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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和贡献-回复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强调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
它建立在个体理性行为、供求关系和效用最大化等基本假设之上，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和分析各种经济现象和政策。
下面我将逐步回答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和贡献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首先，它在价值理论方面有重要贡献。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供求分析和效用最大化原理，解释了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影响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揭示了市场力量如何决定价格，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的流动，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在生产理论方面也有重要应用。
生产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对生产过程的分析对于评估资源利用和生产效率至关重要。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生产函数的理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提供了对生产过程的深入分析。
它强调效率和技术进步对产出水平的影响，为生产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对于解释消费行为和个体决策也提供了重要的观点。
个体在购买决策时，通常会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和预算约束选择合适的商品和服务。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边际效用理论和消费函数的建立，解释了个体如何根据自身的偏好和经济条件做出消费决策。
这对于市场需求的分析和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对于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也有重要贡献。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指标。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增长等因素的分析，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机制。
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还分析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来促进收入公平和社会福利。
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还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环境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
在环境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对环境资源进行经济评价和管理的方法。
在劳动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工资决定的机制。
在公共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对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机制的分析和理解。
中国转型升级中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运用-经济管理学论文-管理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新结构经济学与经济结构分析方法和新结构经济学转型升级分析方法相比, 其大部分研究对象为经济结构安排, 研究方法为经典分析。
通过经典分析, 可以详细分析大多数经济结构, 并且要把握好经济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
新的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已成为一门结构科学。
因此, 加强对新型结构性经济理论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转型升级, 势在必行。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 转型升级; 智库应用; 林毅夫; 禀赋结构;1、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1.1、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国经济专家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 提出了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新型结构经济学体系。
该系统主要介绍和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以来的形势, 阐述了中国宏观经济与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些有效促进中国结构性经济发展的改进措施和方法。
随后经济专家将中国式经济结构与全球历史背景相结合, 提出了中国新型结构经济学发展变革的假设,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希望能够帮助中国经济结构体系。
1.2、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非常复杂且体系庞大, 该体系对所有涉及经济结构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而且都可以运用逻辑体系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做出解释。
新结构经济学着重对经济结构相关的问题进行解释, 并且给出一些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对我国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设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为了不断提高我国国民平均收入水平。
所以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是有结构变迁和转型原理决定的。
其次, 在结构经济的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 新结构经济学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基本原理, 这样才能保证转型的速度和效率。
而且在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 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转型, 并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 在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坚持自生能力原理和最优转型速度原理,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转型的速度和效率, 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和贡献新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种重要学派，它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用于解释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
它的应用和贡献可以在不同领域中看到。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在市场分析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
它通过供求曲线的分析，揭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和数量。
这为企业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通过分析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弹性，企业可以制定合适的定价策略，实现利润最大化。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使用边际效用理论，解释了人们对不同商品的需求和消费行为。
通过比较边际效用和价格的关系，可以优化资源的配置，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此外，新古典经济学也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市场的分析和运行机制的理解，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政策建议。
例如，对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可以通过干预来纠正市场的不完善。
而对于正常运行的市场，政府应该保持适度干预，以维护市场的稳定和公平。
另外，新古典经济学还在国际贸易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它通过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和机制。
国家可以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适合的产业和贸易策略，实现国际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互利共赢。
综上所述，新古典经济学在应用和贡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为市场分析、资源配置、经济政策制定和国际贸易等领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解释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
首先，它假设经济中的参与者，如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理性的。
这意味着他们在做出决策时，会充分考虑所有可用的信息，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例如，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会比较不同商品的价格和质量，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满足的组合；生产者在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时，会权衡成本和收益，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有众多的买家和卖家，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能够单独影响市场价格。
每个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同质的，信息也是完全对称的，即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充分了解市场上的价格、质量等信息。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供求关系起着关键作用。
需求曲线表示在不同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商品数量，一般来说，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供给曲线则反映了在不同价格水平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商品数量，价格越高，供给量越大。
当供求相等时，就达到了市场均衡，此时的价格和数量被认为是最优的。
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源的最优配置。
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资源会自动流向能够产生最高效率和最大价值的地方。
比如，如果某个行业的利润率较高，就会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从而增加该行业的产量；反之，如果某个行业利润较低，资源就会流出，产量减少。
这种资源的流动和重新配置，被认为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也并非完美无缺。
它的一些假设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完全成立。
例如，完全理性的假设在实际生活中很难达到，人们的决策往往受到有限的认知能力、情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而且，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也很少存在，市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
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在处理外部性问题上也存在不足。
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对他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
例如，工厂的污染排放对周边居民的健康造成损害，但工厂并没有为此支付成本；而植树造林带来的生态改善，其好处也没有被造林者完全获得。
人大经济学院博士招生人数及名额分布导师信息考博经验复习策略一、人大经济学院博士招生人数及名额分布年份人大内地招生总数（计划数/实际数）经济学院博士招生人数经济学院博士招生方式及人数分布公开招考报名人数报录比2012年900人/873人88人1、普通招考（79人）2、硕博连读（9人）386人5:12013年850人/891人87人1、普通招考（75人）2、硕博连读（12人）430人6:12014年900人/893人89人1、普通招考（76人）2、硕博连读（13人）约440人6:12015年900人/894人87人1、普通招考（75人）2、硕博连读（12人）约445人6:1育明考博陈老师解析：1、人大经济学院共有13个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专业间的报录比相差较大2、每年缺考考生的人数约占报名人数的20%~25%3、根据最新的信息，学院将会逐步增加硕博连读的名额，减少在职定向读博的名额，培养年限方面也会增加到四年。
育明教育针对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考博开设的辅导课程有：考博英语课程班·专业课课程班·视频班·复试保过班·高端协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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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解析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及其启示赵 悦1 王 敏2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背景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构建，需要对国际经济学科领域中相关经济学范式进行分析和借鉴。
本文以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为研究对象，对其概念、转变的影响因素和转变历程进行了分析，同时分析了由此转变而带来的一系列启示，以期为我国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学框架提供有参考意义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转变与启示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8)021-0013-02前言通过对新阶段所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和经验来看，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与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这一点在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显得尤为明显。
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是经过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之后所产生的理论，其脱胎于实践当中，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对现实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和条件，其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也成为了促进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
与此同时，不断革新的哲学思潮也对其发展与转变有一定的影响。
一、古典经济学经济学专业中，古典经济学一般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其最早发迹于十七世纪中期，发展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工业革命的萌芽与兴起促进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国民经济迅速扩张为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条件和相关基础，也产生了对经济学的研究需求。
同时代哲学思潮的不断发展和革新也是古典经济学萌芽后不断革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哲学思潮是古典经济学取得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回溯时，两位对古典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体系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我国的启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一种经济模型，它试图解释不同因素在经
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该模型包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三
个要素。
首先，在资本积累方面，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增加资本存
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我国应该通过加大对资本的投资，特别
是加强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来推动经济发展。
例如，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进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在技术进步方面，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
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而，我国应该致力于加强技术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丰富产品种类，增
加出口收入，从而实现经济全面发展。
最后，在人口增长方面，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人口增长会
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和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生。
因此，政府
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合理人口结构以及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平衡，从
而避免社会经济问题的发生。
综上所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价值。
政府可以加强对资本的投资，支持科技创新，以及引导合理
的人口结构，匹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和开发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稳定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将重点关注两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和开发经济学，并讨论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个体和市场供需关系为基础，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
它提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使得市场资源配置更加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供给需求分析来指导资源配置，提供了有效的决策依据。
这种分析方法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和资源供给的关系，从而合理安排资源、制定政策和实施调控。
例如，通过对某种商品需求弹性的分析，可以确定适当的价格水平，以平衡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机制，激发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的自利行为通过竞争与合作，将个体的利益与整体的发展相结合。
例如，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为政府提供了指导经济政策的基础。
通过分析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变化，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
例如，当市场存在着供需失衡、资源配置不当的情况时，政府可以通过减税、优惠政策等手段来调整市场结构，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二、开发经济学的应用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开发经济学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其核心是通过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经济发展。
开发经济学的应用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开发经济学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推动经济增长。
通过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力素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
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基于开发经济学原理，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制造业、推动城市化进程等措施，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经济学理论演进与中国经济学转型重点在当今全球化和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深入理解经济学理论的演进以及探讨中国经济学的转型重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的学科，其理论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的众多流派，每一次的演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人们对经济现象认识的深化。
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堪称开山之作。
他强调了劳动分工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引导经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一理论在当时工业革命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背景下，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兴起。
它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引入了边际分析等方法，更加注重个体的决策和市场的均衡。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和对市场失灵等问题的忽视。
到了现代，经济学流派众多，如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
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应对经济危机和失业等问题；货币主义则强调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学也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
首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经济学理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过去那种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如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途径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市场机制的研究，完善市场规则，提高市场效率，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作用。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一）早前对林毅夫教授中国还能高速发展二十年、中国经济需靠投资驱动而非消费的观点有所耳闻，昨晚有幸到建南大礼堂听他亲自讲述，发觉他真实的见解并没有网络上流传的那般突兀。
在此简单予以归纳，并加上自己的观点，欢迎批评补充。
昨晚的讲座是围绕上面所说的第一个观点展开的，应该说中国还能高速发展二十年的说法有些太过精简，让读者不禁产生中国经济在现行轨道、现有约束条件下就能持续高速发展二十年的错觉，而他实际上的观点是中国具备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的潜力，论据很简单：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度量仅是美国的21%，生产水平上十分落后，后发优势明显，这个观点我想对中国未来再悲观的学者也不会反对，美国领跑世界经济近百年仍在增长，总不能说连小康都没奔上的中国已经气数全尽，连发展的潜力都没了。
在这里也可以发现，林教授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的观点讲的是仅从目前发展水平考量，比及其他任何约束条件的有没有潜力高速增长，而非其他许多学者讨论的在现有约束下会不会高速增长，而这讨论的问题根本不同，但在论点快速流传的过程中，有没有潜力和会不会一律被简单的能不能取代，造成客体完全不同的两个观点被拉到一起火拼起来。
中国有没有潜力容易说通，但大家更关心的事将现实因素综合在内，中国的潜力会不会被有效地激发出来，很可惜，林毅夫教授从头至尾都没有落到这一层面，作为一个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经济学者，未能从政府信号或动向考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变动的可能，以及这对发挥中国潜力的影响，或者他心知肚明却避而不谈，我只能说真的很可惜。
除了中国经济具备继续发展二十年这一中心论点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支持论点，林毅夫教授的个人立场在这里有鲜明的体现。
在讲座的引言部分，林毅夫教授提到了工业革命带来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他对当时欧洲的另一重大变革绝口不提：资本主义革命，新的制度让旧制度下受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应运而来的法制与民主让工业化进程步上稳定的轨道，如此关键的一环被林教授完全略过。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1一．前言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GDP年均增长9.0％，12年间共增加了2.8倍；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5.4％，12年共增加了5.6倍。
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其中，城市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9％，而农村因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出现超常规增长，12年间年均增长9.9％，比城市高出四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2 ，第17页，94页，148页)。
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
2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虽因具有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对人口的补贴低、海外华侨多、经济较为分权等有利的起始条件而在一时间内取得成效（Balcerowicz, 1994；Woo, 1993;Sachs and Woo, 1994 and 1997; Qian and Xu 1993），但是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是一个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Murphy, Schleifer,and Vishny 1992; Sachs, Woo and Yang 2000)。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国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它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 1990; Blanchard, Dornbusch, Krugman, Layard, and Summers, 1991; Boycko, Shleifer and Vishiny, 1995)。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及其政策意义引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它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出发，研究整个宏观经济系统的运行和稳定性。
本文将探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对经济政策的重要意义。
历史回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全球经济陷入经济大萧条。
曼昆（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的凯恩斯经济学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体长期存在失业和经济不稳定的问题。
然而，凯恩斯经济学的缺点也逐渐显现出来，引发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崛起。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包括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个体理性行为、均衡价格的存在等。
与凯恩斯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模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模型包括一般均衡模型、增长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这些模型通过引入不同的变量和假设，分别研究了市场均衡、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等问题。
•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研究了资源配置和市场清算的问题，通过考虑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行为，分析了市场均衡价格的存在和唯一性。
•增长模型：增长模型主要关注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和机制。
该模型通过引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等变量，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动力。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随机冲击和时间因素，用于研究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的效果。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意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指导。
以下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一些重要意义：1. 政策效果评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可以用来评估特定经济政策的效果，例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
通过模型模拟和分析，可以预测政策的影响，并找到达到特定目标的最佳政策组合。
2. 市场失灵的研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研究了市场失灵的原因和机制，例如外部性、公共产品等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 Limita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Experiments 【作者原题：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实验中的局限】经济研究，2006年10月，96－107页陈平*内容提要“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凯恩斯革命的新浪潮。
他们否认大萧条的基本教训，无视历史的多样性和经济的复杂性。
他们自上而下设计的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导致苏东（前苏联和东欧）经济在过去十余年间的大幅下跌。
中国和苏东转型实验的比较研究，促使我们重新检验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例如均衡学派与非均衡演化学派关于经济波动本质的争论。
转型萧条的惨重代价，使我们加深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误区，例如价格的线性供求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趋同理论。
中国基于学习、创新和分散试验的新经验，将使经济学超越均衡优化的古典规范，去探索非均衡演化的复杂经济学。
关键词：不稳定性，复杂性，非均衡，转型萧条中国理论经济学界最近有一场争论：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应当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
笔者提醒争论双方一个简单的事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定的休克疗法（又称华盛顿共识）在苏东（以下作为“前苏联和东欧”的简称）的推行，付出转型大萧条的惨重代价；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拘泥于任何教条的中国改革取得了平稳转型和飞速增长。
当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不难启发我们：无论是斯大林时代定型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都不足以指导中国当代的改革与发展。
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五四时代的中国。
“全盘西化”（苏俄化或欧美化）也好，宣传启蒙也好，都不能取代中国人独立的经济学研究。
分析消化前人各个学派的有益成果，创新和发展世界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应当提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议程。
本文着重讨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两大流派--均衡学派和非均衡学派--两种世界观之间的主要冲突。
我们用大萧条和转型经济的社会实验来检验西方两大学派的理论基础。
我们希望把传统学派之间的站队之争，改为实践经验与学术流派之间的开放对话，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界能参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变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
通讯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编100871，电子信箱：pchen@。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感谢众多经济学家在多次国际研讨会上的建设性批评，尤其是Joseph Stiglitz，James Galbraith， Hans-Walter Lorenz， Guido Buenstorf， Charles Goodhart, 林毅夫，胡永泰，崔之元，刘昶，史正富，张军，陈志武，李维森，和李华俊等有益的讨论。
感谢中国科学基金会70471078号拨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11工程和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的资助。
一、忽视大萧条的历史教训给苏东转型带来的严重后果西方即使主流经济学中也存在不同的学术流派。
中国目前广泛翻译、介绍、和使用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反映的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一家的观点，极大地淡化甚至忽视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熊彼特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观点。
他们之间的重大争论之一是关于市场经济周期的本质，对此他们持有互相冲突的观点（陈平，2004；Chen,2005）。
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学派认为，由于供求力量的自我修正机制，市场经济是自身稳定的（马歇尔，1964），经济波动主要被外部冲击所驱动（Frisch， 1933）。
相反，非均衡学派认为市场经济的波动像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生命节律是内生的（Schumpeter， 1939）。
创新和科技进步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其经济特征表现为创造性毁灭和技术更替。
在政策上，均衡学派只注意恢复对均衡的短期偏离，而非均衡学派关注的却是中长期的经济波动机制和结构性变化。
就方法论而言，经济科学类似于天体物理，自然实验才是检验理论的主要舞台。
作为现在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自然实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的信念，催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研究了非自愿失业、金融市场的内生不稳定和政府在管理经济的波动与增长上的作用，在经济学上做出了革命性贡献（凯恩斯， 1997）。
可惜，凯恩斯革命只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领域里取得部分突破。
凯恩斯的弟子们受时代方法论局限的影响，在经济理论上并没有实现凯恩斯的梦想：即发展出非均衡经济学的一般理论。
从方法论上来说，均衡经济学抽象掉历史（非线性）和多样化（多均衡）的发展过程，所以较易于做数学模型。
这让新古典经济学在战后很快占领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阵地。
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均衡理论，系统构造了一个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乌托邦。
建立在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和优化行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理论，没有给技术创新和市场不稳定性留下任何的研究空间。
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只有唯一稳定均衡解。
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声称股价总是对的，排除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的涨滞问题，给卢卡斯领导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提供了回潮的机会。
他们在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理论的旗号下，发起了反凯恩斯革命（卢卡斯，2000）。
卢卡斯用简单到违背概率论大数原理的数学模型，干脆否定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制造了一个理性预期的自相矛盾的神话（Chen 2002）。
他声称失业是工人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自愿作出的理性选择，自然无需政府干预。
同时，交易成本理论否认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和多均衡可能。
因为根据科斯定理，最优制度能通过产权的自愿交易建立，与初始条件是否合理（例如财富分配是否差距过大）无关（科斯，1994）。
华盛顿共识的具体政策是反凯恩斯革命在后冷战时代的新浪潮。
它不仅否认了社会主义实验的重大成就，也否定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经验。
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经验科学，而不是哲学或神学的分支，那么我们的问题是：经济理论的真伪能否通过政策实验来检测？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型经济，为检验各派经济理论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机遇。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或者休克疗法，其理论基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讲授的均衡理论 (Williamson, 1990; Sachs, 2005)。
按照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苏东的物质、科技和人力资源比中国丰富得多，不难推测苏东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中国快得多。
中国有着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保守文化、和集权历史的沉重负担。
到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投资者仍然对中国望而却步。
然而十余年的休克疗法之后，苏东经济出乎意料地大幅下滑。
规模空前的转型实验在苏东与中国之间出现的巨大差异令人震惊，再次引发了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质疑（World Bank, 2002）。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90年代的转型经济有几个特点与大萧条时期有所不同。
首先，转型之前和转型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天灾、或国际经济危机。
其次，转型过程中经济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也并非以股票市场的崩溃或银行危机为前导。
第三，苏东与中国的不同经济表现主要源于它们的经济政策；前者以自由化加私有化政策为主导（Sachs, 1994; Williamson, 1990），后者以分散试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发展为特点（林毅夫, 蔡昉，李周，1999； Chen, 1993）。
相比之下，大萧条期间各国的政策没有明确一致的理论指导。
这些特点使我们对转型实验的分析远比大萧条简单明晰。
下面我们先观察数据和案例。
为了避免不同统计标准造成的争议，本文讨论的数据，采用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按国际标准校正过的统计资料。
与国内的统计数据比较，本文对中国经济的估计应当是保守而非高估的。
世界各地区在不同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参见表1。
表 1. 以10年为间隔的GDP平均增长率 (%)---------------------------------------------------------------------------年代 1970s 1980s 1990s---------------------------------------------------------------------------东亚 4.5 4.4 2.8东欧 4.8 2.4 -4.4 (绝对下降幅度为46%)西欧 2.7 1.9 1.6北美 3.3 3.0 2.8南美 5.2 1.2 2.9世界 3.6 2.7 2.1日本 4.2 3.6 1.2德国 2.6 1.7 1.6中国 4.7 8.8 9.4越南 -0.1 5.0 6.9波兰 6.1 0.9 3.2匈牙利 4.7 1.5 0.3苏联 4.6 2.6俄罗斯 -4.8乌克兰 -8.9--------------------------------------------------------------------------数据来源: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我们看到：第一，在20世纪70－80年代，尽管发达国家，苏东经济增长都明显放缓，但苏东增长速度仍然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文革时期的中国稍逊东欧，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动力主要来自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危机。
第二，80－90年代苏东和中国越南间的增长态势互易，苏东是转型萧条，中国和越南则是持续增长。
中国在过去20年间的增长率为全球之冠。
二、大萧条和转型萧条的有关数据大萧条和转型萧条中的主要事实参见表2和表3。
我们看到转型萧条的破坏程度和持续时间比大萧条更严重。
波兰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提法“大大萧条（The Greater Depression）”来描写苏东的经济衰退（Kolodko， 2000）。
萧条的严重性可用主要经济指标从波峰到波谷的下跌幅度来测量，恢复期界定为恢复到上次波峰水平的年份。
不同时期采用的不同指标主要取决于当时能利用的统计资料。
表 2. 大萧条 (1929-1942)期间工业生产的下跌幅度和时间长度 ―――――――――――――――――――――――――――――――――――――-国家 下跌幅度 (%) 高峰-低谷日期 恢复年度 延续时间--------------------------------------------------------------------------美国 46.8 1929.3-1933.2 1942 14年英国 16.2 1930.1-1932.4法国 31.3 1930.2-1932.3德国 41.8 1928.1-1932.3加拿大 42.4 1929.2-1933.2意大利 33.0 1929.3-1933.1波兰 46.6 1929.1-1933.2捷克斯洛伐克 40.4 1929.4-1933.2日本 8.5 1930.1-1932.3----------------------------------------------------------------------------------资料来源: “Great Depression,”（Romer, 2004).表 3. 转型萧条期间真实GDP的下跌幅度与时间长度 ------------------------------------------------------------------------------- 高峰期 低谷期 恢复期 时间长度 (年) 下降幅度 (%) ------------------------------------------------------------------------------- 德国（统一） 1992 1993 1994 1 -1.1(1993年、2003年两次小衰退，下降 –1.1%)[注：东德（地区）在东、西德统一后的1991年经济下降了大约30％，1992年东德的GDP仅占全德的7％。
