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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现象及容隐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演进“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与“大义灭亲”相反，指的是亲属之间有罪应当相互隐瞒，不告发，不作证，而容隐制就是确保这样的隐瞒做法能够免受法律制裁的一种制度。
容隐首先是一种权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表现为义务，即不告发无罪，反之告发了亲属自己却要被论罪。
本文拟将“亲亲相隐”这一现象和容隐制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做一些粗浅的介绍，并且希望通过了解这一过程来对我们当代法制建设有所启示。
一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思想的萌芽期。
最先提出“亲亲相隐”思想的是儒家。
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反对以严厉的刑法来管理百姓。
孔子最先提出父子之间应该相隐的观点，《论语·子路》章句就有论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在孔子看来，儿子为父亲偷窃作证，不能算作“直”；父子互相隐瞒，才可以称作是“直”。
在这里，孔子肯定了维系亲情的重要性，而否定了儿子“大义灭亲”举报父亲顺手牵羊的做法。
这也是最初“亲亲相隐”的由来。
随后的孟子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种观点，《孟子·尽心上》记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
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 然，乐而忘天下。
”这个例子是儒家道德哲学的一个两难推理。
在虚拟出来的情境中，作为天子的舜，他的父亲杀了人，对于舜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孟子的回答是舜既不应该阻止法令的严格执行，同时也不应该使自己的父亲受缧绁之苦，唯一的做法就是让执法官皋陶对父亲严格执法，同时自己放弃天子的位子，偷偷带着父亲跑到海边。
孟子在本章中的回答，舜的做法既保证了法律的权威，同时也维护了父子亲情。
此外儒家在《礼记·檀弓》里面也有“事亲有隐无犯”的类似说法。
刑法一自汉以来，刑法沿革不一。
隋更五刑之条，设三奏之令。
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
宋采用之，而所重者敕。
律所不载者，则听之于敕。
故时轻时重，无一是之归。
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
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
今制宜遵唐旧。
”太祖从其言。
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
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
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
初诏内外风宪官，以讲读律令一条，考校有司。
其不能晓晰者，罚有差。
庶几人知律意。
因循日久，视为具文。
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轻重。
至如律有取自上裁、临时处治者，因罪在八议不得擅自勾问、与一切疑狱罪名难定、及律无正文者设，非谓朝廷可任情生杀之也。
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
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从之不问。
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
故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
厂竖姓名，传不备载，列之于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
吴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谕之曰：“法贵简当，使人易晓。
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
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
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
”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
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
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
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
五年，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此书围绕北魏驸马刘辉“殴主伤胎”案，讲述了北魏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皇室与汉化官僚集团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在公主流产以后、过世之前，朝廷为了应该如何审判并惩处刘辉、容妃、慧猛以及他们的兄长而陷入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一方是维护皇权、保护公主的势力，即门下省的官员，实质上是代表灵太后的意志；另一方是主张以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来断狱判刑的汉人和汉化官僚集团，以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为代表。
李贞德教授从分析他们双方对立的观点以及各自的论证中向读者展示了法律儒家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卷，以及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中国古代妇女的法律地位。
李贞德教授通过一则案例的讲述而折射出案例发生的背景，可谓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笔者在读过此书之后，结合双方辩论的立场和依据，从性别与历史的角度，对该书归纳出以下几个观点：一、父系社会和法律儒家化背景下的女性身份李贞德教授在“悲剧的启发＂这一小节中画龙点睛，指出：“这个案子牵涉到性犯罪、婚姻暴力和连坐容隐等法律家族主义，可以说涵盖了传统中国女性会碰到的大多数刑法问题。
”在父系家族理论和儒家礼义伦常的体系下，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是男性的附属而没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即是是公主也不例外。
公主走下皇室成员的神坛，成为驸马刘辉的妻子，因而肚子里怀的胎儿是刘辉的骨肉，刘辉犯的是堕杀亲子之罪，并不是杀害皇室成员的谋反大逆之罪。
而对于张容妃和陈慧猛以及他二人的哥哥张智寿、陈庆，汉化官僚集团认为女子随着自己出嫁，“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
＂二人犯罪的连坐责任巳经随着出嫁而从娘家迁移到夫家，与娘家的兄长脱离了关系。
况且儒家一贯主张“期亲相隐”，所以张智寿、陈庆不应当受到处罚。
通过皇权和汉化官僚对于此案中胎儿身份认定问题、连坐与容隐原则的辩论，一方面展现运用法律时所体现的儒家父系家族伦理和父权制宗法体系在当时法律中的渗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此理论背景下，女子出嫁带来了“天”的改变，女性地位附着于男性，故其也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被丈夫杀死后对丈夫的刑罚要依据腹中胎儿的地位来决断，不得不让人感慨“可怜公主是个女人”。
清朝雍正有哪些儿子和女儿清朝雍正有哪些儿子和女儿雍正统治十三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承上启下、为以后乾隆时期的繁荣盛世打下了基础。
以下是店铺收集整理的清朝雍正有哪些儿子和女儿，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清朝雍正有哪些儿子和女儿皇子（10人）1．爱新觉罗·弘晖，皇长子，幼殇。
生母为孝敬宪皇后。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生；康熙四十三年殇，年八岁。
乾隆帝即位，追封端亲王。
2．爱新觉罗·弘昐，未齿序，幼殇。
生母为齐妃李氏。
康熙三十六年六月生，康熙三十八年二月殇，年三岁。
3．爱新觉罗·弘昀，皇次子，幼殇。
生母为齐妃李氏。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生，康熙四十九年殇，年十一。
4．爱新觉罗·弘时，皇三子，称三阿哥。
削宗籍。
生母为齐妃李氏。
康熙四十三年二月生。
雍正五年八月六日卒，年二十四。
5．爱新觉罗·弘历，皇四子，称四阿哥。
（即乾隆帝。
）生母为孝圣宪皇后。
康熙五十年八月生。
雍正十一年封宝亲王。
雍正十三年八月即位，为乾隆帝。
嘉庆四年正月卒，年八十九。
6．爱新觉罗·弘昼，皇五子，称五阿哥。
生母为纯悫皇贵妃耿氏。
康熙五十年十一月生。
雍正十一年封和亲王。
乾隆三十五年卒，年六十。
谥曰恭，即为和恭亲王。
7．爱新觉罗·福宜，未齿序，幼殇。
生母为敦肃皇贵妃年氏。
康熙五十九年五月生，康熙六十年正月殇，年二岁。
8．爱新觉罗·福惠，未齿序，称八阿哥，幼殇。
生母为敦肃皇贵妃年氏。
康熙六十年十月生；雍正六年九月殇。
以亲王礼葬。
乾隆帝即位，追封怀亲王。
9．爱新觉罗·福沛，未齿序，幼殇。
生母为敦肃皇贵妃年氏。
雍正元年五月生，旋殇。
10．爱新觉罗·弘曕，皇六子，称圆明园阿哥。
生母为谦妃刘氏。
雍正十一年六月生。
后出继为果毅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嗣，袭果郡王。
乾隆三十年三月卒，年三十三。
谥恭，即为果恭郡王。
皇女（亲生女4人）皇长女（1694），幼殇。
生母为懋嫔宋氏，时为藩邸格格。
“亲亲相隐”现象及容隐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演进“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与“大义灭亲”相反，指的是亲属之间有罪应当相互隐瞒，不告发，不作证，而容隐制就是确保这样的隐瞒做法能够免受法律制裁的一种制度。
容隐首先是一种权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表现为义务，即不告发无罪，反之告发了亲属自己却要被论罪。
本文拟将“亲亲相隐”这一现象和容隐制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做一些粗浅的介绍，并且希望通过了解这一过程来对我们当代法制建设有所启示。
一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思想的萌芽期。
最先提出“亲亲相隐”思想的是儒家。
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反对以严厉的刑法来管理百姓。
孔子最先提出父子之间应该相隐的观点，《论语·子路》章句就有论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在孔子看来，儿子为父亲偷窃作证，不能算作“直”；父子互相隐瞒，才可以称作是“直”。
在这里，孔子肯定了维系亲情的重要性，而否定了儿子“大义灭亲”举报父亲顺手牵羊的做法。
这也是最初“亲亲相隐”的由来。
随后的孟子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种观点，《孟子·尽心上》记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
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 然，乐而忘天下。
”这个例子是儒家道德哲学的一个两难推理。
在虚拟出来的情境中，作为天子的舜，他的父亲杀了人，对于舜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孟子的回答是舜既不应该阻止法令的严格执行，同时也不应该使自己的父亲受缧绁之苦，唯一的做法就是让执法官皋陶对父亲严格执法，同时自己放弃天子的位子，偷偷带着父亲跑到海边。
孟子在本章中的回答，舜的做法既保证了法律的权威，同时也维护了父子亲情。
此外儒家在《礼记·檀弓》里面也有“事亲有隐无犯”的类似说法。
关于亲属容隐制度的研究亲属容隐制度是在我国传统历史中盛行的一项富有儒家伦理思想的法律制度。
“容”是指“容许”、“赞同”的意思，“隐”是指“隐瞒”、“隐匿”的意思，所以，所谓亲属容隐制度，我们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容许亲属之间相互帮助隐瞒犯罪事实，隐匿逃避行踪的一项法律制度”。
而从历史的范畴来理解亲属容隐制度，人们大多会想到的是“亲亲相隐”与“亲亲得相首匿”这两个制度。
这两个制度代表的是亲属容隐制度的两个方面，即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这两种亲属容隐方式。
“亲亲相隐”主要倾向于指亲属之间相互容隐、不告发对方的一种不作为的消极应对的亲属容隐制度，而“亲亲得相首匿”则主要倾向于指亲属之间主动帮助对方隐匿逃避行踪的一种作为的积极应对的亲属容隐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亲属容隐制度是指除了犯谋反，大逆等国家重罪之外，在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作出互相为对方隐瞒罪行，隐匿行踪等积极或消极的行为，并且对此行为，律法不以刑罚处之，同时，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否则即为“不孝”或“不睦”，应以律法处以刑罚的一项法律制度。
由此，我们不禁可以看出，亲属容隐制度归根到底就是我国传统儒家伦理观念在法律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表现，是法律对于这种人类天生自然而存在的亲情所给予的尊重与肯定。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其根本的家庭伦理观，讲究的是以“仁”为本的和睦的家庭伦理关系，如果家庭之间可以相互告发，那就会破坏亲属之间的感情，导致以亲属之情维系的家庭破裂，因此，亲属之间不应相互告发，而应相互隐瞒罪行的亲属容隐制度从本质上讲就是为维护儒家伦理观念而存在的。
秦律中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这个规定将子为父母隐，奴婢为主人隐确认为法定义务，在非公室告的情况下，子不得告诉父母，奴婢不得告诉主人，如若告之，官府不予对此进行受理，而如果子或奴婢不理律法反复告诉，就会对子或奴婢进行定罪。
这个规定在当时商鞅实行变法，严格规定“不告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论中国古代“亲亲相隐” 原则作者：张淑欣陈倩王丹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22期摘要“亲亲相隐”在古代封建法律制度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完善，逐步成为官吏审理案件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
亲属之间相互隐匿体现了法律对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尊重，有利于对人权和亲情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
“亲属相隐”对现代中国来说在某些方面上也是值得借鉴的。
关键词亲亲相隐伦理道德儒家化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6.08.005一、古代“容隐”思想的起源现今为止发现的有关亲属容隐的记录最早为春秋时期；亲属相隐匿的思想最初是由儒学者孔子提出的。
《论语·子路》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我有一个耿直善良的老乡，他的父亲偷了邻居的羊羔，他向朝廷揭发了父亲的盗窃行为’。
孔子回答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正直的人应道是父亲为孩子隐瞒罪行，反过来子女也应当为父亲隐匿罪行’。
” 孔子认为，判断人民正直与否，不能只看他的话是不是在描述事实，更要考量他的道德和行为是否符合伦理道德的规定。
孟子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亲属容隐的思想。
孟子和弟子探讨过一则虚拟案例；如果天子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皋陶作为审理此案的官吏，他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进行审理，不能因为天子舜的原因而枉法裁判。
舜作为一国之首，不应该动用自己的权力来影响司法公正；但是舜同时拥有儿子的身份，他一定会弃天下如敝屣，与父亲一起逃亡，尽到自己的孝道。
从此可以看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更推崇孝道，当守法和尽孝不能两全时，应当优先选择尽孝，只有尽孝的人才会忠于国忠于君主。
法家对亲属之间相互容隐这一内容有着不同于儒家的看法。
《韩非子·五蠹》中记载：“楚国有个耿直善良的人，他的父亲偷了邻居家的羊，将他复兴的偷盗行为告诉了当地的官吏。
令尹说：‘杀之！’尽管背叛了父亲但是对君主是十分忠心的。
法律的儒家化/儒家伦理的法制化“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
”——Bodde, D. & Morris, C. ：Law in Imperial China“法律与道德在中国法史上的双向渗透得以完整地揭示出来。
这一过程也许可以说成是儒法两家思路的互补性平行推进，共同铺就封建制度的两条路轨。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汉初儒学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现在于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
汉儒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
”——余英时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魏收著《魏书·刑罚志》，其中将近六分之一的篇幅在叙述这个案子。
19世纪末，清朝法官和法律学者沈家本在《学断》中也引用到这个案子。
作者：李贞德，女，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台湾精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主要研究汉唐之间妇女生活以及与相关的法制史和医疗史问题。
案情综述北魏时期，兰陵公主驸马刘辉，与平民张智寿的妹妹容妃、陈庆和的妹妹慧猛发生奸情，后奸情败露。
兰陵公主不依，拖着身孕与刘辉争执，刘辉忿怒中将兰陵公主推到床下，又用脚踩她的肚子，导致公主流产，不久后，兰陵公主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去。
刘辉畏罪逃亡。
这件事情本身是小事，这样的事情倘若发生在民间，尚不至于名垂青史。
但因为兰陵公主的身份问题，尤其是皇族身份与出嫁之妇的身份重叠，竟然导致了北魏法律的冲突：如果依照皇族身份处理，刘辉犯了谋反大罪，大逆不道，罪该万死；但按照当时的婚姻礼节，兰陵公主出嫁后，为之妇的身份已然成为主流，而且刘辉导致自己儿子的死亡，这在当时并不是很重的罪名，活罪难免，死罪可逃，无论如何不至于死刑。
辩论双方一方是维护皇权，保护公主势力的皇室以及受命于皇室的门下省，以实际掌权的灵太后为代表一方是坚持断狱判刑应该以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的汉人和汉化集团，以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为代表注意：皇权介入了最后的审判；这次介入的皇权带有特别的性别意涵。
连坐的文学常识
连坐，又称相坐、随坐、从坐、缘坐，是指因一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
连坐的范围较广，包括亲友、同族、邻里、上下级，甚至家奴等。
连带受刑的刑罚有族诛、肉刑、徒刑、笞杖刑、赎刑和资罚等。
据史籍记载，早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连坐。
《尚书·甘誓》夏启讨伐有扈氏时宣布：“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尚书·汤誓》成汤在讨伐夏桀的誓言中也说：“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
在古代社会，连坐制度是一种常见的法律制度，旨在通过惩罚犯罪者的亲属和相关人员，来加强社会的治安和管理。
然而，这种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和弊端，如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等。
因此，现代社会已经逐渐废除了连坐制度，并采用了更加公正和合理的法律制度。
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明代山西流民问题述论•安介生流民问题作为明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富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同时，山西流民问题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但系统性的微观研究尚显不足。
如现代学者或从人口与耕地间的紧张关系,或从生态环境的恶化，来解釋明代流民大量涌现的原因①。
其实，日趋紧张的人地关系以及生态环境变化，只是流民问题产生的社会与自然大背景，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赋役负担才是迫使广大农民流徙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其中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影响最为明显。
本文根据《明实录》等资料的记载,以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为主要线索，较详细地探讨山西流民的发展状况，以及明朝官府的流民政策，旨在为流民问题研究的深入提供参考。
一、成化以前山西流民潮明朝初期（包括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是继元末明初社会大动荡、人口锐减、社会经济严重倒退之后恢复重建时期,然而流民问题已露端倪，并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但似乎并未构成棘手的难题。
、其直接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这一段时期包括山西在内的北方地区并没有出现旷日持久的灾荒，同时，朱元璋等人旨在扶持小农经济的各种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
更为重要的是，在朱元璋、朱棣等人的直接干预下，明初山西民户的大批迁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迁岀地的人地关系。
但流民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如洪武五年（1372年），太原河曲等县“旱嘆相仍，民多逃亡”②。
二十四年（1391年），太原府代州五台县“民饥,流移者众”③。
就在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曾就原府代州繁峙县逃民问题，谕示户部大臣道严一―.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足，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赡，是亦国家「之民也。
却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④以黄册及鱼鳞图册为主要标志，明代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讲,流民现象与户籍制度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一、名词解释1、质剂：是西周时期的调整商品交易关系的买卖契约，这种契约写在简牍上，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质”长，买卖奴隶、牛马使用，“剂”短，买卖兵器、珍异之物使用，都由官府制作，并由“质人”专门管理。
2、傅别：是西周时期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借贷契约，“傅”是把债的标的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写在契券上，“别”是在简札中间写字，然后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札上的字为半文。
3、五听：是西周司法制度的一种，是在审讯时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表达、面部表情、呼吸、听觉、眼睛与视觉判断其陈述真伪的五种方式，说明西周时已注意到司法心理问题并将其运用到审判实践中。
4、公室告：对于直接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犯罪，由官吏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5、九章律：汉初萧何受刘邦之命，依照秦法，适应新形势，制定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九篇。
（前六篇与秦律大体相同，为刑事法律规范，后三篇涉及户籍、赋税、徭役、兴造、畜产、仓库、驿传等）6、春秋决狱：是汉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寻求儒家经义与法律制度相结合、推行法律儒家化的一种手段。
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以后，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
7、亲亲得相首匿：是指汉代法律所规定的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应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8、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被统治者视为直接危害其根本利益的10种严重犯罪的统称。
（包括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115）9、十恶：是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最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10、八议：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罪，必须按照特别审议程序认定，并依法减免处罚。
浅谈亲亲相隐的历程及其合理性2019-09-25【摘要】在近代西⽅法治思想的影响下，我们把亲亲相隐或称容隐这⼀原则视为“封建社会的糟粕”。
⽆可否认任何道德原则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仅仅因为其产⽣的时代背景就完全否认其合理性因素并不符合科学精神。
【关键词】亲亲相隐；容隐；历史；合理⼀、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进程（1）先秦时期。
据现有史料记载判断，亲亲相隐制度⼤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国语》载：东周襄王⼆⼗年（前632年），卫⼤夫元⼝亘诉其君卫成公于盟主晋⽂公处，周襄王劝阻晋⽂公受理此案。
周襄王认为：“夫君⾂⽆狱。
今元⼝亘虽直，不可听也。
君⾂皆狱，⽗⼦将狱，是⽆上下也。
”这应该就是史籍中关于“⽗⼦不得相互告诉”的最早主张。
春秋战国时期，在《论语·⼦路》中孔⼦主张“⼦为⽗隐，⽗为⼦隐，直在其中。
”孟⼦在《孟⼦·尽⼼上》中更是主张舜可将可能犯有杀⼈罪的⽗亲“窃负⽽逃”、“乐⽽忘天下”。
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已取得了⼴泛的认可。
在秦朝，虽然专制统治达到了顶峰，“奖励告奸”，但在秦律中仍规定“⼦告⽗母，⾂妾告主，⾮公室告，勿听。
⽽⾏告，告者罪。
”可见，秦律并不⿎励⼦⼥告⽗母。
（2）两汉⾄南北朝时期。
这⼀时期⽐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汉宣帝颁布的诏令：“⽗⼦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其⽗母匿⼦、夫匿妻、⼤⽗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这⼀诏令，表明容隐从先秦的单向容隐向双向容隐过度。
北朝魏孝明帝神龟年间，两民⼥因奸淫之事触犯法律，法司不仅要惩罚两⼈，还要株连两⼥之兄。
⼤⾂崔纂持异议：“律期亲相隐之谓凡罪，况奸私之丑，岂得以同⽓（兄妹）相证？”这说明在当时已有了“期亲相隐”的制度，这⽆疑是把容隐权的范围扩⼤到兄弟姐妹。
（3）隋唐⾄明清时期。
在这⼀时期，唐律对容隐制度的贡献最⼤，形成了完备的规范系统。
《唐律》中规定了容隐制度的总则：“诸同居，若⼤功以上亲及外祖⽗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其⼩功以下相隐，减凡⼈三等。
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中国是拥有泱泱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作为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更是博大精深。
其司法制度纷繁复杂，无法在有限的篇幅中穷尽，本文仅就结合中国古典戏剧的优秀作品《胭脂》，从起诉制度，司法机构，审判制度、证据制度这四方面来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
起诉制度在中国古代，没有类似检察院的公诉机关，不存在公诉机制。
主要依靠自诉，举报，官纠举等方式来实施起诉行为。
自诉，指的是告诉人自己或者自己的近亲属遭到侵害，由被害人自己或者近亲属向衙门提起的诉讼。
《周礼》中对自诉有这样的记载“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入朝，然后听之”，其中“剂”指的是诉状，和现代由被害人一方起诉不同，古代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必须递交诉状，故称“两剂”，“钧金”指三十斤筒。
1也就是说，刑事诉讼，必须有双方诉状，并且缴纳诉讼费，案件才能受理。
到了汉代，自诉刑事进一步发展，不再以书面诉状为起诉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口头形式，称为“自言”。
举告，是指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意外的其他知情人向司法机关告发犯罪实施和犯罪人。
战国时期的商鞅在秦国曾推行什伍连坐制，对国民进行军事化管理，如果在一什伍中，有人犯罪，其他人却不举告，则要实行连坐。
在中国古代，举告犯罪几乎是一种法律义务，如果不积极履行，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谓官纠举，指的是官吏和官府对犯罪提起的诉讼，包括官吏的举告和官府的纠弹两种形式。
2秦朝的官纠举制度逐渐法律化，包括一般惯例的举告，一般机关的举告，监察监管的纠举灯。
监察御史作为监督机关，对社会、官吏的犯罪负有监督和起诉的责任。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起诉主体还是比较广泛的，没有一个机关来统一行使起诉权，而是赋予了专门司法机关，监察机关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及其知情者以起诉权。
但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礼法合一的社会，信奉儒教，受到孔子无讼，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官府对起诉的限制事实上是很严格的，接下来对中国古代对起诉的限制做一点说明。
1.“亲亲相隐”制度，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为了维护尊尊，亲亲的宗法原1崔敏，“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扬弃和借鉴”，《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5月第16卷第3.期2则，规定了子不得告父，卑不得告尊的制度，位卑者负有容隐位尊者罪行的义务。
连坐的概念
连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制度，也被称为“相坐”。
这种制度规定，如果一人犯罪，那么与其有一定的关系的家人、邻里甚至相关的人员都会受到牵连，一起接受处罚。
具体来说，连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全家连坐：一人犯罪，其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等直系亲属都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
邻伍连坐：一人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和犯人与邻里的关系，可能需要连坐的人数可能是5户或10户。
军事连坐：一人逃跑，不仅该人会受到处罚，还可能涉及到的指挥官或其他官员。
四职连坐：主管官吏未能正确举发下属犯罪，也将与同罪受到连坐。
连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公共安全和家族管理等方面。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权意识的提高，连坐的做法逐渐被废除或限制，因为它被认为是侵犯个人权利和不公允的惩罚方式。
在现代社会，连坐已经被视为不符合公正、公平和高效刑罚原则的行为，因此在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再采用这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