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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的转向――近年来“文化研究转向”问题讨论内容提要：近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也正发生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并成为理论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
本文对我国“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与趋势、理论界对“文化研究”的不同理解与主张等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对我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向，以及当今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所应当坚守的价值立场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全球化语境文化研究转向文化批评文化诗学一、“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与趋势近年来，关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的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
这一问题显然与全球化背景以及当代文学变革发展的趋向相关。
在西方，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文学与文化的几个重要变化或转向：一是由于电信传媒的高度发达，文学与文化形态由印刷文化为主转向以图像文化为主；二是由审美文化为主转向以消费文化为主；此外还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等别的一些因素的作用，由此带来了传统的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
如果追溯起来， 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曾发生两次全方位转向。
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随着文学形态由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转型，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也发生转向，即由传统的“认识论诗学”转向“语言论诗学”。
在传统认识论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典诗学，是以理性为中心问题，突出文学的认识特性，强调理性内容决定语言形式。
而从20世纪初以来，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都把语言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语言成为种种诗学流派乃至哲学共同关注的中心。
[1] 从这一语言学转向开始，随后半个世纪文学研究的重心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即以文学语言本身为对象进行“文学性”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流派相继出现。
他们拒斥文学的社会性研究，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将文学视为一个封闭系统，提出文学自主性问题，极力改变以往社会历史批评的“外部”视角，使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身。
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
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９０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
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
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
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８０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
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
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
《比较文学》课程笔记第一章绪论一、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内涵1. 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它涉及至少两种文学传统的研究，通过对这些文学传统的比较，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文学与其他领域之间的交叉关系。
2. 内涵- 跨文化性：比较文学研究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 交叉性：比较文学不仅限于文学内部的研究，还涉及文学与历史、哲学、艺术、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交叉。
- 开放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多样性，使其成为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学科。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1. 跨国家文学关系- 翻译研究：探讨文学作品如何通过翻译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传播和接受。
- 文学接受与影响：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在另一个国家的接受情况及其产生的影响。
2. 跨民族文学关系-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及其与主流文学的关系。
- 跨境民族文学：探讨跨境民族文学的传统、风格及其在不同国家的发展。
3. 跨文化文学关系- 东方与西方：比较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传统、主题和表现手法。
- 古代与现代：分析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重新诠释。
4. 跨学科文学关系- 文学与哲学：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哲学思想，以及哲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文学与艺术：探讨文学与绘画、音乐、电影等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
三、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1. 影响研究- 直接影响：研究一部作品或文学思潮对另一作品的直接影响。
- 间接影响：探讨文学作品通过中介（如翻译、评论）产生的间接影响。
2. 平行研究- 类似性比较：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似性。
- 对比性研究：对比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差异。
3. 媒介研究- 翻译媒介：研究翻译在文学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 电子媒介：探讨网络、电影等电子媒介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影响。
4. 跨文化研究- 文化过滤：分析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被如何重新解读和接受。
比较文学中研究方法发展趋势-比较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时代、跨文化的开放性学科。
本文综述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个学派的形成及研究方法，思考如何更好地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研究比较文学研究。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文学关注人的心灵与想象的世界。
比较文学通过对不同民族、社会、时代、语言的透视，通过比较分析人类的心灵取向和想象力空间，关注全球视野下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只有了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才能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可比性的强弱是决定这种文学想象与文学问题是否成为比较文学的关键。
文学始终是比较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是国际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其发展的三阶段包括：1.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影响研究，主张实证研究，即以确凿的事实和严谨的考证和思考揭示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各种关联和影响。
梵第根、基亚为代表人物。
研究内容包括：以文学影响的起点考证放送国的放送者，从文学接受的到达者考证接受国的接受者，然后从两者之间的事实材料考证经过路线，再从经过路线追踪传递者。
文学影响的过程是多样复杂的，在影响过程中，放送者和接受者往往要通过中介完成接触和联系。
涉及领域包涵渊源学（由接受者溯源）、流传学（由放送者出发）、媒介学（中间路线）、译介学及异域形象学。
影响的类型包括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超越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精神气质影响。
除了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外，精神联系和精神影响也是研究者很难把握的。
2.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平行研究，通过类同和对比，不仅寻找作品的相同之处，而且研究其不同之处。
美国学者威勒克、雷马克、为斯坦因、奥尔德里奇是代表人物。
他们通过对不同国别文学作品的评价和阐释，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美学价值；对不同体系的文学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对比研究，以其他民族文学为参照，也可以清晰地认识自身民族文化学的特点，有利于不同文学体系间的对话与沟通。
第二讲比较文学发展史的四个阶段1、了解比较文学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2、理解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历史条件。
1、认识比较文学史前史的真实形态；2、理解比较文学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外在助力”与“内在动力”；3、认识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标志着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的新阶段。
（一）比较文学的产生1、史前史。
古罗马时代的比较文学的萌芽、但丁时代的比较文学的发展、文艺复兴时代的比较文学的可能、１８世纪思想家伏尔泰与歌德的比较文学思想、19世纪的作家与学者如施奈格尔、史达尔夫人、格林兄弟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
（目前，学术界对于世界比较文学史前史的研究很少，我们只要从原始材料出发来进行考察，就会有重要的学术成果产生；可以说，这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大有可为的一片天地。
）2、正史的开始：最早使用“比较文学”一词的法国的两位中学老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他们合编一本多民族的文学作品选《比较文学教程》；最早在大学开“比较文学”讲座是法国学者维尔曼，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讲座；最早出版的比较文学理论专著，是英国学者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
3、19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比较文学形态（一批人集中行动：编写教材、举办讲座、撰写专著、编制书目、组织学术活动；在当时，的确形成了一个在法国和欧洲影响很大的群体）。
（二）比较文学产生的历史条件1、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所产生的经济与政治环境（新大陆的发现；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世界一体化进程；马恩与歌德从自身出发预感到的“世界文学”时代）。
2、“世界主义”意识的觉醒（人们对地球形态的认识过程；学者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超越了欧洲界限，将目光投向东方；许多学者将世界当成一个整体来看）；3、席卷全欧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西欧的兴起，后影响到各洲，得到很大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经典作品译成多种文字；在作家的创作中，国际性题材渐渐增多；民间文学搜集涉及到多个国家、多个民族）；4、19世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交叉、关联与边缘学科的启示（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理学”、“比较语言学”、“比较经济学”、“哲学系统比较史”等新学科，对文学研究者以丰富的启示）；5、文学史研究深化的必然要求（“来源”与“影响”；西方文学“两个源头”；历史线索）；6、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对比较研究方法的初步采用（英国学者豪勒姆所撰写的杰出的文学史著作、法国学者史达尔夫人关于“南方”与“北方”文学的划分及其论述）。
比较文学跨文化分析-比较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跨文化研究最先运用于外国文教学。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日本与80年代我国的高等院校，将其视为一种研究方法与教学模式。
跨文化的理念认为语言教学与研究要结合本国的文化，乃至全世界的文化。
与之同时，它和多元文化研究并不完全相同，因其“在研究一种文化时，我们能找到某种共性的、跨文化的东西。
‘跨’这个前缀代表一种比‘多元’更高的层次，它并不意味着为了保存某种东西而去牺牲别的东西”。
在我国的比较文学领域，这一术语准确描述了我国80年代萌芽，90年代蓬勃发展的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事实上，文学评论家普遍认识到任何一种当前热点的文学现象，总是处于和民族文化纵的历时性的承嗣，或者与世界文化横的共时性接触之中。
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动态非静止的文化坐标系中去定位、判断、解释、评价与研究，成为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能够排除人为的干扰和影响，探寻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还原文学本身的真正价值。
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发展重要倾向之一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化”。
90年代所谓后文学时代的全球主流话语，甚至被某些人认定为文化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跨文化性质。
中国比较文学界视跨文化研究为其重要使命之一，敏锐感知国际研究的前沿，注重于研究与探索跨文化交往中的同质和异质性问题，在东西方和多元文化中的文学经典、文化转型期价值与精神的重建、后殖义与本土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重新构建中国学术品格与跨文化的共通的学术话语而积极努力，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然而，这种认可来源于历史的必然趋势，除了当前的文学研究正面临重大改革，文学研究的概念、范围和其本身建构的理论意义等都发生了改变，后时期的来临，使得跨文化研究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话语，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相对论，以宽容哲学为根基，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文化模式是并不存在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多种多样，都有其独有的价值。
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分析-比较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新时期以来乐黛云教授作为主要学术人与领导者努力构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并使之逐步成熟对于自己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重建中的贡献，乐先生一直非常低调。
她总是讲前辈学者钱钟书、季羡林、杨周翰与李赋宁、贾植芳的贡献，对于自己她的评价是“无非是把以来几十年不提的东西重新提起头来”。
但实际情况何止是“提起头”而已。
她从1980年发表影响极大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开始，特别是从1981年远赴美国哈佛与伯克利专门学习比较文学，整整30年来，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的重建。
1984年回国还没有来得及安定，她就于1985年在她任教的深圳大学召开了中国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与秘书长，1989年担任会长至今。
在这漫长的30年时光中，她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主要学术人与领导者，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发展前进的每一步都与乐先生的贡献紧密相关。
我个人认为乐先生的最重要贡献是对于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不可代替的关键的作用。
当然，比较文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由王国维、鲁迅等人引进中国，但比较文学真正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时期以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学者工作与贡献的结果。
乐先生可以说是在当代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是用力最多与贡献最大的学者。
季羡林先生说，乐黛云“以开辟者的姿态，筚路蓝缕，谈到了许多问题”，“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门既旧又新的学科的重建或者说新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王瑶先生充分肯定了乐黛云先生“对于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热心”[1]180-184从当代学科体制来说一种学说只有成为“学科”才标志着被主流学术体制认可，也才能够进入高等学校课堂，才能构建自己的课程、教材与队伍。
1997年与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确定为文学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
比较文学概论的练习及答案《比较文学概论》练习及答案习题一一、填空题1. 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研究的的各种现象以及其间的各种关系。
2.研究一国之内的、和被称为国别文学研究.3.总体文学研究超越国家、民族、语言界限的那些、、和。
4.互证是以不同文学为例证，以达进一步的共识。
5.比较文学除研究文学间的种种现象之外，还研究等诸多方面的联系，这就是文学的。
6.文化发展是通过和两种作用来进行的。
7.文化转型是指在某一特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产生，同时又进行急邃的。
8．20世纪后半叶，人类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在以外，也得到蓬勃发展。
9.如果没有不同文化间的、，我们的文化就会变成一片文化沙漠。
10.比较文学在与他种文学的交往中，以、、、为己任，是沟通各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名词解释1.文化转型时期2.互证3.横向开拓三、简答题1.什么是逻辑学范式？2.什么是现象学范式？3.文学研究的两种不同层次指的是什么？4.简述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
5.文化转型的原因四、论述题谈谈对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的认识。
练习答案一、填空题1. 存在于不同文化中不同文学之间2.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3. 文学运动文学题材文体和技巧4. 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的相同或不同的应合5. 文学与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跨学科研究6. 认同离异7. 危机和断裂重组和更新9. 和而不同多元并存10. 互为主观互为语境互相参照互相照亮二、名词解释1、文化转型：文化转型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产生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急遽的重组与更新。
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国的魏晋六朝和五四时期。
2、互证：是以不同文学为例证，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的相同和不同的应和，以达到进一步的共识。
3、横向开拓：横向开拓是一种文化外求，外求的方向大致有三：一是外求于他种文化；二是外求于同一文化地区的边缘文化；三是外求于他种学科。
三、简答题1、什么是逻辑学范式？教材第13页2、什么是现象学范式？教材第13页3、文学研究的两种不同层次指的是什么？教材第5页4、简述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
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进入它自身发展的第三阶段。
在这一阶段，各国比较文学研究空前活跃，成绩卓著。
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经受三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生机。
这三股潮流促使国际比较文学界进行反思和探索，推动着比较文学向更高更新的阶段发展。
第一股浪潮是所谓理论大潮。
所谓比较文学“理论化‘，就其积极方面来讲，包括两重重要意义，一是指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比较研究（比较文本的研究）的那些课题想李林性课题扩展，即对于人类文学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问题的探讨，或者说是对文学共同规律的探讨。
二是指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它的理论指导、理论基础、理论架构。
应该说在两个方面，”理论化“的趋势对于比较文学的发展蔽芾注定有害，相反应该说是有益的，是不可避免的。
比较文学应该接受新理论提供的新思路、新角度而不断进行开拓。
至于对于文学共同规律的探讨，那原本符合比较文学的宗旨，是它与总体文学的共同目标。
我们应该相信，各种新理论的涌现可以给比较文学注入新的活力，促使它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新的发展。
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面临的第二股潮流是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
1991年8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3次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
学者们都注意把自己的视野跨越东西两个方面而不局限与西方，特别是会议讨论到如何建立体制化、科学化和理论化的比较文学学科这一重大课题时，代表们更自觉地意识到，东西文学的对话和结合的重要意义，意识到这也许是世纪之交国际比较学者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在国际比较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4次大会，继续表现出对东方的重视。
大会议题突出多元化，其意义也为有意识地促进多种文化，特别是东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
比较文学面临的第三股浪潮，是所谓“文化研究“的热潮。
在这股热潮的冲击和推动之下，比较文学界对文化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在文本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的视角，在文化层面上探寻根源，追求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总之，呈现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相结合的趋势。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一、本文概述《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这篇文章旨在探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分析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在当前学术环境下的转折与建构。
文章首先概述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其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所经历的变革。
接着，文章重点分析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方法论，包括文明间的对话、互文性、跨文化阐释等，以揭示其独特的学科价值和意义。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如何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学科的转型与建构。
我们将关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包括跨文化比较、平行研究、影响研究等，并分析这些方法论在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中的应用。
文章还将讨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在当前全球语境下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如何通过学科理论的建构来应对这些挑战和把握机遇。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的转折与建构，以期为文学研究和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通过探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方法论及其在全球语境下的应用，我们希望能够为推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理论基础源于对文学现象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理解。
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汲取了传统比较文学的理论精髓，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研究的新需求。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坚持文学的普遍性原则。
它认为，尽管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在形式、内容和风格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都共同追求着对人性、社会和宇宙的探索与表达。
因此，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致力于揭示这些作品在普遍性原则下的内在关联和共通之处，从而增进对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尊重。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强调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它认为，文学作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通过文学作品的跨文明比较，可以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和互动。
是“泛文化”，还是“跨文化”——世纪之交比较文学研究的战略性转变【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原刊地名】长春【原刊期号】199701【原刊页号】151-154【分类号】J4【分类名】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期号】199705【标题】是“泛文化”，还是“跨文化”——世纪之交比较文学研究的战略性转变【作者】曹顺庆【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文系【正文】世纪末，比较文学研究似乎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与此同时，也酝酿着一次新的转机与新的突破。
我们已站在十字路口，正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一次重大的、全球性的战略性转变！历史正向我们挑战，机遇正向我们招手。
如何迎接挑战？怎样抓住机遇？这是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界、甚至是全世界比较文学界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早在5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就曾出现过严峻的“危机”，而恰恰是那次“危机”，导致了当时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大转机与重大突破，产生了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及其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方法，将全球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威勒克(René Wellek)1958年在国际比协第二届大会（教堂山）上指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的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
……直截了当地说，在方法论和方法论见解方面，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
”[1]反观今日中国比较文学界，在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论方面，也已经呈现茫然和困惑之现象。
再看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界，由于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原有的学科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日愈趋向不确定性，甚至有人认为根本不用确定，或不屑确定。
这种失去学科理论的茫然、困惑，这种不能确定或不屑确定学科理论的消解态度，必然将比较文学导向严峻的学科危机。
国际上已有学者公然声称：“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one senseis dead)“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has hadits day)[2]。
如果说威勒克称1958年的“危机”为“一潭死水”的话，那么，我们目前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则堪称“一头雾水”。
辨不清方向，不知何去何从的现状，导致了当前全球性的比较文学的新危机。
比较文学真的死亡了吗？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真的已经过时了吗？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上4年一度的比较文学大会，一次比一次兴盛；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也越来越红火，并日愈走向专门化、正规化和学科化。
事实胜于雄辩，学界客观事实告诉我们，比较文学不但没有死亡，而且日愈显示出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既然比较文学在实践中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但为什么会走向理论上的“危机”呢？这正是我们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一、“泛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歧途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走向“泛文化”，其突出的表现，是1994年于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届大会上，学者们已明显地意识到，文学研究有被文化淹没的危险。
有学者明确指出：“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94，加拿大）给人最深的总体印象就是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
似乎前不久因概念的定义界说而引发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现在又以新的形式第二次悄然降临了。
”[3]正是在国际比较大学研究日愈走向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下，有学者公开打出了泛文化的旗帜，主张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
美国学者波恩海默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对于这一观点，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着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
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
”[4]显然，当一个学科发展到几乎“无所不包”之时，它也就在这无所不包之中泯灭了自身。
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前面所引苏珊·芭丝尼尔(Susan Bassnell)关于“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的断言，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向比较文学学科的消亡。
因此我认为：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歧途。
然而，当我作出这一断言之时，并不意味着否定比较文化。
比较文学必然要与比较文化联姻，不过，这种联姻，是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而不是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
怎样通过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呢？我的主张就是“跨文化”研究，尤其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研究，这将是比较文学研究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变。
二、“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战略性转变前面我们谈到，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反对将比较文学扩大为文化研究。
但他开出的药方却是退回文学自身：“如果拒绝走向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将会发现一个新的自我身份。
”“比较文学将会以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任务。
”[5]应当说，卡勒主张退回文学，或以文学为“中心”的看法，确有其合理性，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持这种看法，[6]但这种看法却并不合时宜。
在比较文化大潮涌起之时，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那么，比较文学究竟是应当走向比较文化，或者说走向无所不包的“泛文化”研究？还是干脆退回文学，固守文学“中心”这块领地呢？看来，国际国内的比较文学界似乎都面临着两难的抉择，面对这一艰难的局面，众多比较文学学者似乎都陷入了困惑与茫然之中……。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难道除了走向“泛文化”或退回“文学本身”，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非也！“大道如青天”，“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是一条从危机走向转机的通天大道，是一条将全球比较文学推向又一新阶段的坦途。
“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既不走向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又不退回保守和封闭的“文学中心论”。
我们不应当反对文化研究介入于文学之中，而应当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
这种结合，是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手段，以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
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到并正确处理文学与文化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那么，文化研究不但不会淹没比较文学，相反，它将大大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并将比较文学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一个跨越文化，尤其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第三堵“墙”的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
这种跨文化研究，至少有两大基本的优势或特征：第一，它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更加深入、更加深刻；第二，它将使比较文学成为更具有真正国际性（与过去西方中心相比较而言）的胸怀和眼光的学术工作。
因此，它不仅仅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新阶段，而且是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又一新阶段，是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后的世界比较文学的又一个汇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崭新阶段！下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跨文化研究”的第一个优势或特征：为什么说“跨文化”研究不但不会淹没比较文学，相反，它将大大深化比较文学呢？兹略举一例。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常常会产生令人诟病的“比附文学”。
人们或许还没有忘记，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步阶段，这种“比附文学”情况尤为严重。
为什么会产生“比附文学”？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研究者们就文学而论文学，往往忽略了文学背后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根源的探索，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浅度的、形似或貌同的比较研究。
在海外，袁鹤翔先生曾严厉批评过有人将西方“巴洛克”格调用到中国诗评方面，得出了“浅度的”乃至错误的结论，在大陆，由于忽略了深层文化的探源，而出现了肤浅者居多的“X与Y模式”。
文化的探源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不同文化模式而产生的文学上的许多误解、隔膜与歪曲。
例如用西方悲剧观来讨论中国戏剧，引起了中国有没有悲剧等问题的论争。
如果仅仅从文学层面上来比较，简单地就作品而论作品，就悲剧观谈悲剧观，必然是“浅度的”，甚至会越争论越糊涂。
事实证明，不从文化根源上探寻，不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中西不同的人生观、生命悲剧意识等方面作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就无法深入探讨中西悲剧观等问题。
其它如学界常常碰到的屈原的“浪漫主义”问题、白居易的“现实主义”问题等等无不如是。
[7]显然，文化的探源和比较，深化了文学的比较，因此，我们说“跨文化的比较文学方法”必将大大深化比较文学研究。
但这种深化，不是以文化取代文学：文化研究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加深比较文学研究。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看“跨文化研究”的第二个优势或特征：为什么说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将使比较文学成为更具有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的学术工作呢？因为跨文化研究使全世界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不同文化的比较，更加关注异质文化的撞击、误读，寻求异质文化的交流与并存、理解与汇通。
众所周知，国际上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是“欧洲中心论”，随后是“西方中心论”。
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圈内的文学比较。
所以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在一部教材中曾这样写道：“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
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
”[8]这一看法，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中心”的比较文学观。
这种狭隘的观念，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或全球性。
叶维廉指出：“事实上，在欧美系统中的比较文学里，正如韦斯坦因所说的，是单一的文化体系。
”因此，文化模式问题，跨文化问题“在早期以欧美文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里是不甚注意的。
”[9]然而，“时运交移”，在世纪之交，随着东方国家的崛起，西方比较文学界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唯我独尊了。
美国著名学者厄尔·迈勒(Earl Miner)的《比较诗学》，通过东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打破了韦斯坦因的“疑惑”；近年意大利著名比较文学家阿尔蒙多·尼希(Armando Gnisci)提出了“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它倡导一种革命性的西方文化的自我批评，主张西方文化必须深刻反省、并和其它文化相协作来实现比较文学的发展。
美国比协会长波恩海默的“学科现状报告”，也明智地提出“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
因而，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提出，正是时势使然，而并非某学者或某国学者们的一厢情愿。
“跨文化研究”将比较文学的基本立足点，由过去西方单一文化／文明圈，转移到全球不同文化／文明圈之间，倡导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
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同属于西方文化圈内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把文化的差异推上了前台，担任了主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