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拆迁安置型社区居民社区意识的影响因素调研——以南京市
B社区为例
赵婕;张卫
【期刊名称】《新西部（中旬刊）》
【年(卷),期】2015(000)005
【摘要】本文以南京市B社区为例,描述了拆迁安置型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现状,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影响居民社区意识的因素.指出,人口学特征和拆迁因素均对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有显著的影响.所以,要加强社区治理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营造良好社区氛围,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
【总页数】2页(P48-49)
【作者】赵婕;张卫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5;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95;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拆迁安置型社区老年人的社区参与研究--以南京市B社区为例 [J], 赵婕;张卫
2.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苏南H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J], 黄旭生;姚兆余;
3.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苏南H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J], 黄旭生;姚兆余
4.拆迁安置社区治理结构变迁及其机制研究——以南京市S新村社区为例 [J], 宋
喆
5.变动中的秩序:拆迁安置中的熟人社会——以南京市XT拆迁安置社区为例 [J], 秦祥瑞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社区合理规划和治理要点思考摘要：近几年，城中村中进行大量拆迁工作。
居民整体迁移或者村镇合并时，原村民就地取材或者异地安置于一收集区内，该收集区既是城市与农村居民居住之处，也是城市基本形态。
城中村移民安置社区是从城中村拆迁、改造、安置工作中产生的一个过渡性社区。
其建筑空间、人口结构、经济组织和管理体制均有独到之处。
面临体制转型难度大，存在市政自治水平不高、物业管理不够规范、拆迁问题繁杂难解、社区融合水平不高的治理难题。
为解决城中村更新安置社区，在规划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城中村更新安置移民社区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关键词：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规划引言伴随着城市更新在全国范围内的持续进行，城中村拆迁已经成为城市文明在周边区域传播现代文明、实现城市功能的一项关键性措施。
安置社区又成为了以城乡社区过渡为主要特征的新社区。
由于长期受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虽然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乡村的痕迹依然非常突出，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城乡”形态。
安置社区中，多数居民都从事非农业活动，这就成了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地方。
当前城中村更新安置社区存在着法律性质不明、管理体制欠缺、新旧矛盾共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社区的发展进程带来了很多困难。
所以，破解安置社区治理困境，是促进社区微更新发展的重要环节。
1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社区概述1.1城中村城中村是指本处于城市周边，却因城市面积扩张而被改造成城市区域。
农田向城市迁移，而村落仍保有部分土地，财产及经济权利。
如今村民已完成非农业化过程，却仍保留原有生活方式及农业管理，仍推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
于是，他们形成了以居住社区为主，贸易为辅的社区，区别于农民和外来人口混居的普通城乡社区[1]。
2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社区规划和治理存在的问题重新安置社区具有人口流动性强、来源复杂、居民素质不均、行政管理困难等特征。
同时，城中村改造前给人以“脏乱差”的固有印象，房屋密布、活动空间狭小、堆满了垃圾，电力高压线路错综复杂，强烈地影响了整个城市精神样貌。
城市更新规划方案中的居民安置和城市社会服务改善策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更新成为了许多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
城市更新旨在提升城市的功能和品质，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然而，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居民安置和城市社会服务改善策略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探讨城市更新规划方案中的居民安置和城市社会服务改善策略，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居民安置城市更新涉及到大量的居民迁移和搬迁，因此居民安置是城市更新规划中的重要环节。
在居民安置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充分考虑居民的利益和权益。
城市更新不应该仅仅是政府和开发商的决策，而应该充分尊重居民的意愿和需求。
在制定居民安置方案时，应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并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
其次，应提供合适的居住条件。
在居民迁移和搬迁过程中，应确保居民能够得到与原居住条件相当甚至更好的居住条件。
这包括提供适宜的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以确保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再次，应提供良好的社区环境。
居民安置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居住地，还应该提供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以促进居民的社交交流和社区参与。
这可以通过规划公共空间、设立社区设施和开展社区活动等方式来实现。
最后，应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在居民迁移和搬迁过程中，一些居民可能面临着生活和就业等方面的困难。
因此，应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包括就业培训、创业支持和社会福利等，以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到新的生活环境中。
二、城市社会服务改善策略城市更新不仅仅是改善居住环境，还应该改善城市的社会服务。
城市社会服务的改善对于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以下是一些城市社会服务改善策略的探讨。
首先，应提升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教育是城市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居民的发展和城市的人力资源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应注重改善教育设施和教育资源的分布，以提升教育水平和教育公平。
其次，应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社会工作助力拆迁安置社区治理研究作者：李婷黄星溦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2年第03期摘要：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催生了大量的拆迁安置社区，这些社区处于从农村向城市过渡的特殊阶段，存在着诸多治理问题。
随着社会工作影响力的扩大和专业优势的凸显，中央不断强调社会工作要在基层治理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
以三亚市H安置社區为例，介绍该社区的现状及特点，分析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社会工作介入该社区治理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社会工作;安置社区;治理策略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03-0061-031978年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之时的城市化率为10.6%，改革开放之初的城市化率为17.92%，2019年末已升为60.6%。
城市化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的拆迁安置社区，而这些社区在治理中存在着诸多困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可见，社会工作对社区治理非常重要，对于拆迁安置社区治理也非常重要。
一、H安置社区的现状及特点（一）H安置社区的现状H安置社区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由原先的六道村13个村小组，安罗村3个村小组和田独村1个村小组共5 295名村民拆迁安置而来，是典型的农村拆迁安置社区见表1。
社区位于三亚市吉阳区吉阳镇，距离市中心7.5公里，仅有一路公交通行。
社区总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分为A、B两个区，包括1.6万平方米的176套过渡安置房、3 500套永久安置房，98台电梯和其他配套设施。
社区供电、供水、排污、停车场、篮球场一应俱全，集居住、生活、休闲、物业管理于一体。
（二）H安置社区的特点1.居民身份结构的多样性。
社区内，除了占比较多的拆迁安置居民外，还有大量的租赁小区房屋的外来人口。
科睿哲：城市征迁再迎重大政策调整！城中村改造再成征迁重心！既住建部发布《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简称30号文）后，又一关于城市征迁的政策随即发行，7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
那么这一政策具体指的是什么？又该如何更好地执行呢？今天我们就让参与了多个征迁项目，有着丰富的城市更新经验的科睿哲土地安置补偿管理系统来为我们详细的剖析下这一政策。
科睿哲：政府主导，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此次通知，对于城中村改造的主旨、政策推行方式、资金来源等多个方面都有所涉及：政策指出城中村改造要坚持稳中求进、积极稳妥，优先对群众需求迫切、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隐患多的城中村进行改造，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实施一项做成一项，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坚持城市人民政府负主体责任，加强组织实施，编制改造规划计划，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综合利用土地资源，统筹处理各方面利益诉求，并把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结合好；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大对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支持，积极创新改造模式，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努力发展各种新业态，实现可持续运营。
科睿哲：多地加快城中村改造，释放消费潜力和内需其实早在今年的4月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中，就提及了城中村改造。
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近年来早就提出了相关的改造目标，加大了城中村改造力度。
与之前的棚改不同，这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主要集中在超大特大城市，究其原因一方面新市民年轻人和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超大特大城市，特别是城中村区域，在超大特大城市推动城中村改造，能够将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需求侧管理对接起来，解决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通过公共服务全覆盖，真正释放消费潜力和内需；另一方面，城中村情况复杂，也就意味着政策不会一蹴而就，资金投入更会更加缓慢，政策长期产生的副作用比较小，社会的争议也就少。
移民搬迁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解体与重构——基于陕南J社区的调查雷喆【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4)009【总页数】6页(P56-61)【关键词】移民搬迁; 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 互惠规范【作者】雷喆【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哲学学院西安 71012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2.82一、问题与背景精准扶贫是近年来我国的重要民生任务，针对的是脱贫对象中一类因为生态问题而造成的贫困人群。
2016年4月15日，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以及发改委颁布《陕西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实施方案》，对陕西易地搬迁工作进行了详细规划。
在此规划下，陕西各地开始进行移民搬迁工作，部分县市开始建立移民搬迁社区，安置异地搬迁人员。
因地质及生态条件的特殊性，陕南长期受地质、洪涝等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陕南成为国家扶贫救灾的重点，同时也成为此次易地搬迁的重点。
建立移民搬迁社区，将附近或者是距离更远的贫困人口集中于某一个社区集中居住，这种改变虽只是一种地理空间的改变，其实质上对搬迁受助对象的各个方面形成冲击。
易地搬迁之后，受助人群的生存威胁得到了缓解，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搬迁进入新的生活空间所出现的更多的问题，受助人群的生计问题、生活适应问题、心理问题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居民的社会资本问题。
社会资本是指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的价值。
于群体而言，社会资本是指群体中使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的那些行为和准则的积蓄。
当受助人群由原本的居住地转移到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原本的社会资本积累解体，短时间内又很难建立新的社会资本，从而反应在受助人群的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
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分析在移民搬迁社区中，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解体与发展。
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布迪厄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
布迪厄认为，第一，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关系，并且，这种社会网络关系是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且持续性的。
异地搬迁居民的再社会化之路案例分析引言：异地搬迁政策在一些地区被广泛实施，旨在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
然而，搬迁后的居民面临一系列适应新环境、融入社会的挑战。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探讨异地搬迁居民的再社会化之路，研究帮助他们顺利融入新社区的有效措施。
一、案例概述在某省份的一次城市更新计划中，大量的老旧住房被拆除，许多居民被安置到新的小区。
这些居民有的来自原有城市中心区域的棚户区，有的来自农村。
他们搬迁后，面临着重新适应新环境、建立社会关系和融入社区的问题。
二、适应新环境的挑战1.文化差异：由于搬迁地区和原居住地的文化差异，居民可能面临语言交流、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的适应困难。
2.教育和医疗资源：新社区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可能相对不足，居民可能需要重新寻找合适的学校和医院。
3.就业机会：新社区的就业机会有限，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居民可能面临经济压力。
三、建立社会关系的挑战1.社交网络：搬迁后，居民原有的社交网络可能被打破，他们需要重新建立社会关系，寻找朋友和邻居的支持。
2.社区认同感：由于搬迁居民来自不同的背景，社区认同感可能受到影响，居民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归属感和凝聚力。
四、融入社区的有效措施1.社区引导员：设置专门的社区引导员，帮助居民了解新社区的文化、规定、优势资源和服务，解答居民的问题，提供必要的援助。
2.社区活动：举办各种社区活动，比如文化节日庆祝、运动竞赛、志愿者活动等，为居民提供机会相互交流和认识新朋友。
3.培训和教育：开展生活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供居民提升自身能力和适应新社区的机会。
4.社区参与：鼓励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和管理，增加他们的影响力和主动性，提高社区的整体秩序和发展。
五、结论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异地搬迁居民面临着适应新环境、建立社会关系和融入社区的挑战。
为了帮助他们顺利融入新社区，政府和社区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如设置社区引导员、举办社区活动、提供培训和教育等，促进异地搬迁居民的再社会化过程。
“村改居”后新市民的社区认同实证分析———以平度市H 社区为例宋悦华谷媛媛摘要：本文以山东省平度市“村改居”后的新市民为调查对象，运用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的方法，对当前新市民的社区认同感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得知，在“村改居”新社区中,生存空间转换、生计模式改变、规则意识重建以及治理资源缺失等因素的困扰,使社区治理面临困境,这也严重影响到“村改居”的实际效果和新市民的生活幸福感。
而提高“村改居”新市民的社区认同感与政府政策、社区居委会以及新市民自身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村改居”；新市民；社区认同感“村改居”是城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指从“村委会”到“居委会”、土地从私有到公有、户籍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村改居”社区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社区类型，而是介于城市社区和农村村落的一种过渡状态。
“村改居”社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内涵意义上的过渡性。
“村改居”使得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纳入城市管理体制中。
但是“村改居”并不是在政策“一声令下”一步到位完成的，通常呈现出农村特征渐渐淡化、城市特征渐渐显露的此消彼长状态。
第二，居民结构的复杂性。
“村改居”后新社区既有新市民，也有城市化进程中新划入的“城中村”居民，又有为相对便宜的房租蜂拥而来的外来务工人员。
第三，社区运行主体的交叉性。
部分“村改居”社区虽然取消了原村委会、村干部的职权建制，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发挥着作用。
在这样一个人员构成复杂、区域组成复合的社区建制背景下，怎样能够建成居民满意度更高的社区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区凝聚力的形成和居委会的良性运转都依赖着社区认同，它也对“村改居”的有效开展和社会的安定和谐都有重要意义。
一、新市民的社区认同现状分析本次调查以位于胶东半岛西部、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县级市平度市H 社区的新市民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整个调查过程中共发出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72份，回收率为86%，达到了问卷调查的有效性。
拆迁安置问题典型案例剖析发言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共同讨论拆迁安置问题。
拆迁安置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利益和权益。
我想借此机会，通过分析一个典型案例，来剖析拆迁安置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求改善。
我们先来看这个案例：某市A区一个老旧社区因为城市发展需要进行拆迁工作。
在拆迁过程中，许多居民因为缺乏相应的信息和参与机会，对拆迁计划感到不满，并发起了抗议活动。
同时，由于市区内空闲土地有限，新的安置房源不足，导致部分居民无法得到合适的安置。
针对这个案例，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信息公开和参与机会的不足导致了居民的不满情绪，我们应该如何改善这一情况？其次，新的安置房源不足，导致部分居民无法得到合适的安置，我们应该如何增加安置房源的供应？针对信息公开和参与机会的不足，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改善：首先，政府应该建立一个透明的信息发布渠道，及时向居民公布拆迁计划、安置方案等相关信息，同时设立咨询和投诉热线，方便居民提出问题和意见。
其次，政府可以组织一些居民代表参与决策的过程，例如举办座谈会或听证会，倾听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针对安置房源不足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解决：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对新建房源的投入力度，增加安置房源的供应。
其次，政府可以与社会力量合作，利用闲置土地建设安置房源，例如与开发商合作，将拆迁所得土地用于建设廉租房。
此外，政府还可以推动居民自筹资金，用于购买适合自己的安置房。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对于拆迁安置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
在现实中，拆迁安置问题还涉及到土地征收、居民权益保护等多个层面的复杂问题，需要各个部门和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最后，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能够引起更多人对于拆迁安置问题的关注，促进相关政策的改善，让拆迁安置过程更加公正合理，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谢谢大家！。
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工作在拆迁安置社区中的介入与实践，以及其对社会治理的作用。
通过分析社会治理理论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拆迁安置社区的现状，社会工作在该领域的角色定位，以及实践探讨和影响因素分析等内容，揭示了社会工作的介入对拆迁安置社区的重要性和作用。
研究发现，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有效帮助提升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本文还对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效果进行了评价，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结论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重要发现，为社会工作在拆迁安置领域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整体来说，社会工作的介入对拆迁安置社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工作、拆迁安置、社区、角色定位、实践探讨、因素分析、效果评价、未来研究、结论总结。
1. 引言1.1 研究背景调整、格式调整等。
目前国内对于社会工作在拆迁安置社区中的介入和作用的研究还比较有限。
有必要对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实践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以期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高拆迁安置社区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本研究将从社会治理理论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入手，分析拆迁安置社区的现状，探讨社会工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并深入研究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实践，同时分析影响社会工作介入的因素，最终评价社会工作介入的效果，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深入探讨社会工作在拆迁安置社区中的作用和作用机制，分析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实践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为提升社会工作在拆迁安置领域的实践能力和水平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通过研究，旨在为完善拆迁安置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促进拆迁安置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增进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与共识，构建和谐社会治理新格局。
通过对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探讨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增强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的途径和方法，促进社会工作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推动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做出贡献。
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治理问题探究作者：苏海洋来源：《社会与公益》2020年第02期摘要：本文以济南市LT小区作为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案例地，揭示当前安置社区面临着社区环境两极分化、社区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社区居民缺乏主人翁意识、社区管理人员专业性与责任感不强、拆迁遗留问题仍未解决的困境，并发现在物质层面存在着高层楼房封闭性与平房大院自由性的矛盾、制度层面存在着管理制度制约与居民“小农生活”的矛盾、在社会层面存在社区异质性居民与同质性居民的矛盾。
基于此，笔者提出明确社区治理主体与社区管理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营造社区和谐氛围以促进不同特质居民交流的对策。
关键词：城中村;社区治理;回迁;济南随着全国各地城市更新不断推进，城中村拆迁成为城市文明向周边传播现代文明与城市功能的关键措施，回迁安置社区也成为介于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之间具有过渡特性的新型社区。
这种过渡性主要表现在社会特征与经济特征方面，如社区机构设置更新滞后、管理模式缺乏现代化意识、仍停留于小农文化氛围中。
在回迁安置社区，大多数居民从事非农活动，这里成为外来流动人口的集中地，社区居民职业构成复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以房屋租赁等第三产业为主要经济模式，因此可称之为升级版的“城中村”。
当前，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法律属性缺乏明确且精准的定义，复杂的新旧矛盾充分体现，导致这种特殊形态的社区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因此，破解回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是促进社区微更新的重要步骤。
社区和谐共生是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提质阶段的焦点，也是大力提高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迫切要求。
对此，本文以济南市第一个城中村自发改造安置社区——LT小区为例，揭示城中村改造为回迁安置社区后所面临的治理困境及原因，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一、安置社区面临的治理困境LT小区项目于2009年10月经有关部门批准，成为济南市第一个走土地招拍挂程序、各类手续完备的市区村庄改造项目。
整个项目采用“整村就地改造，村改居一步到位”的模式，重新整合和集约使用土地资源，统一规划建设安置楼和回迁楼，探索出了一条将“城中村”土地公开挂牌拍卖、招商引资、捆绑开发、运作模式公开透明的新路子。
以人为本，不断完善拆迁安置小区配套设施和管理导语：拆迁安置房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有效解决拆迁安置居民住房问题的举措，也是推动农民向市民转变、农村向城市社区转变的有形载体。
十一五期间，厦门“三新”建设成效显著，岛内外城乡一体化建设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得到全面提升，新市区规模已初具成型，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因征地拆迁转变为城市居民。
同时，政府也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规划建设了大批安置小区，为被征地拆迁村民改善了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
为了进一步提升安置小区的综合管理水平，推动安置小区向成熟的城市住宅小区过渡，改善安置群众的居住生活品质，本文对厦门市海沧区内京口岩、兴港花园、正顺花园、天竺花园等小区的建设、入住和物业管理情况及已入住的拆迁安置户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对完善拆迁安置小区配套设施和管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
一、现有安置小区的基本情况目前，厦门市海沧区已建成的拆迁安置小区有兴港花园、京口岩、正顺花园、天竺花园、东坂花园、东盛花园6个，其中兴港花园一、二、三期总建筑面积为257658㎡，房源2300套，现已安置580套，安置率25%，物业管理成本每年约200万元；京口岩总建筑面积180628㎡，房源1994套，已安置327套，安置率16%，物业管理成本每年约120万元；正顺花园总建筑面积106158㎡，总房源930套，已安置102套，安置率11%，物业管理成本每年约80万元；天竺花园总建筑面积88271㎡，总房源1154套，已安置478套，安置率41%，物业管理成本每年约70万元；东坂花园总建设面积13582㎡，总房源120套，已安置67套，安置率56%，物业管理成本每年约25万元；东盛花园总建筑面积13902㎡，房源117套，已安置5套，安置率4%，物业管理成本每年约25万元。
上述6个现有安置小区合计：建筑面积660199㎡，房源6615套，已安置1559套，安置率24%，物业管理成本每年约520万元。
试析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绿色生活方式作文800字
海南，向海而生，因海而兴。
32年前，党中央决定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这个
祖国美丽的海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国也翻开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崭新
一页。
这也给海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在绿色生活方面。
在海南，旅游业是热门工作之一，不少国家和地区把旅游列作为经济发展支柱。
而旅游业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环保——除了有自然资源，还要有配以人文资源。
这一点欧洲西部结合较好：幽阴深邃，阳光妩媚，惊险刺激，古典浓厚，自然景观多种多样;经典在保其原本的前提下，适量增添旅游设备，更重要的是保持环境原始化，再配以传统的旅游源人文风光丰富多彩游客在此环境下，心中怎能不生出心旷神怡之感?怎能不歌颂大自然的多姿多彩?
所谓环保，就是国家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主要是保障人体健康，促进国家建设发展所建立的一项措施。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道德修养的不断提高，对环保也是越来越重视了。
“绿色奥运”是北京奥组委的一大承诺。
从中不难发现世界环保的普遍性。
而环保在现代社会中是以怎样的面貌来展现的呢?
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社会公民的义务，我们要自觉的行动，并坚持在随时随地保护我们周围的环境，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人类生存的最宝贵的地方。
我们海南人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来的，是符合新时代的绿色生活。
我们定会携手，打造美丽海南。
动迁会对社区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社区凝聚力的增强动迁对社区的居民关系产生的第一个影响是凝聚力的增强。
动迁意味着社区中的居民将会迁移到新的居住地，这样的迁移过程将使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互动增加。
新的居住环境和邻居将会激发居民之间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进而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新居民的到来也会为原有社区带来新的活力和资源，使社区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二、社区治理的改善动迁对社区居民关系的影响还体现在社区治理的改善上。
在动迁过程中，居民往往需要与政府或相关机构进行密切的合作和沟通。
这种合作和沟通的过程促使政府和居民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提高了社区居民对政府和机构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同时，动迁过程中，政府和机构也会主动采取措施，解决居民的诉求和困难，进一步加强了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三、社区文化的多元化动迁对社区居民关系的影响还表现在社区文化的多元化上。
在动迁过程中，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居民可能会被安排在同一个社区内居住，这样的居住安排将会促进不同文化、习惯和习俗的交流和融合。
居民们可能会分享彼此的故事和经历，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从而增进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社区的多元化文化使社区变得更加丰富和有趣，使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亲近。
四、社区服务的优化动迁对社区居民关系的影响还反映在社区服务的优化上。
随着动迁的进行，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也会得到提升和改善。
例如，新社区可能会建设更大、更现代化的市政公园、社区医疗中心和文化活动中心等。
这些新的设施将会吸引居民一起参与，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同时，社区服务的优化也会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进而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良好关系。
总之，动迁对社区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产生着诸多影响。
它不仅能够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团结性，改善社区治理水平，还能够促进社区文化的多元化，优化社区服务。
通过动迁，社区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加和谐、亲密和融洽。
网络出版时间：2015-04-28 16:31网络出版地址：/kcms/detail/32.1600.C.20150428.1631.004.html拆迁安置社区治理结构变迁及其机制研究——以S新村社区为例宋喆①（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江苏南京210023）摘要：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迅猛推进，拆迁安置社区不断涌现。
S新村社区由XL农牧场转变而来，社区居民也即农场职工。
过去，XL农牧场社区管理结构是以“场带队”形式实现，行政管理与社区管理高度统一。
转变为新型社区后，社区居民的生计来源多样化，社区又物业进行管理，但居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并没有随之改变，这大大增加了社区管理的难度，也由此带来了“社区失灵”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提高拆迁安置社区治理水平，就必须要：发挥好社区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功能，大力培育社区自治组织，统筹处理好社区管理、社区自治和社区物业之间关系，从而使社区治理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关键词：拆迁安置社区；“场带队”；新市民社区；“社区失灵”；社区治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预言，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和改善世界面貌的两件事分别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和中国城市化进程。
当前，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大潮面前，大量的拆迁安置社区不断涌现。
许多安置社区治理方式严重滞后，社区治理上“换汤不换药”，依然延续传统村庄治理模式，与现代化城市社区建设相去甚远。
拆迁安置社区治理方式亟需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规范，以适应城市化新型社区发展的社会诉求。
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互相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思维持续的过程。
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保留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1]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社区范围内政府、居委会、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活动。
[2]从建国初期到1980年代，我国社区治理组织形式基本以“单位制”为主。
传统“单位制”社区的典型特征是社区管理的“单位化”。
“单位”集生产、生活、资源配置和社会管理于一体。
国家通过一个个“单位”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整合、管理与控制。
社区组织全部融入“单位”之中。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化，单位的大量改制与破产使传统“单位制”逐渐走向解体。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宋喆，男，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党工委书记，研究方向为移民社会学。
E-mail：zsong@。
“单位制”解体让大量原来依附于单位而存在的居民走向陌生社区。
路风认为，“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单位制回答了政府为什么推行社区建设以及为什么在社区建设中重新构造以社区制为基础的政府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新型管理体制的问题。
”[3]陈伟东的研究显示，在“单位制”解体和“单位人”转为“社会人”之后，因为缺乏新的组织形态来承担社会服务和社会整合，政府的社会性职能以及既往企业的社会性职能在转移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衔接，亟需建立一种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来缓解社会矛盾[4]。
陈建胜认为，拆迁安置市民社区建设需要建立起与城市社区相对理，治。
[8]水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思路，以能够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
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矛盾，必须妥善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拆迁安置社区治理问题，使社区治理与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相适应。
本文所考察的S新村社区，是一个“二元体制”国营企业农牧场改制后所形成的拆迁安置社区，其治理结构变迁具有典型意义。
一、“二元体制”XL农牧场解体与S新村社区形成XL农牧场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南京市东郊仙鹤山脚下建立的一个以供应南京市民牛奶和蔬菜为基地的农牧场。
作为中国社会变迁典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场带队”①农牧场，其发展经历了从兴旺到衰败的短暂过程。
南京市志记载，清朝同治年间（1846年），仙林地区行政区划归属于上元县城北乡。
民国初年（1913年）并入江宁县，此地仍为城北乡。
1950年，国家土改时期，单独建制改为XL乡。
1959年10月，南京市属国营农场从麒麟门东流镇迁至XL农牧场，作为南京建立和发展副食品生产基地。
农场根据“自然区划”、“生产需要”和“方便领导”的原则，将其划分为三个大队，并先后建起了养鸡场、种马场和奶牛场，同时将原来属于尧辰分场的果树队、茶叶队调整为农场直属单位。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三个大队由全民所有制退回到集体所有制，实行“以大队为基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体制，而其领导关系隶属于南京农场。
1962年，南京农场迁出后，在原址成立XL农牧场（图1）。
农牧场实行“场带队”管理体制。
作为“二元体制”结构的XL农牧场，农牧场职工长期以来享受着国有企业待遇，“场带队”农民性质上还是农民。
图1 XL农牧场历史沿革图（1846-2002）①“场带队”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一种特殊的国有农场领导体制，即把社队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由农场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核算，统负盈亏，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
1990年代中期，伴随中国高等教育大扩招、大发展，市区内的多所高校纷纷到市郊建设新校区。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拆迁安置相对简单，XL农牧场被南京市视为建设大学城的理想之地，很快规划并付诸实施。
随着大学城不断开发，“场带队”农民陆续转为市郊居民。
农牧场土地被大量征收，部分“场带队”自然村撤消建制。
自1994年起至2000年，XL农牧场第一大队所属的门坡、大塘、东码头、侯井、吕家山等自然村陆续撤消村部建制，庞宝、田子下、于家岗等三个自然村并入第三大队。
1994年3月，农牧场在测量完土地后，即对茶场、东码头、大塘、门坡四个自然村共281户1255人进行了房屋普查和人口核实以及办理“农转非”手续。
1997年4月，对侯井、吕家山两个自然村777人进行了房屋普查和人口核实，办理了“农转非”手续。
2000年10月，并入第三大队的三个自然村土地被大学城征收。
根据大学城统一规划，XL农牧场第一大队5个行政村整体上迁移到S新村社区。
“离土不离乡”作为中国传统农民的沿袭，对于离开聚居地的迁移难以割舍：“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9] S新村社区建设初期，由于社区居民都来自农牧场的职工和“场带队”农民，他们的单位归属意识很强，社区归属感较弱，加上社区自治组织缺乏，所以S新村社区在最初的社区治理方式上一直延续着传统“场带队”的治理模式。
稍微不同的是，街道专门成立“农牧场托管中心”，就原农牧场企业职工相关事务进行处理；而“场带队”的“农转非”村民则基本上由新成立的S新村社区居委会负责管理。
国有单位社区向现代社区的过渡和转型，意味着传统既有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解体。
在社会学者眼里，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是村落。
因为中国乡土社区的基础单位是村落，不管是三家村还是几千户的大村，村落是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是一个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而且是一个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
[10]S新村拆迁安置的现实情况则意味着传统乡土村落的毁灭：现在国家对待拆迁安置农民所采取的措施一般都是集中居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被上楼”。
“被上楼”破坏了原有乡土社区的基础单位，同时也使原有村落社区在新的拆迁安置社区面前不得不面临新的社区重构。
长期以来，社会学者一致认为，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
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农民失地的现象进行过无情抨击，然而他们对失地农民城市化的意义却给予了充分肯定。
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
[11]就国家发展的现实情况而言，农民城市化是渐进的和有条件的。
当那些为拆迁付出巨大代价的农民发现他们赖以生存的“单位”已经随着社区变迁和转型不复存在之后，他们难以摆脱对未来生活的不安，觉得“只是作为一个改革的包袱被甩掉”而已。
二、S新村社区与社区治理治理结构变迁从原居住在松散在周边“场带队”的自然村落到S新村的集中居住，S新村的“农转非”市民经过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快速跨越过程。
在这样一个跨越中，“农业没有了，耕地没有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没有了，血缘、地缘关系在快速的社会流动中也变得松散了，村落社会生活管理的职能在形式上也被取消了”。
[12]在农牧场“场带队”时期，农牧场实际上掌控着农牧场职工和“场带队”农民个人社会生活的资源和身份的合法性，使得个人必须借助单位和国家发生联系。
甚至包括各个自然村支部书记的任命和农民农作物的种植，农牧场场部党委都有着绝对的决定权。
因为农牧场有条件集生产、分配和消费、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参与以及互助等社区功能于一身，实现其基本控制功能。
在农牧场解体之后，期待S新村的“社区制”完全替代“场带队”的“单位制”，既不具备现实条件，也不为社会成员所认可。
早在2002年农牧场解体前夕，南京市政府已将XL农牧场列为栖霞区政府直属单位加以管理。
随后，在街道专门成立托管机构，处理农牧场遗留事务，其他的则交给S新村社区处理。
由于S 新村社区与其社区成员之间并不存在资源约束或契约约束的关系，难以形成对社区成员的路径依赖。
所以，S新村社区的权利也仅仅限于目前其被街道赋予的一些职能。
社区居委会目前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计划生育和卫生委员会”“社会保障委员会”“环境卫生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等六个部门，以对接街道的工作部署。
社区治理上，S新村社区居委会沿袭了“场带队”时的村庄治理模式，让原在村庄里的“熟人”来管理社区。
现年56岁的于主任现任S新村居委会负责人，至今已经担任了9年社区主任，属于传统社区治理研究中的“能人”。
9年的社区工作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于主任原属于“场带队”第一大队的人，被街道安排在其他拆迁安置社区负责居委会工作。
XL农牧场拆迁以后，他又调回S新村。
再次回到居住的社区工作，根据街道领导的解释，最主要原因在于他是“土生土长”在一大队的人，而平时社区里经常上访、闹矛盾的都是一大队的拆迁安置居民“闹得最凶”，他算是临危受命。
另外一个解释是，当国家关于居委会管理的新规定出来后，要求居委会主任都必须是在本社区居住的原居民。
从政策上来讲，他在异地担任居委会主任不太符合规定，不适合继续在那边工作；还有就是S新村社区这边缺人。
尽管S新村居民被安置了，但是农牧场遗留问题很多，拆迁户上访和堵路等矛盾比较集中。
在最棘手的时候，街道主管领导想到了他，认为他对S新村社区情况了解和熟悉，对社区“维稳”有帮助，于是想方设法把他调回S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