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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构型利益集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并未彻底消除，中央政府内部原有的产业管理部门逐渐异化为机构型利益集团，成为部门（行业）利益的代言人。
1 （2）、公司型利益集团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计划与市场并存、权力与金钱结盟现象增多，培育出众多以垄断企业和暴利企业为代表的公司型利益集团。
（3）、社团性利益集团在中国的语境下,社团性利益集团包括两类,一是具有显著国家统合主义( state corporatism) 特征的人民群众团体(比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与官办行业协会(比如中国科技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等) 。
二是社会新兴中间组织即自治性民间社团(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2（4)、行业性利益集团行业性利益集团主要是指：某些企业基于自身的发展需要与本行业的共同利益诉求组成表达与维护本行业利益的组织，例如行业协会、商会等。
（5）、非组织化利益集团非组织化利益集团主要是由弱势群体形成的潜在利益集团,大体包括农民、农民工、蓝领产业工人与雇员、个体工商户、城乡贫困人口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
这一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低下,在与其利益相关的决策制定与实施过程没有发言权。
尽管如，这些群体的活动已经是过去十年里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并对于公共政策的改变有着重要影响,因而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利益政治现象。
有的甚至断言,中国民主政治必然走向协商民主。
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已逐渐显现出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
1. 人大立法过程中的协商。
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积极推行协商。
全国人大每一件法案的起草都采取协商民主的形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或举办专家座谈会、论证会听取专家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或直接委托社会研究部门起草法案。
如全国人大在婚姻法、物权法、个人所得税法的起草和修改中,都注重广泛听取、吸收社会公众的意见。
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讨论重要法案时也召开听证会,让不同利害关系方发表意见并进行辩论。
中国的利益集团研究作者：刘玉成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16期源于政治学的“利益集团”一词原本中性，是指基于共同利益形成的社会团体，力图对国家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
现提及更多的是其特殊概念，指借助公权以不合理的手段获取自身利益。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并不认为自身存在利益集团。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分化，十三届二中全会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
”对于“中国有没有利益集团”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但对利益集团其他方面的讨论仍在继续。
谁是利益集团？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既有共识也分歧，其普遍认为中国利益集团具有内生于权力、行政性垄断、形式合法化、形态模糊性四个特征，但在具体划分方法上存在不同意见。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形成三大利益集团——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并由此衍生出权贵、经营垄断以及地产资源三大富豪群体。
也有学者提出判断中国利益集团的三条标准：攫取了并将继续攫取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对可能损害其利益的进一步改革持消极态度；有很大的能量阻扰、化解改革。
他们认为中国存在七种利益集团。
据此判定中国存在七类利益集团：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以中石化和中石油等为代表的国有垄断企业、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主要指官二代、官三代）、具有挟持政府的能力的房地产开发商、民营企业及民营资本、体制内的部分专家学者。
还有学者根据利益集团运行机理将其划分为六类：一是权力市场化的特权官僚集团，指个别掌握公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特别是行业主管部门；二是垄断重要资源和市场的国有垄断企业集团，主要集中在烟草、电力、石油开采与加工、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广播电视和金融保险等七大行业；三是公共资源市场化的准政府型部门，指处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如公立医院和学校以及某些与公共事业联系密切的服务性部门；四是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境外和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五是向权力寻求特殊保护和优惠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六是与权力有着密切关系或直接是官商同盟的暴利行业集团，如房地产企业集团、采矿企业集团和靠股市、期货等获取暴利的行业。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探究引言社会利益集团是指由一群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其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社会福利、利益和权益。
在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进步日渐迅猛，并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进步现状、特点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第一部分：社会利益集团的进步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集团蓬勃进步。
依据统计数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数量已经从几十个迅速增加到数以百万计。
这些集团遮盖了各个领域，包括环保、健康、教育、社会公益等。
而且，这些组织不仅数量浩繁，规模巨大，而且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
其次，社会利益集团在组织形式上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进步，社会利益集团的形式也在不息创新和多样化。
除了传统的非政府组织（NGOs），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和志愿者组织加入到社会利益集团的行列中。
这些新型组织形式不仅重视社会效益，还强调经济可持续进步，这为社会利益集团的进步带来了新的机遇。
第二部分：社会利益集团的特点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特点主要体此刻以下几个方面：1. 多元化：社会利益集团涵盖了各种领域和行业，从环保组织到健康慈善机构，从教育组织到社会公益团体。
这种多元化体现了社会利益集团的广泛性和宽容性。
2. 反映社会问题：社会利益集团的成立往往源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挑战。
这些问题可能涉及环境污染、贫困救助、公平教育等方面。
社会利益集团通过调研和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援助改善社会状况。
3. 专业性：社会利益集团通常由一群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在特定领域中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这使得社会利益集团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专业的意见。
第三部分：社会利益集团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利益集团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此刻以下几个方面：1. 资源调配：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资源和服务，平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
他们致力于改善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
2. 社会创新：社会利益集团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他们敢于尝试新的方法和模式，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一、引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的存在与作用受到广泛关注。
利益集团是指一群具有共同经济、政治或文化利益的个体或组织，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并参与政策制定和政治决策过程。
在中国政治中，利益集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政治资源，对国家治理和政策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对中国政治中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进行探讨和分析。
二、利益集团的分类及特点中国政治中的利益集团可以分为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集团。
这些集团通过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源来影响政治决策和政策制定，以实现自己的利益。
政府利益集团是指政府官员和机构所组成的集团，他们通过政治权力来获取利益。
这些利益集团通常是政府的一部分，如党派、政府机构和军队。
他们通过权力和地位来影响政策制定和政府决策。
企业利益集团是指那些由企业家和企业组成的集团，他们通过经济资源来影响政治决策和政策制定。
在中国，企业利益集团通常是由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组成，他们通过捐款、行贿和掌握经济资源来获取政治资源。
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是指传媒、学术界、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组织所形成的集团，他们通过舆论和人际交往来影响政治决策和政策制定。
这些团体通常与政府和企业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在社会舆论中塑造某种利益诉求和意见来推动政策的制定。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是指中国各个地方政府所形成的利益集团。
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资源、投资等手段来获取政治资源。
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在政治中的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利益集团在中国政治中有着不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和组织能力，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来参与政治决策和政策制定。
其次，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本和资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资源，这些资源使得他们能够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最后，这些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具有很强的弹性和适应性，能够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来调整策略和行动方式，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
解读中国利益集团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振奋了无数人。
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
这是社会利益集团出现的基础。
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响。
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
中共xx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
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XX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
XX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
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
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
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
利益集团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作用探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客观存在已成为不容回避的显性政治力量,利益集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它的出现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运行也有着某些现实或潜在的消极作用,只有明确了利益集团的作用,才能对其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政策,并引导其健康发展。
标签：利益集团;重要变量;政治作用中图分类号: D0131 利益集团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变量所谓“利益集团”,罗伯特·达尔认为:“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的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我国学者王浦劬认为“利益集团是具有特定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结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团体”。
在本文我们认为“利益集团”是指具有共同利益基础并能意识到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以联合的方式追求和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
利益集团在西方国家被看做是政治生活的常态,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不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的。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造成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的不断调整,一定的利益差别必然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
尽管政治当局、公共舆论及学术界对“利益集团”的字眼使用是谨慎的,但改革开放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在中国,利益集团已出现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88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二中全会报告第一次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
”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在围绕加入WTO等国家大政决策面前,在铁路、房地产、石油、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在地方党政干部人事任免,公共投资与财政资金分配,政策法规的制定,地方国家机关的具体执法行为和司法行为等方面,利益集团参与并影响公共政策的活动过程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也表明,在当代中国,利益集团正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
其中利益集团的游说行为日益显性化、由利益集团引发的社会问题、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不正当竞争手段等都增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变数。
中国的权力与利益集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政治体制中存在着权力与利益集团的现象。
这些集团由一群拥有实际权力和控制经济资源的人组成，其目的在于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的权力与利益集团，以及其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一、权力与利益集团的形成原因权力与利益集团的形成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时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私有产权的认可，一些政治家、企业家和高级官员开始积极寻求利益，并通过掌握重要权力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对权力集中和调控经济的需求也为权力与利益集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传统上，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掌握着经济资源的分配权。
这为一部分在政府内部居高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实现私利。
二、权力与利益集团的不同类型中国的权力与利益集团可以分为政府官员集团、企业家集团和地方利益集团三大类型。
政府官员集团是指那些在政府机构中拥有实权的高级官员组成的集团。
他们通过利用权力资源，控制经济资源的分配，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企业家集团则是由那些成功的商业领袖和企业家组成的。
他们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掌握市场份额以及与政府官员建立紧密联系来追求自身的利益。
地方利益集团是指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内部形成的利益集团。
由于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地方利益集团往往通过与地方政府的互利合作，再结合掌握的资源，来扩大自身的利益。
三、权力与利益集团的影响权力与利益集团的存在对中国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权力与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由于权力与利益集团掌握着重要资源和特权，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一部分普通民众则因缺乏权力和资源而处于劣势地位。
同时，权力与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损害了法治和透明度。
权力与利益集团通常能够通过其影响力来影响政府决策，违背了公正的政治环境。
这种现象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并使得政府的决策缺乏合法性和可信度。
中国社会的利益集团及其政府政策探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变迁，各种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
本文旨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分析、利益分析等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历史流变、基本特征、社会影响进行剖析，并在提出相应的应对政策。
1.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历史流变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从自在的利益群体到自为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仅存在一些自在的利益群体，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利益集团开始产生并迅速发展，出现了能自觉代表相关社会群体利益的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
1.1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利益集团建国之初，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施，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集团被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基本上被赶出大陆，中国还存在着工人利益集团、农民利益集团、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民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
各利益集团在共同纲领的框架内的表达自己的经济、政治诉求。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旧中国中的一切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集团都被彻底摧毁。
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上主张人民利益高度一致，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这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特点，使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呈现出高度的整体性，尽管当时中国社会也存在着简单的阶级、阶层结构，但是代表局部利益的利益集团不应该也不容许存在。
1.2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利益集团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转型，政治权力、资本、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场域中重新洗牌，中国社会高度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不断解构、分化与重组，出现了能自觉代表相关社会群体利益的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
首先，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为中国利益集团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
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几个利益集团的成因及现状(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
我们知道，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即从经济学角度上讲的资源配置最优状态，只要满足帕累托最优的三个条件就可实现。
构建和谐社会的另一核心要素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要保证资源配置的严格公平。
为界定资源严格公平配置。
首先要给出经济学中嫉妒的定义。
如果与自己拥有的消费组合相比，经济主体A严格偏好于另外一个经济主体B 所拥有的消费组合，那么就称A嫉妒B。
通俗地讲，嫉妒指经济主体想用自己所拥有的消费组合与B进行交换，以使自己的福利得到严格的提高。
如果在一种资源配置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嫉妒任何一个其他经济主体，那么该资源配置就是公平的。
严格公平配置是一个比公平配置更强的概念，它是指在该配置下任何一个经济主体A不能通过用自己的消费组合与任何自己所不隶属集团C中成员的平均消费组合进行交换，而获得严格的福利改进。
此时称在该配置下任何经济主体不嫉妒任何其他集团。
从公平配置和严格公平配置的定义可知，严格公平配置一定是公平配置，但反之并不一定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资源的平均配置一定是公平配置，但资源的公平配置并不必然是资源平均配置。
经济主体的偏好不同。
只要B的消费组合中的所有商品数量不是严格大于A消费组合中商品的数量，即使两个消费组合中的商品数量不同，双方都可能互相不嫉妒对方。
消费组合中的商品不见得都是能给经济主体带来正效用的商品，也有可能是给经济主体带来负效用的商品，如劳动。
因此即使B所拥有的消费组合中的除劳动之外的商品数量都严格大于A所拥有消费组合中商品的数量。
但如果B拥有消费组合中的劳动比较A消费组合中的劳动大，A也有可能不嫉妒B。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财富都是合法、合理付出劳动且正当手段所得，大家也都能平和的接受，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和谐的，社会也安定和谐。
当前中国四大利益集团李强普通获益者集团的人数在减少利益受损集团的人数在迅速增加如果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改革便非常难以推进如何增加中间阶层的人数是关键问题经济学的核心是解决效率问题，社会学的核心是要解决公平问题。
经济学强调提高效率，但效率提高的同时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这样社会学就来解决这些问题，核心是要实现社会公平。
公平本身也与效率有关。
社会资源分配如果太不公平，就会影响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至今，从社会集团利益角度来看，原来的社会分层结构全都变了。
时代我们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 这些基本社会群体，如果今天还用这个群体结构的框架去分析，肯定有很大问题，因为现在每个群体都大大分化了。
比如农民这个群体，里面也有很多百万富翁，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近来分化也很厉害。
所以笔者试着从改革以来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把社会群体分成这样 4 个利益集团:第一个集团: 特殊获利者集团这个集团在改革20 年中是获利最大的，比如民营企业家、老板、经理、各种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层等等。
改革早期的那些“万元户" 现在已经从这个集团退出去了，现在这个集团里主要是大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雇员，都是些获利很大的人，收入水平相当高。
从80 年代到90 年代中期，这个集团的心态还算稳定，但是现在这个集团感到了制度环境对他们的威胁，离散倾向很重，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集团在这场体制变迁中获利最大，本应在改革中动力最强，但是他们现在对改革存有很大疑虑，不少人手里都有外国护照，一旦有什么问题，他们马上就出去。
当然这也与产权明晰有关，产权不明晰时，他可能还感到有自己的利益和动力在里面，一旦明晰了，倘若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离散倾向就更严重。
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国企的老总们。
表面看，国企老总的收入相对是低的。
为此老总们的抱怨很多，褚时健的例子比较典型，这个集团本来对改革的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回报。
当代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现况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石枚鑫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利益集团呈现不均衡发展，并且在不断的分化、重组，利益集团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受利益分化多元化影响，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积极性较高，高度关注国家各项政策制定过程。
关键词：利益集团政策制定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变时期，中国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和发展。
经济的发展伴随这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革必然带来群体的分化与重组，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使社会群体的需求日益多元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组合形成了各类利益群体。
尤其是政治民主的发展，更进一步的促进了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发展。
原来整体性的利益结构逐步转化成为多元化的利益结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利益分化，具有特定利益诉求的团体聚集起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策制定。
利益集团的产生一方面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中国利益集团产生的原因（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利益集团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
市场经济的首要原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市场主体为追求更多的利益逐步认识到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于是开始逐渐的形成团体式合作，以应对潜在风险增强整体竞争，日益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利益的分化。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益差异，由此便造成了矛盾与对立，促使处于同一利益水平上的人们为追求共同利益而结成利益群体，以便运用群体的力量来实现利益。
利益群体形成后，为维护本集团利益更多参与到政治过程中，通过多元化手段影响政策制定进而影响利益分配。
因此，利益群体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政治的发展和改革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随着改革开放，政治改革和政府改革逐步推进，政府不再垄断社会利益分配，而是使社会资源能够充分流动，使社会群体公开自由竞争。
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几个利益集团的成因及现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
我们知道，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即从经济学角度上讲的资源配置最优状态，只要满足帕累托最优的三个条件就可实现。
构建和谐社会的另一核心要素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要保证资源配置的严格公平。
为界定资源严格公平配置。
首先要给出经济学中嫉妒的定义。
如果与自己拥有的消费组合相比，经济主体A严格偏好于另外一个经济主体B所拥有的消费组合，那么就称A嫉妒B。
通俗地讲，嫉妒指经济主体想用自己所拥有的消费组合与B进行交换，以使自己的福利得到严格的提高。
如果在一种资源配置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嫉妒任何一个其他经济主体，那么该资源配置就是公平的。
严格公平配置是一个比公平配置更强的概念，它是指在该配置下任何一个经济主体A不能通过用自己的消费组合与任何自己所不隶属集团C中成员的平均消费组合进行交换，而获得严格的福利改进。
此时称在该配置下任何经济主体不嫉妒任何其他集团。
从公平配置和严格公平配置的定义可知，严格公平配置一定是公平配置，但反之并不一定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资源的平均配置一定是公平配置，但资源的公平配置并不必然是资源平均配置。
经济主体的偏好不同。
只要B的消费组合中的所有商品数量不是严格大于A消费组合中商品的数量，即使两个消费组合中的商品数量不同，双方都可能互相不嫉妒对方。
消费组合中的商品不见得都是能给经济主体带来正效用的商品，也有可能是给经济主体带来负效用的商品，如劳动。
因此即使B所拥有的消费组合中的除劳动之外的商品数量都严格大于A所拥有消费组合中商品的数量。
但如果B拥有消费组合中的劳动比较A消费组合中的劳动大，A也有可能不嫉妒B。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财富都是合法、合理付出劳动且正当手段所得，大家也都能平和的接受，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和谐的，社会也安定和谐。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基于典型公共政策案例的分析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基于典型公共政策案例的分析一、引言公共政策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动计划。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
利益集团是指在特定领域内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组成的社会群体，其代表着一定的利益诉求，通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目标。
本文将通过对三个典型公共政策案例的分析，揭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
二、第一个案例：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是中国政府加强环境管理和保护的重要举措。
在环境保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多个利益集团的行动。
首先，企业利益集团追求最大化利润。
在环境保护政策下，企业需要进行环境整治和减排工作，这会增加企业成本。
因此，一些企业会通过各种手段减少环境投入，甚至违法排污，以此来追求利润最大化。
其次，环保组织与公众利益集团追求环境保护。
环保组织通过调查研究、发起环保活动等方式来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公众利益集团也会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中，通过舆论监督、举报等途径来保护环境，维护自身的生态福祉。
同时，政府在环境保护政策中既有监管者的角色，又有投资者的角色。
政府需要从中协调各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平衡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同时确保环境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
三、第二个案例：医疗改革政策医疗改革政策是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医疗资源不均衡、医疗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在医疗改革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也显现出来。
首先，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利益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
医疗机构通过提高药品价格、开展高额医疗服务等方式来获取更多利润。
从业人员也可能通过“非理性医疗”等行为来获取经济利益，加剧患者负担。
其次，患者群体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
他们在医疗改革政策中追求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医疗服务的质量提升。
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中国利益集团指的是在中国国内具有一定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组织或群体，其成员通常会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目标而行动。
中国利益集团包括了各行业的利益集团，如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等。
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或者影响来获得资源、政策支持和市场机会。
中国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政治制度的结果。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利益集团通常通过与政府合作、寻求政策支持或者通过腐败行为来获取资源和权益。
然而，中国利益集团的存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它可能导致竞争不公平，限制了其他经济参与者的发展空间。
其次，它可能促使政府制定偏向特定利益集团的政策，不符合整体的公共利益。
最后，利益集团的权力可能导致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损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因此，解决中国利益集团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和治理，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加透明度和问责制度，以保障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
中国存在利益集团吗国政二班杜青山学号2009140563中国是否存在利益集团，这是广泛争议的话题。
但是我个人以为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利益集团。
中国的“利益集团”仅仅是政府与经济组织(集团)的利益联盟。
何为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使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向政府施加影响，进行非选举性的鼓动和宣传，用以促进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变，以便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体现自己的利益主张的松散或严密的组织。
中国市场经济还没有成熟发展，公民社会还处于发育阶段。
这反映在社会阶层结构上，就是：1、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工人、农民、一般服务人员占人口的大多数。
这些人的文化修养、思想开放度不够，收入较低，生活负担较重。
相当多的工人进入市场后，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强，对国家、单位的依赖性还较大。
农民的民主意思和自主意识更差，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对权力的依赖性更大，其表现就是向大腕、官员等寻求保护，这与农村市场经济发育缓慢，农业还没有完全摆脱自足自济的地位密切相关。
2、中等收入阶层尚未充分发育，只占社会人口的少数，而且不够成熟。
一般来说，处于中等收入阶层中的人们文化修养相对较高，思想较开放，对现有体制认同感较强，能够包容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也较强。
因此可以说，庞大而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是公民社会迅速发育的一个基本条件。
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人口还较少，而且还不是很成熟。
他们，特别是他们中的中老年，思想文化受传统文化影响比较深，也没有摆脱对权力的依赖，没有足够的自主和参与意识。
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要求和权利愿望还没有在一定规模上形成，还不可能有公民行使自主权利的积极行动和组织自觉。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完善从而公民社会的发育不成熟，社会自主性不高，社会组织自觉不足，因而中国公民社会就难以自主地对社会发展的过程与方向施加应有的影响。
社会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形成权力配置的相对平衡。
当公民社会尚未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一定成熟程度时，权力依赖必将是比较广泛存在的事实。
于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就不能不受政府的制约，经济社会秩序和发展方向就不能不由政府主导。
而在利益驱动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和资本集团的联盟就会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利益诉求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利益联盟。
应该说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利益诉求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与资本集团的利益联盟。
因为资本集团通过与地方政府的联盟，使其拥有了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而使其他社会组织（集团）的利益诉求难以进入政府决策过程。
利益联盟产生的背景。
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其背景，利益联盟现象亦不例外。
应该说，利益联盟现象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变迁和权力运作背景的。
在过去十几年的"放权让利" 改革过程中，"放权"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的，一条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另一条是政府向企业和社会的放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放权主要是国家向地方、向企业和社会下放经济权。
放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利益格局的调整必定创造出自由利益空间。
这就吸引了各个利益群体对这种自由利益空间的参与性竞争，吸引了各个方面对改革的积极介入，从而使改革获得了比较高的参与动力。
改革初期，农村的放权改革基本上是沿着第二条放权路线进行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使国家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卷裹变得不那么严密。
乡镇企业在这种环境中得到了飞速发展，在农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但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较大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却发生了重新粘合的过程，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愈来愈多地卷入乡镇企业的市场经营活动之中。
而在城市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偏差，不仅普遍存在地方政府与经济活动的重新粘合，而且还出现了"放权过程中截流现象"，即本来是向企业和社会下放的权力被地方政府截流了。
这导致了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使重新粘合现象更趋严重。
这里,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没有（一时也不可能）对它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作全面规范。
这就使日益扩大的地方政府权力在许多方面缺乏有效控制。
由于要集中力量快速发展生产力（这在指导思想上并不错），国家在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察上强调经济建设成就而相对忽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强调经济发展指标的实现而相对忽视对政府行为的限制。
这就在实际上使地方政府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调节和控制上的"不作为权"--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其它方面的建设可以少搞或不搞，社会公平问题、各阶层的利益差别以及两极分化问题可以不问或少问；获得了对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扩张权力的可能。
一方面是地方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的扩大，地方"不作为"自由空间的获得，另一方面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外的诸多领域（包括经济管理）对地方控制和约束的相对弱化，这样，在较大范围内，地方成了一个"准自治体系"，非大局观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就是证明。
由于受地方利益和地方上某些经济社会组织（集团）以至权势人物的利益的驱使，"政策执行变通化"的现象迅速普遍化和常态化。
中国的改革可以称之为一种"目标开放性的改革"，也就是说，从改革的一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情形不同，中国最高决策层为这次改革提供的大多是原则性（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原则性）的指导。
国家政策往往具有很强的原则性，缺乏具体的措施，更缺少法律形式的措施。
在这种"目标开放性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更多的是鼓励下级积极探索。
变通这样一种运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国家所鼓励的，或者说至少是默许的，特别是改革的初期就更加是如此。
然而，国家对变通的鼓励，与地方对变通的运用，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
国家鼓励或者示意地方进行变通，是为了发展经济而鼓励地方在中央基本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大胆试验与探索，而地方的变通则往往基于局部利益驱动而寻求对中央方针政策的突破。
因此，当改革的意识形态障碍已经基本破除，地方权力已经大大扩张之后，变通的运作方式在某些地方变成为了"对抗"国家的惯常手段。
在这样的权力运做方式下，地方政府与资本集团结成利益联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利益联盟产生的路径。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变通化"是在一种利益驱动下形成的，而这种利益驱动又同一种特定的利益关系相联系。
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和经济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增强，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准法团主义"的社会利益关系。
尽管对于法团主义的概念存在种种歧义，但有一点获得了共识，即法团主义强调的是利益分化基础上的合作，以及在这种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新的结合关系。
无论是将法团看作是一种利益的共同体或者利益联盟，还是看作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其中进行活动的"场域"，都标示着国家介入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的走势。
之所以说中国社会结构日益法团主义化，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虽然改革以来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直是国家改革的始终如一的主题，虽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政府从具体的经济事务中脱离出来，并赋予企业以经营的自主权，但是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利益的需要，实际上处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不可避免地要加深对经济组织（企业集团）的依赖。
他们往往把权力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去，从而使自己和经济生活重新粘合起来；虽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是从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地方政府却不是更加超越于市场之外，而却日益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和利益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同资本利益集团逐渐结成利益联盟。
于是，一种可以称为政府行为企业化、市场化的趋势出现了。
所谓政府行为企业化和市场化，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即政府特别关注微观经济活动、经济组织，政府与经济活动、特别是与企业活动出现新的结合，政府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目标趋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甚至在政策上屈从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的资本利益，而忽视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职能、国家的公共价值目标和建设目标。
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是一种国家权力非公共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以下的几个方面：1、层层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基本标准。
从最近的一些报道来看，在有的地方这些标准已经达到了措施相当具体的地步：有的是立下某种军令状，达不到某个指标就辞职；有的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或储蓄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就下台；还有的是，县委或县政府的领导干部只从乡镇企业产值超过多少元的乡镇干部中提拔，有的地方甚至在经济发展总结表彰大会上，当场宣布将乡镇企业超过多少元的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增补为县委常委。
这样考核官员的标准，事实上是以行政方式要求官员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
2、以"为企业办实事"为名对经济项目和企业活动直接介入。
近些年来，"为企业办实事"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提倡的口号。
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口号之下，一些政府机构甚至个人频繁介入企业活动，尤其是频频介入国有企业人事、经营等决策活动。
更有甚者，政府官员直接到企业兼任董事长、总经理。
3、政府机构直接从事赢利性活动，以"创收"作为政府活动的出发点。
政府从事赢利活动大都出于财政原因，也有出于某些集团和个人私利原因。
这里面既包括政府部门直接办公司创收，运用经济管制权"寻租"，也包括在政府财政上开各种各样的口子，用非规范化的手段从民间（主要是企业）抽取资源，还包括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巧里名目，乱罚款、搞摊派。
更有甚者，政府经营土地，从开发商手中抽取回扣。
4、还有一种是政府官员与企业私下结合，为企业提供不正当的服务，并从中谋取个人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所谓"官员与企业家交朋友"的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而这种"朋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权钱交换为基础的，因而在有的报道中又将其称之为"官员傍大款"。
5、政府对除经济发展以外的其他公共性事务的兴趣减弱。
在不少地方，几乎所有由政府承担的非赢利的公共事业都管理不善，甚至处于全面的衰败之中，科技和教育（尤其在农村）陷入困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
当政府象一个企业那样考虑经济效益，甚至以收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目标的时候，政府往往会从一个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沦落成为市场活动中的赢利者。
这就强化了政府利益与市场活动中的资本集团利益的一致性，这就是学术界所称的"利益联盟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