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桂军”——论广西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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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三剑客”为首的广西作家“桂军”在近些年来,对文坛和影视界发起了迅猛的攻势。
意识形态、影视等各方对“桂军”的崛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桂军”的命名和成因却令人值得探讨和深思。
关键词:“桂军”;崛起;意识形态;“三剑客”广西文坛经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沉寂之后,广西的领导和作家们终于在最后的十年开始思考自己的症结何在,全力重振广西文学的雄风,以致在后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地方创作群体———“桂军”。
在“三剑客”鬼子、东西、李冯的领军下,桂西北红水河、环北部湾海洋作家群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凡一平、沈东子、海力洪、黄佩华、杨映川、贺晓晴、朱山坡等颇负名气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广泛关注,正在占有创作界、评论界的一席之地。
广西在十多年里“崛起”的作家如此之多,这里之所以选择鬼子、东西、李冯作为探讨“崛起”的个案,理由有三。
一是他们均在90年代中期发表了自己的重要作品,揭开了广西作家重返文坛的序幕。
而且,他们是广西首先获得主流文坛认可的作家,其作品也获得了广西文学在当代的最高荣誉:东西的中篇《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相继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李冯1996年从高校辞职后发表的长篇《孔子》备受瞩目。
二是我们近些年谈论“桂军”,总离不开“触电”这个话题。
继鬼子与张艺谋、陈凯歌合作电影取得成功之后,东西的小说和李冯的编剧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影视界“炙手可热”的商品。
“三剑客”“触电”的成功,使后来的广西作家跃跃欲试,也频频“触电”,开启了广西作家的“新篇章”。
最后一点我以为是重要的,“三剑客”的创作带领起了广西文学,并影响了其走向。
它们成为我在下文要思考的问题的切入点。
一、何谓“桂军”?“桂军”,特指90年代中期以来在文坛崛起的广西作家群体,主要是出生和成长于广西红水河花山流域、环北部湾海洋地带等的作家。
这是地域性上的含义,现在大部分文章谈论“桂军”也是基于这一层意思。
文学桂军:从百越之地逐鹿中原 在中国文坛,其实从不缺乏广西作家的身影。
提起广西知名作家或许你会脑子一片空白,说起鬼子、东西、李冯、古笛等名字或许你会陌生,但电影《英雄》、《理发师》,歌曲《赶圩归来啊哩哩》等影视音乐作品你一定耳熟能详。
电影《英雄》、《十面埋伏》的编剧即为广西作家李冯,电影《理发师》则改编于广西作家凡一平的同名小说,脍炙人口的民歌《赶圩归来啊哩哩》由广西籍作家古笛作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秦似的古体诗《吊屈原》、苗延秀的长诗《大苗山交响曲》、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包玉堂的长诗《虹》等相继“发声”,最先引发了人们对广西文学的关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伊始,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刘玉峰的《山村复仇记》相继出版,开创了广西长篇小说先河。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西作家的作品主要以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为主要标志,如壮族作家韦一凡的《劫波》、瑶族作家蓝怀昌的《波努河》、黄继树的《桂系演义》等。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因商品市场化的影响,广西文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作家各自为战,缺乏交流,文学形式老旧等问题凸显。
为了突破局限,新生代作家逐步突破“刘三姐模式”,逃离“百鸟衣圆圈”,试图走向一个新的起点。
1985年,杨克、梅帅元发表了《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成为中国寻根文学思潮的先声。
其后《红水河》、《黑水河》、《纤魂》、《沼泽地里的蛇》、《岩葬》等“百越境界”的创作成果相继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
这是广西作家进军全国文坛的第一次集体冲锋。
这个时期,涌现出了武剑青、蓝怀昌、韦一凡、杨克、梅帅元、林白等一批中青年作家。
1995年8月,为寻求广西文艺发展的突破口,寻找从广西走出去的知名作家编者按 都说广西是个无文化底蕴的地方,南蛮之地,文化凉薄,但长期以来依靠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广西民族文化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广西文学也因此具有强劲的创造力和发展动力。
在中国文坛上,形成了文学桂军这一不可忽视的区域文坛力量。
1997年,包括东西、鬼子、李冯的“广西三剑客”的出现,使长期沉寂的广西文学突然走到了中国文坛的前沿,成为当时一批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关注的焦点;2015年,包括田耳、朱山坡、光盘的“广西后三剑客”的出现,对于十八年前的“广西三剑客”,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声援、一个及时的呼应,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十八年前崛起的文学桂军,又启动了一次文学格局的突围,一次自我书写的超越。
至今,人们还对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被雨淋湿的河》、李冯《孔子》保持着深刻的文学记忆。
“广西三剑客”引起文坛对诸如“苦难叙事”“底层书写”“经典戏仿”等话题的持续关注。
如今,“广西后三剑客”的出现,他们对“广西三剑客”是一个怎样的声援和呼应?他们为当下中国文坛提供了怎样的新鲜内容?这些,或许是“广西后三剑客”命名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果说真正的文学必然扎根于时代的沃土,那么,从“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到“广西后三剑客”的登场,十八年来,中国社会确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有两个统计数字或许特别醒目。
那就是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中国终于从农业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同是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或许,台湾同胞的观察感受更为客观深刻。
在《飘零一家》中,台湾作家亮轩记录了他对大陆变化的感受。
1988年,他首次到北京,当时的首都机场,破旧并且小得可怜,六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在当时北京人眼里,已经被认为很宽敞。
然而,后来他往返大陆,对大陆的巨变发出惊叹:二十年不到,这里却能脱胎换骨,许多原来他们拼了性命,流了无数鲜血去维护的价值观念,顾盼之间,弃之若敝屣,发展得金碧辉煌,连台湾都要期待他们的眷顾,等着大陆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
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
譹訛确实,在我的文学记忆中,中国文学曾经长期耿耿于怀中国的停滞、衰老、贫穷和饥饿,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像阿城的《棋王》、方方的《风景》、余华的《活着》,都有堪称经典的饥饿描写。
一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语境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漂泊流徙的一代,诸多文学大师基本都在远游他乡后完成各自文学的经典,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作家莫不如此。
30年代,鲁迅在评价以许杰、蹇先艾、彭加煌等为代表的乡土作家时,还用了“侨寓文学”的概念来描述那群寄居在北京,但无不用怀旧和回忆的笔调来书写家乡的人情风物,充满着浓郁乡愁的作家的书写。
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语境中,流散作家和流散文学成为文学新宠,先后有多个流散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流散”①及“流散写作”逐渐在国内批评界流行,这并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简单复制,相反,时代已经将人们拖入到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这个复杂的进程中。
即是说,“流散”已经不仅仅是西方话语的强加,反而是人们正在经历的内在生命过程,那些纷纷前往西方的“新移民”们对此有最切身的体验。
如果不对“流散”这一术语做狭隘的理解,也可以说,即使是在中国内部,伴随着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日趋明显,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流散也可能成为众多国内作家现实的生命处境,而不仅仅是移民作家的专利。
诚如评论家钱超英所指出:“如果全球化是一个真实的时代主题,那么,移民或‘流散’就是一个可以逾越大陆内外空间区隔加以普遍领悟的一种关乎时代生态的概括。
”[1]如果将流散放置于现代性的宏大视域,也许,它本质就是现代人不可避免的宿命。
“整个现代生活的建构及其特质(或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现代性’),作为‘非传统’秩序,就是从文化离散、人事流走、命运悬置开始的。
自觉或被迫地远离各种各样的‘原初联系’(家族、土地、传统关系等),经历一种‘失根’和‘漂泊’的状态,成为无数个体痛切感应到的普遍处境。
西方世界是这样,被西方所逼迫的百年中国更是这样。
”[1]采用流散的视角来检视当代作家的文学创造,兴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林白、黄咏梅、纪尘三位从广西西江流域走出的女作家似乎各自证明了这种命运,她们不约而同地用文学书写展现了已经远离的“原初联系”。
林白是最早从西江流域出走的作家,她先后到过了南宁、武汉,最后定居北京。
广西十三年文艺发展的理论政策基础广西1989 年至2002 年这十三年文艺之所以成就斐然,根本原因在于把文艺的发展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并且得到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正确政策的引导。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聚居着十二个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壮族自治区。
历史上广西经济文化较为落后,曾有一些文人创作和大量的民间文艺,但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却凤毛麟角,直到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的80 年代,广西文化人仍在为广西文艺的“落伍”而苦脑,为文艺作品的“突破”而苦苦寻觅。
历史的车轮进入90 年代,文艺“桂军”经过改革开放后10 年的思索磨炼,蓄势待发,终于寻找到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广西文艺行进的路径。
他们扬长避短,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使广西文坛焕然一新,成为了引入注目的新星。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广西十三年文艺发展的指南广西文艺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
广西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正是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适应了新的形势,转变了思想观念,进行了文化转型,推动文艺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1.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文艺理论的解读。
在广西文艺发展的十三年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并对存在起反作用。
文艺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艺又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是上层建筑的“悬浮物”,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完全受制于物质资料生产,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并不总是按一定比例平行发展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的基本原理及文艺生产与物质生产、文艺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本原理,为广西十三年文艺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广西三剑客名词解释
嘿,你知道广西三剑客不?哈哈,这可不是武侠小说里那种拿着剑
行侠仗义的侠客哦!在广西呀,有三个人被大家戏称为“广西三剑客”。
比如说,有个叫阿强的,他呀,那可真是个鬼灵精怪的家伙!他就
像一只猴子,上蹿下跳的,一刻也停不下来。
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他看到一棵大树,非得要爬上去看看,结果差点下不来了,把我
们笑得肚子疼!他这种活泼好动的性格,不就是那把最锋利的剑嘛,
总是能在生活中劈开各种有趣的事情。
还有阿珍,她特别温柔善良,就像春天里的微风,轻轻柔柔的。
每
次我们遇到困难,她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安慰我们,给我们出主意。
她
就像一把温柔的剑,用她的善良和温暖化解着生活中的种种难题。
再有就是阿伟啦,他呀,特别有正义感!看到不公平的事,他绝对
会挺身而出。
有一回,在街上看到有人欺负老人,他二话不说就冲上
去了,那气势,简直就像个大侠!他不就是那把正义之剑嘛,守护着
我们的生活。
广西三剑客,他们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性格和魅力,就像三把不同
的剑,在广西这片土地上闪耀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他们不是那种
会武功的剑客,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生活中“战斗”着,给我们带
来了无尽的欢乐和感动。
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我们一起经历
了那么多的喜怒哀乐。
你说,这样的“广西三剑客”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呢?我觉得他们就是广西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了解他们更多的故事呀!
我的观点就是,广西三剑客虽然不是什么闻名遐迩的大人物,但他们在我们心中就是最特别的存在,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廖润柏(笔名“鬼子”)简介
鬼子,本名廖润柏,1958年9月生于广西罗城,仫佬族。
毕业于有“文学沃土,作家摇篮”美誉的西北大学中文系,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文学》副主编。
与广西作家东西、李冯并称为广西文坛三剑客。
广西作家鬼子1996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小说“瓦城三部曲”――《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
重视质量的他也荣获多项大奖,《被雨淋湿的河》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1997年《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国十佳小说奖”、第四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获1999年《人民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瓦城上空的麦田》获2000、2002双年度《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农村弟弟》获第三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一根水做的绳子》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原创长篇小说奖。
近年来涉猎影视界,同张艺谋、陈凯歌等国际知名导演合作。
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幸福时光》,2000年在全国各地上映,被评为年度“最受欢迎的电影”第二名和“票房最好的电影”第三名。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西曾经⼀度被⼈称为“⽂化沙漠”。
然⽽近年来,由于⼴西在⽂学、美术、⾳乐、戏曲和影视创作⽅⾯取得的可喜成绩,⼈们对⼴西⽂化崛起的现象开始刮⽬相看。
那么⼴西⽂化为什么能够在这些年迅速崛起?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今天开始,《⽂化报道》栏⽬将播出5集系列报道,与您⼀起探寻⼴西⽂化崛起的奥秘,今天关注的是:⽂学新桂军的崛起。
在⼴西作家东西的笔下,董洁、刘烨、陶红演绎了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爱情⽚的电影《天上的恋⼈》。
3⽉29⽇,它作为⼀部中国参选电影被送往法国⼩城嘎纳,在全世界最浪漫的国度展⽰⼴西的⼭⽔和⼴西的爱情。
今天,东西、⿁⼦、李冯、凡⼀平等作家的名字已经使中国⽂坛不得不对⼴西⽂坛另眼相看了。
不过要是在⼗⼏年前,这⼏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这段时间,⼴西作家出现了断层。
⼴西⽂坛在沉寂了将近20年之后,1997年,⼀个笔名叫东西的年轻⼈打破了僵局,他的中篇⼩说《没有语⾔的⽣活》获得⾸届鲁迅⽂学奖,结束了⼴西连续多年⽆⼈获得全国⽂学奖的局⾯。
这部⼩说描述的是三个残疾⼈:瞎⼦、聋⼦和哑巴之间的故事。
这也就是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的《天上的恋⼈》。
继东西之后,⼀个笔名叫“⿁⼦”的年轻作家以中篇⼩说《被⾬淋湿的河》于2001年再获第⼆届鲁迅⽂学奖。
这部⼩说叙述的是⼀个辍学少年外出打⼯为了⼈格和良知⽽与社会⿊暗势⼒抗争最后付出⽣命代价的悲剧故事。
与此同时,⼀个名叫李冯的作家随着电影《英雄》的热映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由此,李冯和东西、⿁⼦被誉为⼴西⽂坛“三剑客”。
此外,⼀个名叫凡⼀平的青年作家因为《寻枪记》和《理发师》也在全国名声鹊起。
以“三剑客”和凡⼀平为代表的⼴西⽂坛如今已被⼤家习惯性地称为⽂坛“新桂军”。
“新桂军”的异军突起,⼀扫⼴西⽂坛的沉闷⽓象,也给中国⽂坛注⼊了新的活⼒。
其实,就在作家们为了艺术苦苦求索的时候,⼴西的⽂化主管部门也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使桂军在新世纪之初崛起于中国⽂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