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药理毒理行业报告药理毒理学是研究药物在机体内的作用机制以及毒物对机体的毒性作用的学科，是药物研发和毒物防治的重要基础。
本报告将对药理毒理行业的发展现状、趋势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行业发展现状。
1. 药理毒理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药物研发和毒物防治的需求不断增加，药理毒理学作为支撑这一需求的重要学科，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2. 行业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疗需求的增加，药理毒理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相关企业和机构也在不断增加，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3. 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在药物研发和毒物防治方面，药理毒理学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不断涌现，为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二、行业发展趋势。
1. 多学科融合。
药理毒理学将与生物学、化学、医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进行深度融合，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模式，以应对复杂的医疗和环境问题。
2. 个性化医疗的兴起。
随着基因检测和精准医疗的发展，药理毒理学将更加注重个体差异的研究，为个性化医疗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持。
3. 绿色毒理学的发展。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绿色毒理学将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研究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寻找环境友好型的药物和化学品。
三、相关领域研究进展。
1. 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
药物代谢动力学是药理毒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研究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为药物的合理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2. 毒物环境行为研究。
毒物在环境中的行为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研究毒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为环境污染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3. 药物毒物安全评价研究。
药物毒物的安全性评价是药理毒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研究药物毒物的毒性作用及其安全使用的条件和限度，为临床用药和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四、结语。
药理毒理行业作为药物研发和毒物防治的重要基础，其发展现状良好，发展趋势向好，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也十分迅速。
毒理学历史与发展展望（一）毒理学的起源与发展毒理学可以说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
说其古老是由于它的起源非常久远，在古代中国及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印度等国古代医药文献中都有对毒物和中毒的文献记载，毒物“toxic”一词就源于希腊文字“toxikon”。
说其年轻是由于毒理学（toxicology）作为一门学科发展才开始于20世纪初，属于新兴边缘学科。
毒理学的发展历程可简要概括如下。
公元前2735年，中国神农氏的“本草”中已记载了365种药用植物和265种毒药物以及一些毒物的相应解毒剂。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公元前2650年，中国的《皇帝内经》被认为是大多数中医药着作的基础，有很多毒物及解毒的记载。
公元前1553-1500年，古埃及人的有关毒物与解毒的着作中记载了700多种毒物和药物。
公元前580-498年，Pathagoras研究了金属对机体的毒性效应，提出了中毒的因果关系，对早期毒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前370-286年，Theophrastus所着的《理论植物学》和《植物学史》被视为是重要的医用植物学和毒理学教材。
公元前120-63年，Mithridates是系统研究毒物对人体作用的第一人，被认为是临床毒理学的创始人。
公元前40-90年，Dioscorides首先发现和研究了汞的毒性，并对毒物进行了分类，对毒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135-1204年，Mainodides的《毒物及解毒剂》是当时重要的毒理学着作。
公元1250-1316年，Petrus所着的“关于中毒”的书介绍了已知毒物的中毒与治疗方法，这本书在当时广为流传，在毒理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1493-1541年，Paracelsus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医学史和毒理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指出：所有物质都是毒物，没有绝对的非毒物，剂量决定一种物质是不是毒物（the dose makes the poison），他还确立了剂量-反应关系这一重要的毒理学概念，被认为是毒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试述毒理学发展趋势及有关进展
毒理学是一门研究外源性物质对生物体的损害作用及其机制的科学，其发展趋势和有关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国际化：毒理学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促进了学科的快速发展。
- 网络化：提高了毒理学研究的效率，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毒理学相关信息和最新研究成果。
- 大数据分析：为毒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可以帮助研究者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总之，毒理学面临着既有的挑战，也拥有丰富的机遇。
在全球范围内，毒理学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健康和环境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持。
毒理学研究进展汇报毒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外源性化学物质对生物体产生有害作用的科学，在保障人类健康、保护环境以及推动医学和生物学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毒理学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进展。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传统的毒理学研究方法主要依赖于动物实验，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
体外细胞培养技术的改进，使得研究人员能够更高效地模拟体内环境，研究化学物质对细胞的毒性作用。
例如，利用三维细胞培养模型，可以更好地反映细胞在组织中的真实状态，提高了毒性评估的准确性。
此外，组学技术（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应用为毒理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通过对生物体在接触毒物后的基因表达、蛋白质变化和代谢产物的综合分析，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毒物的作用机制和毒性效应。
计算毒理学的发展也不容忽视。
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建立毒性预测模型，能够在实验之前对化学物质的潜在毒性进行初步评估，大大减少了实验的盲目性和成本。
二、在环境毒理学领域的进展环境中的污染物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环境毒理学的研究备受关注。
在大气污染方面，研究人员深入探讨了细颗粒物（PM25）和各种有害气体（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毒性机制。
发现 PM25 不仅能够引起呼吸系统疾病，还可能通过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等途径影响心血管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功能。
对于水污染，新型污染物（如药物残留、内分泌干扰物等）的毒性研究成为热点。
研究表明，这些污染物即使在低浓度下也可能对水生生物和人类健康产生长期的潜在影响。
土壤污染中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联合毒性作用机制也逐渐被揭示。
了解这些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规律以及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土壤修复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三、在药物毒理学方面的突破药物研发过程中，毒理学研究是确保药物安全性的关键环节。
对于新开发的药物，毒理学研究更加注重早期的毒性筛选和风险评估。
浅谈系统毒理学的研究进展环境16级李步东 100761601110.绪论毒理学[1]是一门研究外源因素（化学、物理、生物因素）对生物系统的有害作用的应用学科。
是一门研究化学物质对生物体的毒性反应、严重程度、发生频率和毒性作用机制的科学，也是对毒性作用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的科学。
是人们预测其对人体和生态环境的危害，为确定安全限值和采取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学科。
然而，传统毒理学科研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如对外源性物质的损害机制了解有限，研究紧张慢，在危险度的定量评价方面也存在许多缺点。
1.系统毒理学的形成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2]和高通量技术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门在系统水平研究生命的结构、功能和调节网络的学科——系统生物学（Kitano,2002）。
这是一门在细胞、组织、器官和生物体整体水平研究结构和功能各异的各种分子及其相互作用，并通过计算生物学来定量描述和预测生物功能、表型和行为的学科。
系统生物学的发展，为复杂毒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系统生物学强调生命过程应该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加和[3]。
系统生物学将在基因组序列已知的基础上完成由生命密码到生命过程的研究。
生物体是一个复杂系统，只有将在基因、蛋白质等不同水平上观察到的各种相互作用、代谢途径、调控通路的改变综合起来，才能全面、系统地阐明复杂的毒性效应，因此导致传统毒理学向系统毒理学发展。
系统毒理学是通过机体暴露后在不同剂量、不同时点的基因表达谱、蛋白质谱和代谢物谱的改变，结合传统毒理学的研究参数，借助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毒理学技术，系统地研究外源性化学物和环境应激等与机体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
2.计算系统毒理学的形成及应用2.1计算系统毒理学的形成系统毒理学旨在采用人源细胞系、细胞组分进行体外高通量筛选实验，整合计算预测模型，直接测试和模拟人体环境，对化合物人体健康风险进行直接评估。
主要包括毒理组学技术及计算系统毒理学两部分[4]。
毒理学历史与发展展望（一）毒理学的起源与发展毒理学可以说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
说其古老是由于它的起源非常久远，在古代中国及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印度等国古代医药文献中都有对毒物和中毒的文献记载，毒物“toxic”一词就源于希腊文字“toxikon”。
说其年轻是由于毒理学（toxicology）作为一门学科发展才开始于20世纪初，属于新兴边缘学科。
毒理学的发展历程可简要概括如下。
公元前2735年，中国神农氏的“本草”中已记载了365种药用植物和265种毒药物以及一些毒物的相应解毒剂。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公元前2650年，中国的《皇帝内经》被认为是大多数中医药著作的基础，有很多毒物及解毒的记载。
公元前1553-1500年，古埃及人的有关毒物与解毒的著作中记载了700多种毒物和药物。
公元前580-498年，Pathagoras研究了金属对机体的毒性效应，提出了中毒的因果关系，对早期毒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前370-286年，Theophrastus所著的《理论植物学》和《植物学史》被视为是重要的医用植物学和毒理学教材。
公元前120-63年，Mithridates是系统研究毒物对人体作用的第一人，被认为是临床毒理学的创始人。
公元前40-90年，Dioscorides首先发现和研究了汞的毒性，并对毒物进行了分类，对毒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135-1204年，Mainodides的《毒物及解毒剂》是当时重要的毒理学著作。
公元1250-1316年，Petrus所著的“关于中毒”的书介绍了已知毒物的中毒与治疗方法，这本书在当时广为流传，在毒理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1493-1541年，Paracelsus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医学史和毒理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指出：所有物质都是毒物，没有绝对的非毒物，剂量决定一种物质是不是毒物（the dose makes the poison），他还确立了剂量-反应关系这一重要的毒理学概念，被认为是毒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毒理学研究的进展和创新前言几十年来，临床前毒理学基本上是一门描述性学科，在该学科中，会详细分析与治疗相关的影响因素，并用作计算候选药物临床安全剂量范围的基础。
然而，近年来，技术进步越来越多地使研究人员能够深入了解毒性机制，不断改善毒理学研究中的新工具和策略，以减少药物开发中与安全相关的损耗。
至关重要的是，毒理学在发现阶段的目标不仅仅是简单的“前负荷”消耗，而是通过优化药物设计和选择的安全性维度来增加药物临床成功的可能性。
药物毒理学研究成功的关键是将安全性数据与其他特定分子特征有效结合，例如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ADME）以及理化特性，从而解决潜在靶点和潜在先导药物的固有风险。
这涉及到一种模式的转变，即从使用经典的体内毒理学方法转向可转化的机制性体外试验，该试验可作为体内研究的可靠预测替代物。
近年来，人们在诸如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3D组织模型、微物理系统（MPS）和成像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大创新性进展，这些领域有可能大大提高毒理学研究分析的预测价值。
毒理学研究的目标和方法毒理学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种方法：在化合物进行非临床体内或临床试验之前预测潜在毒性（前瞻性方法），或提供对非临床体内和临床毒性结果的机制理解（回顾性方法）。
些方法有两个主要目标：在药物发现阶段，目的是指导确定最有前途的候选药物（即提供最佳治疗指标的安全候选药物），并尽早排除选择毒性最强的候选药物。
在临床前和临床开发阶段，目的是提供机制安全性数据，从而能够做出良好的风险评估和管理，以支持临床试验设计。
对靶标的评估在传统的毒理学评估方法中，一些毒理学发现可能归因于药物的主要靶点介导的效应。
在过去的十年中，传统的毒理学分析已经扩展到考量靶标在健康和疾病中更广泛的生理作用。
例如，靶标的主要功能以及上游和下游信号通路、相关靶标（直系同源和旁系同源）、跨物种靶标同源性分析、跨物种的功能和组织表达，以及动物对靶标基因修饰的表型后果。
彻底的靶标安全性评估有助于选择最合适的临床前安全性研究物种。
第四十九期双清论坛学术综述----毒理学研究进展及热点随着大量外源化学物涌入我们的生产、生活及周围环境，以及人类对化学物质毒性危害认识的日益深入，21世纪的毒理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同时，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环境基因组计划和表观基因组计划的启动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基础生命科学的大量新原理、新技术不断渗透到毒理学各个领域，国际上毒理学学科正经历着又一次蓬勃发展的时代，世界范围的毒理学领域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1]。
随着毒理学实验方法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毒理学的发展将以毒理基因组学为先导，整体地迈入分子毒理学时代，并将呈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由被动毒理学向主动毒理学发展；由高剂量测试向低剂量测试发展；实验动物由单一性模型向特征性模型发展；由低通量测试向高通量测试发展；由单一用途向多用途、多领域发展等。
面对国内外毒理学的迅猛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与医学科学部于2010年10月17-20日在北京召开了“毒理学和健康危险度评定的关键科学问题”双清论坛。
来自国内外30余所科研院校的60多名毒理学领域知名专家参加了会议。
本文结合这次论坛主题和讨论情况，从描述毒理学、机制毒理学、管理毒理学和人群研究四个研究领域入手，对国内外毒理学研究进展和热点做一概述和分析。
一、描述毒理学目前，毒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种外源性有害因素，如化学、物理和生物因素等。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通过多年的研究与积累，对农药、有机溶剂和重金属的研究已日趋系统和成熟，近年来已将重点转入对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纳米材料的毒性研究中[2]。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除了农药、工业“三废”等传统的毒理学问题外，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新型污染物、新型原材料、食品添加剂等因素对机体的有害效应也已敲响警钟。
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应逐步将视野从此前一直关注的农药和工业毒物上过渡和转移到分布广、危害性高或毒性不明并且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大众健康密切相关的优先化合物，包括重金属、纳米及其他新材料、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营养素及营养补充剂等等，并对其对机体、环境和生态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进行研究。
毒理学学科发展报告2010-2011（简本）一、引言毒理学是研究外源化学、物理及生物因素对生物体和环境生态系统的损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及预防、救治或改善措施的综合性学科。
它具有多元与集成、学术研究与管理服务、基础与应用并重的学科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毒理学已成为维护环境友好与生态平衡、保障人们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科技力量。
二、本学科的发展概况毒理学与中医药学一样，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发展历史。
早在炎帝时代，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
我国现代毒理学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90年代中期至今是我国毒理学的快速发展期。
随着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维护，对毒理学科学技术的需求不断增加，也使毒理学学科发展面临更大的机遇。
近年毒理学学科的发展，涌现出毒理基因组学、毒物代谢组学、毒代动力学、纳米毒理学等一批新的技术理论和分支学科，目前我国毒理学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
毒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内涵有三大领域，即描述毒理学、机制毒理学和管理毒理学。
目前我国毒理学学科的分支体系日趋完善，并已发展和形成了许多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大体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划分：其一是从学科分支分类，包括生化与分子毒理、免疫毒理、生殖毒理、遗传毒理、环境与生态毒理、分析毒理、临床毒理、管理毒理等；其二是从研究或应用对象分类，如工业毒理、放射毒理、军事毒理、法医毒理、药物毒理、食品毒理、兽医药毒理、药物依赖毒理、纳米与新型材料毒理、生物毒素毒理、中毒与救治等。
近几年来，我国毒理学科技实力快速增长，毒理学科研、教学和管理队伍规模不断扩大，高层次科技人才不断涌现。
随着国家对毒理学领域科研投入的增加，我国毒理学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一方面毒理学的基础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稳步上升，另一方面包括环境污染物、各类生活日用产品中残留物的分析检测和安全性评价等毒理学应用性技术平台建设也得到快速发展。
毒理学科技成果在外源环境污染物、工业与农业化学品、药品、食品、化妆品、健康相关产品、新型材料如纳米材料等的安全性评价和危险度管理诸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特别是近年来，毒理学知识和科学技术在核、化、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医学救治，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重大社会公共活动的安全保障，在履行国际公约、禁毒，在处理日本遗留化学武器、集体中毒、环境污染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在未来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战略、人类健康事业和社会和谐稳定等很多重大问题上，毒理学科技力量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近年来本学科的主要进展和成就（一）毒理学基础研究进展随着国家对毒理学领域科研投入的增长，我国毒理学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量逐年攀升，年发表SCI论文已接近400篇，并且学术论文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
1. 靶器官毒性机理近年来，在对一些重要工业毒物、环境污染物、食品污染物以及生物制剂、中西药物、新材料等的靶器官毒性研究中，既采用了传统的体内和体外实验模型与方法，也适时引进或建立了一系列先进的靶器官毒理学研究模型与技术方法，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外源化学物对整体动物或体外原代培养组织细胞的靶器官毒作用的性质、强度、可逆性及机制，为各类受试品危险度评价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2.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日益增多的研究资料表明，人类多种生殖系统疾病与外源化学物（或药物）有关。
国内学者采用体外与整体动物实验相结合、实验室研究与人群队列研究相结合，系统阐述了包括多种农药、杀虫剂在内的多个内分泌干扰物的生殖毒性特点和相关机理；证明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DCs)，尤其是一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导致性分化异常、生殖道畸形、生精障碍、性功能异常、死（畸）胎和自然流产、恶性肿瘤、多囊卵巢综合征和出生缺陷等，为生殖毒性危险度评价和人群干预措施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3. 生物标志物多年来生物标志物一直是毒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近年来，我国学者发现了多个化学物作用于机体的接触标志物和效应标志物。
基因分析技术在易感性标志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比较不同基因型携带者在相同暴露条件下的反应差异、确定危害效应机制和敏感人群识别中显示出了重要性。
中美学者合作关于苯的职业暴露、代谢产物、血液学早期改变的复杂关系的研究成果，在促使美国安全生产管理局将苯的职业暴露限值降至1ppm水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4. 氧化应激损伤在现代毒理学研究中，氧化应激损伤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它主要涉及自由基、活性氧、氧化应激在有害因素的毒性作用中的反应机制。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多个实验室构建了抗氧化研究技术平台，提出了抗氧化剂复合链理论，研究揭示了多个化合物或污染物的氧化应激损伤作用与机制，开展了中药和天然药物的抗氧化力的测定和评价。
5. DNA损伤修复近几年国内关于DNA损伤修复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
阐述了DNA 修复基因在不同类型化学物或电离辐射致细胞损伤响应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揭示了DNA-PK复合物在DNA损伤修复和细胞有丝分裂调节通路间的“cross-talk”作用；阐明了p53蛋白选择性调控分子Apak在细胞DNA损伤反应中的调控p53蛋白活性及分子机制；发现基于Axin的多蛋白复合体通过其组分的动态变化控制p53的活性，从而决定细胞抉择或凋亡或周期阻滞的命运；在新鉴定的DNA 修复反应基因的功能研究取得突破，如揭示JWA在DNA氧化损伤修复反应中的功能机制。
研究结果分别在一些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如Nature Cell Biology、Cancer Research、JBC、Nucleic Acids Research上发表。
6. 表观遗传效应表观遗传变化是指DNA序列没有发生变化，可通过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在细胞和世代间传递的基因表达改变。
近几年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已取得明显进展，如在结晶型NiS、BaP以及电离辐射等因素诱发细胞恶性转化模型中，揭示了表观遗传效应及其对细胞基因组稳定性和细胞恶性转化的影响。
纳米材料的表观遗传学效应也受到重视。
放射毒理对表观遗传效应有另外一种表述，即辐射旁效应和基因组不稳定性。
研究揭示细胞间缝隙连接对表达旁效应的重要性，发现细胞胁迫机制和活性氧分子如NO在辐射旁效应中的分子调节作用等。
(二) 应用毒理学研究进展近几年来，我国毒理学工作者针对国内环境、食品、药品、职业等安全性的社会需求和存在问题，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相关研究，在毒理学研究技术平台的建设与应用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1. 维护环境安全研究成果体现在环境污染物检测及其在生物体内的吸收、分布、转化和排泄规律，一般毒性作用与机制；环境化学污染物对人和哺乳动物的“致突变、致癌、致畸变”等特殊毒性作用与机制；环境化学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规律及预防策略；环境污染物的毒性评定方法、对人体损害作用的早发现和早防治措施。
研究领域涉及大气环境毒理学、土壤环境毒理学、水环境毒理学等。
2. 促进职业安全以工业毒理为主，紧紧围绕职业病预防控制、工业化学物对健康危害等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为职业病预防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对铅、有机溶剂以及高分子化合物等的神经毒性作用机制、相应暴露生物标志物以及排铅药物等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职业接触人群生物标志物研究方面，发现了多个毒性效应标志物和易感性标志物。
3. 保障食品安全我国出台了多个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行政立法，颁布了《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安全性评价毒理试验要求》、《新资源食品安全性评价规程》、《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食用安全检测大鼠90天喂养试验》等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的标准和技术规范，新建了一系列食品安全监测、预警与评价方法和技术，使我国食品毒理研究和安全性评价技术整体水平显著提高，并逐渐与国际接轨。
4. 保障药品安全近年来我国药品安全事故频发，形势较为严峻。
从2006年的“鱼腥草”事件、“欣弗”事件，到2008年的“刺五加”事件、“茵栀黄”事件，再到2009年的“糖脂宁”事件、“双黄连”事件和“甲氨蝶呤注射液”污染事件。
为此我国加强了药物安全监管及药物毒理学研究力度，开始关注中草药的毒性问题。
在实验动物管理、药物毒理学专业研究机构建设、毒性病理学诊断技术、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发布了一批药物安全性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至2010年已有39家毒理学研究与安全性评价中心（GLP）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认证，药物毒理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逐步与国际规范化管理接轨。
5. 新材料安全进入21世纪以来，新材料如纳米材料不断涌现，其生物安全性引起人们关注，由此形成了毒理学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纳米毒理学。
尽管纳米材料生物安全性的研究在我国起步不久，但在国家科技部“973”项目等的资助下，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纳米毒理和生物安全性研究的科研队伍，纳米毒理学科研工作在多个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行列，为纳米材料安全性评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管理毒理学研究进展管理学与毒理学以特殊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现代管理毒理学。
近年来在国内制定和颁布的许多公共卫生与环境生态保护的政策和法令中，毒理学科研成果和基础数据、理论成为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的重要科学依据。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陆续制定和公布了一系列试验指导原则，用于毒理学实验方法和程序的标准化管理。
针对食品、药品的安全性、化学品管理等，近几年又加紧起草、公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毒理学试验指导原则和标准程序。
实验动物工作的规范化是保证国内GLP实验室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条件。
我国的实验动物工作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管理。
各种相关法规和文件中对实验动物的分级、饲养管理以及动物试验的环境条件和设施设备等，均制定了规范化的规定和要求，有意识地加强了替代、减少和优化原则（3Rs）的贯彻，重视了动物福利，有效地防止了因实验动物质量而对药品安全性评价所造成的影响。
另一方面，国内的GLP实验室也按照国际惯例，陆续建立本机构的“动物管理与使用委员会（IACUC）”，实行动物试验的伦理审查制度。
至2010年，我国共有27家机构通过了国际实验动物评估和认可管理委员会（AAALAC）的认证。
为确保实验研究的质量和可靠性，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推行国际通用的良好实验室规范（GLP）。
SFDA明确规定，一类新药及注射剂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必须由通过《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认证检查的实验室完成。
国内部分GLP中心通过了OECD成员国的GLP检查。
在国家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支持下，我国农药毒理学的GLP体系开始建立，2008年10月，农业部开展了第一批GLP实验室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