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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的路径依赖和优化策略一、路径依赖对实施方案的影响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路径依赖现象的存在不可忽视。
路径依赖指的是在制定实施方案时，既往的行动方式和决策会影响当前的选择。
路径依赖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会基于过去的经验进行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现有方式和系统往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惯性。
路径依赖会对实施方案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路径依赖会限制创新和变革。
由于路径依赖，决策者可能倾向于沿用过去的实施方式和策略，而忽视了新的思路和想法。
这就导致了实施方案的创新性和前瞻性的不足，无法应对当前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变化。
其次，路径依赖会加剧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由于既往的路径和体制具有稳定性，一些资源可能被过度配置，而其他的重要领域则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投入。
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会导致实施方案无法发挥预期效果，甚至产生一些不可预料的负面影响。
最后，路径依赖会加大实施方案的风险。
由于既往的路径和决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些不良的因素可能会被路径依赖强化并延续下去。
这就增加了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可能导致实施方案的失败。
二、优化策略解决路径依赖问题为了应对路径依赖现象的不利影响，需要采取一系列的优化策略来解决问题。
首先，要加强决策者的创新意识。
决策者应该更加注重前瞻性思维，关注新的思路和想法，并将其引入到实施方案的制定过程中。
这需要决策者具备广阔的眼界和开放的思维，积极主动地拓宽自己的知识和视野。
其次，建立灵活的决策机制。
为了突破路径依赖的限制，需要建立起一套灵活、高效的决策机制。
这包括多元化的决策参与者，充分发挥各方的智慧和经验，促进决策的多样化和创新化。
再次，进行实施方案的评估和反馈。
实施方案应该设立合理的评估机制，及时地对实施过程进行监测和评估，收集反馈信息并及时调整方案。
这样可以增强实施方案的灵活性，避免路径依赖过程中的固化和僵化。
最后，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
信息的共享和有效的沟通可以促进不同领域间的合作和协调，避免重复投资和资源的浪费。
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一、公司治理的意义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已受到了中国企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些这种全球知名、规模庞大的公司，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中国公司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不过，还有许多人存在着这样的认识误区：只有大公司、国有大型企业才需要去考虑公司治理的问题，而中小企业对此是无关紧要的。
这种认识存在诸多法律危险的。
实际上，对中小企业、新进企业和成长型企业来讲，公司治理的问题同样重要。
创业公司尤其要注意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应该从一开始，就要把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解决好。
具体来看，首先，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的核心问题。
公司治理结构相当于一座楼宇的地基，考虑地基问题的最有效的时期是在楼宇建设之初。
第二，中国人情社会的许多传统习惯使创业者漠视公司治理，留下创业的隐患。
在中国，人们通常看重的是面子、人情，很多时候没有“亲兄弟明算账”的习惯。
创业的时候，不愿意谈钱，但是，成功之后，恰恰是这些“其他事情”构成反目、内乱的导火索。
公司治理结构在创业初期没有得到重视所造成的恶果此时呈现出来。
第三，目前中国尚未形成一整套详尽完善的公司治理法规体系。
这就导致在遇到矛盾时，所有人都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有限的精力被掷在无限的内耗中。
对于创业者而言，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在此情况下，更应该注重公司自身制度的建设，规范管理，减少隐患。
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伴随着改革的进程，中国企业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衡量，仍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首先，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
这主要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严重，代表国有股的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有绝对优势。
其次，公司治理缺乏透明度，没有参加经营管理的投资者，特别是小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难以获得有效信息，知情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第三，公司的执行机构往往缺乏股东价值观念，不重视对投资者关系的管理工作，在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缺乏利益沟通机制。
第四，监事会缺乏有效的监督功能。
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刘汉民摘要：随着全球化和网络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体制出现了趋同迹象，但由于初始条件、历史事件、认知能力、制度结构、既得利益集团和转换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公司治理进化中的路径依赖。
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使公司治理可能出现多样性和多重均衡，可能非效率，也可能被锁定在某种缺乏效率的轨道上。
要打破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需要找到真正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是什么，努力提高参与者的认知能力，分化和瓦解阻碍公司治理改善的既得利益集团，优化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
对我国来说，公司治理改革需要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改革形成互动。
“突变”也是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公司治理进化路径依赖制度引 言随着市场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发展，人的行为和企业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公司治理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传统的理论和线性思维难以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公司治理问题，因此需要从跨学科的角度,把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对之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
路径依赖是复杂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特性（Bebchuk and Roe,1999）。
它与一个国家曾经的历史，以及融入其中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密切相关。
不同的国家，其发展的历史和背景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体制就呈现出一定的差别。
虽然全球化和网络经济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缩短了各国之间的距离，公司治理出现了趋同迹象，但只要国家和公司是独立的，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和法律规范（如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那么这种差别就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忽视了公司治理的国别差异，不全面考虑本国公司治理发展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盲目套用他国公司治理的经验，不仅无法解决本国公司治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甚至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迄今为止，国内外许多学者认识到了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问题，并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经济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研究”（05JA790031）。
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X汉民（暨南大学管理学院，XX 510632）[摘要]路径依赖有多种定义且不断进化，导致路径依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由于受参与者的认知能力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存在着路径依赖。
只有改变制度环境，公司治理才可能向着最优的方向趋同。
[关键词]路径依赖；国企改革；公司治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企业改革的深化，公司治理在我国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不仅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积极参与到公司治理的讨论中，而且会计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们也不甘寂寞，纷纷着书立说，畅谈己见。
但不同的学科对公司治理研究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本文试图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的角度探讨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问题。
第一节概要回顾和总结路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发展；第二节探讨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第三节以我国为例分析国有企业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第四节提出破解路径依赖的相关对策。
一、路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发展在经济学上，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对技术变迁的分析。
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 A.David在《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路径依赖思想，不过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10年后，David与美国圣达菲研究所的W.Brian Arthur教授将路径依赖思想系统化，很快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发展最快、应用价值最高的学说之一。
David 的路径依赖思想来自于他对打字机史的研究。
1936年，美国发明家Dvorak博士历经十余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新的键盘，起名为ASK键盘（美式简化键盘，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后被称为DSK键盘），声称比打字机发明者、美国人Sholes 1870年设计的、现在通用的QWERTY键盘效率更高。
据说，当初Sholes 在研制打字机时，为了解决打字员打字速度过快造成挤塞的问题，故意打乱了字母排列顺序，而按照直到今天仍通行的QWERTY顺序排列。
制度变迁路径与路径依赖制度变迁路径与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在演化和变迁中所遵循的一条特定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指制度在演化过程中对既有方案和选择的依赖性。
制度变迁路径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制度变迁所遵循的一系列步骤和方式。
这些路径可能是由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和决策所引导的，也可能是由于外部压力和环境变化所导致的。
制度变迁路径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非线性的，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和影响。
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在演化过程中对既有方案和选择的依赖性。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过去的决策和选择会对未来的决策和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旦形成了一条规范化的制度路径，很难进行改变，因为这条路径已经被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固化和依赖。
路径依赖可以解释为何某些制度难以改变或转变，因为一旦形成了某种制度，相关利益相关者和结构会对其进行捍卫和保护。
路径依赖也可以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
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制度错位，即制度与实际需求和社会变迁不匹配。
某些官僚机构可能因为规范化的路径依赖而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
路径依赖可能限制了创新和改革的可能性。
制度在演化过程中累积的规范化路径依赖会使相关利益相关者和结构对于改革和创新持保守态度，从而阻碍了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变革。
要解决路径依赖所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创造性破坏、培育适应性和弹性的机制来打破固定路径。
当制度的规范化路径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效益时，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来打破现有的路径依赖。
还可以通过增强制度学习和适应性能力，引入灵活和可变的制度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制度变迁路径与路径依赖是制度演化和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概念。
深入理解制度变迁路径和路径依赖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制度变迁的规律，并寻求打破路径依赖的方式和路径。
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近年来，由于企业利益的不断扩大和企业本身的发展需求，公司治理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在众多的公司中，不少存在管理混乱、掌握公司重权的少数人过分强势等问题。
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进行有效的治理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和稳健发展。
本文将围绕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展开讨论。
一、主要问题1.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目前在我国的企业中，治理结构有着明显的不足。
公司治理和业务管理相对割裂，企业存在治理漏洞和管理缺陷，管理结构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因此，企业的决策难以有效实施和有效执行，并且不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2.公司领导者的过强权在一些公司中，领导者过于强势，对公司的所有事情都有绝对掌控权，不愿意接受外界的建议和监督。
这种现象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容易受到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和态度的影响，从而无法顺利发展。
3.缺乏社会责任和道德的约束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它同时还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但是，在一些企业中，贪污、欺诈等问题时有发生，一些企业还有着较为明显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不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存在损害社会的问题。
二、解决方案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治理公司的重要途径之一。
首先，企业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监事会或董事会，形成有效的多元化决策机制。
同时，企业管理结构应该健全，建立科学的内部监督和控制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推动企业不断发展。
2.加强内部监督和控制机制企业应该健全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提高内部控制效益，将管理、监督和执行相结合，切实保护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的利益，建立起相应的内部审计和风险管理机制，从而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在治理公司的过程中，企业的从业人员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科学合理的教育培训，树立他们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道德修养，以其不断增强企业文化素质及最终的治理效益。
公司治理的对策与实践经验分享随着全球的经济发展，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规范的公司治理是稳定发展和长期发展的基础。
在公司治理方面，拥有成熟的对策和实践经验，可以使企业更加规范和透明，更好地维护股东、员工、债权人、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下面，本文将就公司治理的对策和实践经验进行探讨。
一、加强内部管理一个企业的每个部门都需要以高效的运作、合规的管理和稳健的决策来保证公司的稳定发展。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企业需要加强内部管理，并规范各个环节。
例如，企业可以建立内部监管机制，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并严格限制内部人员的行为。
此外，企业还应该建立规范的财务报表制度和内部审核制度等，以增强内部监管、规范流程、提高执行力。
二、优化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可以带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可以提高企业的内部效率和透明度。
对于企业而言，建立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可以促进员工的团结和支持，增加公司的凝聚力，提升企业形象，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成为必须的行动。
企业还可以通过编写行为准则、灵活就业，无差别尊重员工、让员工参与公司决策等多种方式来实现企业文化优化。
三、建立相关外部机制除了内部管理和优化企业文化外，企业还需要建立相关的外部监督机制，以确保公司治理的透明和合法性。
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董事会、股东会、经理会等机构来设立权力分配机制，并制定规定，尤其是制定董事会职责应当明确、责任落实、工作细化的制度，确保董事会工作的透明、公平和有效性。
四、加强信息披露对于一个公开上市的企业，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环节之一。
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质量可以影响股东、投资者及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度。
因此，企业应该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并制定相关规程和流程来确保披露的信息准确、充分并能够及时被外部利益相关者获得。
同时，为了保护公司的商业机密，企业也需要对信息进行合理的保密。
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标准化管理部编码-[99968T-6889628-J68568-1689N]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刘汉民（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632）[摘要]路径依赖有多种定义且不断进化，导致路径依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由于受参与者的认知能力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存在着路径依赖。
只有改变制度环境，公司治理才可能向着最优的方向趋同。
[关键词]路径依赖；国企改革；公司治理[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企业改革的深化，公司治理在我国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不仅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积极参与到公司治理的讨论中，而且会计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们也不甘寂寞，纷纷着书立说，畅谈己见。
但不同的学科对公司治理研究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本文试图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的角度探讨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问题。
第一节概要回顾和总结路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发展；第二节探讨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第三节以我国为例分析国有企业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第四节提出破解路径依赖的相关对策。
一、路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发展在经济学上，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对技术变迁的分析。
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 A.David在《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路径依赖思想，不过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10年后，David与美国圣达菲研究所的W.Brian Arthur教授将路径依赖思想系统化，很快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发展最快、应用价值最高的学说之一。
David 的路径依赖思想来自于他对打字机史的研究。
1936年，美国发明家Dvorak博士历经十余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新的键盘，起名为ASK键盘（美式简化键盘，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后被称为DSK键盘），声称比打字机发明者、美国人Sholes 1870年设计的、现在通用的QWERTY键盘效率更高。
据说，当初 Sholes 在研制打字机时，为了解决打字员打字速度过快造成挤塞的问题，故意打乱了字母排列顺序，而按照直到今天仍通行的QWERTY顺序排列。
不过，ASK键盘并没有站住脚，慢慢地销声匿迹了，QWERTY独霸键盘市场。
David(1985)认为，QWERTY键盘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最好，而是因为它最早。
这种情况被称为路径依赖。
他用三种机制解释了路径依赖：技术的相关性(technical interrelatedness)、规模经济和投资的准不可逆性（quasi-irreversibility）[1]。
Arthur（1989）几乎与David同时形成了路径依赖的思想，但他的研究重点放在用经济中的递增报酬解释路径依赖[2]。
1990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Leibowitz和Margolis批评了David关于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DSK键盘比QWERTY键盘效率更高的断言是由一些有欠缺和值得怀疑的证据支持的，而且，工效学的研究证明，Dvorak的发明并没有太大的、科学上可以信赖的优点。
QWERTY键盘只所以存续下来，不过是打字机生产者之间激烈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路径依赖[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North（1990；1994；1997）、Stark（1991）、David （1994）等人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由技术变迁转向制度变迁，提出了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理论。
Camp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Federowicz（1997）、Vincensini（2001）等人从进化论的角度对制度性路径依赖不同机制的解释做出了贡献。
青木昌彦（2001）等人则试图用进化博弈论解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Bebchuk 和 Roe（1999）以及Schmidt和Spindler（2000）把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公司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回顾路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总结上述有关经典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4]：第一，路径依赖有多种定义且不断进化。
在David和Arthur那里，路径依赖是指技术选择的不可预见、被锁住和缺乏效率的情况；在North那里，路径依赖是指制度框架使各种选择定型并约束可能被锁住的制度路径的情况；而在进化博弈论中，路径依赖是指制度重建时，由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所决定的主观选择模型继续认同旧的基本制度结构，导致旧制度在新政权中以新的形式延续的情况。
第二，导致路径依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初始状态、递增报酬、历史小事件、转换成本、有限理性、认知能力、多重均衡、制度遗产、利益集团政治和知识累积等都是理解和分析路径依赖的重要“路径”。
二、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上的公司治理体制可以分为许多类型。
Moerland(1995)最早把公司治理分为市场导向的和网络导向的两种[5]。
市场导向的公司治理也叫外部人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分散的所有权、股东主权主义、强调保护小股东利益和信息公开披露。
从财务方面看，通常负债率比较低，银行提供短期资金并和企业保持距离，外部控制权市场比较发达。
属于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网络导向的公司治理也叫内部人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由和公司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内部人掌握，证券市场管制的功能是禁止投机而非信息披露，金融中介机构不发达，银行起支配作用（包括监控。
其财务方面的特征是高负债率、股市不活跃（有时交叉持股）、控制权市场难以发挥作用。
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日本、荷兰等。
Weimer和Pape（1999）从流行的企业观、董事会制度、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决策层的影响程度、股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外部控制权市场、所有权结构、经理报酬与业绩的相关度、经济关系存续的时间等8个方面把公司治理进一步细分为四种模式，即：盎格鲁-萨克逊体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德国体制（包括德国、荷兰、瑞士、奥地利和北欧四国）、拉丁体制（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日本体制（主要是日本）。
前两者是市场导向的，后两者是网络导向的[6]。
尽管不同体制下的公司治理各不相同，甚至同一体制内的公司治理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别，但它们却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同时并存，并取得了几乎相同的经济绩效。
如以人均GDP来看，1995年，美国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是25512美元，德国是25133美元，法国是22944美元，日本是36732美元。
近年来，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欧美国家系列公司丑闻的披露、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公司治理出现了趋同的迹象。
日本借鉴了美国模式的优点，重新修订了《日本商法》，引进了外部董事制度，并在经营者激励上向美国靠拢；美国则越来越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不再以股东的权益作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评价标准，许多大公司还主动制订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参加社会责任认证，如耐克、沃尔玛、迪斯尼等；德国的经营者收购（MBO）市场空前活跃，2000年市场交易额达到150亿欧元，2001年降为74亿欧元，2002年为79亿欧元，2003年反弹到100亿欧元，成为欧洲大陆MBO市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7]。
不过，这种趋同并没有完全改变公司治理的体制差异。
由于初始的所有权结构及其与这种结构有关的法律规则不同，从而导致了公司治理进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Bebchuk & Roe,1999）[8]。
Bebchuk 和 Roe认为，所有权结构的选择在两种现在具有相同公司规则而开始时具有不同所有权结构的经济中，可能是不一样的。
先前的结构影响后来的结构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寻租。
由于适应性沉淀成本（sunk adaptive costs）、网络外部性、互补性、多重最优，供选择的所有权结构的相对效率部分地依赖于这家公司或同一环境中的其他公司刚开始时的结构。
即便现有的公司所有权结构不再有效率，由于内部的寻租，也会具有充分的存续能力，因为那些享有控制权的当事人会阻止那些可能减少其控制的私人收益的变迁，即使这些变迁是有效率的。
从法律规则方面看，导致路径依赖的成因也有两个：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利益集团政治。
即使假定法律规则只为效率的原因而选择，初始的所有权型式也会影响可供选择的公司规则的相对效率，也就是说，有效率的规则集依赖于一个国家现有的公司结构和制度的型式；另外，一个国家初始的公司结构型式会影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公司规则的过程中的权力，企业内部的地位优势（positional advantages）转化为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优势，从而强化初始的所有权结构。
Schmidt和Spindler（2000）引进了互补性概念说明路径依赖的成因，认为由互补成分组成的公司治理体制的动态特性使得向最优公司治理体制的快速趋同不可能发生[9]。
实际上，路径依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或转换成本（transition costs）作用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是从进化生物学中借用来的概念，指作为进化近视（evolutionary myopia）结果的路径依赖。
前者是说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更有效率的路径，但由于转轨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太高，超出了目前社会的承受能力，人们只能因循守旧，沿着原有的路径走下去。
后者是说，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认知能力的局限，人们只看到了眼前的路径，而没有发现更有效率的路径。
这两种概念对公司治理快速趋同问题有不同的含意。
三、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中国的实践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也出现了路径依赖。
这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路径依赖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6个方面：（1）初始条件；（2）历史小事件；（3）认知能力；（4）制度结构、制度惯性及其互补性；（5）既得利益集团；（6）转轨成本。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全国是一个大工厂，企业不过是一个加工车间。
企业所用的生产要素由国家统一调配，生产出来的产品国家统购包销，企业没有自己的权力，也没有自己的利益，当然也就没有压力和动力。
1978年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历史小事件（small historical matters）”，将国有企业改革锁定在产权改革的轨道上。
尽管现在看来，下放管理权限并不是最优的选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因为受到旧的经济体制的束缚、人们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和原有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约，当事人（改革者）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扩权让利的过程中，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尚未改革，政府职能尚未转变，中央下放给企业的权利被既得利益集团（invested interest group）层层瓜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