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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鲁迅与胡适“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阐释文/李宗刚在1925、1926年这两年里，鲁迅、周作人支持的《语丝》与胡适、陈源等为重要撰稿人的《现代评论》发生了激烈的笔战，《晨报副刊》也成为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
1926年2月，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刊发了其与李四光的通信，提岀要结束这一场笔战。
鲁迅则针锋相对，认为这是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
胡适为了调解这一笔战，给周家兄弟和陈源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但周家兄弟并不认同胡适的观点。
此后，周家兄弟与胡适闹翻。
周作人与胡适于1929年和好，但同为文坛巨擘的鲁迅与胡适为什么未能恢复当初的关系？对此.我们有必要将鲁迅与胡适置于“异同”的视阈来加以解读。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基调是“和”鲁迅和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将，对推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第一代真正觉醒的现代中国人，他们具有独立的现代人格，显示出已经醒来的“真的人”的文化格局，他们对彼此的评说也具 有鲜明的认同性特点。
我们不妨以鲁迅对胡适的评说为切入点，探究他们之间的“同”：其一，鲁迅对胡适的肯定性评说。
学界关于鲁迅评说胡适方面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将关注的重点放在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方面，而对鲁迅肯定胡适的评说不甚重视。
其实，“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在诸多方面是心意相通的，关系的基调是“和”。
鲁迅对胡适在“五四”文学倡导方面的功绩.毫不吝啬地给予肯定。
比如，1927年2月180,鲁迅在香港的演讲中谈及文学革命时提到胡适的作用：“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o”1935年3月2日，鲁迅再次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
可见鲁迅对胡适新文学历史功绩的肯定。
鲁迅高度评价胡适的文学研究及日记写作。
1922年8月21日.鲁迅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曾经这样称赞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二人产生罅隙后，鲁迅依然赞赏胡适的日记写作。
胡适与鲁迅的错话和假话作者: 张耀杰要点提示：1、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谈及《新青年》四卷五卷轮值编辑成员时误将李大钊划入其中。
2、《新青年》旧同人沈尹默在建国后为假造历史而扯谎，虚构时人故事，胡适因此不忿。
3、鲁迅曲笔虚构了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周作人一直试图还原这一点，但仍不成功。
以下为正文：在民国史上，胡适与鲁迅曾经是《新青年》同人团队中志同道合的两位同人。
随着《新青年》同人团队渐行渐远的分道扬镳，两个人分别被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奉为不容置疑的精神偶像。
而在事实上，胡适与鲁迅和所有平常人一样，是人类共同体的普通一员，他们在一生当中难免要说一些不太准确的错话或者假话。
一、说错话的胡适1922年3月3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民国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讨论很多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
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
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话文做文章。
七年四月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名为‘建设的’，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
”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是专门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撰写的，初稿曾经送给蔡元培、鲁迅等人征求意见，按照常理应该被视为历史定论。
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刊登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新青年》4卷4号上：这期杂志的轮值编辑是陶孟和而不是李大钊。
刘半农在1917年10月16日致钱玄同信中以“台柱”自居倡议组建《新青年》同人团队时，李大钊刚刚脱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南下上海，入住孙中山任命的广州军政府驻上海全权代表孙洪伊家中从事政治活动。
同年11月11日，李大钊由南京返回北京，住进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家中担任家庭教师。
1918年3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的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
在此之前，《新青年》第四、第五卷的轮值编辑已经确定，李大钊显然没有机会成为轮值编辑。
我以为，鲁迅与胡适实质上是不可比的。
读过孙郁先生?鲁迅与胡适?，我自忖，他尽管花了那样多的笔墨比拟鲁迅与胡适，但内心里也是觉得，二人实际上不可比。
看?鲁迅与胡适?，孙郁先生把“性情〞列在首位，这也大有深意在了。
性情在他看来，二人是不同的；性情不同，还有什么可比性？“鲁迅与胡适由同一营垒到后来的分手、对立，不仅隐含着中国新文化的主线，而且也是东亚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冲突。
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
〞“鲁迅与胡适的精神，都会给文化的开展带来长长的投影。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有过什么奉献的话，鲁迅与胡适的遗产，便会说明着什么。
〞这两段话出自书的?后记?。
据此，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与其说是比拟二人，不如说是梳理二人间的关系，注意的那么是其中的交叉点。
再准确点说，是希望通过二人间的交叉点来思考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文化开展的不同路向及其成因。
我曾经读到过一位值得尊敬的文学评论家为此书撰写的评论，文字简洁、精当，结论却令人失望。
他得出的鲁迅比胡适“深刻〞的结论，未能走出传统的思维定势不说，可能也误读了孙著。
可是细想想，这种误读可能还是由于孙郁先生诱导的结果，读?鲁迅与胡适?，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当写到鲁迅时，作者往往使用近乎诗化的文字，竭力挖掘，把优长处推向极致，于缺陷处那么不免优容；而写到胡适，那么大多文字舒缓，肯定处肯定得恰到好处，但态度上总逃不出“尽量理解〞的圈围，往直白里说，有些地方让人有怀揣难言之隐而扭扭捏捏的感觉。
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看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胡适与鲁迅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成认这样一个事实：鲁迅正在走下神坛，而胡适那么渐渐上升到平地。
我的阅读面很有限，但在我所读到的，关于鲁迅与胡适地位变化的评论以及争论的意见中，有不少就是因为不适应、不习惯于这种变化而产生的。
无论是破口大骂，还是忠心保卫，也无论是全面提升，还是尽情挑刺，实际上在潜意识里都是不希望自己对历史的固有“想象〞落空。
摘要：鲁迅和胡适都是近代中国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也就近代中国文学的领路者和奠基者。
但是由于两位文学巨匠生活的环境和自身经历的不同，导致两人的文学作品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的存在，本文对鲁迅和胡适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希望可以对整个现代文化现实主义理论的复杂性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和了解，为接下来的文学研究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鲁迅；胡适；文学作品鲁迅和胡适先生都是经历了新青年运动的洗礼，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下生成的文学观念。
一是推动了当时的文学理论发展进程，二是和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保持着密切联系。
所以本文将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的文学作品风格和观念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九一八”以后,主战的鲁迅与作为主和派的胡适,也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有认识分歧。
但是,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二人也颇有同一性。
超越了民族主义,是二人对待日本态度的根本相同处。
二人在战争环境下仍然能对日本有清醒的认识,仍然主张中国人应该学习日本人的长处,仍然对中日重归友好怀着殷切的期盼。
一、文学创作观点分析在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题材的选取对于整个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进行文学题材的选择上面，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在新青年运动爆发前夕，胡适先生清晰的指出了要对现有文学题材进行拓展，同时对当时旧文学内容存在的内容虚空、材料乏味等问题进行了锐利点评，作家在对创作材料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不能局限在青楼、官场和龌龊社会三个方面。
同时希望新生代青年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选题的角度和材料多向平民靠拢，为平民文学这种生命力极强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鲁迅先生对于平民文学的看法和胡适大致相同。
同时补充到新文学应当更加可以反映当代丰富多彩的生活，激励新一代作家还要不断在新的题材上进行拓宽，重视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和分布的广泛性。
鲁迅先生在对台静农小说作品进行评析的过程中，同时鲜明的表达了自己对题材新颖程度的重视态度。
鲁迅当年是如何痛骂胡适的1925年，鲁迅辛辣嘲讽胡适“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让人作呕1、胡适主张学校是教学机关，不应该卷入政治漩涡尤其是党派斗争漩涡中去，鲁迅骂他出卖灵魂，令人作呕鲁迅年长胡适10岁。
二人之友谊，始于1918年（共同为《新青年》撰稿），终于1925年（因“女师大风潮”而生嫌隙）。
胡适日记中，记载了不少这段时期二人交往的具体情形，如“与启明（周作人）、豫才（鲁迅）谈翻译问题。
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
”“演讲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
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
”①鲁迅出版《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曾誉之为“一部开山的创作”；鲁迅对胡适的《西游记》、《水浒传》研究，提供过不少帮助，也称赞过胡适的某些文章“警辟之至，大快人心！”②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
胡适也受波及，第一次被鲁迅极辛辣地不点名嘲讽（之前也有过讥刺，但程度甚轻），说他“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
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③嘲讽的原因如下：女师大风潮蔓延到北大，北大评议会部分人士认为教育部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乃是教育界罪人，在投票程序并不合法的情况下（如主持人违规参与投票以打破六票对六票的均势，临时宣布评议会无表决权之议案、强行付诸表决等），投票宣布北大独立，与教育部脱离关系。
胡适等17名北大教授则于事后发表公开信，呼吁学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
胡适的这些言论，引发了鲁迅极大的不满。
④2、女师大学潮中，学生一方粗暴剥夺校长资格，查封校长办公室；鲁迅指责校长杨荫榆对学生“率警殴打，断绝饮食”，并非事实20年代高校“学生自治会”权势过大，与女师大风潮有极大关系。
胡适与鲁迅悲剧观念之比较摘要：胡适与鲁迅先后在各自的著作中发表过对于文学中悲剧精神的看法。
针对中国古代文学中贫瘠的悲剧思想和“大团圆”的悲剧结局，二人不约而同地表示反对。
在树立新的悲剧观念上，针对西方古典悲剧观中的英雄悲剧，二人皆提倡现实主义悲剧观，并都认同进化的文学观，并且都不认同把西方的悲剧模式完全照搬到中国。
尽管二人的悲剧观念有诸多相同之处，但是在西方悲剧观视野的观照之下，依旧有着不同于对方的独立主张，以西方悲剧观念发展的历史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胡适的悲剧观同亚里士多德有相似之处；而鲁迅的悲剧观更加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与果戈理。
论及悲剧问题的具体实施时，二人的悲剧理论中都缺乏具体举措，我们只能从他们的文学观上来整体把握，发现鲁迅在悲剧理论的建构上明显比胡适丰富。
关键词：胡适鲁迅悲剧观念一、对中国传统悲剧的批判胡适和鲁迅作为“五四”一代知识界的旗帜性人物，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悲剧观念作出了批判，特别是对其中“大团圆”的悲剧结局的特点，都进行了无情的批评。
在他们的眼中，大团圆的结尾和中国国民性中的落后面是分不开的，这必然会影响到悲剧的艺术效果。
中国传统的悲剧艺术确实有二人所指出的问题。
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乐于接受超现实的慰藉的审美心理，在关汉卿的作品《窦娥冤》之中，窦娥虽然冤死，但是六月忽降飞雪，遮盖住死者的尸首，这件事情已经使得窦娥的冤情昭告天下。
人民群众借用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逐渐形成一种历史的意识；人间到处都是冤屈不平，但是上天一定会主持公道的。
{1}在第四折中，窦娥的冤情被窦天章翻出，但是窦天章是一个糊涂的官员，还是在窦娥鬼魂的提示下才发现女儿的冤案。
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大团圆”结局，作者借用人们心中普遍的迷信观念，通过艺术加工，强化被压迫者的反抗意志，将主人公的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加以升华。
通过对《窦娥冤》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关汉卿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者，同样也是一个包含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笔下也会描写诸多黑暗，但那些只是作为“希望”或“光明”的衬托而存在。
胡适晚年，如何评价痛骂过自己的鲁迅？今年是鲁迅去世80周年。
“要胡适，还是要鲁迅”，是当下极常见的争论自八十年代以来，“要胡适，还是要鲁迅”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争议不休的话题。
如1998年，《读书》杂志组织召开《人间鲁迅》再版研讨会，谢泳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极尖锐的问题：“为什么鲁迅后来被……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2000年，李慎之撰文《回归五四学些民主》，又称：“鲁迅还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
”①……这些意见，都曾引发激烈的争论。
近年来，这样的争论，在民间舆论场，也已成常见之事。
鲁迅生前对胡适颇多痛骂与嘲讽，二人确实不是同路人确实，无论是思想还是立场，鲁、胡二人的对立，在鲁迅生前已颇明显。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
胡适则呼吁“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
鲁迅遂嘲讽胡适“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
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1927年，胡适欲北上，顾颉刚给他写信，极力劝阻，理由是“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孙）伏园、川岛（章廷谦）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
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顾氏之言虽不免夸张，却也可见鲁迅对胡适的恶感已非一日。
②1929年，胡适曾公开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
但二人的关系已难挽回。
1933年因反对带有共产国际背景的“民权保障同盟”把法律问题统统弄成政治问题，以至于牛兰夫妇这样的共产国际间谍亦在同盟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的名单之中，胡适再次被鲁迅痛骂成颠倒黑白、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
③同年，鲁迅还曾嘲笑“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缘由是胡适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胡适刚刚在《独立评论》上刊文《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告诫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内地，——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