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性

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性作者：张慧来源：《科技视界》2015年第08期【摘要】本文拟以庞德翻译的源自中国古诗词的《神州集》英译本来说明文学翻译也具有目的性，也会因为预期功能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适用性。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目的论；文学翻译；庞德0 引言20世纪70年代，德国功能翻译派独树一帜，为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来源于交际理论，核心是目的论（Skopostheorie）。

功能翻译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广告、说明书等非文学的翻译，但一些批评声也随之而来，其中之一便是批评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翻译。

本文拟以庞德翻译的《神州集》为例，说明功能翻译理论对于文学翻译同样具有适用性。

1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述评功能派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包括提出提出文本功能类型学（text typology）的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目的论的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提出翻译行为理论（translational action）的芬兰翻译学者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第二代核心人物包括提出功能翻译类型学（functional translation typology，即文献翻译与工具翻译理论）和忠诚原则（loyalty principle）的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

翻译目的论是由威密尔1978年在其发表的《普通翻译理论框架》（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一书中首次提出的。

目的原则是翻译的最高法则。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

这项原则有利于改变直译和意译、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之间的内部对立局面。

这说明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时首先要考虑翻译目的，根据翻译目的选择翻译方法，而不是在翻译一篇文章前就先确定采用归化还是异化。

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第一准则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的主要理论。

与传统“等值观”不同的是，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

也就是，译者必须能够针对特定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策略。

目的法则指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整个过程，译者应该根据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原文，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实现的功能。

2 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性概述功能翻译理论的出现，使翻译跳出了单纯的字、词、句层面，而是将翻译置于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考虑了翻译目的、翻译行为、翻译行为发起者、媒介等文本外因素，获得的赞誉无数。

但功能翻译论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其中代表性的是：这种理论对文学翻译不起作用，因为文学作品和它们的译著没有目的可言（Nord，2001：120）。

他们批评功能派/目的论“不尊重原作”，只有他们才“强调文学翻译中原语文本的权威地位”（Nord，2001：119-120）。

的确，诸如广告、说明书、旅游宣传册等非文学文本的翻译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文学作品很多是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为主，翻译一般是靠近原作的，但是，并不代表一切文学翻译都不具目的性。

从早期的圣经翻译，到以现代英语写就的《钦定本圣经》，古罗马时期的翻译文学，无不体现着文学翻译的目的性。

比如，古罗马的抒情诗人，颇具争议性的卡图卢斯，翻译了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多部作品，通过模仿希腊诗歌，卡图卢斯把亚历山大警句这种新的风格带到了拉丁文学中。

并且在创作和翻译中通过混合、错位的方式，用目的语不同的词语、短语再现了言外之意。

这些不同成分的混杂语域、新词的使用，如futuo，fututio，mei amores，使罗马人读到了新颖的、风格迥异的诗歌（刘军平，2009：88）。

中国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林纾，尽管不懂英文，但通过他人的口述，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在他辛亥革命前的译作序跋中，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是集中在翻译的目的与功能上。

在近代翻译家中，他恐怕是这方面强调的最多的一位（陈福康，2011：97）。

由于其翻译目的为救国之至情，翻译中出现了大量的漏译、误译，变译等，但依然被康有为赠语“译才并世数严、林”。

林语堂所译描写清朝人沈复生活的《浮生六记》在译文序言中说：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因为……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林语堂，1999：2）。

他并不是要提供给外国读者了解一个中国的机会，而是关于生活的优美的小品文，因此全文鲜有加注或晦涩难懂的地方。

中国近代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英译本，不失为介绍中国文化的典范。

《红楼梦》本身的文学美感自不必言，而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习语却是翻译中的一道难题，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应该是带着让外国读者领略中国文化的目的，表现出很强的异化，以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

3 庞德的《神州集》个案研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20 世纪世界文坛蜚声海内外的人物，集诗人、翻译家与评论家于一身。

国内外对他的研究，特别是翻译研究时，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对庞德的翻译活动与影响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又说他不懂汉语，对他翻译中的不精确之处大加批评（蒋洪新，2001：77）。

庞德所著的《神州集》可谓是其长达40年的翻译生涯中最有影响的一部译作，其中包括19首英译中国古代诗歌，以欧内斯特·费诺罗莎（Ernest Fenollosa）研究中国诗歌的手稿为依据。

庞德翻译的《神州集》在诗学和美学方面的成就毋庸置疑，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原作的误读和误解。

对中国古诗词的翻译中出现了大量的删减、漏译，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

比如李白的“荒城空大漠”，庞德将其翻译为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惊沙乱海石”被翻译为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 还比如他所译柳宗元的《江雪》一诗的最两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译文为：A single boat—coat—hat—an old man！ Alone fishing chill river snow. （Snyder，1999：543），由此可见庞德所译中国古代诗歌其实是对原作的改写，他没有亦步亦趋地追求形式上对等，而是采取拆字的方法，重构了一个一个的意象，打破了原有的形式和语言规范，为诗歌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风。

在庞德看来，写在字里行间的语言和细节并不仅仅是代表事物的黑白符号，而且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意象（image）；译者是艺术家、雕刻家、书法家及文字的驾驭者。

（廖七一， 2000：28）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目的原则是翻译的最高原则。

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的目的和预期功能决定采取何种翻译策略。

这就意味着翻译中允许打乱原文的结构和形式，采取摘译、节译、变译等翻译策略，只要达到翻译的目的即可。

从这个角度看，庞德翻译的神州集无疑是一种成功的翻译。

20 世纪的欧美文学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走向新繁荣的时期。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了更深重的异化感和危机感，也使人们更真切地领悟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非理性和荒诞感。

20 世纪欧美文学之危机意识产生的深层原因是欧美作家在反映人面临异化的生存状况，并以非理性反抗异化、反抗现代文明、反抗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时，对人的非理性本身又常常表现出优虑、恐惧甚至否定。

这种危机意识的背后隐藏着作家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

庞德正是这样一位焦虑者和者他从事翻译工作尤其是汉译英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汉语作为一种文化斗争的武器来攻击死水一潭的维多利亚文风（刘军平， 1995：10）。

庞德掀起意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诗歌创作的不满，尤其是反对其抽（下转第245页）（上接第158页）象的说教、冗赘的语言、陈腐的题材（刘军平，2008：182）。

当庞德得到费诺罗萨的手稿时，发现中国诗歌对“意象”、“神韵”、“简洁”、“音乐”的主张与他的诗学观简直是异曲同工，不禁欣喜若狂，遂将其中19 首诗译成英文，结集出版，取名《华夏集》。

4 结语功能翻译学派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赋予了翻译更多的涵义，但与此同时，翻译也被批评为不适用于文学翻译。

庞德的《华夏集》在海内外影响颇深，通过翻译中国古诗词，掀起了意象运动，促进了欧美文学的发展，从而表明文学翻译也有目的性，因此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1]LinYutang.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9[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3]Snyder， Gary. The Gary Snyder Reader： Prose， Poetry， and Translations （1952-1998） [M].New York： Counterpoint Press， 1999.[4]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5]蒋洪新.庞德的翻译理论研究[J].外国语， 2001（4）：77-80.[6]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7]刘军平.庞德的翻译思想[J].外语与翻译，1995（1）：9-11.[8]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责任编辑：薛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