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与原文意图冲突因素分析_兼谈翻译中的意识形态_司显柱

2005年第6期总第127期　外语学刊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2005,No.6Serial No.127译文与原文意图冲突因素分析———兼谈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司显柱(江西财经大学,南昌330013)提　要:本文从语言、功能、情景三者互动的角度论述了言语交际是以交际意图为中心的语言编码与解码过程以及交际意图随交际情景和主体的变化而改变的命题。

在其基础上,文章分析了产生译作与原作交际意图冲突的两大因素,并在此过程中阐述了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言语交际;意图;翻译;意识形态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5)06-0072-04 1　言语行为框架及交际意图语言的一种最重要功能就是交际,而言语交际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是在包含形式(语言)、功能和情景这样三个系统的言语行为框架(verbal behavioral framework)里运行。

由于语言、功能和情景三者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表现出紧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一定的语言形式建构一定的情景语境,而一定的语境又决定了选择一定的语言形式;一定的功能依赖于一定的语言形式来实现,反过来,一定的语言形式则表达一定的功能,所以,言语交际,究其实质,就是交际主体针对一定情景语境(如语域)对所使用的语言的词汇———语法资源(形式系统)有目的的选择和操纵而将自己的交际意图进行编码,和读者/听众对所读文字、所听话语通过对反映语言、功能和情景互动关系的言辞形式特征的细分缕析从而解构出作者/发话人交际意图即解码的过程。

也就是说,贯穿言语交际整个过程之始终的就是交际主体围绕交际意图这个关键词在语言、功能、情景框架下的编码和解码活动。

那么,这里的交际意图与前述言语行为框架中的语言功能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它们可以说是硬币的两面。

人们使用语言所要实现的目的或意图,反映在语言的层面上就是语言所发挥的功能。

可以说人们用语言要表达多少种意图语言就相应地有多少种功能,如祝愿、庆贺、批评、表扬、警告、说服、安慰等。

但是,尽管人们实际使用语言时要表达的意图各种各样,表现在语言功能上也相应地五花八门,然而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在研究、甄别和梳理语言的各种具体用途、功能后,将其概括和抽象为语言的三种元功能(meta function),即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

从前述语言形式对功能体现的角度,概念功能主要体现于小句的及物性系统,人际功能体现于小句的语气、情态系统和一些具有褒贬色彩的词语上,而语篇功能则体现于小句的主述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中。

我们知道,作为当今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系统功能语言学渊源于Protagoras和Plato 等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研究传统,着眼于语言的人本性、社会性一面,师承Firth倡导的以意义而非形式为语言研究的方针,秉持Malinowski关于语言研究中的语境思想,继承Hjemslev的语符学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思想,因而始终把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形———语言在一定情景下的应用———言语、语篇,确立为语言探索的对象,始终把语言在实际情景语境中表达的意义,即言语所发·72·挥的功能作为语言研究的主要关怀,始终把语言交际视为一种社会人所从事的社会行为。

自然,这种社会符号学取向的语言研究必然聚焦于语言在实际情景语境中表达的意义,即言语所发挥的功能,而语篇交际者在一定语境中基于一定的意图或目的讲的话或写的文章(胡壮麟等1989),即语言的实际使用,必然合乎逻辑地成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和探索言语交际的视角。

而从语篇角度看言语交际,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就是作者、发话人对语篇的编码(encoding)和读者、受话人对语篇的解码(decoding)过程.翻译,作为言语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与一般言语交际———单语交际情形相比,既具有共性的一面:如一样在言语行为框架下运行,也同样经历言语编码和解码环节;但另一方面,因为横跨两个语言及文化系统,而两个系统在言语交际行为所涉的语言(形式)、功能、情景方面又常常不相侔,因此,无论在解构原文还是重构翻译文本过程中,都常常表现出不同于单语交际的特征和受到不同的言内、外因素的影响。

例如,翻译的过程是交际主体———译者先对原文语篇解码,在吃透原作意旨和交际意图的基础上,才谈得上针对新的交际环境运用新的语言形式即目的语将之所理解的原文语篇编码成译文语篇。

因此,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解码者,其后才是译作的编码者。

所以,相对于原文创作来讲,翻译即译文重构时介入的是不同的交际主体———译者(而非作者),面对的是不同的情景语境(不同于原作的读者对象和文化环境),使用不同于原文的语言(目的语)等,因此情形常常是具有不同的交际意图,表现出不同的交际价值和语言特征。

以下就造成译文与原文交际意图冲突的因素从情景语境和交际主体二个方面予以剖析。

2　语境不同,意图有别我们知道语言编码是交际主体在一定意图主宰下对读者/听话人的世界知识结构状态、社会经验、认知和语言能力等方方面面的假定和预测的结果,并表现出语篇属性上的连贯性、衔接性、意向性、可接受性、信息性、互文性与情景性等特征。

就翻译情形而言,由于编码环境的改变,就往往伴随着译作的交际意图与原作交际意图的偏离和冲突。

这种意图上的冲突,从功能与形式关系的角度看,必然导致译文不同于原文的言语特征。

例如,西方的意识流开山之作小说《尤利西斯》,作者Joyce的创作意图是“我在这本《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谜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

(张美芳2001)为实现这一意图,在写作策略上,他采用了包括句与句之间无标点,词与词之间不空格等“出位”的手法。

对于Joyce的这一意图和《尤利西斯》因而表现出的语言(包括书写)特征,翻译大家萧乾、文洁若夫妇凭借自己学识深厚的英语和西方文学修养以及多年对这部小说的研读,可以说是了然于心的。

但是,由于翻译与写作创作时的迥然不同环境———英、汉语言在音、形、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译作读者对象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一般读书界和研究者,因此,译作的意图是化开Joyce的谜津,解开天书之谜,这样原作与译作在语篇建构时发生了意图冲突,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原作与译作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征。

如:Davy Byren smiledyawnednodded all in one.———I iiiii chaaaaaaach!(p177)戴维、伯思边微笑边打哈欠边点头。

“啊———哧!”(第八章:313)原文的长词是smiled,yawned和nodded三个词的连写。

Joyce这样做当然可以解读为是为了强调这三个动作发生的同时性,但是要实现这一目的完全可以用常规的手法,如使用英语词汇库里的副词simultaneously.这里考虑到他的创作意图,我们认为他这样别出心裁,主要是为了增加阅读难度,表现“出位”。

而译文语篇为化解谜津、方便读者则将它按常规分开译写。

3　不同的主体、意图及意识形态由此可见,译作与原作交际意图的冲突事实上是译者与作者意图冲突的反映。

导致译作不同于原作交际意图的译文交际环境就是导致译者产生不同于作者交际意图的因素,即翻译时环境的改变对交际意图的影响是通过主体这一中介发生作用而在译作里表现出来的。

不难看出主体因素对交际意图的影响至为关键。

具体地说,导致译作不同于原作交际意图的主体因素的作用一般表·73·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主体即译者误解或曲解了原作的意图,2)译者在译文编码时因意识形态的因素而加进了原文并不曾有的意图。

3.1　交际主体误解或曲解原作的意图从翻译研究者的角度,原文语篇的交际意图是什么,译作语篇的意图又是什么,两者是否相同或冲突一般只能依赖于通过分析、解构和比较译作与原作来把握。

但是,根据前述功能与形式关系的论述,那种通过分析译作不同于原作语言特征来进而把握译文与原文在交际意图上是否不同和冲突,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却有两种情形:其一,译者没有吃透/把握原作的交际意图。

而究其原因则又有两种情形:1)由于自身语言、认知能力等方面的不济未能吃透原作的真实意图(这种情况无论在职业译者还是翻译新手的译作中都可谓屡见不鲜,本文在此不予以阐释);2)译者在解构原作时带进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因此其理解的“意图”并不是作者真正表达的“意图”。

其二,虽然译者通过对原文包括言辞特征、写作背景等在内的分析、考察确实领会了作者的意图(如萧乾、文洁若夫妇对《尤利西斯》的翻译),但译者在译文重构时基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情感喜恶等意识形态因素编进了“私货”,即原作所没有的意义,因而传递了不同于原作的交际意图,在语言上表现出译作不同于原作的特征。

事实上,译者在解构原作时“曲解”其意图,从解码的角度看并不奇怪。

首先,一些语篇,如文学语篇,语言在意义上的多义性、不透明性、无限衍义性等特征,使其在客观上存在多种阐释的可能。

如对莎剧Hamlet中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的翻译就有多种版本。

其次,根据篇章语言学的研究,虽然语篇呈线性序列,但读者对构成线性序列语篇的各个部份并不是依其在语篇中的排列顺序作为信息自治单位来处理的,也不是像人们料想的那样依序解构语篇序列一个个组成的,而往往是在这些组成之间来回往返,将各种不同的信息构件反复拼接并组织为各种不同的信息束(information cluster)。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信息束在读者脑中处于显要地位,另一些则居次要地位。

用B eaugrande(1978:32)的话讲,“这样推定或许更为确切:信息不是呈水平方式,而是以地形截面图的形式存放在大脑里的,因而,一些信息相对于另一些信息处于更高的位置。

”阅读的这一过程表明:语篇实际所包含的信息与读者脑中注册登记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一致的。

事实上,篇章语言学家对阅读和意义解构的阐释与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可谓不谋而合。

鲁迅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与Hatim关于阅读的阐释也异曲同工:“理解决不仅仅是明示语篇及其组成成份的外在所指,而是伴随着思想、情感因素的介入其中”。

(Hatim2001:114)简言之,读者在阅读/解构语篇时是要将自己的已有知识、信念和价值观带进阅读中的。

3.2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在研究译作与原作交际意图冲突的根源时,我们发现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即译者在重构翻译文本时将自己的价值观、信仰等意识形态编织进去从而使译本表现出不同于原文的语言特征。

据Hatim&Mason(1997:1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刊物《信使》(Courie r)登载了以下一段英语译文(原文是西班牙语):The greatest and most tragic clash of cultures in pr e-Columbian civilization was recorded by some of those who took part in the conquest of Mexico.Hernan Cortes himself sent five r emarkable letters back to Spain between1519and1556,and the soldier chronider Bern at Diaz del Cashllo(c.1492—1580), who ser ved under Cortes,fifty years after the event wr ote his Tru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 The vanquished peoples also left written records.A manuscript dated1528,now in the Bliotheque Na-tionale in Paris,recounts in Nahuatl,the language of the Aztecs,the traumatic fate of the Indians.我们知道,语言编码总是围绕某个内容、话题或领域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