯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关注那些妨碍实现政治民主的环境。
米歇尔斯在第一章中提出了研究政党中的寡头统治趋势具有相当的重要价值，政党内部的组织是为了通过对选举人支持度的不断竞争来促进民主，因此他们是最重要的民主载体；在另一方面，社会党会尽力考虑他们的党员，并显示该党的目的与其保守党的对手不同，旨在改变社会中的寡头趋势。
“在革命政党每一个角落中的寡头统治因素，都是任何人类组织努力达到其固定目标的先天趋势的最终证据”（1915，p.11）。
米歇尔斯继续指出，“寡头统治势力是必然性法则”。
（p.400）米歇尔斯指出，寡头统治趋势还会最终导致组织内保守结构的发展：政治组织是通向权力之路。
但是权力总是保守的（ibid，p.366），……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史中有无数例子说明，伴随着组织强大，政党的惰性日益增加，也就失去了革命的动力。
……因此，保守的趋势存在于包括社会党的所有形式的政党中（ibid，p.371-372）。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组织成了终极目的。
（ibid，p.373）二．背景。
“寡头统治铁律”是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一书的结论，该书英文版于1915年出版。
浅析民主巩固时期韩国总统政治危机的原因摘要：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韩国已经开始民主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直到1997年韩国总统的权力实现在朝野之间和平的交接进入了民主巩固时期。
在民主巩固时期，卢武铉和朴槿惠总统均以高支持率当选，执政后期是什么原因导致韩国总统陷入被弹劾的局面，本文从总统权力、宪政体制、民众政治参与度和政党制度化几个方面分析原因。
关键词：民主巩固；韩国总统权力；韩国宪政体制；政党建设；政治参与一、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一般理论民主转型是非民主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的过程，是独裁统治向更自由和更民主治理的联动。
塞缪尔•亨廷顿将这个趋势广泛地称为第三波民主。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转型是指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
林茨和斯蒂潘认为，威权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可分为“民主转型期”与“民主巩固期”。
民主巩固就是巩固的民主，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判断民主巩固的标准：“两轮选举测试模式”，即“在转型阶段的首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团体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失利，并把权力移交给获胜的竞争者，然后在下一轮选举中，后者又将权力和平地移交给此轮选举中的获胜者”林茨认为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是：只有通过选举的政治程序才能产生政府成为广泛共识，政府权力的获得则是自由和普遍选举的直接结果，并且这一政府事实上拥有指定新的政策的权力，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来源于新的民主程序，不必与其他法律主体分享权力。
这也就是说权力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交接，强调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行为。
从民主巩固的一般定义来看，1987年6月29日，韩国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兼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向国民发表了八点民主化宣言即“六二九特别宣言”同意反对派提出的直接选举总统的要求，紧急宣布了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措施，宣言被视为韩国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和平过渡的转折点。
卢泰愚作为从权威主义到民主政治过渡政权的总统，基本完成了民主转型阶段，金泳三上台后韩国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
韩国建国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有哪些借鉴作用关键字：韩国发展中国自主创新政府主导摘要：韩国曾经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然而经过战后多年的发展，一跃跨入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创造了“江汉奇迹”。
总结与借鉴韩国起飞的经验，提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十六字方针：政府主导、教育为先、产业促进、自主创新。
韩国是一个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资源稀缺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战争多发的国家。
但朝鲜战争后，韩国很快开始了工业化历程，并在不到年的时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江汉奇迹”，一跃跨入“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韩国的成功固然与美国的援助有关，但更主要的是韩国所采取的产业政策及工业管理体制。
总结韩国发展的经验并加以合理地借鉴，将有助于加速中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
对中国的借鉴作用：1．政府主导。
韩国经济腾飞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有效干预和主导是一国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的前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在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建立有利于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制度框架；其二，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其三，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四，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其五，制定产业发展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其六，宏观调控，实现社会经济总量需求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张进铭，）。
政府主导作用的有效性有赖于集权统一的政治领导和科学的决策。
目前中国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设置过多，职权存在交叉，有必要进一步精简或合并。
2．教育为先。
制约中国竞争力提升的一大“软肋”在于公共教育支出仍非常不足，国民素质总体不高，教育体系适应性不强，人才缺乏。
要改变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1）树立教育公平的理念。
国家应建立一种机制，不仅人人名义上享有平等教育的权力，而且实际享有平等教育的机会。
（2）加大政府教育投入。
当前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国民教育系列全部实行公费教育，这是加快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惟一途径；二是免去高校全部教育债务，使高校一心一意办教育。
韩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面观一、韩国内的新一轮“冲击波”――从“美国咳嗽，韩国生病”到“中国打喷嚏，韩国就感冒”近日在韩国掀起了一轮新的“中国冲击波”。
源头是4月28日温家宝总理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暗示中国政府将对业已过热的采取紧缩政策。
此话一出，全球主要国家股市都大受。
对中国市场依赖十分严重的韩国经济更是首当其冲：29日，汉城股市综合指数跌幅2。
93%，30日继续下降1。
43%。
股的二板市场(KOSDAQ)指数也下降了4。
73%。
须知，就连3月12日卢武铉总统被弹劾引发全国抗议潮的当天，汉城股市综合指数也才下降2。
43%，二板股市才下降3。
44%呀。
可见，中国总理对中国经济的讲话比韩国总统被停权对韩国经济影响还大！！这不是天荒夜潭，而是今天韩国经济的现实。
外汇市场上，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两天内由1150：1跌至1173：1。
尤其是钢铁、、石化等产品主要出口中国的行业股票损失惨重。
这两天韩国媒体发出了“温家宝暗示紧缩政策，国际股市发抖”、“中国因素使汉城股市大跌”、“中国冲击波使韩国经济对中国依赖日益加深”、“中国打喷嚏，韩国经济感冒”的惊呼。
韩国媒体更有文章比较了温家宝总理和格林斯潘近日的分别讲话，认为前者比后者对国际市场影响的威力还大。
中国因素之于韩国甚于美国之于韩国，用一句话形象概括就是：过去是美国咳嗽，韩国经济就生病，现在是中国打个喷嚏，韩国经济就感冒。
在韩国经济界一片恐慌之际，韩国财政经济部召开了紧急宏观经济会议，主题是预估中国的紧缩政策给韩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一致认为中国紧缩政策是韩国经济复苏及的“潜在危险”。
韩国经济对中国依赖究竟有多重？中国是韩国最大出口国。
据韩国的统计数字，1992年中韩建交时，两国贸易额只有53亿美元，12年来，两国外贸额年均以25%的速度递增，去年更是增长了47%。
2003年，中韩两国贸易额为580亿美元，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357亿美元，中国取代了美国（342亿美元）成为韩国最大商品出口国。
韩国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历程与意义1980年5月18日，韩国光州市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主化示威活动，这场被称为光州民主化运动的事件，不仅是韩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社会运动，也对韩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究这场运动的历程和意义，以期更好地了解韩国的社会和历史。
一、历史背景1979年10月，韩国总统朴正熙在一次暗杀事件中遇刺身亡，这一事件引发了政治动荡。
后来，由陆军司令任上的全斗焕上台，成为新一任总统。
全斗焕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压制，限制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这引发了社会民众的不满和抗议。
1980年5月14日，全斗焕政府宣布将实行戒严政策，以镇压反政府示威。
然而，这一举措只是加剧了人民的不安和反弹，最终导致了全国各个地方的示威活动。
二、光州事件的发展5月18日，光州市的民众走上街头，开展了和平的示威游行。
但是，政府军队却采取了残暴的镇压行动，使用了实弹和催泪瓦斯来对待示威者。
这一事件引发了人民的愤怒和抗议，大量的民众聚集在光州市中心，与政府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对抗。
政府军队对示威者的镇压甚至导致了示威者和无辜的市民的死亡。
这一事件引来了全国的谴责和抗议，一些学生和市民也前往光州市，支持抗议者。
最终，全斗焕政府不得不向国内和国际压力屈服，而光州事件也成为了它的政治灾难。
事件发生后，政府军队撤回，民主化呼声日益高涨。
一些知名人士和政治家也加入了民主运动中来，支持光州市民的呼声。
三、光州事件的影响1. 民主意识的壮大光州民主化运动促进了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加速。
这场运动为韩国民主化提供了燃料，使得韩国的政治风气逐渐开放，国家的进步逐渐得到了加速。
2. 社会和政治融合这场运动的成功也推动了韩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政治与社会的融合。
通过这场道德上的胜利，社会的形成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开放，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3. 社会发展的进步这场运动对韩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和政府加强了沟通和学习的机会，影响了社会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认识，推动了韩国社会的变革。
李铁：韩国政治社会转型，为什么能成功避免革命1948年，在美国的扶植下，大韩民国政府成立。
和那个时代很多取得独立的亚洲国家一样，尽管它们在建国之初都效法西方，选择了现代民主式的政治模式，但在最初的民主化道路上却都摔了跟头。
在经历了频繁的政治动荡和混乱之后，这些国家又重回独夫统治的道路。
韩国的故事也是如此。
当1959年，张勉从李承晚手中接手韩国政权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平抑社会动荡，很快在1961年，被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夺了权。
虽然两年后朴正熙迫于美国的压力，恢复了民选政府，而他自己也在1963年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实际上，一直到1987年卢泰愚发表著名的民主宣言为止，韩国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实施一种中央集权的威权政治，。
亨廷顿曾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分为三类:变革(transformation)，即当局自己实现民主；置换(replacement),即反对派推翻当局而实现民主；移转(transplacement)，即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行动。
而韩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就属于“移转”类型的典型。
这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在互动中此消彼长直至势力大体相当时互为妥协的过程。
韩国的这一政治社会转型，没有经历政权的断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韩国是如何做到的？“汉江奇迹”的黄昏在60—70年代，韩国经济在朴正熙政权的集权统治下取得了腾飞。
60年代前的韩国的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GNP仅80余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
但从1962—1976年间，朴正熙政府连续推出三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使韩国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9.5%，韩国经济由此实现了第一次腾飞。
韩国的人均GDP也由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640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8.9%，这一发展速度被誉为“汉江奇迹”。
朴正熙政权执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策，依靠集权主义的官僚体制通过权力高度集中，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大力扶持大型企业。
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公司,总统就是总经理，政府是企业管理机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销售机构。
1979年10月，朴正熙被刺身亡。
同样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延续了军人独裁，但同时也延续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进入80年代的韩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一跃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
这种高度集权、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对韩国的经济起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成为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首先，集权就免不了腐败。
朴正熙总统本人对此也感叹:“由于行政机构缺乏合理的控制，尤其是缺乏民主监督，国家公职常常由于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遭亵渎。
整个机构的制度化了的腐败现象即由此产生，其结果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病态。
”“自上而下的整个组织的政治腐败和枉法已渐渐地侵蚀了我们全部生活，甚至连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公共权利，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并追逐起他们的私利。
”尽管朴正熙利用个人权威大力反腐，自己也尽量保持清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制度来制约权力，反腐效果微乎其微。
全斗焕上台后，集权统治一时间有所强化，腐败现象更是愈演愈烈。
全斗焕对其亲属各授权柄，太子党立即大发横财，很快结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
除了腐败，国家主导经济开发与发展的模式也开始遭遇增长的瓶颈。
正如有专家在分析韩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时所说:“利用集权官僚制架构推动现代化，这种方式具有阶段性。
也就是说，它只适合社会经济尚十分落后的特殊阶段，当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社会必然会产生突破这种体制的要求”。
80年代初，为了走出发展的困境，韩国政府开始了“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道路。
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完全抛弃了国家主导经济的模式。
民主化运动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国民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国民对于威权统治的反感越来越强烈。
人们开始激烈地反抗政府压制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为，这直接造成了社会动荡，同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动摇了威权统治的基础。
在旧有的威权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社会普遍要求用多党政治、民选总统来取代一党政治和军人专政。
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成为韩国80年代以来社会改革的主旋律。
进入80年代之后，韩国社会的民主化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并在1987年达到了最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7年6月10日至26日的半个月间，韩国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
这是全斗焕上台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斗争，是民主势力与权威统治势力的一次最大冲突，史称“六月抗争”。
在这样的形势下，韩国当局选择了顺应民主化的历史潮流。
1987年6月29日，被全斗焕指定为接班人的卢泰愚，发表了历史性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这八项主张是: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实施公正选举法；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保证新闻自由；实施地方自治；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稳定；保证公共福利。
不久，这些原则被写入1987年10月27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
这是韩国成立以来的第九个宪法文本，惟有这次，宪法代表了民主的胜利。
当年12月，顺应历史潮流的卢泰愚当选总统。
1992年卢泰愚主动退出民自党，将党内大权交给金泳三，韩国彻底完成了军政府向文人政府的顺利过渡。
韩国为什么能避免革命？韩国的民主化转型，只经历了并不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经历政权的断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韩国是如何做到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死扛。
在全斗焕上台初期，他对社会不满仍然诉诸于武力镇压，他的强硬姿态使得全斗焕统治初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但全斗焕并没有一直强硬下去，他清醒地看到，韩国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快走到另尽头，民主政治已经是韩国不可逆转的潮流，没有民主政治的韩国很难进一步发展。
如果继续对民主浪潮实施高压政策，将有可能迫使反对派走向极端，最终玉石俱焚。
在1980至1983年间，韩国经济增长率由5. 2%升至11. 9%，而通货膨胀率由28. 7%降至3. 4%，这也给了全斗焕政府以信心，当局认为自由化的实行并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1983年，全斗焕开始主动实行一些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解除对绝大多数反对派政治家政治活动的禁止，撤出驻扎于校园的军队等。
在政府主动减压之后，民主化运动迅速火热起来。
1984年底，由42所学校学生社团组成的全国学生代表机构成立。
1985年4月，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成立了更系统的伞状组织全国学生联盟。
1984年，涵盖范围更广，将工人、学生、农民、记者、宗教团体等各阶层反对势力均包括进去的民众民主运动联合会以及全国民主与统一联合会相继成立。
1985年，这两个伞状组织又进一步联合成一个全国性最高组织———民主统一人民联盟。
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多阶层联盟。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局的容忍，这些组织能成立并大规模活动。
第二、反对者也觉得没必要，也不愿意走极端。
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选择死扛，愿意提供改革的空间。
那么反对者也认为没有必要走极端，这也使得运动中的极端派别不得人心。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通常是比较极端的派别，但在卢泰愚的民主宣言发布以后，这些极端势力迅速被民众所抛弃。
当过于热衷运动的极端派别民众党进入1988年和1992年国会议席角逐时，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投他们的票。
即使在工业城市蔚山，工人也不愿将选票投给工人候选人。
因为人们普遍觉得，在政府显露出开明的诚意之后，激进的运动已经没有必要。
1987年之后，民众运动开始逐渐被市民运动所代替。
在市民运动中所建立的主要组织包括:经济正义市民联盟、廉政之眼、公正选举市民运动联合会、参与民主人民联盟以及青年基督教联盟等等。
这些市民运动组织，比之前更注重关注细节的进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市民运动与之前民众运动的不同。
这样的转向，表明韩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建设性，极端势力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第三、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1980年韩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5%，1985年为40—50%。
中产阶级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所以道德感以及民主意识都很强，是民主运动的重要推手。
1987年6月9日,《韩国日报》曾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作了一项民意调查，有85. 7%的中产阶级同意“即使推迟经济发展，我们也应促进人权”的命题。
1986年7月仁川警察残酷虐待前汉城国立大学女生金英姝以及1987年初特种保安警察折磨学生活动家朴中哲致死曝光之后，中产阶级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而当全斗焕4月13日作出不明智举措时,中产阶级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参与“六月抗争”。
他们的介入打破了威权政府与反对势力之间的僵持状态，对结束专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中产阶级也有相当理性和保守的一面。
因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秩序有相当的敏感性，一旦社会民主斗争极端化，中产阶级便会退出民主运动，这是其保守性的表现。
第四、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
没有组织的人群只能是乌合之众，这样的乌合之众很难与威权政府进行健康的博弈，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是混乱的暴民革命。
而韩国之所以避免了这两个极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些运作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
比如基督教会。
朝鲜战争后，在欧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
基督教思想弥补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 ,在维护人权、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促进民主政治和鼓励经济奋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威权政府在对付有着国际背景的教会时往往不得不有所顾虑。
另外，基督教会参与政治，有着很好的历史经验，思想成熟、组织完备，还有国际支持，教会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贡献不小。
还有就是各种NGO及企业的力量。
各种社会团体的建立使得各个阶层的自我意识得到强化，有组织的参与公共事务也避免了混乱与极端，NGO的繁荣、公民社会的成熟，都为韩国稳健的政治社会转型提供了保障。
20 世纪80 年代, 随着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施行, 韩国的大企业已具备自筹资金的能力, 对政府的依赖大为减轻。
尽管在压制劳工运动上与政府意见一致, 但大企业已不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意愿了。
企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伴随这民主诉求，但商人的保守本性又决定了他们参与政治是有序和理智的。
当然，必须补充的是，韩国成功的民主转型也有特殊的外部环境的因素。
首先背后的美国的强力存在，其次是对朝鲜的存在的忌惮。
无论是当局，还是反对派，都知道不能搞过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